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两个基本途径：一是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际相结合；二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相结合。笔者觉得这种概括恐怕还不够。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确实是通过这两个结合推进的，但结合不是目的，目的是要在结合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并解决当时的时代课题。换言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不断探索和解决中国的时代课题，并进一步不断实现理论创新的历程，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演进的基本规律。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历来强调“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他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1]。因而，自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指导思想之后，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人解决中国问题过程中的历史使命。在这一过程的第一阶段，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进而科学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找到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实现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的胜利，就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必须首先破解的第一个时代课题。在这一过程中，曾经有过两种教条主义倾向：一是照搬马克思主义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一般规律的理论，认为中国的民主革命应该和西方一样由资产阶级来领导，通过“二次革命”进入社会主义；二是照搬列宁主义和俄国革命的经验，希图民主革命和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而毛泽东则早在1930年《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就鲜明地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2]这实际上否定了那种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思想倾向，明确肯定了必须从中国社会和革命的具体实际出发来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后，在《实践论》和《矛盾论》中，毛泽东从思想根源上对党内历次“左”、右错误的实质进行分析，从哲学高度解决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问题。毛泽东正是在精彩地解决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一时代课题的过程中，坚定地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找到了一条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
新中国成立以后，百废待兴，特别是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时代课题，就是要在继续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集中回答和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进而找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此过程中，也有两种教条主义倾向：一是照搬马、恩关于在发达国家取得革命胜利后建设社会主义的模式设想和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二是照搬中国革命时期的经验，用“阶级斗争为纲”和大搞群众运动的方式来搞建设，结果导致了严重挫折。“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邓小平抓住了决定性环节，从端正思想路线入手进行拨乱反正，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3]，并指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4]这条思想路线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5]，“马克思主义的精髓”[6]，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和根本点”。[7]这就进一步弄清楚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并且总结历史经验，科学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意义，进一步弄清楚“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怎样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在此基础上，邓小平指出：“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8]邓小平理论紧紧抓住这一时代课题，从我国基本国情和时代特征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思路下，从人民的发展愿望与根本利益出发，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目标、战略步骤、整体布局、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做了全面系统的阐述，正确揭示了社会主义的功能、本质、目标和任务，从而最终破解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世纪性难题，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理论成果。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我国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并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阶段。新阶段新形势把我们党推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方位，那就是：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之后，我们党已从领导人民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因此，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时代课题，就是要进一步探索党的执政规律和执政党的建设规律，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保证党的执政地位长期稳固，也即要回答好“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紧紧围绕这一时代课题，进行了长期的深入思考，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党的建设同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的发展趋势联系起来，在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的总体思路下，从“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对党的执政历史方位、性质、宗旨、根本任务和执政合法性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做了全面系统的阐述，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保持党的先进性、如何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如何把党建设成领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强核心等基本问题，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理论成果。
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脚步在加快，理论创新的脚步也在加快。新的发展也带来了一些新的情况、新的问题，需要有新的认识、新的解答。此时，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时代课题就是要回答“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也即要清楚地回答如何在新的历史时期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深入思考这一时代课题，解决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过程中，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一重大的创新理论。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时代课题，总结并汲取了国内外社会发展的经验教训，继承了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针对十几年来我国社会快速发展所累积下来的矛盾和问题，提出了创新发展的战略思维，力求推进我国社会发展由“又快又好”向“又好又快”的转型，对新时期我国社会的发展目的、发展动力、发展模式、发展理念、发展思路、发展主体等一系列问题做了详细的解答，勾画出了适合当代世界客观条件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是新时代的社会主义发展观，第一次全面而科学地解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时代课题，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局面。
综前所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正是不断解决中国的时代课题的历程，在不断解决中国时代课题的过程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次又一次历史性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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