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类型集群的网络结构是有差异的。Markusen(1996)从集群风险的角度分析了不同类型集群的强势和弱势。王缉慈(1998)在Markusen的基础上,以集群网络为研究视角,提出意大利式新产业区(市场型集群)相对于其他类型产业区更具优势。而后,蔡宁等人(2003)运用社会网络方法分析了集群的网络性风险,认为集群网络结构是网络性风险形成的重要因素。王发明等人(2006)则运用网络结构中度分布、集聚系数以及平均最短路径长度定性地描述了美国128公路(中卫型集群)衰退和硅谷集群(混合网络型集群)的兴起。
这种网络结构的差异性导致了三种集群在外生性风险和内生性风险下,对风险的鲁棒性和脆弱性是不同的。Saxenian(1994)以美国两个高技术产业区:硅谷——混合网络型集群(王缉慈,2001)和128公路——中卫型集群为研究对象,描述了两个集群在经历外生性风险(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半导体工业对美国电子工业的影响)后,发现128公路比硅谷受到的冲击更小。而在经受内生性风险(美国电子工业由半导体进入微电脑)后,发现硅谷比128公路更成功。Lozano(2007)则进一步在刻画两类集群的网络结构后,得出两类集群在不同阶段对风险的鲁棒性是不一样的。
Becattini(1969)分析了在经历内生性风险后,意大利纺织业集群中以数量巨大、小型家庭作坊式为集群发展模式(市场型)的兴起与以福特模式为集群发展模式(中卫型)的失败。Amin等人(1990)研究得到,经历过1980年的经济危机(外生性风险)后,意大利纺织产业集群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与此同时,以大工业为主导的集群模式却得到了比较好的发展。
以上的研究比较了两种风险情况下三类集群对风险的鲁棒性的差异,并得出以下结论:
(1)外生性风险:中卫型>混合网络型,中卫型>市场型;
(2)内生性风险:中卫型<混合网络型,中卫型<市场型。
但是,在这两种风险情况下,混合网络型与市场型集群对风险的鲁棒性如何比较?三类集群对风险的鲁棒性如何判断?已成为当下研究所面临的难题之一。
解决以上问题的关键点在于:第一,都以不同类型的集群总体为研究对象,整体网络结构的构建需要大样本数据。第二,都是针对不同集群网络动态的攻击过程,因此需要建立一个足够的时间跨度函数才能加以检验。第三,现实中,集群网络受攻击的对象以及受攻击的强度难以观察,因此很难研究攻击对集群整体影响程度。这些特点使得传统的研究方法难以定量描述风险对集群网络结构的动态影响过程,这不仅表现在数据收集上,而且也表现在研究对象的有效选择、具体指标的描述以及模型整体的构建上。基于以上不足,本书尝试采用复杂网络理论来分析不同的集群类型,这种研究方法能通过微观个体的具体行为准则构建宏观总体,从而有效识别研究对象,进而对集群风险和网络结构演化进行定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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