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与发展

一、和平与发展

（一）大缓和下两种不同的和平观

自古以来，和平与发展既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目标，又是实现幸福的手段。不论是东方人崇尚“和为贵”和“非攻”思想，还是西方人相信上帝给他们的福音是和平，都说明了人们对和平的向往。但丁在他的名著《论世界帝国》中指出，整个人类文明的目的是实现人类发展智力的能力，而达到这一目标的最好的方法是实现世界和平。但是，在世界历史的长河中，战争的此起彼伏使得和平异常稀缺，科技文明的非均衡进程导致了经济发展在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步履维艰。直到人类进入20世纪中期，国际关系开始发生一系列根本性变化后，缔造世界长期和平的曙光才完全跃出地平线，人类的全面、均衡发展才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和条件。随着经济相互依存和经济全球化的进展，和平与发展越来越成为世界的两大主题。正如邓小平所说的，“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不仅因为它从根本上关乎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和整个人类的前途，反映了一切热爱和平、追求幸福的良好愿望，还在于它体现了一种历史进程，因为国际关系已经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战争与革命”不再反映时代的要求，科技革命、大战悲剧、相互依存和理性进步逐渐促使人类将自己的行为约束到和平、和谐与丰裕的轨道上来。

把握住和平与发展这个主流趋势，就等于掌握了当代世界的脉动，为管理内政外交提供较为合理、科学的时代背景判断，但要真正地全面地理解和平与发展大势，而不是将之仅仅解读为“天下太平”、“繁荣昌盛”、“无战争时代已经到来”，就必须较为深入地了解不同的和平观与发展观。

二战以来，人类享受到半个多世纪的长期和平，没有爆发超出地区性局部战争的大规模战争，关于“世界大战不可避免”、“和平只是两次战争的间歇”的判断和关于资本主义矛盾激化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预言都没有成为现实。特别是苏联解体、两极体系瓦解和冷战终结，使得国际关系总体缓和的趋势得以增强。但是，对于实现和平的目的和缔造和平的手段或方式，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和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有着不同的理解和态度，从而形成两种不同的和平观。

首先，在国际和平的目的上，美国和发展中国家有着不同的利益追求。对于美国来说，（1）国际和平就是确保自由市场经济秩序和经济全球化在世界的畅通无阻。一般而论，作为发达国家，美国已经超越了工业化阶段，开始进入了后现代社会和信息时代，它要获得的秩序，不是像发展中国家那样的旨在保护民族工业和国民经济不受外来冲击、压迫和保护，而是确保垄断资本和信息在世界各地不受阻挡地自由流通，这既是源于垄断资本的扩张本性，也源于经济全球化的内在逻辑，当然与美国“新经济”的发达和经济超级大国地位不无关联。所以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所理解的和平、秩序和稳定，与它们主导的世界经济的稳定，垄断资本的自由出入，世界原材料市场不发生动乱，以及旧的金融—贸易—投资三位一体的世界经济秩序的不受挑战紧紧地联系在一起。1991年，以美国为首的、以西方国家为主的多国部队在海湾战争中打伊救科，与其说为了世界正义，不如说为了石油利益和世界市场秩序。（2）国际和平就是维持美国霸权。在美国看来，霸权既是目的，又是手段。霸权可以带来霸权治下的和平，而一旦霸权确立，这种和平又被作为维持霸权的手段，因为这时的霸权已经深深地纳入了美国核心国家利益。任何真正追求和平的努力，按照美国战略家的解释，尽管可能造成局部的和平与稳定，但危及地区的或全球性的国际稳定，也就是说，直接或间接地挑战了美国霸权，而美国的霸权就是世界和平。美国的这种和平—霸权观念实质上反映了“美国中心主义”和霸权心态，体现了美国的国家利益要求。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来说，美国最大的国家利益就是确保其世界领导地位不被动摇。冷战结束后最初的几年，美国总统布什和克林顿就有41次谈起美国的称霸世界的“雄心壮志”，克林顿政府在1994年7月出台的《交往和扩展之国家安全战略》中，“领导地位”一词在第二页就出现了4次之多。在美国人的观念里，霸权或言“领导地位”，与和平、秩序是同义语。任何不利于“美国霸权治下的和平”的国际变化，即使是自然而然的变化，都被视为对美国霸权有意的挑战，美国所做的第一件事情便是尽最大可能地防止这种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在这一点上，不论是中国、日本，还是俄罗斯、德国，都在它的战略遏制视野之内。虽然美国从外交语言和理论掩饰上对于霸权与和平相关性的表达不如20世纪50、60年代那样赤裸裸，但从其实践上看，无论是通过北约东扩来防范俄罗斯，还是用深化美日同盟来遏制中国，都是对“和平秩序”一词的同一注解。（3）和平要维护自由民主秩序与人权的国际化。尽管追求“自由、平等、博爱”是几乎所有国家的共识，但作为具有盎格鲁—撒克逊政治文化传统的美国却认为，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是通往人类解放的唯一的金光大道，是一种“普世规律”，美国要捍卫的和平秩序，就是美国所遵循的自由民主秩序，也就是“人权充分实现的国际秩序”，只有借助这条“和平之舟”才能达到自由的彼岸。希特勒法西斯固然属于要彻底打倒的恶魔，共产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也被列入异类之林，即使一些信奉民族主义甚至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家，因为其缺乏所谓的自由主义传统，也被指责为“非自由民主政体”而作为加以改造和防范的对象。冷战后美国推行的“人权外交”、“人权高于主权”的“新干涉主义”，印上了美国的“自由秩序至上”的标记，其最终目的就是实现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的一统天下。

对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来说，和平的目的则与美国大相径庭：（1）和平就是维护主权。广大发展中国家倾向于将和平宗旨等同于主权与领土完整、社会稳定与人民安居乐业。与发达国家不同，广大发展中国家过去曾是西方国家的殖民地，长期以来遭受殖民主义的政治压迫，没有主权，独立后的数十年岁月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竞相介入“中间地带”，致使发展中国家内乱不止，冲突不断，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屡受侵害，人民生活秩序难以得到保证。亚非拉的许多地区，像东南亚、中西非、海湾地区、中东、南亚、中美洲等地区，差不多是“十年一大战，五年一小战，无时不备战”，这些地区的国家和人民最渴望和平。冷战后，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虽然来自美苏两极对抗的安全威胁消失了，但发展中国家的战略地位却相对下降，超级大国干预内政的可能性大大提高了，捍卫主权不受侵犯的任务似乎更严重了，要时刻应付新干涉主义对其主权的干涉。（2）和平是为发展民族经济营造一个有利的、安定的周边环境和国际秩序。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几乎毫无例外地将发展国民经济、消除贫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视为最紧迫的国家战略任务，外交的头等大事也就是尽最大可能为国家经济建设创造一个良好而和谐的国际环境，尤其是周边安全环境。一些非洲国家常常为邻国因饥荒、内乱引起的难民潮而大伤脑筋，中东的石油输出国则十分关注国际交通航道的畅通无阻，东亚贸易立国的外向型经济国家几乎无时不担心世界任何一次局部战争的可能发生，而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担心霸权主义的霸道行径。

其次，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于和平的缔造手段也认识迥异。总体而言，美国等西方国家倾向于通过某种强制力实现“消极和平”，而发展中国家则更加愿意通过政治和外交方式，说服冲突当事国放弃武力，并专注于以发展求和平的“积极和平”方式。具体地讲，在美国看来，和平可以源于：（1）霸权的存在和维持。美国认为，在一个没有世界政府管辖的国际社会中，这种无政府状态是导致战争连续不断的根本原因，要解决这一个问题，在建设一个世界政府之前，一个“很好”的途径是有一个“世界警察”的存在。国内社会里警察可以维持社会秩序，国际社会里“世界警察”也可以担负类似的任务，这个“世界警察”显然不是选出来的或任命的，只能由世界上实力最为强大的霸权国担任。冷战后，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似乎更有条件也有可能去创造这种“霸权治下的和平”。美国推行霸权主义，除了在一些热点地区发动先发制人战争、强制介入、“维持和平”外，最主要的方式就是对有可能挑战其霸权地位的国家或国家集团进行政治孤立、军事威胁和经济遏制。（2）“民主扩展”也可创造国际和平。这也就是西方国家最为盛行的“民主和平论”。它认为，从历史上看，特别是从战后国际关系史来考察，尽管民主国家常常同非民主国家大开战事，民主国家之间却没有或很少发生战争，它认为有两个因素在起作用，一是民主国家的民主参与机制可以完美地将人民群众的和平意愿较充分地上升为国家意志，而其三权分立的权力制衡机制则能够对领导人非理性的战争冲动和不计后果的对外行动加以牵制，二是因为民主国家的政治文化背景与制度规范环境都趋于相似，这也会使得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行为不可能发生。按照这种观点，只要将世界上的所有国家都改造为西方式的民主国家，世界和平就有保证了。布什政府对苏联和东欧的“和平演变”，以及克林顿政府的“民主扩展”战略都是这种观点的具体实践。（3）均势的形成。接受政治现实主义理论的美国政治家、外交家们认为，通往世界和平的道路主要有两条，除了霸权，就是均势。所谓均势，就是权力均衡，即以恶制恶，以强权对抗强权，以实力对抗实力，在他们看来，世界的无政府状态和世界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各主权民族国家只能求助于自助体系才能生存，它们不得不将民族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置于对外政策的首位，从而导致了国家关系的冲突和竞争；国际政治的本质是权力政治，每一个国家都致力于最大限度地保持权力、显示权力和增加权力。世界的本质与其说是合作的，不如说是冲突的，世界和平在没有世界政府和霸权秩序的情况下，只有通过以权力制衡权力才有可能真正取得。正如市场经济下产生平均价格一样，无政府状态下产生均势是国际政治的一种内在本性，因为国家间权力对比变化无常，当一个新的权力中心出现或正在出现时，其他国家就产生某种联合制约的本能行动，均势往往因此发挥保护中小国家安全，维持国际秩序的功能。美国战略家认为，无论是实力对抗强权或联盟对抗强权的传统均势模式还是核均势，都有助于维护地区稳定与世界和平。冷战后，美国为了维持现有的“全球霸权”，不惜在欧洲、亚洲、中东等地区驻扎重兵，且采取北约东扩、加强美日同盟等方式维持各个大陆的地区均势，以防任何大国的迅速崛起，对其“霸权”构成潜在挑战。因此，说“中国崛起将打破地区平衡，对邻国安全产生威胁”，都是美国从自身的霸权利益出发发动的预防性外交攻势。实际上，美国是在追求其霸权主导下的均势，借均势策略达到谋取和巩固霸权的战略目标。（4）经济相互依存也可导致和平。相互依存是指国家或地区之间形成了一种共同受益、共同受损、相互关联的关系，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约束国家相互间的战争行为。美国当代著名国际关系理论家罗思克兰斯将国家分为两大类，即靠武力扩张提高国力的“领土国家”和以商业促进富强的“贸易国家”，他认为前者已经越来越退出历史舞台，更多的国家正在通过贸易来实现国家利益和增进民众福祉。世界经济全球化和相互依存的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家成为贸易国家，反过来又进一步促进了经济的相互依存。“在高度相互依存的现代国际体系下，发动战争的动力已不复存在了。”

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坚决反对“霸权稳定论”、“民主和平论”，反对霸权主义、“新干涉主义”真战争、假和平的本质。霸权主义除了在个别地区实现了一些强制的、不稳固的“和平”外，在世界各地，如索马里、巴尔干、刚果，留下了不灭的硝烟；西方民主不能确保和平的实现，不仅两次大战证明不了“民主国家”不开战的论点，就是战后60年欧洲长期和平也不能简单归因于西欧社会制度的同一性，美苏核均势等因素不能忽视。同时，发展中国家并不一般地反对均势和相互依存对于和平的推动作用，只是反对任何大国为了维持地区均势而诉诸武力，入侵和控制中小国家，或进行常规军备和核军备竞赛，以及反对经济大国利用经济相互依存关系中的不对称性而企图控制、要挟处于劣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

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更重视以下因素在维护世界和平中的作用：（1）国际法。只有尊重和严格遵守以《联合国宪章》为代表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世界和平才能得以维持。必须坚持反对寻找借口对《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进行不负责任的解释或篡改，以强权偷换国际法，破坏主权平等原则，恣意干涉别国内政，直至武力施压，利用“人权高于主权”及“人道主义干预”侵犯独立国家的主权。全球霸权主义与地区霸权主义是世界和平与地区稳定的主要危险。（2）世界和平力量。战后以来，世界上主要出现了四股和平力量，一是新获独立的发展中国家。它们摆脱了殖民体系的统治，将发展民族经济争取和平环境作为重要任务，在国际舞台上奉行“和平、中立、不结盟”政策，以维护世界和平为己任。1955年在印尼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1961年在南斯拉夫创立的不结盟运动，都对第三世界反对霸权主义争取世界和平起到了积极作用。二是以资本主义国家人民为主体的世界范围内的和平运动，如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反战运动、欧洲的绿党和绿色和平运动以及1986年的“国际和平年活动”。正如康德所认为的，人民的天性是爱好和平的。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促使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特别是欧洲人民最终联合起来，相互支持，通过示威、集会、抗议和议会游说等各种合法方式，反对扩军备战、进行核试验、研制太空武器和缔结军事集团，这对于防止世界大战的爆发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三是社会主义国家在维持世界和平方面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坚持将“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外交政策的基本准则，在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保卫地区与世界和平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四是热爱和平的广大中小发达国家，以及超级大国外交决策集团中的鸽派人士。他们受和平运动与和平主义思想影响很深，往往作出有利于地区和世界和平的决定。万斯、基辛格、黑格和舒尔茨等美国国务卿和尼克松、卡特等美国总统等人，在促进美苏缓和、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及结束越南战争与冷战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3）国际新秩序。发展中国家倾向于认为，局部战争、国际冲突这些国际暴力现象的根源在于国际社会中，无论是社会产品还是社会价值，都存在着强烈的分配不公，尤其表现为处于世界体系中心支配地位的发达国家与处于边缘从属地位的发展中国家存在着较大的非对称关系，发达国家在国际生产扩张、国际贸易条件、国际金融地位诸方面都压迫着发展中国家，这种国际经济结构的失衡是导致战后第三世界战事不断的根本原因。只有改变这种不均衡的国际经济结构，或国际经济旧秩序，建立起南北国家之间平等互利的新秩序，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发展中国家的内部动乱因素，也才能缓和南北之间的严重对立。（4）国际组织。发展中国家认为，国际组织在促进战后和平方面功不可没。一些专门性国际组织如国际奥委会、国际气象组织可以加强各国的人员沟通和相互了解，一些地区性的国际组织如欧盟可以协调其内部各种矛盾，一些重要的国际经济组织在纠正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缓解金融危机方面颇有建树，如世界贸易组织（WTO）在贸易政策方面对发展中国家的特殊照顾，又如IMF多次积极促成债务重议，缓和了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负担。在缔造和平方面最重要的国际组织当属联合国。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性集体安全与维持和平机制，有利于建立稳定有效的集体安全保障体系，以集体的优势实力制止侵略和战争行为。冷战后，该组织在对付地区性冲突、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特别是核武器的扩散等方面，在监督西撒哈拉各方执行停火协议，以及于1991年制止伊拉克对科威特的侵略，帮助柬埔寨重建民选政权与国内秩序，解决1998年2月和11月两次伊拉克危机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目前，最重要的优先努力是维护联合国安理会在维持地区和平方面的主导作用，通过联合国改革强化其权威和作用，使其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真正负起首要责任，在任何情况下其地位和作用都不应受到质疑和削弱，也决不允许任何国家绕开它擅自行动。

不难看出，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和平的内涵与实现手段的理解上既有共同点，又有巨大的不同。共同的和平观是推动国际关系总体缓和的主要因素，也是南北合作、人类进步的动力与标志。不同的和平观从根本上反映出处于世界秩序中不同地位的国家具有不同的利益需求。这说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霸权控制与反对霸权主义，维护国际旧秩序与要求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斗争不会停止，国际冲突仍会在大缓和的总体框架下此起彼伏。1999年北约空袭南联盟和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并没有改变大缓和的主流趋势，只是和平观的冲突在国际政治实践中的极端外化而已。

（二）全球共同发展是大势所趋

自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以来，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国际关系中的根本问题是发展问题，而发展问题又不是纯粹单个国家的事务或国家集团的区域事务，而是关乎所有国家的全球问题，既包括发达国家的发展，也涉及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以及与这两类国家紧密相连的全球经济发展，实际上，也就是全球共同发展问题。在经济全球化和相互依存时代，各国的经济发展已经水乳交融，息息相关。发展中国家离不开发达国家，后者的经济健康发展是世界经济的火车头，也是前者的主要市场、投资者；发达国家也离不开发展中国家，因为后者为前者提供重要的原材料、廉价的劳动力和重要的经济环境。发达国家的每一个经济危机都引发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同样，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石油危机、债务危机照样可以震动西方的经济体系，甚至导致经济衰退，如1982年的墨西哥债务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从发展中国家开始的，最后波及了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目前，全球共同发展有以下几个问题亟待解决。

一是南北问题成为制约世界健康发展的“毒瘤”。南北问题，也就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不平衡、经济关系不平等的问题，是目前最大的发展问题。如果这个问题解决得不好，即使发达国家经济水平进一步提高，世界总量有较大的增长，世界经济总是处于极端不均衡状态，全球社会的经济、社会、政治危机随时都可能爆发。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差距有多大？南北问题的紧迫性有多强？让我们先看看几个比较数字吧。如果你生活在发展中国家，那么

——你的蛋白质营养状况只有在发达国家的58%；

——如果你到了上小学的年龄，那么你上学的机会比在发达国家少200%，

　　等你长大成人，你成为文盲的可能性比在发达国家大9倍；

——你的收入只相当于发达国家公民收入的8%；

——你拥有的人均医生人数和医院床位数只相当于发达国家所拥有的9%和18%；

——你的婴儿在5岁前夭折的可能性比在发达国家大8倍；

——你比生活在发达国家少活14年。

反映在总体数字上，发展中国家占世界总人口的78%，国内总产值（GDP）却仅占全球总GDP的17%。这种差距有逐渐拉大的趋势。自1985年至1992年，南、北方国家人均GDP差距从9991美元扩大到11168美元；42个最贫困国家的人均GDP平均是362美元，与发达国家相比是1∶34。另外，有近1／3的最不发达国家的人均GDP，在过去的25年里有了下降。以南撒哈拉地区为例，这个地区所有国家的GDP总量仅与比利时相当，自1982年至1992年，人均GDP平均每年下降0．7个百分点，目前只有338美元。这个地区只有37%的人能喝到干净水，每24500人才拥有一个医生，成人的文盲率高达56%，人均寿命比世界其他地区少10年。很明显，南北问题不解决，南北贫富差距将越来越悬殊，必然加深南北矛盾，加剧南北对抗，严重影响整个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

解决南北问题，促进南方国家的经济发展，看似发展中国家急需要解决资金、投资、外援等问题，实际上也涉及内外一系列的配套改革与合作问题。就单个国家而言，必须在尽可能争取外援的同时，致力于自身建设，根据自己的国情制定发展战略，调整经济结构，加大教育和科技投入，加强对外出口，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并相应地改善政治体制；就发展中国家整体而言，改变目前的“发展困境”不外三条道路：南南合作、南北对话和推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第一条道路是最为现实的，1955年在印尼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开启了南南合作的先河，20世纪60年代被称为“穷人工会”的“77国集团”建立，它在70年代以“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合作委员会”为协调机构，为促进南南合作做了大量工作，自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初，发展中国家共建立起包括石油输出国组织、中美洲共同市场等各种经济合作组织60余个，内部贸易额由近百亿美元增加到1500亿美元。目前，南南合作的重点还是发展中国家之间建立各种区域性的自由贸易区和共同市场。第二条道路是南北对话，目前由于发展中国家之间经济的两极分化、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原料的替代制品越来越多，以及两极体系的崩溃导致发展中国家作为“中间地带”的地位有所下降等原因，南北对话陷入僵局。但是像墨西哥等国却在探寻南北合作的新途径，1994年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成立北美自由贸易区，这是历史上第一个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筹建的经济合作组织，具有特殊的意义。至于第三条道路，它是必需的。发展中国家就整体而言要尽快缩小同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在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条件下几乎是不可能的，其合理的逻辑是，必须改变不合理国际分工基础上的国际生产体系、以不平等交换为基础的国际贸易体系，以及以垄断资本为基础的国际金融体系。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这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二是加强世界经济的协调机制，规范各国政策行为，对国际经济生活中的突发事件采取共同干预行动，以保证世界经济及各国经济的持续发展。目前，各国对外开放日趋发展，经济全球化加速进行，国际经济的互动性日益扩展，这就要求相关国家采取相匹配的经济措施，争取实现共同的经济内外均衡，避免在冲突的经济调节中形成对各自均衡的破坏力量，同时，通过对各国经济政策进行国际协调，克服过度竞争和市场进入障碍，特别是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市场准入机会。在世界经济的协调发展中，要充分照顾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三是共同应付“全球性问题”的挑战。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可以凭其经济的优势和利用对发展中国家原料依赖的减少，而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求和南北对话怠慢冷漠的话，那么，在层出不穷的“全球性问题”面前，它们再也不能不采取合作的态度。世界人口问题，粮食危机问题，世界能源问题，世界资源问题，以及世界生态问题，等等，已经不是哪一个国家单独造成的，也不是只针对哪一个国家的，更不是仅靠哪一个国家的“单干”能够解决得了的。关于这五大危机的数字说明，我们也许并不陌生。我们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危机相互联系，已经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其中人口问题是全球性危机的核心，它必然导致粮食、能源、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危机，而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破坏又反过来使得“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发展中国家，进一步丧失了发展农业经济的自然基础，必然发生粮食问题，并更加不计后果地开采弥足珍贵的国家自然资源。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问题不仅在发展中国家存在，发达国家在制造“全球性问题”方面更是难辞其咎，二氧化碳废气排放量的2／3来自工业发达国家，发达国家还把数不尽的污染工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把许多核废料、工业垃圾和污染物输送到发展中国家，把发展中国家作为其能源和初级产品的加工厂。正是发达国家在近代史上对发展中国家能源和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采，以及对殖民地人民的经济压迫和政治迫害，才造成了今天世界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并由此导致了发展中国家的集体贫困和人口危机。同时，技术进步的负面效应带来了全球危机，这在20世纪70年代面世的“罗马俱乐部报告”《增长的极限》和《人类处在转折点上》两本书中得到深刻的阐明：“如果缺乏更为恰当的词语，我们仍然必须把所有这一切称作危机。这是一种压倒一切的、划时代的危机。它贯穿于人的生活的各个方面。罗马俱乐部把它称为人类的‘困境’。”这种困境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困境。

（三）和平与发展的相互关系

和平与发展既是各有特点的不同趋势，又是相生相伴的统一进程。发展离不开和平，和平也离不开发展，两者互为因果，相互促进。

“和平是发展的保护神”，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对任何一个国家而言，周边环境动荡不安、战乱频仍，都会影响其正常的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不但对外贸易难以顺利开展，连起码的国际交流也难以持续。就世界范围而言，如果国际局势严重不稳，军备竞赛不断升级，军费开支日益庞大，就会大大消耗世界各国宝贵的资金、人力和自然资源，严重制约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如果爆发核大战，连人类生存都成问题，发展问题更无从谈起。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前南斯拉夫在20世纪80年代初还是相等于中等发达国家经济水平的巴尔干强国，被誉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购物天堂”，但进入90年代后政局不稳，国家分裂，战事不断，从波黑内战到北约空袭科索沃，几十年来的建设成就毁于一旦，南联盟经济已倒退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水平。伊拉克也是如此，本来在20世纪70年代已是中东地区较为富裕的国家，但因后来打了8年的两伊战争导致其综合国力和经济实力不断下降，到1991年，又发动了吞噬科威特的战争，结果被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击败，经济制裁已近10载，沦落到连起码的卫生保健用品、食品都难以维持的地步，经过伊拉克战争，更是百废待兴。另外，40多年的冷战给人类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灾难。1949年世界军费约2000亿美元，1980年达到4000亿美元，至1986年已高达10000亿美元。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的军费开支接近全世界军费开支的30%，而如今几乎占到50%。据世界银行统计，1986年发展中国家10000亿美元的外债中，1／4源于武器购买。如果把世界军费的1／5用于解决世界饥荒，那么在短时间内就能基本解决这一世界性难题。如果20世纪80年代世界军备裁减25%，90年代再裁减15%，并将它用于发展世界经济，那么发展中国家的GNP至少可以提高3．7个百分点。

发展是稳固和平的“诺亚方舟”，是积极和平的“助推器”。和平从来不是抽象的，绝对的，而是具体的，相对的。和平有稳固和平、脆弱和平，积极和平、消极和平之分。从操作层面讲，霸权可以带来“强制下的和平”，均势可以导致“两强对峙下的稳定”，核大国的“相互确保摧毁”可以营造“核威慑的恐怖和平”，但从根本上讲，这些和平都是消极的、不稳固的和平，因为它们源于对直接暴力的强制约束，是利用了人们对于战争的恐惧而不是对和平的向往。积极和平或稳固和平的缔造，本质上与经济发展息息相关，发展对于和平的贡献主要分布在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经济高度相互依存有助于和平营建。战后世界各国的贸易、金融和投资相互依存大幅度增加，1996年，世界商品贸易额是1950年的16倍，而同期世界各国GDP增长不足5倍，世界出口总额占世界GDP的比重从7%增加到15%；全球范围内金融市场已经从支离分割的状态，进入了一个相互联结的统一市场，资本的越界流动已接近天文数字；投资相互依存更是不可忽视，以美欧为例，美国在欧洲投资额高达1750亿美元，而欧洲在美国投资额也超过了2350亿美元。各国经济的这种相互依存，导致不少外向型经济国家某种程度上结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一个开放的大国如果发生经济危机，就会极大影响到其他国家的经济健康发展，甚至会引发全球性经济危机，更不要说诉诸武力挑起世界大战给国民经济和世界经济可能带来的毁灭性灾难了。

发展推动和平的第二个也是更为根本的层面是，巩固的和平必须通过消除国内社会和国际社会的社会产品分配不均和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才能获得。即是说，和平只有建立在一个均衡发展、相对富裕、分配公正的盛世基础之上，才能根深蒂固，才能与人类的天性相符；相反，在贫困、饥荒、两极分化和经济危机之上筑起的和平，只能是沙滩上的城堡，经不起风吹雨打，结构性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必然会以次国家形式、国家形式或国家集团形式爆发冲突与战争。二战后所以没有发生大战，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功不可没，一方面是世界各国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国际依存度加深，战争成本加大，从而制约了战争的动机，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充分利用第三次技术革命，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缓和了社会矛盾和维持了社会稳定。战后局部战争大多发生在发展中国家之间，与这些国家经济危机、发展缓慢也不无关联。可以肯定，经济发展，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强有力保证，邓小平指出的“世界和平能否维护，归根到底是第三世界发展的程度如何”，就是这个含义。发展中国家从人口到地域都占世界的大部分，又处于经济发展的不利地位，所以，世界的发展归根到底是指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发展中国家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主力军，其发展程度将很大程度上决定21世纪人类和平的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