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问题

二、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问题

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存在着两个基本矛盾，一是全球化迅速推进与保障机制未完备之间的矛盾。其中包括贸易自由化中各国的利益分配问题，金融危机的防范与危机解救问题，跨国经营与东道国发展战略的协调问题，以及经济全球化中非经济因素制约问题，等等。二是发达国家对全球化的迫切需要和发展中国家对外开放可能性之间的矛盾。对不发达国家来说，全球化的利益更多的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实现，而在短期内则是受到冲击，因为全球化的速度一般快于根据本国国情的发展战略所计划的开放速度，从而在外部压力下发展战略由主动转为被动。

这是因为，经济全球化一方面是国际生产力发展，特别是世界科学技术进步的产物；另一方面也是各国为获得超额利润、发展本国经济、提高国际地位而进行制度（政治）安排的结果。经济全球化这两个方面的动力决定经济全球化具有经济和政治的双重功效。世界科学技术的每一次创新，都直接带动国际生产力的提高，与之相适应，生产要素必然进一步突破民族国家疆界的限制，在国家间自由流动，从而使各国企业家能够利用世界任何地方的资金、技术、信息、管理和劳动力，在他希望的任何地方进行生产，然后把产品销往任何有需求的地方。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实现“以最有利的条件生产、在最有利的市场销售”这一世界经济发展的最优状态，具有增加各国经济福利的经济功效。但是，从经济全球化开始时起，各国都从本国经济利益出发，通过国内制度的安排或影响国际制度安排，力图使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最终有助于本国政治意图的实现和国际地位的提高。

事实一再说明，全球化也含有风险，一些风险变得越来越明显，如机会分配的不平等、获得技术和信息的不平等（可能会加剧不平等）、金融的流失性及其危机的扩散性、对人类安全的各种新威胁以及由于采取各种保护性体制所造成的紧张，等等，从一个家庭到一个国家都可能发生。因此，有必要改善管理，以保证这些不利因素不会影响到全球化提供的机会。

全球化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巨大挑战，还集中体现在所谓“全球化问题”上，而正如有些美国学者指出的：“世界上毕竟不存在全球化问题的专家，将来也不可能产生，除非他或她是上帝的使者。”研究全球化的两面效应不仅是摆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也是展现在发达国家面前的一项严峻课题。以经济全球化为例，发达国家经济的相互依存关系，是给国际关系注入更强的和平因素，还是导致国际关系可能的更剧烈的冲突呢？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附是加重了还是转化了呢？这些问题都是关系到国际社会能否持续、公正、和谐发展的关键。

二战后，生产力水平的迅速提高，商品经济高度发展，提出了商品生产打破民族国家疆域的客观要求，而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特别是交通运输手段和通讯工具的现代化，为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和进行商品、劳务等技术转移、交流提供了条件和客观可能性，从而出现了生产要素在世界各国之间大规模流动和资源在全球范围内配置的趋势。首先，它反映的是一种过程，一种趋势；其次，它反映的是一种状态，一种层次。就趋势而言，国内经济在不断地国际化，以至形成全球经济。就状态而言，在某一个时点，只能反映该时点上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阶段和水平。每个国家都处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中，每个国家都处于这种趋势中的某个发展层次上。由此出现了多种多样的发展状态，出现了多种多样的发展问题。因此经济全球化对各国经济发展影响是很大的，但程度却是不同的。其中发达国家间的经济关系更多地表现为相互依存的性质，而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既存的依附发展关系并未得到实质的改变。

（一）发达国家经济的相互依存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经济交往日益扩大，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迅猛发展，地区经济一体化趋势日益强劲，以此为背景，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库珀在《相互依存的经济学》中首先提出“相互依存论”，指明了世界各国（主要是发达国家，以后又包括了发展中国家）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关系。

经济全球化使当今国际经济关系越来越密切，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在封闭的状态下求得发展，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活动必然会以某种方式，通过某种渠道传递到其他国家；同时也接受着他国对自己的传递影响。各国间的经济依存日益加强——尤其是走在经济全球化前列的发达国家间，经济生活国际化已成为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向。

战后以来，发达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经济技术特别是资本和金融领域的相互依存关系，二是国际经济协调机制的相应加强。

在资本和金融领域。战后，发达国家之间资本的国际运动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向前发展。不仅使国际金融市场（国际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空前发展，而且货币资本的国际运动同商品资本的国际化和产业资本的国际化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了。资本来源呈多元化趋势，虽然发达国家资本输出的绝对量和相对量都有所下降，但私人国际借贷资本却空前增加。促使货币资本国际化迅速发展的原因，除了战后国际经济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外，主要是发达工业国家自身经济增长需要进一步寻求和扩大资本输出以及其跨国公司和跨国银行起着资本国际运动的主要承担者的作用。

随着生产和资本的国际化，作为国际资本以货币形态进行交易和流通的场所的国际金融中心迅速发展，其发挥作用日益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战后形成的包括外汇、黄金、货币、资本交易的巨大的国际资本市场包括了世界所有的货币金融中心，这些中心存在的货币几乎包括世界所有主要币种，借款人可以随时随地任意选择。这些金融中心的业务活动不再受到任何国家国内银行政策法令的约束，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活动提供了便利，也使得发达国家的经济依存程度加深。

发达国家的经济相互依存关系还体现在国际经济协调机制的加强和发展。随着经济生活国际化进程的加深，各国经济依存程度的提高，也导致了相互之间的矛盾与摩擦不断发生。为了维护共同的利益，客观上提出了加强与改善国际经济运行机制和国际经济协调机制的必要性。于是，超国家的协调逐步加强，联合干预措施已被广泛采用。国际经济协调活动包括世界性和地区性两个方面，世界范围的经济协调涉及贸易、金融、技术转让、劳务合作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并取得了进展。经济全球化扩大了发达国家经济集团内部市场，扩大了集团之间的生产专业化、协作化，促进了成员国彼此间的投资和对第三国的经济活动，提高了成员国集体进行科学研究的水平，加强了当事国对本国经济和国际经济进行更深入广泛的调节的需求，加强了集团与集团之间的经济依存程度。

除发达国家间日益增长的相互依存外，我们也应看到，当今发达与不发达国家之间同样处于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而且相互依存已不只是产品市场上的互补交换关系，而是在生产要素与生产过程中的深层次的相互联系。不过这种相互依存的意义既不同于殖民主义时期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相互依存，也不同于发达国家间的依存关系。发展中国家往往处于一种依附发达国家的地位，这是全球化进程中南北关系的典型现象。

（二）南北经济关系中的依附和发展

方兴未艾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使得经济资源得以冲破国界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配置，从而给全球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空前的机遇：更多的资金、更低的成本、更新的技术。正是在贸易、资本、信息和技术的自由流动推动下，全球化程度不断增强，国家间的经济的相互依存度也在加大。现在，各个国家都在期盼着搭上全球化的顺风车。从这个意义上讲，21世纪整个世界将一起兴起和衰落。有人甚至乐观地预言：全球化意味着一个经济大同世界的到来。然而，专家们却指出，目前的全球化趋势是在旧的国际经济秩序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尽管它的确加速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但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其在贸易、金融、投资等方面的优势，在全球化发展进程中占据主导地位并成了最大的受益者。而拥有世界人口80%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却难以平等地享受全球化的好处。事实表明，各国间的相互依存是不对称的，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实力、社会结构及组织体制等方面的薄弱，往往成为全球化负面效应的受害者，加剧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甚至造成国家内部的不稳与动荡。1999年9月发表的联合国工作报告指出，“全球化带来的益处和风险并不是均衡分布的。它给许多国家带来了经济增长和繁荣，同时也使其他一些国家变得日益脆弱和更加处于边缘化的地位。”

世界经济的发展现状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全球化的这种不平衡性：在20世纪末的9年中，世界174个国家中的前15名与后15名的收入差距从60倍扩大到了74倍，而这种差距在60年代仅为30倍。全世界最富有的1／5人口占有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86%、出口市场的82%、外国直接投资的68%，而最贫穷的1／5人口在这些方面所占的份额仅为1%。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9年度的《人类发展报告》指出，这种不平衡性的根本原因在于对利润的片面追求主宰了全球的进程。商品和服务的跨国界流动为有条件利用的国家创造了巨大财富，却使穷国和穷人付出代价。全球化的这种不公正影响体现在人类生活的各个层面。以人们认为最具开放性的全球互联网络为例，88%的互联网用户生活在工业化国家，而这些国家的人口加起来只占世界总人口的17%。那些与信息世界隔绝的贫困人口，他们的呼声和需求被排除在全球对话之外。在先进技术的研究中，金钱比实际需要有更大的发言权：大量经费投入于开发护肤品和美容产品，而诸如抗旱作物等贫困人口适用的技术却缺少资金。在环保方面，污染严重的工厂和技术被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自然资源却源源不断地被从这些国家采走。更为严重的影响则体现在金融危机之中，不负责任的游资进进出出，套取高额利润，却使许多国家的多年积累化为乌有。

事实上，经济全球化从来就不是对各国一视同仁的，并非总是机遇大于挑战。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经济全球化进程最快的时期也是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的时期。据统计，世界上20%最富有者与20%最贫穷者的收入差距已从1960年的30∶1、1991年的61∶1扩大为1995年的82∶1。发展中国家拖欠的外债已达25万亿美元。仅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这一点：1976年，瑞士比莫桑比克富52倍，但到1997年，这一数字达到508倍。其中，缺乏发展权是导致发展中国家落后的关键，缺乏发展权将使人们享受其他所有权利受到威胁。经济全球化一直具有两重性，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红利”从来不是公平分享的。对发达国家来说是利大于弊；广大发展中国家既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严峻挑战；占世界人口10%的最不发达国家则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因此，国际社会和发展中国家要求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修改现行国际规则，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使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对各国都有利。

如果说经济全球化的经济功效，可以促成各国之间的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形成优势互补，平等相处，共同发展，那么，经济全球化的政治功效则已经并将继续使发达国家把经济全球化作为谋取经济、政治霸权的手段，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处于不利地位，经济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社会发展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其中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负面影响尤为突出。

第一，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的负面影响。经济全球化主要在发达国家的国际制度安排下展开，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家必须遵守已有的国际条约、协定和惯例，同时，发展中国家为了获得经济全球化给各国带来的好处，有时还被迫主动对经济管理权限作出某些让步，结果造成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活动受控于发达国家。

第二，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的负面影响。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处于外围边缘地带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容易接受发达国家扩散的低层次产业，在垂直分工中处于底层，最终导致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的单一性、从属性及其环境破坏性，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还受到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周期的不良影响。

第三，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占有的负面影响。随着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的“侵入”，发展中国家的国内市场越来越多地被外资所占有，而国外市场早已被发达国家所瓜分，发展中国家凭目前的经济实力与发达国家重新分割国外市场绝非易事，发展中国家市场占有份额的减小，对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形成严重危害。

第四，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的负面影响。在国际金融无体系状态下，金融市场动荡，金融丑闻不断，金融投机猖獗，金融风暴四起，国际货币合作的风险增大，而发展中国家为了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在扩大利用外资规模的同时，还放松了对本国国际金融市场的监管，一旦国内经济出现问题，发达国家的投机资本便趁机而入，必定酿成金融市场的严重危机。

第五，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制度的负面影响。发达国家假借经济全球化之名，力图把自己的经济模式强加于发展中国家，正如索罗斯公然宣称的“全球化经济就是全球化资本主义体系”。发展中国家也有一部分人认为，发展中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必须在经济制度上与发达国家的市场体制保持同步，否则无法正常地推进改革、发展经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制度始终有可能被发达国家的市场体系所“兼并”。

针对种种负面影响，基于发展中国家政治经济的发展问题日益突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矛盾不断深化的现实，20世纪50年代，拉丁美洲的一些经济学家首先提出依附论学说，其影响逐步扩展到非洲、亚洲等一些国家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但在国际政治学和世界经济中，依附论尚未形成一种独立的、系统的理论。依附论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第一种是依附说。主要代表人物是阿根廷学者R·普雷维什、巴西学者D·桑托斯等。他们在回顾和总结拉美国家自19世纪初获得独立后的政治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认为，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仅仅是原料和初级产品的供应者，本国的工业化严重依附于西方发达工业国家；发展中国家实施进口替代战略又因发达国家的关税壁垒和国内保守势力的阻挠而难有成效，以致在政治上、经济上受制于人。他们认为，解决依附现象的根本途径除了改变不合理的国际分工和贸易关系外，发展中国家还必须着力于内部的改革与调整，实现国内经济的良性循环。从现实表现看，历史上有三种依附形式：宗主国—卫星国间的殖民依附，金融—工业依附，新技术—工业依附。

第二种是“中心—外围”说。主要代表人物有拉美学者A·G·弗兰克、埃及的S·阿明等。他们认为，随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形成，整个世界被一条联结中心与外围的“剥削链条”联在一起。发达工业国家是世界经济的中心，发展中国家则是外围或“乡村”。前者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控制和剥削后者；后者则因经济的畸形发展和资金、技术的不足而在政治、经济上依附于前者。结果是富者愈富，穷者愈穷。他们把这种现象归因于资本主义的存在，主张只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南北矛盾，建立起国际经济新秩序。

第三种是世界体系说。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社会学家I·沃勒斯坦。他提出，16世纪以后，由过去的“世界帝国体系”转变为“世界经济体系”，整个世界因国际分工而分成中心、外围和半外围三种类型。这种现象的出现，同主权国家体制下的国际社会功能密切相关，强大的国家因拥有根据自己的利益而组织国际分工的能力处于中心地位。他还认为只要现存的国际体系不发生变化，世界上的各类国家间的支配、依附和半依附关系就难以改变。各国只能根据各自的情况，不断调整相互关系，力求和谐发展。

除了以上三种主要观点外，西方一些国际关系理论家也从各种不同角度论述过依附问题，特别是在相互依存理论方面有诸多著述。

鉴于经济全球化是一种非一国政府所能绝对控制的进程和潮流，经济的极端自由主义和全球化并没有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相应的利益。相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两者之间受益不平衡现象非常突出地显示出来。作为技术主人的发达国家利用发展中国家廉价的劳动力，利用产品的技术含量优势，使得发展中国家在竞争中处于严重的不利地位。因特网作为全球化的最普遍的利用工具，带来的结果却是那些从这个体系中得到好处的与那些“只是被动接受它的影响”的人之间“怪异而危险的两极分化”。这些都使发展中国家面对的挑战明显多于机遇。

从体制根源上讲，经济全球化的结构是一个存在着多种不平衡的结构。一是决策权的不平等，发达国家是全球化规则的制定者，而发展中国家只是规则的接受者。二是地位不平等，在全球化经济中的主导产业，包括高科技产业、信息产业和现代金融业都来自发达国家。三是后果不平等，全球化的不利后果大都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全球化作为“双刃剑”更多的是就发展中国家而言的。据此，广大发展中国家一再提出要建立起国际经济新秩序，以改变这种不平等状况。

目前，以利为本的全球化使许多发展中国家没能平等地分享到成果，相反却付出了代价。但是，从长远来看，全球化的发展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度与日俱增。没有发展中国家的充分发展，发达国家的繁荣也终将会受到影响。因为全球化意味着所有的人都在一条船上。全球化这一柄双刃剑，当务之急是如何铸剑为犁，使利润至上、贫富不均的全球化变成为一场以人为本、共同繁荣、持续发展的革命。这正是新世纪里的一个世界性课题。

全球化意味着融合和一体化，同时也意味着冲突和分裂，它正在逐步推翻旧的传统，对文化、宗教和信仰体系提出挑战；全球化的新现实意味着一个国家经济和政治的自治权取决于它在世界经济中成功地进行经济竞争的能力。这就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关系所面临的客观事实。

（三）国际金融市场的管理

经济全球化，尤其是金融全球化与自由化，使国际金融秩序跌宕起伏，许多国家内部金融体系险象环生。

二战后，国际金融市场在联系美元固定汇率这一制度安排下度过了相对平稳的30年。但是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国际金融市场一直是跌宕起伏、危机不断。20世纪80年代，发展中国家普遍经历了高通胀和由此引发的金融危机问题。因此，从80年代后期起，控制通货膨胀已成为发展中国家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国际资本流动的迅速增长，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了。这段时期，国际金融市场也更加动荡不安。在短短不到3年的时间内，发展中国家爆发了两次区域性的国际金融危机。1994—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爆发后，墨一蹶不振，沉重的外债负担使其经济在几年内难有起色；而曾一度创出令世人瞩目的“东亚奇迹”的泰国，在经历了自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后，也元气大伤。

最近几年，在任何方面都缺乏像在资金流动方面那样的全面而合理的管理的问题越来越明显。1999年年初巴西又爆发严重的金融危机，“桑巴舞”效应使这些问题再次变得尖锐起来。种种危机造成了一些讲求实际但并不健全的反应：以美国为首的货币扩张势力的加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金扩张和各种新的信贷措施的创立，旨在改善金融体制的调节和监督进程的启动，等等。但是，2008年爆发的美国金融危机迅速扩散到全球，并从金融领域扩展到实体经济领域，把对金融创新的监管、防止金融风险扩散以及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问题更尖锐地摆在世界面前。

国际金融危机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金融自由化的产物。国际金融自由化成为我们时代的显著特征之一。从时间上看，国际金融自由化以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出现的欧洲货币市场为开端，并不断在实践中形成了打破各国金融市场相互分割的局面，出现了金融全球一体化的萌芽。70年代，这一趋势逐渐明显，但发展十分缓慢。80年代，金融自由化、全球化和证券化的进程大大加速，国际金融创新日新月异。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些趋势进一步加强。

从内容上看，国际金融自由化主要包括利率自由化、汇率自由化、银行业务自由化、金融市场自由化、资本流动自由化等。此处仅以汇率自由化和金融市场自由化为例来加以说明。

汇率是国与国之间相互依存的标志，当今世界外汇日成交量约为15万亿美元。技术使外汇交易得以瞬间实现，并几乎使国家主权有名无实。正如墨西哥在1994年12月得到的教训一样，若汇率失控的话，几十亿美元的资金可以在几小时内被他人卷走。

金融市场自由化是指各国金融市场不再互相分割，而是跨出国界，开设离岸金融市场，形成国际金融中心，全球金融市场趋向一体化。国际金融中心和离岸金融市场的形成，促进了资金交易自由化、利率自由化和资本流动自由化，加速了金融全球化和一体化的步伐。1995年全球多边金融服务贸易谈判的成果，使得全球90%的金融市场获得开放，自由化的进程加快了。

金融自由化导致资金流动、经济交易空前迅猛。世界上无数笔突如其来的经济交易，其规模之大，速度之快，令人眼花缭乱，完全超出政府的控制能力——全球外汇市场平均每天交易额已超过1.5万亿美元，按250天计算，一年达375万亿美元，其中98%主要是从事各种形式的投机性炒作；单是国际商品贸易的价值就从1950年的3090亿美元骤然上升到1993年的3.8万亿美元。主要是300家大型跨国公司的国际贸易和投资活动——而不是在政府驱使下的贸易和投资活动，全球化趋势大大增加了国家关系的复杂性。

金融自由化一方面加快了国际金融一体化，增加了金融市场的竞争性，加快了金融信息的快速流通，满足了各种金融需求；另一方面又增大了风险、加剧了损失，削弱了货币政策的自主性，降低了金融市场效率，使得金融机构的利润率趋于下降，增加了金融市场的脆弱性等。

金融管制的放松是国际金融自由化的原因之一，但也正是在这一趋势下，人们才更意识到金融监管的重要性。国际金融自由化好比是一把双刃剑，放松金融管制一方面加速了金融全球化的进程，人们因此获益；另一方面，由于放松管制而导致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人们又尝到了国际金融自由化的苦果。

国际金融危机主要是源于国际金融体制的内部缺陷。但是缺乏有效的国际金融监管机构和监管措施，尤其是对于国际资本融资和其他金融衍生工具的投机行为与负面影响缺乏有效的管制能力，也是导致、加剧国际金融危机的重要层面。金融危机的导火索往往是金融风险（包括潜在和显性的金融风险）。最近的事实就表明，没有强烈的风险防范意识，没有严格的金融监管机制是这次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加强金融风险的监督管理，保障金融市场的稳健运行，就成为必然的选择。

就国际金融市场而言，首先，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崩溃使得市场波动性加大。在浮动汇率制度下，利率相应地更加剧烈变动，增大了金融市场上汇率和利率的风险，也加快了金融产品创新。其次，金融机构的非中介化交易。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借款者、存款者和投资者对金融市场、金融产品的认识加深，开始直接参与融资过程，使得很多金融机构被挤出自己传统的市场，不再扮演直接融资者这一角色，减少了收益和利润。为了生存和发展，这些金融机构便迫不得已地开辟新的市场，在更复杂、更有风险的产品和市场中寻找业务，即金融机构的非中介化。最后，金融市场全球化进程加快，瞬息万变的金融信息、变幻莫测的交易技术、高度独立的金融制度，使得“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理想成了资金操作的现实。同时也加剧了金融风险的跨国界扩散，增加了金融风险的复杂性。

（四）国际经济合作

国际经济合作是指不同国家和不同地区的经济主体为了在经济上达到一个共同目标和为了取得某种经济效益，进行相互协调的有效机制；是指各个国家的企业间以其占有优势的生产要素（如资源、土地、资本、劳动力、技术、设备和管理技能的）侧重于生产领域和生产与交换、分配、消费等领域的相互配合和合作，并根据一定的协议章程或合同分担一定的义务和风险，共同分享合作的收益。

当代国际经济合作是二战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出现的新事物。不同主权国家政府、国际金融组织和超越国家间的自然人与法人为了共同的利益，在生产领域中以生产要素的移动与重新组合配置为主要内容而进行的较长期的经济协作活动。

国际经济合作的宗旨和目的在于加强国家间的协调，为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加速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对公共和私人经济主体带来规模经济效益和比较利益。

国家间的经济协调，是经济大国间经济合作的重要内容。发达国家加强经济合作的主要方式，一是建立跨国组织，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二是召开国际会议，如始于1975年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始于1985年的西方七国财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会议。发展中国家联合起来，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而进行合作，如始于1961年的不结盟运动，始于1964年的七十七国集团会议。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也致力于加强经济合作，如20世纪80年代南北对话，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1999年由八国集团成员国、欧盟以及中国、巴西、印度、阿根廷、墨西哥、韩国、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沙特阿拉伯、南非、土耳其组成的二十国集团。国家间的经济协调活动，已经大大改善了国际经济合作的环境，使世界经济全球化有了很大发展。在新形势下，世界主题由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极大地改善了各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因此，加强国际经济协调，是国际经济合作的首要目的。

国际经济合作的目的在于：（1）国际经济合作促进了生产要素在国家间的互通有无。生产要素互通有无，既表现在不同生产要素在国家间的直接移动，也表现在同类生产要素在数量、质量和结构的互补上。（2）国际经济合作推动了生产要素在国家间的合理配置。它不仅可以实现生产要素的互通有无，更重要的还在于进行生产要素的跨国合理配置，提高生产要素的利用率，取得比较经济利益。（3）国际经济合作带来规模经济效益。通过国际合作，一个国家可以从其他国家获得稀缺生产要素，将自己所拥有的优势生产要素与其他国家优势生产要素相结合，扩大产品的生产规模，可以抑制密集使用一种要素而带来的经济收益递减，带来规模经济效益。国际经济合作可以扩大产品的销售市场，降低销售成本。这样，生产过程中生产要素的最佳配置与销售过程中的最佳市场容量有机结合在一起，产生完整意义上的全球规模经济效应，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而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加深使国际经济合作更加紧密。

国际经济合作的基本特征，主要体现在国际经济合作的基本内容、结合方式、层次结构、国家间关系诸方面，另外在整个国际合作过程中还具有斗争与合作并存的特征。具体来说，这些特征有下列四种：

第一，国际经济合作采取直接结合的方式实现生产要素的国际移动和国际经济协调。生产要素的国际移动和国际经济协调，往往都是采取直接结合的方式，而不同于一般制成品和货币那样，以一定的商品、货币为媒介实现间接结合。因此，一般制成品和货币的国际移动，仅仅是生产要素转移的中介和经济效果。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国际经济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国际经济合作体系，这是二战前所无法比拟的。

第二，国际经济合作形成了一个多层次结构。国际经济合作的领域由第一、第二产业发展到第三产业，延伸到国际经济关系的各个领域，形成了一个多层次结构。国际经济合作的领域正在继续扩大，几乎包括了国际经济关系的每一个领域。从产业角度看，第三产业的国际经济合作蓬勃发展，大有超过第一、第二产业国际经济合作之势，尤其表现在高科技领域的合作，为了争夺21世纪国际经济的制高点，各国纷纷制定本国高科技发展战略，积极参与国际科技合作。从国际经济关系角度看，国际经济合作已经渗透到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投资的各个方面，并且延伸到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尤其是国际经济协调已经成为影响整个国际经济合作体系和格局的重要领域。

第三，经济合作反映出一种新型的国家间关系。国际经济合作是主权国家间的经济协调，当前国际经济合作的一个必要前提和基本原则是相互尊重国家主权，坚持平等互利，这也是判断主权国家间经济合作的重要标志。要在平等的基础上，双方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可能，独立自主决定合作的方式与内容，在合作过程中要兼顾对方的利益，各自以自己占优势的生产要素参加合作，按照国际惯例和有关法律规定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和解决各种矛盾和纠纷。只有作为独立的主权国家，广大发展中国家才有可能与西方发达国家平等地探讨经济合作问题，发展互利的经济关系。当然这种平等关系的发展还有赖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努力和斗争，有赖于旧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彻底打破和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牢固确立。因此，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际经济合作的性质是一种平等互利的新型国家间关系。

第四，斗争和竞争是国际经济合作的基本特征。在国际经济合作的整个过程中，无论是宏观国际经济合作还是微观国际经济合作，始终处于竞争、矛盾、协调、合作的错综复杂状态中。在宏观国际经济合作中，主权国家在追求特定的价值利益和目标中，难免会发生矛盾和冲突。尽管矛盾与冲突是客观存在的，但并不排除国家间的和平共处和开展经济合作的可能性。国家间在某些问题上会有利益冲突，目标不一致，而在另一些问题上可能会存在共同的利益和目标，进行某种形式的合作。另一方面，合作与矛盾冲突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有时合作可能会转化为矛盾和冲突，冲突也可能导致新的合作。宏观国际经济合作和微观国际经济合作中的这种合作与斗争的关系，可以总结为“四C规律”：竞争（Competition）——矛盾（Contradiction）——协调（Coordination）——合作（Cooperation）。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国际经济合作内部的斗争与竞争变得更为频繁和激烈。

（五）经济全球化与转型中的国际关系

迅猛发展的经济全球化浪潮，对当代国际关系的理论与实践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全球化带来的不仅仅只是我们熟悉的、耳闻目睹的那些全球问题，从更深层次上讲，它使当代国际关系处于急剧的变革和转型之中，对传统的国际关系模式提出严峻的考验，它需要我们在新的世纪中在理论和政策上做出恰当的回应。

全球化与国家主权。经济全球化对当代国际关系最严峻的挑战，莫过于对国家主权的影响了。自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以来，主权原则成为构建近代以来国际关系的基石，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现实中，主权原则也是各国保护自己的独立和安全的最重要的法律武器。但是超越民族国家经济之上的全球化经济的发展，正在对传统的主权内涵形成巨大的冲击，主权问题因此而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发展中最突出也是争议最大的一个问题。

在全球化进程中，我们必须严肃而又认真地对待主权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今天最重要的，不是要不要否定主权，而是面对全球化这一客观事实，对主权在新的形势下应该做怎样的解释和调整。国家为了实现和扩大自己的利益，在不违背根本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在适当的情况下对主权进行自主的限制是必要的，也是符合主权的历史发展趋势的。今天，在许多问题领域，各国已经而且必将还会将更多的传统主权属下的权力让渡到更高的国际政治经济组织手中，这种基于实现更大国家利益而作出的主权的自主限制和让渡，并不违背主权的本质精神，也不构成对主权本质精神的伤害。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应该反对的是那种片面的、绝对的否定主权和宣扬主权过时的思潮，如果任随这种思潮泛滥，并以其指导未来国际关系的实践，必将使国际关系处于巨大的混乱和失序状态。

全球化与本土化。全球化过程中的另一个独特现象是本土化倾向的发展。正如前面所指出的，全球化的发展，对各国都带来巨大的挑战和机遇。但是在既有的不平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不同国家在全球化的挑战和机遇面前，拥有的选择手段和行动空间是不同的，那些实力雄厚的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往往能够迅速作出政策上的反应，从而积聚更多的财富，而实力弱小的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往往处于被动应付的状态，极有可能在新一轮的全球竞争中落入更加边缘的境地。因此带来的一个严重后果是，在以西方价值观念、贸易和金融准则、民主和市场制度为基础的全球化过程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国家和地区，面对这些西方的、所谓“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和准则”的全球扩张，如何从政治、经济、文化层面上作出抉择和行动，是走向“世界”，还是退回“本土”，是抵抗还是接受，这是当今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大的问题。

因此，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本土化的现象是不可避免的，那些弱势的国家，面对主要以强势国家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为基础的全球化冲击，必然会本能地考虑如何在这一冲击下守护自己的本土文化和社会秩序。后者的行为说明了全球化对当代国际关系发展提出的一个尖锐的道德和伦理问题：即谁的全球化，谁“化”谁？实际上，全球化与本土化是一对辩证关系，是一致性与多样性的辩证统一。

全球化与国内政治：传统上，我们习惯而且主要从国内政治角度寻找国际问题的国内根源，相比之下，对国内问题的国际根源则重视得远远不够。全球化的发展对国内政治的影响，一方面表现在国内问题的国际化上，即本属一国管辖的事务因为关涉周边国家利益而被置于国际的协调和谈判之中。例如一国的环境保护政策就越来越被纳入到全球或地区环保政策的范畴中去。另一方面体现在国际问题的国内化上，即跨国政治运动、国际经济的繁荣或者萧条、前面提到的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或者动荡等国际因素对国内政治的反作用上，这是一种超越民族国家之上的国际力量，往往是单个国家所无法阻挡或对付得了的。

这是两个互相作用的过程，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今天，超越民族国家经济之上的全球经济的发展，各种用以协调乃至管制各国内部经济政治政策的超国际组织的涌现，跨国政治、经济、文化相互依存关系的加深，使得民族国家愈来愈被包容在一个全球化的网络之中，今天，没有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可以脱离全球范围之外，也没有一个国家的内部问题不受到全球因素的影响。美国经济的增长可能因为亚洲国家的经济危机而放慢，巴西的债务问题可能因为美国联储利率的变动而趋于恶化，日本国内的政局兴许因为中东的一场战争而发生动荡，而印度新的工业发展政策在过去完全是国内主权的问题，现在则可能因为会威胁到邻国的环境状况而遭到这些国家的抗议。凡此种种，无不说明国家内部的问题愈来愈受到外部因素的制约和压力，带有很强的外部痕迹。这从客观上迫使我们必须在观念上纠正对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的一些传统看法，既要看到国际问题的国内因素，但更要注意国内问题的国际因素。

思考题

1.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表现有哪些？

2.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负面作用表现在哪些方面？

3.金融全球化为什么会潜伏着巨大风险，常常引发全球性或地区性金融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