国际关系从冷战走向冷战后

一、国际关系从冷战走向冷战后

（一）雅尔塔体系的终结

第一次柏林危机。1948年上半年美国加紧推行分裂德国的政策，准备组建西德政府，并于6月18日宣布在西占区实行币制改革，迈出了分裂德国的关键一步。苏联随即全面封锁西占区和柏林西管区之间的水陆交通，并宣布在苏占区与大柏林区发行新货币。国际局势顿时紧张起来，形成战后第一次美苏冷战高潮——柏林危机。

为了应付柏林西管区被围困的危急形势，美国一方面架起“空中桥梁”，为占领军和250万西柏林市民大规模空运所需物资。到1949年春，平均每天空运8千吨粮食和燃料。共空运生活资料140余万吨。危机期间共飞行195万架次，空运量达250万吨，空运费高达25亿美元。另一方面对苏联进行武力威慑，几个大队可运载核武器的B—29重型轰炸机飞赴德国的西占区和英国，在英国首次建立了美国战略空军基地，并且日益强化对苏占区所缺的钢、煤、电力等的反封锁，加紧冷战宣传，制造紧张气氛，加快分裂德国的步伐，乘机于1949年4月建立西方政治军事集团——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第一次柏林危机持续了近1年。其间西方国家把柏林事件提交安理会，几经辩论，6个非常任理事国提出接近美国观点的提案，被苏联否决。柏林问题陷入僵持局面。由于各方面都不愿冒大规模战争的风险，遂于1949年5月达成协议：双方于5月12日取消一切封锁。

柏林危机产生了严重后果。大柏林正式分裂为两个城市，东、西柏林各有独立的立法、行政系统和货币制度，德国亦分裂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两个德国分别加入了北约组织与华约组织，东西方分裂进一步加深。

第二次柏林危机亦称柏林墙事件。1958年10月27日民主德国领导人宣布，西方大国无权再呆在西柏林。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随后扬言要以“外科手术”“割掉西柏林这个毒瘤”。苏联政府照会美、英、法三国政府，要求结束对西柏林的占领，使西柏林变成非军事化的自由市，并限定西方在6个月内接受其建议，否则苏联将和民主德国单独签订和约，移交对西柏林通道的管制权。这遭到西方大国的拒绝。它们认为这是最后通牒，有可能引起核战争。柏林问题再次酿成危机。后经1959年美苏首脑戴维营会谈，柏林危机遂告缓解。

1961年肯尼迪就任美国总统后，赫鲁晓夫利用其立足未稳以及入侵古巴遭到惨败之机，故伎重演，于6月再次提出西方年底前从西柏林撤军的6个月期限，肯尼迪坚决予以拒绝。于是，赫鲁晓夫宣布暂停军队复员，增加军费1／3，并大搞核讹诈，扬言如果爆发核战争，肯尼迪将是美国最后一任总统。只要6颗氢弹就可以把英国消灭，9颗氢弹就可以灭亡法国。肯尼迪也毫不示弱，宣布追加325亿美元国防预算，征召部分后备役人员和国民警卫队，购置新武器，扩大民防计划。双方剑拔弩张，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第二次柏林危机达到高潮。

随着柏林局势日趋紧张，人们从民主德国涌入西柏林，仅8月11—12日一昼夜间就达2500人，这引起民主德国的严重恐慌。

8月13日凌晨，在苏联和华约各国的支持下，民主德国军警用铁丝网把西柏林团团围住。当天是盛夏的一个周日，肯尼迪正在游艇上逍遥自在，不少柏林市民外出度假。到8月17日建成高42米、全长约170公里的水泥墙，这就是著名的“柏林墙”。在民主德国一侧辟有禁区，设立哨卡，筑有瞭望塔，壁垒森严。柏林墙使东、西柏林完全隔绝，也使西柏林与民主德国其他地区的往来完全处于9个过境站的控制之下。

西方对此提出强烈抗议。肯尼迪为表示保卫西柏林的决心，派遣副总统约翰逊访问西柏林，命令由1500名全副武装的军人组成的装甲车队穿越民主德国检查站开进西柏林。美国警告说，任何对西柏林交通线的干涉都构成侵略行为，苏联政府必须对此负完全责任。美国用卡车撞毁部分柏林墙。双方分别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西方军队还在西柏林大街上演习，双方的坦克仅隔一条街在东、西柏林的交界两侧炮口对炮口地进行军事对峙。接着苏美竞相恢复核试验，相互进行核威胁和核讹诈。顿时，欧洲和全世界的上空都布满着大规模战争的阴云。

然而，柏林墙既不影响西方对柏林的占领制度，也未限制其自由出入西柏林，更不威胁到西柏林的政治制度和安全，并不存在战争的理由。西方只停留在提出抗议和显示实力上，双方经过一段时间的秘密接触，终于同意暂时冻结德国和西柏林问题。西方默认了柏林墙的存在，赫鲁晓夫再次收回了最后通牒。柏林危机再次缓解。柏林墙是冷战的主要标志物之一，共存在28年零3个月之久，于1989年11月10日开始拆除，绘有绚丽图案的柏林墙砖成为人们有历史意义的收藏品。

古巴导弹危机是20世纪60年代初苏美在加勒比海地区的一场激烈的“核豪赌”，将世界推到了核战争的边缘。当时苏美战略核力量对比如表2-1所示。

表2-1　20世纪60年代初苏美战略核力量对比

1962年5月，赫鲁晓夫在访问保加利亚时突发奇想，“想到了在古巴装置核弹头导弹的主意”，这样既可以弥补苏联当时在战略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方面的劣势，还能迫使美国在西柏林和土耳其等问题上作出让步。7月初，苏联与古巴达成协议：首先，苏联向古巴提供短程地对空萨姆导弹和米格—21型战斗机等防御性武器，待其部署好之后，再运送中程弹道导弹和能够运载核弹的伊尔—28型中程轰炸机等进攻性武器。协议迅即予以实施，运往古巴的可携带核弹头的SS—4和SS—5中程导弹达42枚之多，4万余名苏联军事和技术人员抵达古巴。于是，赫鲁晓夫挑起了一场核赌博，冒险下了大赌注。

美国情报机构很快就获得了消息，并立即报告肯尼迪总统。9月4日，肯尼迪向苏联政府发出了警告，但苏联政府却一再断然否认在古巴设置进攻性武器。直至10月16日赫鲁晓夫在接见美新任驻苏大使时还说，苏联在古巴新设一“捕鱼基地”。肯尼迪下令增加U—2高空侦察机在古巴上空的飞行，美国政府很快获得了苏联在古巴修建中程导弹、伊尔—28型中程轰炸机基地的大量清晰照片。

10月16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举行秘密会议，商讨对策。会议期间又得到军方的补充报告，至少发现16枚，也可能是32枚射程超过1000英里的导弹，如果这些导弹击中美国的一些城市，估计会死亡8000万人。

执委会经过4天反复研究、磋商，共提出6种危机决策方案供肯尼迪选择：（1）不采取任何行动；（2）对苏联施加外交压力并提出警告；（3）同古巴领导人秘密接触，对古、苏分而治之；（4）通过封锁，增强空中监视，再加外交压力，采取间接的军事行动；（5）空中袭击；（6）入侵古巴。10月20日，肯尼迪经过评估，最终选择了封锁。

10月22日晚，肯尼迪向全国和全世界发表电视讲话，披露了苏联正在古巴修建一个进攻性核导弹体系的惊人秘密，要求苏联在联合国监督下尽快撤出进攻性武器，并宣布美国海军对古巴进行封锁。肯尼迪下令驻世界各地的美军进入最高戒备状态，导弹部队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50%的战略轰炸机满载着核武器在空中盘旋，核潜艇进入作战阵地，强大的登陆部队集结于佛罗里达州及邻近各州，时刻准备参战。美国掌握的确凿情报和迅速行动大大出乎赫鲁晓夫的意料。23日塔斯社发表声明指责美国的行动是“海盗行为”。赫鲁晓夫在致肯尼迪的信中也指责美国以封锁来对苏联进行威胁，正在把人类推向一场核战争的深渊。他同时下令苏军实行“战争动员”，华约和古巴的军队也作好了战争准备。古巴导弹危机由此爆发，美苏处于核战争边缘。

10月24日上午9时，封锁生效。美国海军在古巴以东300公里的海面上设置了一个巨大的弧形警戒圈，180艘军舰在68个空军中队和8艘航空母舰的护卫下，开始拦截和搜索驶往古巴的船只。10时半前后，驶往古巴的20艘苏联船只在接近封锁圈处全部停航或返航。但是，美国侦察机发现古巴的导弹基地工程却在加紧施工。显然，苏联力图赶在美国采取下一步行动之前完工，以增加与美国讨价还价的资本。肯尼迪发现赫鲁晓夫在面临摊牌时已示弱退却，那么继续使用军事讹诈手段将是唯一可行的办法。肯尼迪命令国务院准备一项应急计划，以备在入侵和占领古巴后建立一个文官政府，并扬言要空袭古巴的导弹基地。从10月24日到26日，局势日趋严重。总统之弟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私下向苏驻美大使多勃雷宁透露，总统至多只能再克制2天了。

危机终于出现转机。10月26日下午1时半，苏联参赞放出了“试探气球”，在间接获得美国官方首肯后，当晚6时，肯尼迪接到赫鲁晓夫一封冗长的亲笔信，由于时间过于紧迫，该信破例由苏联外交部直接送到美国大使馆，最后一页也未盖章。赫鲁晓夫在信中表示愿撤出在古巴的进攻性武器，交换条件是美国撤销封锁和保证不入侵古巴。但他在27日致肯尼迪的信中又附加了一个条件，即美国还应从土耳其撤走进攻性导弹。当天另一突发事件是古巴地对空导弹击落一架U—2飞机，飞行员死亡。肯尼迪决定避开27日的正式文件，直接就26日的私函作出了肯定的答复。这就是著名的“肯尼迪对策”。与此同时，罗伯特·肯尼迪私下告诉多勃雷宁，肯尼迪总统早就想从土耳其和意大利撤走这些导弹，这次危机一结束，这些导弹即将拆除。不过此项承诺不能公开，不能作为“交易”的一部分。但是，肯尼迪总统明确表示，如果29日美国得不到苏联的正式答复，美军将全面入侵古巴。28日，赫鲁晓夫同意“被美国称之为进攻性的武器将予拆除、装箱并运回苏联”，11月21日又同意在30天内撤走伊尔—28轰炸机，肯尼迪宣布结束封锁，接着苏联也解除了军队动员令。至此，震惊世界的古巴导弹危机才告结束。1964年苏共中央全会认为赫鲁晓夫“犯有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的错误，解除其一切领导职务。

从上述案例可以看出，美苏争霸的两极格局是世界动乱与危险的主要根源，美苏的冷战是逆世界历史潮流而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国际关系的重大变革作用，从根本上体现了世界追求和平与发展、向多极化发展的本质要求。历史潮流浩浩荡荡，无可阻挡。独立自主浪潮在世界范围内汹涌澎湃，冲垮了东西方两大阵营，发展中国家兴起并登上世界历史舞台，要求变革，要求和平与发展，世界各大基本力量的实力对比加速变化，这主要表现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实力相对衰落，日本和西欧的重新崛起，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及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出现在国际舞台上，越来越多的国家或国家集团日益壮大，奉行独立自主的政策，在不同程度上成为影响国际事务的角色。于是，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世界开始出现较为明显的多极化发展趋势，两极对峙格局的基石发生动摇。早在1970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就明确提出世界上已经出现美国、西欧、苏联、日本、中国五大力量中心之说，并认为“这五大力量将决定世界在本世纪最后1／3时间里的前途”。但是，当时的日本、西欧、中国等新的力量中心还在形成之中，尚未能打破原有的两极均势，世界格局还处在渐变或量变的阶段。进入80年代后期，世界力量重组加速进行，美、日、欧在经济上的三足鼎立之势基本形成，苏联出现了明显的颓势，而中国因改革开放而加速发展，决定世界战略形势的几大战略力量并存、相互作用的基本结构和形态开始形成，世界格局的大转换终于到来。

1989年东欧剧变与1990年德国统一，意味着由雅尔塔体系划定的苏联势力范围最终消失，冷战的焦点也随之化为乌有。1991年苏联的解体更具有典型意义和象征意义，它标志着两极格局的最终瓦解。至此，雅尔塔体系寿终正寝。

国际体系的嬗变孕育了近半个世纪，导致这种历史巨变的深层次原因是世界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世界生产力是国际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国际政治结构是世界生产力的表现，必须与之相适应，并随其发展而变化。在科技不断创新的条件下，世界生产力的加速发展是一个客观规律。当代世界生产力空前发展的主要后果之一是造就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扩大了国际范围内资源配置的范围、深度和合理性，为世界各国编织了一张相互依存的网。国际经济各个领域的发展趋势及其机制把各国经济连结成密切联动的有机整体，经济协调和国际合作成为推动世界生产力发展、获得国家利益的主导方式。世界生产力所引发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对国际政治结构的质的规定性是整体性、有序性、协调性和合作性。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美苏冷战的两极格局不仅在政治上割裂了世界，而且在经济上割裂了世界。它的基本特征是分裂—冷战—对抗，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全面分割了国际社会，破坏了国际社会在多样性基础上的整体性发展，极大地阻断了各种资源的国际配置和跨国流动，严重地妨碍了国际经济及相关国家经济的发展，从而成为当代世界生产力发展的巨大障碍。

在近半个世纪中，当代国际条件深刻变化所包含的变革及其意义，长期被两极格局所抑制。但是，任何力量都不能长久地阻挡世界生产力。它在不断地积聚能量，力图冲破两极结构的束缚。这种能量释放的政治方式是独特的。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由于醉心于调动全部资源用于争夺世界政治与军事霸权而迅速由兴转衰，其他的大国把握住历史机遇，重振世界大国的雄风，日益突破两极框架，向多极化的方向猛进。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开始形成强大的动力，两极格局终结，开创了走向多极化的国际政治新结构，这是国际政治结构发生相应变革的历史必然性，也是雅尔塔体系无可逃遁的历史命运。

（二）多极化形成时期的国际关系

对国际关系体系进行层次分析可以发现，全球层次处于关键位置。全球层次的中心结构是世界格局，即世界主要国家、国家集团之间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国际核心结构和战略态势，它建立在利益和力量对比的基础之上。由于力量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力量及其对比总是处于变动中，当这种量变达到临界点，世界格局赖以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结构状态就会遭到破坏，格局势必发生序列易位和要素重组，直至形成新的格局。

苏联作为一个超级大国的解体和消失导致两极格局瓦解之后，全球中心结构就进入“序列易位和要素重组”的阶段，萌发于两极格局时期的多极化因素加速发展，世界主要国家（集团）抓住这一历史性时机以及经济全球化提供的广阔的发展舞台，制定战略，调整相互关系，努力塑造有利于自身的世界格局。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它们的结构调整与改革正处于重大的整合期，它们的战略取向和相互关系远未基本定位，它们的力量变化与发展空间具有很大的可塑性和不确定性，一切处于迅速变动之中，尚不能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结构，因此，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前期，大体上是世界格局从两极走向多极的过渡时期。

存在这样一个漫长的过渡时期，难以为人们所理解。人们往往有一种误解，把处于变动之中的某一特定历史时刻的力量对比状态，混同于世界格局所应具有的稳定的结构。实际上，格局的转换都需要时间，只是长短不同而已。再说这次世界格局的大变动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发生的，其涉及面之广，变化之深刻，影响之久远，是历史上任何一次变迁所望尘莫及的。因此，新的世界格局的形成需要相对来说较长的时间。

按照历史经验，一个世界格局的终结，就意味着另一个世界格局的诞生，如维也纳格局取代威斯特伐利亚格局，凡尔赛格局先是代替维也纳格局，后又让位于美苏两极格局。回顾世界格局演变史，大规模战争成为世界格局转换的重要标志，上述世界格局的转换就是通过拿破仑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而完成的。战争在摧毁旧格局的同时，迅速建立起新格局，因为新格局是战争结果的展示，是武力对战胜国与战败国关系及利益的断然分割。然而，这并非是世界格局发展的普遍规律，目前正在进行中的世界格局的转换，与战争没有必然的联系，而是以和平的方式实现的，即以两极格局中的一个超级大国自行解体为启端，没有战争硝烟，没有法律意义上的战胜国与战败国之分，也没有重大的旨在确定大国地位、重划势力范围和设计世界政治新蓝图的国际会议及协议，一切在未定之天。和平方式与战争方式的根本区别在于，它不是用武力实现世界格局的“瞬间”更替和突变，它是一种渐进或缓进的方式，避免了战争灾难，却大大延长了世界格局转换的时间。由于这一转换是渐进的，不确定、不可测因素很多，规律性现象时隐时现，一切均难以迅速把握，世界大国以及潜在的世界大国需要足够的时间，对世界形势的重大转折及走向作出判断，进行战略与政策的重大调整。况且，这次和平转换恰逢经济全球化引发国际社会大变动、大机遇，变数众多，一切都难以在短时间内定型，一个较为漫长的格局过渡期是不可避免的。

冷战后时期，正在形成中的多极结构，一般而言，是由美国、俄罗斯、中国、日本、欧盟等力量构成的。它在本质上既区别于两极格局，也区别于历史上势均力敌的列强争霸的多极格局。世界格局中变革性力量、和平力量的兴起，将极大地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进程，尽管在未来一段较长的时期中，美国独大所造成的多极的不均衡性依然存在，如有的学者所说的“一超多强”，但总体上趋向于相对均衡并相互制约。当代世界格局的多极化，是特定历史条件下世界权力的分散化和民主化。在世界范围内冲突与对抗亦趋于分散化、局部化。多极化结束了国际政治、军事大分裂，全球层次的政治稳定与和平局面得到了保证。这是经济全球化的基本政治保障。多极化也结束了国际经济的大分裂，结束了所谓两个世界市场平行的格局，越来越多的国家走上市场经济的道路，投身于经济全球化大潮之中。这正体现了当代世界生产力对于全球范围内和平与发展的内在要求。

但是不可否认，冷战思维与冷战遗风、权力政治、集团政治等历史惰性，以及新的全球结构中的冲突因素仍将长期存在。这意味着我们面临着新旧交织的时期。尤其是考虑到世界性民族国家体制作为国际关系的基础，在可预计的将来不会动摇，国家利益的碰撞、冲突仍是不可避免的。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国际社会两种状况并存：有序与无序、理性与疯狂、稳定与动荡、和平与战争、合作与对抗……旧时的一切仍会呈现在我们的眼前，这将是21世纪国际社会的基本现实，但是未来的主导趋势是走向协调、合作、管理、较为有序与制度化，世界将会加速整体性发展趋势。世界政府是不可取的，建立在越来越多国家利益共性基础上的国际关系新体系将是积极有效的。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把握国际关系发展的历史大趋势，是十分有意义的。

冷战后国际形势的转折和演进，新的全球政治结构的构筑，比人们预料的要深刻得多，其最显著的标志是美、俄、中、日、欧（盟）世界五大力量的战略与相互关系的调整趋势。

冷战后，美国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之机，抢先进行产业结构调整，高科技领先，经济曾持续发展，新经济实力首先和直接转化为新军事力量，军事力量率先信息化与高效化，在世界上反复运用软、硬权力，大力构筑全球安全体系，强化在西方的领导地位，极力维护其霸权地位，科索沃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是其典型的表现。美国霸权的一时之得势，并不能改变世界大势。战争并不表明“冷战后多极化进程加速发展”的战略判断有误或已经需要改变。它只说明世界格局的多极化进程是一个复杂与曲折的进程，多极化格局的最终形成将是漫长的，单极的强烈反弹正说明多极化是历史大趋势。世界大势仍然是一个主题不变：和平与发展；两个趋势不变：经济全球化与多极化。

美国力图在冷战后尤其是21世纪建立单极霸权，但是，美国建立霸权的主要途径并不是准备打大规模的世界战争，而是运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先发优势等，确立经济霸权，进而推进军事、政治和文化霸权，其中包括主要对中小国家进行信息化的高科技战争，来达到霸权的目标。最典型的非小布什政府莫属。它推行一项以显示单边主义、军事实力及先发制人的战争为特征的“新帝国战略”，强硬专横，咄咄逼人，漠视国际公法，违背国际公理，践踏国际制度，置安理会于不顾。美国超级霸权登上了传统国际政治的巅峰，因而美国极力阻挡向多极格局的和平过渡，以单极化对多极化，尽力构建单极格局。美国确信，绝对优势实力才能确保绝对安全，才能封杀任何被认为有不良企图的崛起大国。可是，美国的雄心与实力构成了一对难以调和的矛盾，美国的霸权与国际关系民主化构成了另一对难以解开的矛盾。布热津斯基说得十分透彻，美国因缺乏公认的合法性而成不了世界警察，因缺乏偿债能力而成不了世界银行家，因自身不清白而成不了全球道德家。他在《大棋局》一书中声称，从长远看，全球政治注定会变得与一国独掌霸权力量的状况越来越不相协调。美国不仅是第一个超级大国，而且很可能也是最后一个。到2020年美国GDP在全球的份额可能降至10%—15%，而欧洲、中国和日本等地区与大国的份额将上升到与美国差不多的水平。全球经济不再可能由某个单一实体所主宰，就像20世纪美国曾做到的那样。这显然将会产生深远的军事和政治影响。他指出，民意调查表明，只有一小部分美国人（13%）赞成“美国作为剩下的唯一超级大国在解决国际问题方面继续担任一个举足轻重的世界领袖”。压倒多数的美国人（74%）都赞同“美国在与其他国家一道解决国际问题的努力中做自己公平的一份”。此外，全球化对美国社会凝聚力既有促进作用，也有减弱作用。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廉价商品、投资、毒品及跨国犯罪，使美国社会更加多元化，更加崇尚享乐主义和腐败堕落，难以激发为高代价、高风险的世界霸权所必需的国内政治共识，在信息化时代，任何国际干预造成的低水平伤亡，都会在美国国内引起强烈的反对。美国在将国家资源转化为全球战略力量时会遇到一定的困难。况且，美国的下行趋势已是不争的事实。

美国哈佛大学的约瑟夫·奈教授认为，军事事务的权力分配是单极的，但在经济事务和跨国事务的权力分配上，使用单极化、霸权等传统术语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小布什政府全球战略的失败有其历史必然性，美国在国内外陷入困境。与此同时，欧盟深化一体化，力图提升其在全球事务中的独立性和影响力，以“极化”战略来寻求全球主导空间，要成为“全球性欧洲”。日本与其向世界大国冲刺的愿望相反，似乎日渐淡出世界中心舞台和边缘化。俄罗斯以“大国复兴”的雄心，重振大国雄风，在国际舞台上强势复出。中国和平崛起的势头锐不可当，国际地位及作用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弗朗西斯·福山断言，今天主导世界的现实是多极体系的兴起。美国追求单极格局失败表明，世界战略按照历史的逻辑，趋向相对平衡，向合作与和谐主导型的多极化方向演进。

从本质上来看，整个过渡时期内的核心问题是，美国追逐单极霸权，多强予以制衡并要求合作与平等，两者将会形成激烈的竞争。形势发展并不以美国意志为转移，美国集中力量维护“一代人”的领导地位，充分说明它对未来世界格局的走向也没有完全的把握，倒是对多极化有一定的思想与心理准备，到那时美国面对现实，有可能重新审视其全球战略。

从目前来看，大国间初步建立的伙伴关系，反映了21世纪大国关系的合理框架、正确导向和未来趋势。大国伙伴关系的趋势性特点主要是：（1）它的基础只能是日益扩大的共同的国家利益，即大国在全球、区域或双边层次上国家利益的交叉和汇合点。但是，互利是以条件为转移的，共同利益具有不稳定性，利益分配不均也会造成利益冲突。（2）它的起点高。大国赋予彼此间的伙伴关系以“战略”两字，意味着应以战略眼光和长远观点来审视和处理相互关系，不囿于一时一事的得失，力求建立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机制。这就要求克服目前尚存的短视行为和意识形态的偏执。（3）它在本质上要求非敌性。无论是相互之间，还是对其他国家，都不敌对，即不针对第三国、不结盟、不对抗。大国伙伴关系的不结盟性质，是大国关系史上旷古未有的新鲜事物，具有21世纪的时代特征，它与大国关系的历史与现状有着强烈的反差，更多地预示着方向、趋势和未来。（4）它的目标是在战略高度上建立平等、全方位、多层次、多样化的合作关系新模式，在合作框架内本着相互尊重、相互谅解、平等协商、求同存异、循序渐进的原则，妥善处理彼此间的一切问题，包括分歧与争端，一般不会失控，这是一种总体上和发展趋势上保持协调、合作与稳定的大国关系架构。（5）它具有涵盖面大、运作性强的沟通、对话、磋商与管理的有效机制（特别是在高层），以确保关系的稳定性。（6）它具有合作与制约、协调与竞争、朋友与对手的两面性和复杂性。（7）它具有连锁互动的特性，冷战后大国利益互相交汇、互相牵制，已形成密切联动的大国关系网络，任何两方关系的变动，都会涉及其他大国的切身利益，有关大国也会作出反应，以维持多边协调和平衡的总体格局。

总之，到21世纪中期，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世界各大国的力量基本定位，其他强国的力量有可能接近美国，它们之间的力量对比从目前的严重失衡逐步趋向相对均衡，它们之间的关系也将随之而不断调整，并基本定位，在全球层次上至少会形成美、中、俄、日、欧（以德为代表）五极，在区域层次上还会出现以印度、巴西、南非为代表的次力量中心，其他世界大国（集团）会“帮助”美国丢弃单极霸权的幻想，正视现实，回到现实中来，届时，它们将在此基础上构筑相对稳定有序的多极化世界格局。

在这多极化时期，国际关系还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这些特点主要如下。

1.以高科技、经济为主的综合国力竞赛取代单纯的军备竞赛，成为国家特别是大国较量的主要形式。国际力量对比继续朝着有利于多极化的方向发展。20世纪90年代前后，西方七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约占世界经济总量的62%，而新兴大国群体（中、俄、印、巴西、墨西哥、南非）的比重还不到8%。到2006年西方七国的比重下降了3个百分点，新兴六国的比重则升至14%。

2.战争的危险由全局向局部转移，即全球层次的缓和与地区层次的动乱并存。

冷战时期的地区热点有的已经消失，有的如巴勒斯坦问题并未如耶路撒冷冰墙一样融化消失。这是非常具有象征性的一幕：美国艺术家奇胡利出于创作“沙漠中之坚冰”的艺术冲动，于1999年10月在耶路撒冷老城墙外靠近雅法门的空地上，用24块采自北极的巨冰，砌成长20米、高6米、厚近2米的冰墙。冰墙纯洁无瑕，晶莹剔透，夜晚在灯光的照耀下，色彩斑斓，坚冰一点点融化，水顺着地势流到老城墙外的灌木丛中，滋润着干旱之年干渴的树林和花草。奇胡利说，在人类伸展双臂拥抱新世纪之际，他希望作为犹太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共认圣城的耶路撒冷的紧张气氛和阿以间的矛盾冲突，都将像这冰墙一样融化消失，使圣城成为和睦共处的“和平之城”。

冷战后，新的地区热点层出不穷，呈现更多的局部不稳定性，冲突源多样化，既包括民族主义的高涨，内战的多边化与国际化，也包括对资源、边界、领土、水道等的争夺，冲突十分频繁。

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发动的高科技战争。它区别以往战争的特点是：（1）战争的政治化。虽然战争直接针对某个中小国家，但美国不以攻城略地为目的，战争完全出于大战略的需要，为美国全球霸权服务。因此，政治渗透于战争全过程，政治对战争行为进行有效控制，美国总统等高层政治领导人不仅进行战略决策，而且常常直接决定、过问，甚至参与战术制定和战斗指挥，例如决定兵器选择、攻击目标的确定、进展的速度、规模的大小等，以便及时根据政治需要实施或调整军事行动，严格控制战争的规模、烈度和目的。（2）战争的突发性和临时性。过去往往有较长时间的预谋和准备，现在美国拥有各种高技术武器和装备，能有效而及时地远距离投放兵力，实施战争行动都具有突然性，在确定战争的目的、目标、手段、地点、规模和烈度等方面，具有很大的临时性，以适应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国家利益的灵活要求。（3）战争持续时间大大缩短，例如1986年4月15日美国对利比亚发动了代号为“黄金峡谷”的军事报复行动，大规模猛烈轰炸仅持续了短短的12分钟。1991年1月17日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发动海湾战争，仅42天就全面打败伊拉克。1999年3月24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组织对南联盟发动的科索沃战争也只打了78天。从2003年3月20日美国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到5月1日布什总统宣布伊拉克战争结束，也不过43天。究其原因，主要是军事工具的革命性变革大大加快了战争破坏、战争决策和指挥、调动、联络、行动的速度。夜战能力迅速提高，充分利用了战争时间，大大缩短了战争的绝对时间。此外，战争时间的准确性和军事价值明显提高，尤其是在战争初期。时间的允许误差由日、时、刻缩短为分、秒、微秒；战争的消耗成倍增加，导致战争的持续能力大为减弱；战争目的的单一性加速了战争进程，最短的连传统意义上的战争分期也不复存在；为了在国际和国内舆论作出强烈反应、某些国家实施干预措施之前达到战争目的、结束战争，也需要尽可能缩短战争时间。（4）以大规模空袭为主，甚至完全依靠空袭取胜。在海湾战争中，以美军为首的多国部队进行了1个多月的连续轰炸，地面战争仅仅打了短短的100小时，而科索沃战争则完全是轰炸。这是由于美国握有绝对的空中优势，我打得到你，你打不到我，灵活机动，进退自如，可以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地面战必然引起的人员伤亡，会在美国国内引起强烈反响，形成巨大的阻力。美国在科索沃战争中达到了“零伤亡”。（5）作战手段的高技术性。高技术性表现为射程远、高速度、高精度的各类新型武器、装备相继投入使用，典型的如美国的隐身技术、舰射巡航导弹、“战略防御计划”技术、空间系统技术、软技术武器和灵巧武器技术等。在科索沃战争中就使用了激光制导的导弹、集束炸弹、贫铀炸弹、巡航导弹和石墨炸弹等最先进的高科技武器。高技术性还表现在陆、海、空、天（太空）一体化的作战方式，电子战的作战方式，以及卫星、飞机、导弹相配合的作战方式，还有现代化的3C—I系统（Command，Communication，Control intelligence），该系统主要包括侦察监视系统、通信导航系统和指挥控制系统。它能保证整个作战的有序性、准确性、灵敏性和连续性，真正做到“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6）美国总是以维护正义与法理、维护人权、反对种族灭绝与实施人道主义救援为口实，以国际社会的名义进行这些战争，并力争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

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以及伊拉克战争是有史以来技术含量最高的现代化局部战争。战争的持续时间虽短，但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十分深远。它不仅预示了美国维持21世纪全球霸权的决心与手段，而且预示了未来战争的模式、特点和规律，促使世界各国对信息时代战争进行许多新思考。

3.在缓和成为国际形势发展的主要趋势的情况下，和平与发展发生重大转移，大规模战争乃至世界大战的危险，至少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不复存在，这为发展创造了基本前提和现实可能，发展问题一跃而成为全球范围内的头号课题、世界的最强音。经济被提升到战略高度，在国际关系中的决定作用表现得更直接、更强有力，越来越成为国际关系中首要的、关键的因素，成为国际合作、竞争与冲突的核心。经济利益和经济关系取代军事对抗和政治关系作为国际关系的主轴，经济角逐将塑造“经济第一”的21世纪。

目前，围绕着全球金融危机，以及可能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世界各国正在开展自救和互救，为克服危机这一共同目标而协调、合作，作出各自及共同的努力。总之，经济全球化进程正在加速，无疑它将重新整合国家间关系，加强它们的相互依存，强化国际社会的制度建设，增强其有序性，给国际关系带来深远的影响。

4综合安全取代单纯的军事安全成为21世纪主流的安全概念。尽管在可预见的将来，军事安全仍是国家安全的第一要素，而且在信息时代要确保军事安全变得越来越严峻，但是，世界各国发现只关注安全的军事层面已远远不够了，安全还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能源、资源、信息、环境、生态等多种因素。在相互依存日益发展的条件下，维护国家安全必须以综合国力为基础，以军事实力为后盾，充分利用国际合作与国际制度，获得综合保障。

当今世界需要建立适应时代要求的新安全观，探索维护和平与安全的新途径。新安全观的核心应该是互信、互利、平等、合作。《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安理会的机制、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维护国际安全的政治基础；互利合作、共同发展是维护国际安全的经济保障；平等对话、充分协商与和平谈判，是维护国际安全的正确途径。

5多种文明的复兴、并存、竞争与融合。21世纪和平与发展、经济全球化与多极化、全球治理都需要各大文明相互包容，相互吸收，集精华之大成，以解除人类所面临的生存与发展的困惑与困顿。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描绘了与此相反的世界图景：文明与文明集团的集结、对抗，沿着文明断层线的冲突以致文明大战……这是十分有害的。

6全球问题的激化与全球治理。随着环境与生态的持续恶化、资源日趋匮乏、武器扩散、地区冲突蔓延、恐怖主义活动日益猖獗、有组织的跨国犯罪频繁、难民潮涌动等，世界各国和全人类终将达成共识，为了共同利益和全人类利益，加强全球范围内的默契与合作，建立一系列国际制度，对全球公共问题群进行全球治理。这是一个充满一国利益与全球公共利益矛盾与斗争的痛苦而漫长的过程。目前在全球政治议程上最重要的全球问题是金融危机与气候变暖，这两大问题更具紧迫性、弥漫性和挑战性。

总而言之，我们应当从多种视角来观察、分析多极化时期的国际关系，分清本质与现象、主流与支流，在迈入21世纪的历史时刻，现实主义是必须的，理想主义是有魅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