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武兼习，师从名将

文武兼习，师从名将

1.文武兼习，师从名将

施琅出身平民家庭，幼年学文未成，弃而学武，据他说“习战阵，击刺诸技，于兵法无不兼精”。青年时应募从军，因力能举鼎，被用为低级武弁。后又通过其叔父施天福的推荐至郑芝龙部任职。因镇压地方反明武装有功，升为游击将军，任参将。明王朝被李自成农民军推翻之后，随着郑芝龙官爵的升迁，施琅的官职也不断提高。南明弘光政权建立后，他升副总兵，隆武政权建立时，他又升都督签事，任左冲锋。清军进入福建，郑芝龙降清，被挟持入京。施琅率所部转移至广东潮惠地区，被清军李成栋部包围于镜平(广东镜平北)，苦守月余，突围返闽。沿途又收集流散民军八百余人，于清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与其弟施显投郑成功。因施琅曾任郑芝龙部高级将领，又有实际统兵作战的经验，所以郑成功任命施琅为左先锋。郑军以镇为战略单位，先锋虽然也统领一镇，但职位高于一般镇将，在郑成功起兵初期，左、右先锋是郑成功部下的最高将领。当时施琅于成功诸将中“年最少，风宇魁梧，号知兵，自楼橹、旗帜、伍阵相离之法，皆琅启之”。

施琅在与清军及地方武装集团的作战中，屡立战功。如顺治六年(公元1649年)十月攻云霄时，曾率部阵斩清守将张国柱，为攻克该城建立了第一功；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略取广东潮州地区时，独立攻占溪头寨，有力地配合了主力对和平寨的进攻；在与潮州郝尚久部作战时，大败敌军，并指挥亲随，强攻敌重兵把守的浮桥，将其焚毁，切断潮、漳间的惟一通路，稳定了战局等。因而郑成功与施琅“相得甚、军储、卒伍及机密大事，悉与谋”。当时海上抗清武装力量，各自为政，没有统一的领导，郑成功兵力不过万人，仅以鼓浪屿小岛为根据地，虽然南征北战，频频出击，但只能以游击方式袭扰各处，尚无力与清军主力进行大的战役。郑芝龙旧部中兵力最大、装备最好的为占据厦门的郑彩、郑联两部。郑成功在潮州受挫退至潮阳时，深感兵力不足。当时正值郑彩率军南下广东，郑成功欲取厦门为根据地，兼并郑联所部，以扩大实力。但又考虑“彼船只倍多，部将老练”，惟恐“取之不得，反结为仇”，定不下决心。施琅认为单纯靠武力攻取，难有把握，“当设计图之”。他建议说：“联乃酒色狂徒，无谋之辈。藩主可领四只巨舰，扬帆回师，寄泊鼓浪屿。彼见船少，必无猜疑。其余者陆续假为商船，或寄泊岛美、浯屿，或寄大担、白石头，或从鼓浪屿转入崎尾，或直入寄碇厦门港水仙宫前。藩王登岸拜谒，悉从谦恭，然后相机而动。此吕蒙赚荆州之计也”。郑成功用施琅计，于八月间杀郑联收其众；郑彩亦主动退隐，将兵权全部交给郑成功。郑成功的军事实力，开始有了大的发展。

施琅因功而骄，“恃才而倨”，其弟施显已升为援剿左镇镇将，“兄弟具握兵权，每有跋扈之状，动多倚兵凌人”。遂与郑成开始产生矛盾，后又发展为战略方针上的分歧。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正月，郑成功率军去广东勤王，施琅反对主力南下，“不欲勤王”，向郑成功说：“勤王臣子职分，但郎(琅)昨夜一梦，似大不利，乞藩王思之”，郑成功当即令施琅的副将苏茂代理左先锋职务，命施琅随郑鸿逵军返厦门休假。

郑成功主力南进后，清福建泉中路总兵马得功，乘厦门空虚之际，渡海袭击厦门，守将郑芝鹏怯战逃走，厦门被清军占领。施琅随郑鸿逵军反击，率亲随百余人突击马得功指挥部，大败清军，几乎将其俘获。马得功在郑鸿逵庇护下逃回大陆。郑成功返厦门后，仅因功赏施琅银二百两，并未恢复其兵权，仍“令其闲住”。施琅心怀不满，要求为僧，郑成功令其“再募兵，许授前锋镇”,施琅拒不接受，二人之间的矛盾渐趋尖锐。当年四月间，施琅亲兵曾德犯法，郑成功意欲袒护，施琅却将其杀死。郑成功遂下令逮捕施琅及其弟显、父大宣和其家属。施琅被捕后逃走，郑成功竟下令杀死其父、弟及家属。施琅与郑成功在政治上彻底决裂，投诚了清朝。(www.guayunf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