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理论与实践

鸦片战争以后，先进的中国人开眼看世界，在实践中探索救亡图存的根本出路；资产阶级作为完整的阶级产生，并形成了其政治诉求。人只能在既有条件下创造历史。在当时，西方自由民主是主要进步潮流。中国资产阶级吸收了西方民主主义的合理内核，把中国传统文化的民主蕴含提升为民主主义，探索了中国的民主实现形式，主要是“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两种。

君主立宪方案曾经有过几次试探。戊戌变法曾波澜壮阔，清末新政一度让维新派满怀憧憬，帝制复辟又让已经阻碍历史发展的立宪派拍手称快。但是，这些试探或者失败，或者幻灭无奈，或者被人民扫出历史舞台。实践证明，君主立宪模式在中国走不通。一些原立宪派人士的思想发生了转变。梁启超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阻止袁世凯复辟帝制，甚至吸收了部分社会主义观念。杨度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为自己撰写了“帝道真知，如今都成过去事；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的挽联。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方案曾经有过持久实践。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中国民主进步的闸门从此拉开。但革命成果不久便被反动军阀窃取，中国人民被压迫被奴役的命运没有改变。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等持续的探索均以失败告终，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尽头。代表封建和买办的军阀政府召开过“国会”“国民大会”，但都被包括自由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在内的广大人民揭穿了其反动本质。一些坚持走西方民主共和国道路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由于缺乏社会基础，加上自身局限，他们的民主设计方案始终无法成为人民的选择。实践证明，民主共和国应当成为中国民主的必要形式；但西式民主共和国模式在中国走不通。君主立宪模式和西式民主共和国模式的失败，标志着西式民主在中国的破产。“一切别的东西都试过了，都失败了，曾经留恋过别的东西的人们，有些人倒下去了，有些人觉悟过来了，有些人正在转换脑筋。”^[2]

西式民主实践失败后，孙中山在反思中继续探索。正在这时，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孙中山站在时代的最前列。他追随列宁的思想，认为列宁的著作“是建立在一定会掌握和统治人类的思想和希望的这样的社会观念上的”^[3]。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影响下，孙中山正确地指出了西方民主制度的本质弊端：“各国实行这种代议政体都免不了流弊，不过传到中国，流弊更是不堪问罢了。大家对这种政体如果不去闻问，不想挽救，把国事都托付到一般猪仔议员，让他们去乱作乱为，国家前途是很危险的。所以外国人所希望的代议政体，以为就是人类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之计，那是不足信的。”^[4]同时，他肯定了俄国苏维埃制度，认为“惟想这种人民独裁的政体，当然比代议政体改良得多”^[5]。因此，他提出“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者所得而私也”^[6]；“实行普通选举制，废除以资产为标准之阶级选举”^[7]；“我们拿欧美以往的历史来做材料，不是要学欧美，步他们的后尘；是用我们的民权主义，把中国改造成一个‘全民政治’的民国，要驾乎于欧美之上”^[8]。孙中山的实践表明，先进的中国人已经转变了选择，人民民主成为中国民主道路新取向。

新文化运动时期，李大钊、陈独秀等领袖，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吸引了大批知识分子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进行学理探讨，开始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梳理晚清以来中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得失。李大钊以进化论、天赋人权为依据，说明民主政治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把自由视为民主政治的核心，把个性解放视为建立民主政治的基础，把代议制视为最好的民主政体，把民主政治理解为全民性的自由政治，同时，他从中国社会治乱的历史经验与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角度出发，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突出强调思想和言论自由，把思想解放置于比民主制度更为根本的地位。陈独秀则大力宣传“卢梭式法国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着重强调建立公民参与的大众民主，憧憬“多数人之国民政治”。他鼓吹法国民主学说，称道拉法耶特的“人权宣言”，意在唤醒中国民众的公民意识，为实现真正的民主共和理想而奋斗。

面对中华民国以来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实践的一次次挫败，接受民主主义的知识分子们早已对其是否可行产生了疑问。毛泽东认为：“宪法，中国已有过了，曹锟不是颁布过宪法吗？但是民主自由在何处呢？大总统，那就更多，第一个是孙中山，他是好的，但被袁世凯取消了。第二个是袁世凯，第三个是黎元洪，第四个是冯国璋，第五个是徐世昌，可谓多矣，但是他们和专职皇帝有什么分别呢？他们的宪法也好，总统也好，都是假东西。”^[9]身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确实想要这种宪政，想要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的专政，但是他们是要不来的”^[10]。相反，封建势力的部分代表相继打起了宪政的招牌欺骗世人，“中国的顽固派所说的宪政，就是外国的旧式的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他们口里说要这种宪政，并不是真正要这种宪政，而是借此欺骗人民。他们实际上要的是法西斯主义的一党专政”^[11]。因此，他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进行了批判，认为：“现在的英、法、美等国，所谓宪政，所谓民主政治，实际上都是吃人政治。”“许多国家都挂起了共和国的招牌，实际上却是一点民主也没有。”^[12]在毛泽东等先进分子看来，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只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独裁统治的别名”^[13]。

十月革命后，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一批进步知识分子开始关注苏俄，关注社会主义运动，关注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关注中国社会底层的人民生活状况。建立一个犹如苏维埃俄国般劳动群众当家作主人的政治和社会制度，成为先进分子的理想。李大钊、陈独秀迅速从激进的民主主义向确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转变。1920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创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他的民主观转变为无产阶级专政的苏俄模式。他宣称：“十八世纪以来的‘德谟克拉西’是那被政府的新型财产工商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政府阶级的帝王贵族要求权力的旗帜”，“如今二十世纪的‘德谟克拉西’，那是被征服的新型无产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阶级的财产工商界要求权利的旗帜”。^[14]他认为民主主义“乃是资产阶级在从前拿他来达到封建制度底武器，在现在拿他来欺骗世人把持政权底诡计”，“若是妄想民主政治才合乎全民意，才真是平等自由，那便是大错特错”，“民主主义只能够代表资产阶级意，一方面不能代表封建党底意，一方面更不能够代表劳动阶级底意，他们往往拿全民意来反对社会主义，说社会主义是非民主的，所以不行，这都是欺骗世人把持政权的诡计”。^[15]

蔡和森、毛泽东、张闻天等陈独秀、李大钊的追随者们，也在对中国的民主道路进行探索的过程中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他们希望通过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选举制度，选出无产阶级劳动民众的代表，保障自身的利益，在此基础上通过无产阶级革命以及专政，来确立无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逐渐对中国的民主政治进行了自己的思考。中国共产党的民主理念在党的初期的宣言和纲领中得到集中体现。1922年9月，《向导》发刊词曾明确指出：“近代民主政治，若不建设在最大多数人的真正民意之上，是没有不崩坏的。”“所谓近代政治，即民主政治立宪政治，是怎样发生的呢？他的精髓是什么呢？老老实实的简单说来，只是市民对于国家所要的言论，集会，结社，出版，宗教信仰，这几项自由权利。”^[16]要突破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狭隘，以苏俄为榜样，建立一个真正代表多数人的民意的无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工农民主政权，成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发动革命运动的一个明确目标。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共产党人把一般民主理论提升到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形成了我党早期的民主观。早在1919年，毛泽东已经认识到“民众的联合力量最强”。民众的联合力量，就是“由独裁政治，变为代议政治。由限制的选举，变为没有限制的选举……由少数阶级专制的黑暗社会，变为全体人民自由发展的光明社会”。总之，就是“由强权得自由”^[17]。“民众的大联合”是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中国化的最初形态，它的提出成为党的群众路线和后来人民民主的理论起源。李大钊是当时我党马克思主义民主观最成熟的代表。他认为“平民主义……所用的‘人民’这一语，很是暧昧，很是含混……普通所说的平民政治，不是真正的平民政治，乃是中产阶级的平民政治”，而“工人政治就是为工人，属于工人，由于工人的事务管理”。^[18]在李大钊看来，“现在的平民政治正在由中产阶级的平民政治向无产阶级的平民政治发展的途中”^[19]。他相信，只有“无产阶级的平民政治”才是“真正的平民政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李大钊已经完成了思想转变，形成了民主的科学认识。特别是，“无产阶级的平民政治”这一范畴，实际上内在萌生着中国共产党以后提出的“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初步探讨了民主政治的具体内涵和奋斗目标。中共一大党纲提出“承认无产阶级专政”^[20]。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逐渐对中国的民主政治进行了自己的思考。中国共产党发布的《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主张》公开提出要以“民主政治”代替“军阀政治”。所谓民主政治，“乃是由一个能建设新的政治组织应付世界的新环境之民主党或宗旨相近的数个党派之联合，用革命的手段完全打倒非民主的反动派军阀官僚，来掌握政权的意思”^[21]。真正的民主派又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党纲和政策必须不违背民主主义的原则”，二是“行动必须始终拥护民主主义与军阀奋斗”。^[22]由此，党提出了“使工人、贫农和小资产阶级建立民主主义联合战线”的主张。同时提出，工人阶级要坚持自身利益，在民主革命后建立“与贫苦农民联合的无产阶级专政”^[23]。中国共产党还比较准确地认识到公民权利是民主政治的题中之义。在党的民主革命纲领中明确规定，“实行无限制的普通选举”，“保障人民集会、结社、出版之言论自由权”，“平民需有建议权，罢官权，撤回代表权及废止法律权；中央地方重要的国家官员需民选”，“实行都市和乡村自治”等。^[24]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探讨了国家民主和基层民主、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毛泽东指出，实现民主政治，在政权层面，就要“由强权得自由”，就要“由独裁政治，变为代议政治。由限制的选举，变为没限制的选举”。在基层层面，就要“完全的县自治，和完全的省自治。乡长民选，省长民选，自己选出同辈中靠得住的人去执行公役”^[25]。在社会层面，就要“政治组织是以社会组织做基础，无社会组织决不能有政治组织，有之只是虚伪。……国民全体是以国民个人做基础，国民个人不健全，国民全体当然无健全之望”^[26]。工会群众团体也从这个时期开始发挥了重要作用。毛泽东等为此探索了“自治模式”的政治实践。当然，在没有建立民主政权的情况下，“社会自治”是不可能实现的。毛泽东很快认识到这一点，决定以革命的共产党推翻军阀的反动统治，以实现社会根本改造。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首次实践了人民民主的第一个模式。党在1922年就发出了“各民主派举行联席会议并建立民主主义联合战线”的呼吁。1925年，在我党的主张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共同发起了“国民议会促成会”。“到会代表二百余人，代表二十余省区，一百二十余个地方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在这些促成会旗帜之下集合的是：工农群众，知识界，教职员，学生，商人，实业家，新闻记者，律师以及各种有职业的平民。”^[27]赵世炎具体领导了这次民主实践。他评价说：“这是一个民众的会议！从会议之经过与结果来看，是颇良好的。这样从民间产出的会议，在我国实不易见、或者是真正的国民会议之先声。”^[28]国民议会促成会作为人民民主实践的第一个模式，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从成员构成来看，它体现了各界群众的大联合，具有新民主主义的人民民主性质。从制度设计来看，它具有人民代议制民主性质。从运行方式来看，促成会代表由各革命阶级各界各职业团体选举产生，在决策议程中又进行了广泛而充分的协商，兼有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两种形式。因此，它实际上是中国民主模式的萌芽形态。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还认识并初步实践了以“党治”推进“全民政治”的民主道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乃是由一个能建设新的政治组织应付世界的新环境之民主党或宗旨相近的数个党派之联合……来掌握政权”^[29]的主张就已经包含了由先进政党领导民主的含义。恽代英做出了详尽阐释：“党治不是开明专制或贤人政治，因一则其目的在达到民治，并非永久想要一个人或少数人包办下去；一则党治虽有少数人领导着进行一切，然此少数领袖绝非孤悬于上，任意进行，他们乃本于一定之主义策略，而有多数同志在下面与之共同努力拥护监督之。故可无专制或贤人政治之弊。”^[30]以“党治”推进“全民政治”的思想与实践，就是今天“以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的源头。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的这一系列探索，涵盖了新型民主的理论、制度、形式、道路。事实上，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民主理论与实践探索，已经成为人民民主的历史性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