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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

时间:2023-08-28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科学发展的轨道,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胡锦涛同志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发展就意味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知识的增长和人性的自由解放,人类进步成为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所谓发展不发展,并不仅仅是从

二、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

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认识和分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富实践,深化对经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认识的成果,是我们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必须长期坚持的根本指导方针。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科学发展的轨道,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

(一)第一要义:发展

胡锦涛同志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发展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决定性意义,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始终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要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下坚实物质基础。我们党要在新世纪新阶段领导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牢牢抓住发展这个主题,坚定履行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1.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主题和首要内涵

要树立正确的发展观,有必要对发展本身加以理论上的严格审视和深层次把握,以廓清“发展”理解上的迷雾,达到理论上的高度自觉。而要做到这一点,具体的分学科的研究固然是必要的,但更为重要的是需要一种哲学理解方式,以达到总体性的、一般性的思考和把握。

“发展”是一个历史发展起来的概念。在古代,并没有“发展”一词,“发展”大致与“运动”、“变化”同义。像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就是在这种意义上谈论问题的。在他看来,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是运动变化的(广义上运动与变化没有区别,狭义上运动不同于变化),运动就是能运动物潜能的实现,一旦把这种能力实现出来,变成现实,就是运动。他把运动分为三类:一类是数量方面的运动,即增加和减少;一类是性质方面的运动,即质变;还有一类是空间方面的运动,即位置的移动。发展就属于数量、性质方面运动、变化的范畴。应当说,发展就是一种运动、变化,但不能反过来说运动、变化就是发展;尤其在社会历史领域内,发展绝不是一般的运动、变化所能涵盖得了的,它有着丰富而独特的内涵。

在中世纪,发展基本上是在神学的框架下来理解和体现的。由于上帝是自然界和人间的造物主,因而世界万事万物的运动、发展莫不源于上帝。按照基督教的理念,人是生而有罪的,只有信奉上帝,接受末日审判,才能获得上帝的恩赐和救赎,重返千年王国。因此,所谓发展,不外是人自觉地反省自己的原罪,善于忍耐、节欲,以求上帝救赎的过程,是人通过努力力求抵达来世的彼岸的过程。这一过程无论就其发展目标、发展方式,还是就其发展动因、发展结局来说,都是预定的、无可更改的,人不过是执行上帝旨意的工具。

到了近代,发展才开始真正走出神学的樊篱走向现实生活。随着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兴起以及科学技术的进步,发展不仅成了时代的最强音,而且具有了新的内涵。发展不仅仅是对宏观世界运动、变化的表达与描述,同时具有了进步的含义。发展就意味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知识的增长和人性的自由解放,人类进步成为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不过,限于当时思想文化条件的限制,“发展”的理解基本上还是受传统进化论的影响,自然进化成为发展的基本含义。在传统进化论的视野里,发展与进化基本上是同义语。“进化”的概念来源于拉丁文“evolutio”,原意为“展开”,一般用以指事物的逐渐变化、发展,由一种状态过渡到另一种状态。生物进化论最先将此词用于生物学研究中,认为一切生命形态都有其发生、发展的演变过程,生物最初就是从非生物发展过来的,现代生存的各种生物,有其共同的祖先,在进化过程中,通过变异、遗传和自然选择,生物逐渐由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种类由少到多。受生物进化论的影响,许多社会学家也用这种思维方式来解释社会发展,认为社会发展的过程在性质上与生物进化的过程是相同的,只不过更为复杂罢了。他们把社会发展看做一个趋向理想社会状态的进化过程,它表现为一种满足社会功能分化需要的结构分化,即人口的增长引起社会复合性的增加,社会复合性的增加又引起劳动分工的细密,从而导致社会从同质性向异质性、从强制性合作向自愿性合作、从军事组织向工业组织的发展,而这种发展所遵循的也是自由竞争、自然淘汰的法则。因此,近代社会的发展论基本上是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社会发展、研究人类生活的,进化论也就是发展论。

应当说,进化论相对于神创论和物种不变论来说,无疑是一大进步。但是,用进化论来解释发展尤其是社会发展,显然是片面的。且不说社会历史的研究无法支持这样的解释,就是现代进化论也对传统进化观提出了强烈质疑。进化论发展到分子生物学阶段,已经不再突出生物进化由低到高的方向性,而是强调生物发展的随机性、多方向性和选择性。因为基因的突变和环境的选择在生物进化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基因的突变和重组可能引起物种的质变,环境的选择不仅具有保存作用,而且具有新的创造作用,导致新的进化方向和路线。所以,生物进化的道路是曲折的,呈现出种种特殊的复杂情况。除进步性发展外,生物界中还存在特化和退化现象。特化不同于全面的生物学的完善化,它是生物对于某种环境条件的特异适应,这种进化方向有利于一个方面的发展却减少了其他方面的适应性;退化则明显地是从低级到高级发展方向的逆转,根本无法代表进步的方向。这样,进步性并不成为进化的基本特征,也不是进化的本质。与进化相反,发展总是体现着从低级到高级的前进上升运动,代表着进步的方向,不能把退化、下降也叫做发展。特别是在谈及社会发展时,谁也不会把社会的停滞、倒退看做正常的社会发展(当然,社会发展是在曲折中前进的,并不总是直线发展的,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因此,进化不等于发展,不等于进步。不能用进化观来代替发展观。

讲发展是一种进步,除了突出发展的前进、上升方向之外,还有更为重要的一层含义,这就是它所包含的价值论意蕴。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人们认为社会是发展还是不发展,发展得好还是坏,实际上就赋予发展以价值内涵了。为什么不把衰退、下降叫没发展?为什么不把单纯的经济增长叫做发展?这实际上已经不是一个事实判断,而是一个价值判断了。所谓发展不发展,并不仅仅是从客体自身发展的程度来界定的,而更主要地是从客体对主体,亦即发展的结果对发展主体的满足程度来确定的。当社会历史活动的结果对人的发展是有益的、对社会进步是有利的时,那么,这样的社会历史活动就是发展的,否则就是不发展的。所以,发展理论所讲的发展,不是一种纯客观的发展,而是同人的发展及其价值实现直接相关的社会发展。发展本身就包含着价值选择,因而是一个与价值密切相关的范畴。不能离开价值观来谈论发展和进步。这样讲,决不意味着发展只是价值观的范畴,而是旨在强调研究发展不能忽略其价值内涵。实际上,发展既具有规律性,又具有价值性,因而是事实与价值的统一;相应地,发展观也必然是历史观与价值观的统一。只有按照这样的观点确立起来的发展理念,才是完整的发展理念。

要全面、准确地理解发展,除了要正确地理解发展的深刻内涵外,还要正确地把握发展的本质特征。这就是要对发展的基本特点要有新认识,对发展的一般状况要有新阐释。发展,就其一般意义来说,是指在一定的起点上“发”与“展”的结合,前者指的是纵向的发育,后者指的是横向的扩展。但是,发展理论所讲的发展又不能仅仅停留于这种一般理解上,必须从历史观的高度上加以新的认识。在社会历史领域内,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并不是原有发展的简单延续与扩展,而是有其新的特殊的内容与形式,因而本质上属于新的创造。

第一,发展是一种新的重组。发展总是在一定的起点上起步的,不可能离开原有的基础任意推进。就此而言,发展确实具有“似自然性”。但是,社会发展毕竟不同于自然界的发展,它是人的活动的产物、人的创造的产物。真正称得上“发展”的发展不是仅仅在原有的轨道上按照原有的方式、方法和原有的价值目标向前延伸的,而是在遵循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按照新的目标、要求对发展的方式和形式加以重组,从而形成新的发展范式或发展模式,使发展快速推进的。诚如列宁所说,发展显然不是简单的、普遍的和永恒的生长、增多(或减少)。重组尽管涉及的内容很多,但主要牵涉到这样一些基本的方面:一是运作方式的重组。发展速度的快慢、发展结果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发展过程中的具体运作方式或运作机制。不同的运作方式,造成不同的发展结局,带来不同的发展后果。现代社会的发展之所以不同于传统农业社会的发展,我国改革开放后的发展之所以不同于此前的发展,主要的原因就在于运作方式的不同。正是经济运作方式的重组即市场机制的确立,才使我国的发展得到了重新转轨定向,步入了前所未有的快车道。要推进发展,必须重视对发展机制的研究。二是发展规则的重组。发展总是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的,不同时期、不同性质的发展,有着不同的规则。从一定意义上说,发展就是各种规则的一种新组合。像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发展就是计划生产规则、平均分配规则、资源统一调拨规则、垂直管理规则等的耦合,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发展则是市场规则、平等竞争规则、利益激励规则、按劳动和生产要素分配规则等新规则的组合。正是这种新的组合,构成了新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阶段。适时地调整和重组发展的规则,正是发展的内在要求。三是发展中各种关系的重组。发展离不开各种社会关系,发展就是各种关系交互作用的产物。发展的程度越高,其关系也就越复杂。各种关系处理得好坏,直接制约着发展。因此,发展就意味着各种关系的调整,意味着新的关系体系的建立。

第二,发展是一种创新。发展不是一种简单的量的扩张,更重要的是一种新质的形成。尤其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以及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仅仅延续原有的量的扩张的老路,固守原有为发展模式,发展没有多大的指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在发展观上确立起创新的理念,用创新引导发展。这里讲的创新,并不是一般的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等,而主要是指发展整体思路、总体内容的创新。这样的创新性发展,不仅是原有发展水平为重大提升,而且是原有发展方式的重大变革;不仅是新的发展因素的增加,而且是发展内容新的调整;不仅是原来未被关注的东西得以彰显,而且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创造出大量的新东西以影响和控制发展;不仅是原有发展格局的某种变动,而且是在更高层次上的整体跃迁。这样的发展本质上是创新,发展与创新难舍难分。事实上,面对新世纪,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离开了创新,很难谈论什么发展。而且,创新也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发展的手段,同时要把它看做发展的基本规定,或者说,发展就是创新。只有在发展的目标、发展的战略、发展的方法和措施等基本方面都得到新的变革和完善并得到有效整合之后,发展才会有新的起色。

所谓科学发展,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使发展既合规律又合目的。发展应具有合规律性。人类社会是由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人口、资源、环境等诸多因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构成的一个复杂系统。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系统的、综合的、整体性的发展,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全面协调的发展,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可持续发展。在人类社会的整体运行过程中,物质生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如果没有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增长,其他一切社会问题的解决就失去了最基础的条件,人类社会也就不可能发展进步。但是,经济增长也要以政治、文化、社会的发展为制度前提、精神动力和社会条件。因此,我们在谋求经济增长的同时,还要进行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环境建设,为实现经济又快又好的发展提供制度保障、精神动力、社会条件和生态环境支持。

发展应具有合目的性。人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主体和根本动力,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唯一能动的因素。同时,人又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价值主体,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人的多层次需要的满足,人的各种潜能的发挥,人的整体素质的提高,是经济社会发展所应追求的最高价值。也就是说,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是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这就要求在发展机会和权利问题上坚持公平正义原则,切实保障最大多数人需要的满足。

坚持科学发展,主要表现为发展观念的科学、发展模式的科学、发展内容的科学以及作为发展介质的体制机制的科学。因此,要做到科学发展,就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把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在不断提高质量和效益的前提下,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避免发生大的起伏;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上取得实质性进展,既要有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更要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真正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实现又快又好的发展;必须着力自主创新,为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物质技术支撑;必须切实注重统筹协调,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和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振兴,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使全国人民逐步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必须不断推进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各项改革,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形成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体制环境,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供有力的保障。

科学发展观强调发展是第一位的,其实质就是更快更好地发展,确立了发展的权利。这与资产阶级借口可持续发展而剥夺发展中国家权利的理论形成了鲜明对照。科学发展观建立在牢固的社会主义立场上。人民群众的立场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立场。这也反映了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未来社会主义的原则。马克思指出,未来社会是实行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强调未来社会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不仅主张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且注重人的全面发展,把人作为一切发展的核心、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尽管我们的社会主义还远远不能达到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理想社会的状态,但是我们的理论反映了这一理想社会的原则要求。

科学发展观反映了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邓小平把社会主义的本质概括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五句话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体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是前提,只有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高度,才能为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和实现共同富裕创造条件。而反过来,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和实现共同富裕,又会为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创造更为广阔的空间。科学发展观的实质就是要更好更快地发展,为实现共同富裕创造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科学发展观又强调“五个统筹”,这体现了共同富裕的要求,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科学发展观反映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公平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追求的根本目标。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就是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这体现了公平的根本要求。同时,科学发展观强调的“五个统筹”,实质上就是公平的要求在这五个关系中的具体化,是公平要求的具体体现。另外,科学发展观不仅强调协调全面的发展,还强调可持续发展,这就把公平的要求扩大到代与代之间,指出现在的发展不能损害子孙后代的利益。

在中国,是邓小平首先在发展理论的特有含义上把“发展”这一术语引用到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来。早在1984年,他在谈到中国的内外政策时指出,中国国内政策的目标是要通过几十年的发展,“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把中国的发展看做摆脱贫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1985年,他提出,现在世界上的大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所谓南北问题,就是发展中国家怎样摆脱贫困,实现现代化,发达国家怎样再发展的问题。这即是说发展问题实质是一个实现现代化的问题。进一步,他把中国的发展与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当做一而二、二而一的同一个问题,作为当代中国的主要任务和主要目标。1986年,他在接见外宾的时候高度概括地指出:“我们所做的工作可以概括为一句话:要发展自己。”1987年,他在会见日本来宾的谈话中用同样高度概括的语言说:“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就是努力把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发展自己。”此后,他强调说:“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基本路线”,同时又称这条“搞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路线为“中国的发展路线”。在对中国现代化问题的研究中,中国学者对“发展”概念也做了许多有价值的探讨。比如研究现代化问题的著名学者罗荣渠先生就主张,应当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大框架来看待发展,把发展理解为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大过渡,虽然这一过渡对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内涵:就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是加快向现代化社会的有序转变;对发达国家而言,是探索现代社会的自身完善与持续发展。因此,他强调指出:“社会发展的过程实质上就是现代化的过程。”

可以说,到了20世纪80年代,对于发展就是实现现代化的过程,国内外学者已经逐渐取得了认同。但是,人们对于现代化的理解当时还局限于实现工业化,及其在工业化基础上所发生的社会变迁过程。但是,在21世纪到来之际,人类社会正在加速从工业社会向以信息为主导、以互联网等先进传媒为载体、以知识创新为核心的信息社会过渡,信息技术逐步成为推动生产力进步的决定性因素。这是继工业革命之后,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又一次伟大革命,它宣告了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信息化时代的到来表明,现代化作为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已经不再单纯是一个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而且也是一个通过信息革命由工业社会再向信息社会的跃迁过程。显然,在今天如果把发展、把现代化的理解仍然局限于在实现工业化基础上的社会转型,已经不合时宜。中国共产党人紧跟时代进步潮流,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列,及时把握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对发展和现代化问题做出了与时俱进的新回答。十六大报告根据世界经济科技发展新趋势和我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要求,指出21世纪头20年经济建设和改革的主要任务就是,基本实现工业化,大力推进信息化,加快建设现代化,强调指出信息化是我国加快实现工业化的必然选择,我们要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这表明,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认为,随着以信息技术为标志的新科技革命的兴起,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发展理应随之被理解为不仅是实现工业化的过程,而且包括工业化之后的信息化过程,以及在工业化和信息化基础上的社会全面进步过程。就此而言,中国共产党人不仅科学揭示了发展的内涵,而且根据时代变化对发展的时代特征和历史方位做出了科学判定,从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指明了方向。

第一,改革发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怎样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我们党经历了一个探索的过程。毛泽东坚持社会主义社会是有矛盾的社会,批评苏联学术界长期居统治地位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无冲突论”的形而上学观点。他坚持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认为它们之间又相适应又相矛盾。这比斯大林的“完全适应”观点,前进了一大步。但是,对“又相矛盾”是什么,一直没有找准,因而生产力长期解放不出来。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找到了“又相矛盾”的症结,这就是体制,也就是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由于长期不改革已经僵化,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他把社会主义制度分为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认为基本制度是好的,必须坚持;但是,体现基本制度的具体制度即体制有弊端,必须改革。这一区分,具有重大意义。如不区分,把二者混同,要么不改革,僵化的体制继续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要么改革,把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也改掉。原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走的就是后一条道路。邓小平从二战后实行现代市场经济的国家生产力发展都比较迅速中获得启发,经过深入研究认识到,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资本主义可以有计划,社会主义也可以利用市场,从而打破了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观念,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可以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科学论断。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我国继续深化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实践证明,“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改革是从第二个层次即体制上解放生产力。没有这个层次的解放生产力,我国20多年的改革就不会有这么快的发展。

第二,开放发展。我国是一个大国,发展必须奠定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但是,自力更生不等于关起门来搞建设。在当前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和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任何国家,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不可能在与世隔绝的状态下求发展。我国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这就更需要实行对外开放,发展对外经济技术的交流与合作,努力吸收世界文明成果。我国对外开放的一个亮点,是创立经济特区。特区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已形成“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发区——内地”四个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到目前为止,外商在我国投资总额已达到6 000亿美元以上。从改革开放特别是我们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我国不断扩大外经外贸,2005年进出口总额已超过1.4万亿美元,是1978年的68倍。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积极吸收人类文明成果,是为了更好地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当然,对西方糟粕的东西,我们应剔除,绝对不能学。中国坚持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坚持在平等、互利、互惠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发展经贸关系,是合作与发展。开放发展,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加速器,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第三,科学发展。现在,世界各国都越来越重视科学技术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面对时代重大课题,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深刻洞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客观实际,科学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提出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我们更加注重协调发展,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科学发展观反映了时代进步的要求,体现了实践发展的需要,是指导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大思想武器。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关键是要深刻认识科学发展观的时代背景、丰富内涵,从而切实把思想统一到科学发展观上来。落实科学发展观,就要实施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掀起了两大潮流,一是改革潮流,二是以信息技术为先导的科技革命潮流。这两个潮流从体制和生产力两个层面推动世界急剧变化,极大地改变了社会面貌和人类生活。在当代,“科学——技术——生产”的周期日益缩短,科学技术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国家的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特别是在“两弹一星”、航天技术等尖端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但是,我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关键技术自给率低。这不仅阻碍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且影响国家的经济安全和国防安全。面对过种形势和挑战,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发展科学技术的战略基点,走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道路,建设创新型国家,并以此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促进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地发展。发展科技离不开教育。教育的重要性在于培养人才,没有人才是搞不好建设的。当前,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重视智力开发,增加智力投资。“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这八个字也反映了我们党对教育重要性的深刻认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事业发展迅猛。但是,在教育中“填鸭式”的教学方式、以考试成绩论高低和学生中“高分低能”的现象比较严重。为此,应当把教育工作的重点放在增强民族创造能力和培养创新型人才上来。

第四,稳定发展。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是社会稳定。我国正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在体制转轨过程中,社会结构的变化、利益关系的调整、思想观念的碰撞,是不可避免的,从而也增加了社会不稳定的因素。邓小平指出: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在动乱中取得重大成就的;反之,凡是发展快的国家无不得益于社会的稳定。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需要抓住如下几个重要环节。一是政策要有连续性。政策不能朝令夕改,否则人们就会无所适从,导致思想混乱和社会不稳。二是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改革是动力,改革进一步促进发展。经济社会发展是通过深化改革促进更大发展。发展,反过来促进改革,它又是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稳定,是经济社会改革、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任何时候都应注意把握好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群众的可承受程度。三是要坚持社会公平。在改革中,出现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之间的差距是不可避免的,但差距不能过大,否则将会导致社会不稳定。四是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政治稳定的根本保证。四项基本原则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它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党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着眼于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社会和怎么样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社会稳定是和谐社会的基础,是和谐社会发展的前提。

第五,和平发展。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需要一个良好的外部条件,也就是要有和平的国际环境。和平与发展是不可分割的,没有和平的国际环境就不可能有大规模的建设与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周恩来为我国制定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那时,我们希望通过和平的外交政策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20世纪70年代中期后,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战争与革命转化为和平与发展。邓小平敏锐地洞察到这一世界主题的转换,不失时机地带领中国人民走上和平与发展的道路。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大战略选择。经过30多年的大发展,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越来越大,已成为世人关注的国家。现在,世界各国都在关心中国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中国在发展方法和途径方面,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对各国平等相待、友好合作,积极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赞同与尊重。

第六,全面发展。全面发展,说的是发展的内容和目标。我们党在实践中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入,从两个文明建设和三个文明建设,到胡锦涛同志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形成“四位一体”的建设思路,拓展和深化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经济建设,就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从根本上改变城乡人口结构;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政治建设,主要是发展和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特别是搞好基层民主和党内民主;改革政治体制,使权力结构合理化,便于对权力制约和监督;加强法制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文化建设,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加强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核心的精神文明建设,大力发展教育和科学事业。社会建设,主要是促进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和谐,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有一个与一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经济结构,在这个经济结构上竖立起来的政治的法律的上层建筑,以及与这些经济、政治相适应的社会意识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的确立,反映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它对我们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第七,人的发展。人的发展,是发展的实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非常重视人和人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第二章的结尾中这样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后来人们把这段话称为“自由人联合体”。1894年意大利友人卡内帕给恩格斯写信,请他用最简洁的语言说明未来社会的本质特征。恩格斯回答他,就是《共产党宣言》中关于“自由人联合体”这段话,此外,再找不到合适的语言了。以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这些思想遭到误解和曲解,一个时期“人”、“人性”、“人道”、“人道主义”几乎成为“禁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重新恢复了人是最高价值的理念。江泽民同志提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要脚踏实地地推进人的面发展。所谓人的全面发展,现阶段就是德、智、体、美的全面发展。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把人的全面发展提高到重要的位置。“本”就是事物的本源或根基,“以人为本”就是把人的发展作为根本。这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和灵魂,也是发展的实质,它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重大转变。这就是说,发展不仅仅是经济社会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人的发展。我们所讲的以人为本与我国历史上的民本主义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本主义不同。民本主义是以民权反对皇权,人本主义是以人权反对神权(君权神授)。我们所讲的以人为本,针对的是传统的发展观,其科学内涵有两个方面:其一是人对物,即不能只见物不见人,把发展仅看成是经济快速运行和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更重要的是满足人们的需要,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其二是民对官,要摆正社会主人和社会公仆的关系,真正实现领导、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做主,变“官本位”为“民本位”。总起来说,就是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当前,我们要十分重视社会公平问题,要把着力点放在关心和帮助困难群众身上,从“群众利益无小事”的认识高度来重视亲民爱民问题,这样才能真正体现“以人为本”的实践价值。

2.发展必须是既合规律又合目的的科学发展

发展应当是而且必须是科学的发展。所谓科学发展,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使发展既合规律又合目的。

发展应具有合规律性,要符合人类社会建构和发展的规律,符合客观条件,符合历史趋势和时代要求。人类社会是由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人口、资源、环境等诸多因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构成的一个复杂系统。人类社会的发展,不是单一的经济运行过程,而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全面发展、协调并进的过程,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过程,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乃至生态文明全面发展的过程。在人类社会的整体运行过程中,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的繁荣,是人类社会建构与发展的最深刻的基础与动力。如果没有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其他一切社会问题的解决就失去了最基本的手段,广大人民改善物质生活条件的愿望就会落空,整个人类社会就会因失去物质基础而失稳甚至陷入无序状态。经济发展是发展的基本内涵,但不是所有的内涵。经济的发展以政治的文明、社会的发展为前提,如果没有政治的文明、社会的发展,经济发展就失去了制度保障、精神动力和社会条件。经济发展并不能自动带来社会关系的变革,不能自动解决各种社会问题。人们在致力于谋求经济发展的同时,还必须适时改革经济制度,调节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为经济发展开拓更加广阔的空间,并提高社会的公平程度。因此,必须改革、完善社会的政治制度,努力创造稳定有序、民主宽松的政环境,为人民广泛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创造条件;必须变革思想关系,革新思想观念,确立与社会发展走向相一致的思想文化体系,努力提高社会的文明程度。发展亦是社会与自然和谐协调的持续演进过程。人类社会是自然界长期进化的产物,它生存于自然环境之中,并且和自然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然而,在过去的年代里,人类取得了改造自然的巨大成果、从自然界中攫取了巨大财富的同时,也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破坏了生态平衡,并且受到了大自然的报复。为了消除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紧张关系,保护环境,维系生态平衡,就必须全面认识自然规律系统,既要关注人对自然的改造活动的现实效用,又要科学预测人的行为对于自然环境的长远影响,从而合理支配这种行为的影响;要避免科学技术的急功近利的应用,反对只追求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影响的短期行为。在当今的世界与时代,发展理论与发展实践已日益超越单纯追求经济增长、高消耗低效益的片面的、不可持续的发展观念和发展实践,而走向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念和发展实践。而片面的、不可持续的发展也遇到了公平缺失、两极分化、社会动荡、人与自然关系紧张、资源瓶颈等因素的强力制约。在当代中国,我们要在实现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要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必须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城乡区域发展的关系、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关系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把发展奠基于客观规律、客观条件之上。总起来说,发展是总体性的,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是一种系统的、综合的、整体性的发展,是人与自然相和谐的可持续发展。

发展应具有合理的目的性,符合人的生存与发展需要,有利于不断增益广大人民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乃至环境与生态利益。当代发展理论与实践的一个重大转变,就是从发展客体论转向发展主体论,既重视人的作用和人的价值,重物轻人的发展观已失去了其合法性和合理性。人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主体,是创造社会财富的物质生产过程中唯一能动的因素,若没有人的参与,社会的物质生产,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就不可能发动和进行。人本身的天赋、创造性和主体能力的充分发展是社会财富中最本质的东西,因为一切社会财富都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都是人的主体力量的创造性成果。在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世界各国之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智力和科学技术的竞争。人力资源不仅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人的素质、人格、品质也是社会制度体制改革创新和高效运行的重要保证。人又是发展的本质和目的。经济社会发展是人的发展的手段,而人的发展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人的多层次需要的满足,人的各种潜能的发挥,人的整体素质的提高,一句话,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发展所应追求的最高价值。作为发展的实践主体和价值主体的人是具有多重属性、从事多种活动的总体性的存在物。人的需要和人的价值是多层次、多维度的,或将其分为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或将其分为生存需要、发展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或将人的需要依次分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为了满足人的多层次的需要,就要发展经济,以满足人们的生存需要;就要改革、调整、完善、优化人的各种社会关系,创造公正、平等、民主、有序、和谐的社会环境,提高社会成员的参与意识,增强其尊严感、归属感和成就感,并为人的自我实现即全面而自由发展创造条件。我们在致力于谋求经济发展的同时,还必须适时改革经济制度,调节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为经济发展开拓更加广阔的空间,并提高社会的公平程度;必须改革、完善社会的政治制度,努力创造稳定有序、民主和谐的政治环境,为人民广泛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创造条件;必须变革思想关系,更新思想观念,确立与发展走向相一致的思想文化体系,努力提高精神文明程度;必须发展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事业,提高公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必须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与体制,关注弱势群体,从制度上保障全体人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必须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使经济社会发展、人口数量与环境、资源、生态的可承受能力相适应,使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全面发展。以人作为发展的最高价值尺度,不仅是指社会个体的多方面需要的满足和多层级价值的实现,而且是指多极主体需要的满足和价值的实现。发展的主体是多极的,多极主体之间有共同的需要和普遍的利益,也有不同的需要和具体的利益。为此,就要在发展机会和权利问题上坚持公平正义原则,正确处理个体、群体以及人类整体利益之间的关系,并要切实解决城乡发展不协调和区域发展不协调的问题。

坚持科学发展观,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必然选择。如何寻找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成为中国世代人民的探索。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历程来看,一般存在两种模式:一是东亚模式,这是一种资源集约型模式,东亚国家一般人口多,人均资源少,所以适合集约型模式;二是欧美模式,这是一种资源消耗型模式,欧美国家一般人口较少,人均资源相对丰富,资源消耗型模式可以尽快实现现代化的历程,进入发达国家。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究竟选择什么样的模式呢?科学发展观为我们指明了方向。

传统发展观在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持人类中心主义观点。这是植根于西方工业文明的基本价值观念。它意味着人类可以随意支配主宰自然,意味着人类可以通过对自然的征服来满足自身的物质需求。纵观整个人类发展史,人类对自然界的每一次不合理利用,都导致自然界的报复性反应。正如恩格斯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1]同时,人类在自然界的“报复”中不断学习,积累经验,不断深化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回归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当今人类的唯一选择。科学发展观把坚持可持续发展作为重要内容,强调要牢固树立生态文明的观念,建立和维护人与自然相对平衡的关系,从人与自然是一个有机整体的视角理解人类生存。科学发展观在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遵循的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可持续发展的准则。和谐共处是指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单纯地利用和被利用、征服和被征服的关系,而是将人与自然看作一个整体,在这个整体中,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互动共存。它要求人们重新认识生态自然对人类存在的价值,将生态自然系统纳入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在肯定人的价值和权利的同时,要承认自然界的价值和权利,以求得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四大系统之间和谐共存、协调发展,从而建立起包括自然界在内的新的伦理道德秩序。

科学发展观还把在生产方式上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在消费方式上把实施绿色消费视为实现在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中获取美好生活的基本方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可以从根本上消解传统工业化的那种经济增长是以自然资源的高消耗和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为代价的弊端,既可扬我国人口资源丰富的国情之长,又可避免人与自然资源短缺、生态问题严重、就业压力大的国情之短。绿色消费是一种全新的消费理念和消费模式。它要求人们以与自然协调的方式,追求健康文明、富有真实成果的生活,改变对过度的物质消费的盲从;绿色消费所蕴涵的适度、节约、公平、全面等原则有助于消解发展实践中出现的生产与消费、需要与供给、物质与精神、利己与利他的紧张关系,也有助于提高人的品位。

科学的发展是可持续发展而不是眼前的发展。科学发展观要求现代化建设既要考虑眼前,又要考虑长远;既要考虑发展的基础,又要考虑发展的后劲;既要为当代人造福,又要为子孙后代留下发展的空间。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必须强化人口多、人均资源少、环境形势严峻的国情意识;强化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相统一的意识;强化节约资源、循环利用的可持续生产和消费意识;强化环境就是资源、资源就是资本,保护资源、改善环境就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意识,从而处理好经济建设、人口增长与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的关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之路,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确立既考虑眼前又考虑长远的可持续的增长方式。我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着广袤的国土,也有着丰富的资源,但由于人口众多,底子薄,人均资源贫乏,所以比较适合东亚模式,即资源集约型的现代化模式。

3.学发展要更新发展观念、转变发展方式

随着发展中国家发展实践的不断发展,人们对发展问题的认识也不断深化,发展观也经历了不断演变的过程,大体说来,国外发展理论依据其对发展本质的不同理解形成了四代不同的发展观。

第一,发展=经济增长的发展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民族民主运动的空前高涨和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崩溃,广大的亚非拉国家获得了独立。这些国家为了振兴本国经济,消除贫困,重新确立自己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真正走上自主发展的道路,普遍开始了工业化的进程。相对于已经完成了工业化的发达国家,这些国家被称为发展中国家。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地域占世界陆地面积的70%,占全世界国家和人口的80%,这样就使全世界被带入到一场史无前例的发展潮流之中。发展成为全世界普遍关注的问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发展研究成为国际上社会科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发展理论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兴起。

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独立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如何改变国家经济落后的面貌,迅速跟上时代的步伐,成为这些国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这种情况必然使发展经济学成为发展理论产生和研究的基础,发展理论的发展,也主要是指经济意义上的发展。因此,在战后的最初阶段,所谓发展,就是指经济增长。1956年,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的《经济增长理论》成为发展经济学的开山之作。刘易斯将发展视同于增长,即“总人口人均产出的增长”。这种观点极具代表性,当时发展经济学家还没有把“发展”与“增长”两个概念区别开来。他们共同坚持的基本观点是:发展问题,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就是经济增长问题,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原因就在于工业化程度不够,经济馅饼不大;而加快工业化的步伐,提高工业化的程度,把经济馅饼做大,就会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因而,他们都把国民生产总值及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作为评判发展的首要标准,把发展单纯地归结为物质财富的积累。

这种把发展等同于物质财富增长的发展观的形成,在理论上继承了早期工业化思想的遗产,在实践上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在获得政治独立之后迫切需要发展经济,而发展经济的主要问题是物质资本匮乏,只有解决了物质资本的积累问题,才能实现经济的独立和较快发展。然而,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并没有实现预期的发展目的,即只有明显的生产的量的增长,而没有社会经济结构、社会状况、政治经济体制等的明显进步和质的提高,相反,却出现了严重的分配不公、社会腐败、政治动荡。所以,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观受到了普遍批评。人们将这种现象称为“有增长而无发展”或“无发展的增长”。

第二,发展=经济增长+社会变革的发展观。由于在单纯的经济增长理论的指导下,许多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实现预期的目的,再加上20世纪60年代末以后,由于国际经济秩序和政治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联合国倡导的“第一个发展十年”(1960—1970)计划遭到失败。人们普遍认识到,仅有经济发展理论的研究还远不能反映和解决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系列重要问题。经济发展本身的研究推动了政治发展、社会发展等多方面问题的研究,从而引起了西方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大变化:政治学家从比较政治学的角度探索政治现代化的过程,社会学家从社会结构的观点研究社会的变迁,历史学家则从比较史学的角度来研究这一具有世界性的历史演变过程,文化学家、生态学家、未来学家、哲学家也都纷纷加入了研究的行列。从而相继出现了发展经济学、发展政治学、发展社会学、发展史学、未来学、可持续发展理论等新型社会科学学科。而这些学科就被统称为发展理论或发展研究。正如《社会科学百科全书》在发展研究的词条中所指出的:“这是一个跨学科的学科组,研究的对象集中于分析和解决发展问题,特别是人们所说的贫困的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那些问题。以这种方式组合在一起的这类学科包括经济学、地理学、政治科学、公共管理、社会学和人类学等;而且,越来越多的技术学科也渐渐地加入进来。”发展理论从单一学科研究转向跨学科研究,从发达国家学者的专利品转向世界各国广大学者共同研究的课题,从对发展中国家的专门研究转向对不同发展程度各类社会形态国家的研究,从实证科学的研究转向更具综合性、抽象性的哲学层面的研究,成为发展理论的基本走势。

在这种时代背景和理论背景下,许多发展理论研究者,包括发展经济学家们,开始对把发展等同于增长的发展观进行反思:这种反思的结果,可以视为是对单纯注重经济增长观点的扬弃,同时在肯定增长是发展的基础上,更多地注意到发展中的质的变化,注意到发展是建立在经济增长基础上的社会多维变化的过程。与此相类似,联合国有关组织的研究者也提出了一种新观点:发展=经济增长+社会变革。这一广为流行的观点反映了发展理论学者对发展问题认识的深化。

1968年,瑞典发展经济学家缪尔达尔在对南亚和东南亚发展中国家考察的基础上,出版了被西方学术界誉为不朽之作的《亚洲的戏剧:对一些国家贫困问题的研究》。在书中,他指出:“发展,意味着从‘不发达’中解脱出来,是消除贫困的过程”,“‘发展’,意味着整个体系的向上运动”。这实质上是指出了发展是一个摆脱贫困、实现现代化的过程。缪尔达尔认为,发展不只是GNP的增长,而且包括整个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过程的上升运动;影响经济发展的有产量和收入、生产条件、生活水平、工作和生活的态度、制度、政策等因素,因而应从质和量上去把握发展问题,为此他提出了发展中国家实行社会改革的政策主张。在20世纪70年代,发展观念已开始从单纯的经济增长向减少和消灭贫困、不平等和失业方面转变。达德利·西尔斯教授在《发展的意义》一文中,对发展观问题进行了反思,他说:“对一个国家的发展所提出的问题是:贫困发生了什么变化?失业发生了什么变化?不平等发生了什么变化?如果这三方面都从原来的高水平上下降了,对这个国家来说,这无疑是个发展时期。如果这些中心问题的一个或两个方面的情况越来越糟,特别是如果这三个方面的情况越来越糟,即使人均收入增加一倍,把它叫做发展,也是不可思议的。”

20世纪80年代后期,美国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在《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一书中也指出,每个国家都在为发展而奋斗。虽然经济进步是基本的组成部分,但它不是唯一的部分。他指出:“发展不纯粹是一个经济现象。从最终意义上说,发展不仅仅包括人民生活的物质和经济方面,还包括其他更广泛的方面。因此,应该把发展看为包括整个经济和社会体制的重组和重整在内的多维过程。”除了收入和产量提高外,发展显然还囊括制度、社会和管理结构的基本变化以及人们的态度,甚至还有人们的习惯和信仰的基本变化。托达罗还认为,虽然通常是从范围来看发展的,但发展的普遍实现也可能使得对国际经济和社会体系进行根本性修正成为必要。所以,必须把发展看做涉及社会结构、人的态度和国家制度以及加速经济增长、减少不平等和根除绝对贫困等主要变化的多方面过程。

第三,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可持续发展理论的产生导致了发展观的重大变化,这是20世纪发展观演变中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人们在经济增长、城市化、人口、资源等因素所形成的环境压力下,对“增长—发展”的模式产生怀疑并展开讨论。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莱切尔·卡逊(Rachl.Carson)发表了一部引起很大轰动的环境科普著作——《寂静的春天》。作者在书中描绘了一幅由于农药污染所带来的可怕景象,惊呼人们将会失去“春光明媚的春天”,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关于发展观念的争论。十年后,两位著名美国学者巴巴拉·沃德(Barbara Ward)和雷内·杜博斯(Rene.Dubos)的享誉颇高的《只有一个地球》一书问世。该书把人类对生存与环境的认识推向一个新境界——可持续发展的境界。同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著名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明确提出“持续增长”和“合理的持久的均衡发展”的概念。

1987年,以挪威首相布伦特兰为主席的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了题为《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正式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并以此为主题对人类共同关心的环境与发展问题进行了全面论述,受到世界各国政府组织和舆论的极大重视。在1992年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可持续发展概念得到与会者的承认。“可持续发展”这一词语一经提出,即在世界范围内逐步得到认同并成为大众媒体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也成为发展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这反映了人类对今后选择的发展道路和发展目标的憧憬和向往。人们逐步认识到,沿袭过去的发展道路必将造成不可持续的发展,因而是不可取的,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是人类面临的必然选择。人类的这一次反思是深刻的,反思所得到的结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正是可持续发展思想在全世界不同经济水平和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得到普遍认同的根本原因。可持续发展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可以争取实现的目标,广大发展中国家积极投身到可持续发展的实践中也正是可持续发展理论风靡全球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四,发展=以人为中心的综合发展观。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发展中国家乃至发达国家的发展实践进一步把发展观的视角从“物”转向了“人”,转向了人的需求的满足和人的发展。1983年,联合国推出法国经济学家佩鲁的《新发展观》一书,该书提出了“整体的”、“内生的”、“综合的”新发展理论,并称之为“新发展观”。这种新发展观综合了“人的发展第一”和“基本需求战略”等观点,强调经济与政治、人与自然的协调,将人与人、人与环境、人与组织作为主题,提出发展应以人的价值、人的需要和人的潜力的发挥为中心,旨在满足人的基本需求,促进生活质量的提高和共同体成员的全面发展。按照这种发展观,对经济发展的最终检验,不是普通的物的指标,而是人的发展程度。1987年,埃德加·欧文斯在《发展中世界的自由前景:伴随政治改革的经济发展》中进一步提出:“现在该是我们把政治与经济理论结合起来考虑问题的时候了——不仅考虑社会能够变得更有生产力的方式,而且考虑社会应该变得更有生产力的质量,即是说人的发展重于物的发展。”

在上述发展理论的影响下,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从1990年开始,每年发表一份不同主题的人类发展报告。此类报告围绕人类发展,每年聚焦在一个主题上,如人类发展的概念和测量、人类发展的财政支持、全球范围内的人类发展、民众参与、人类安全、男女平等等问题。人类发展的目标就是为人类创造一个享受长寿、健康和有尊严的生活环境。人类发展史是扩大人的选择范围的过程,因此必须把人置于发展问题的中心地位。世界银行也在《1991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提出:“发展的挑战……提高了生活质量。特别是世界上那些最贫困的国家,生活质量的改善总是要求一个更高的收入——但是它所包括的内容更为广泛。这意味着最终他们将接受更好的教育,减少贫困,拥有更高水准的健康与营养、一个更为清洁的环境、更加平等的机会、更广泛的个人自由和一个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而联合国在《1994年人类发展报告》中对这一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做了更为明确的表述:“人类带着潜在的能力来到这个世界上。发展的目的就在于创造出一种环境,在这一环境中,所有的人都能施展他们的能力,不仅为这一代,而且也能为下一代提供发展机会”,“人类选择会远远超越经济福利”。

发展观的这种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是,联合国的人类发展报告更为注重人类发展指数(HDI)的演变。过去,发展被归结为经济的增长。国民生产总值(GNP)被认为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指标,追求GNP的高速增长成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的主要目标。与这种传统的发展观不同,HDI超越了经济方面,在经济与道德、效率与公平、工具与目的、眼前与长远、局部与全局的关系上,力图沟通、平衡与和谐。HDI包括三个基本因素:寿命、知识和生活水平。寿命,通过预期寿命来衡量;知识,通过成人识字率和受教育的平均年数来测量;生活水平,通过购买力,也就是将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调整为当地生活费用的水准(购买力评价即PPP)。在计算HDI之前,需要先生成以上三个方面分别对应的指数,HDI则是这三项内容指数的简单平均值。从这三个要素可以看出,HDI是经济增长、社会进步、环境和谐的综合反映。HDI不仅是对GNP的改进,也是对国民生产总值指标的有益补充。著名发展经济学家、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说:“人类发展报告所造就的具有标志意义的HDI,与GNP相得益彰,作为一种可供选择的发展度量标准,已取得相当的成功。它基于三个不同的组成部分——寿命指标、教育指标和人均收入指标。它不像GNP那样仅注重经济的富裕程度。HDI大大提高了公众对社会发展评价的注意力……HDI不仅是对GNP的改进,或至少是对GNP的有益补充,而且会提高公众对人类发展报告中其他变量的兴趣……HDI引人注目,由此,人类发展报告其余部分所表现的复杂现实也找到了感兴趣的读者。”[2]

人类正处于大转折时代,20世纪中叶以来发达国家都在对发展观进行反思。从物本主义发展观转向人本主义发展观,从唯经济主义发展观转向全面发展观,从自发发展观转向协调发展观,从不可持续发展观转向可持续发展观,是当代发展观变革的主要趋向。

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以人为本,二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了使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体化,中央又提出了五个统筹的战略,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全面、协调、可持续和五个统筹回答的是怎样发展,以人为本回答的是为什么发展。无视或者模糊以人为本这个发展目的,是形成片面的、不科学的发展观的根本原因。因此,把以人为本引入科学发展观是题中应有之意,是十分必要的。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

坚持以人为本,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立场和方法,实现发展目的上的历史性超越。对人类而言,发展是一个永恒的主题。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强调发展要处理好各种关系,特别要重视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要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解放,社会本身也不能得到解放”。共产主义要“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科学发展观强调人的主体地位,强调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主体,也是享受社会发展成果的主体。我们发展经济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我们进行政治改革的目的在于进一步保证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我们进行文化建设的目的在于不断提高人民的文明水平。坚持科学发展观将进一步调动、激发、保护人民的创造力,为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打下扎实的群众基础。坚持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是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体现了我们党在发展问题上的价值取向。

坚持全面发展观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实现发展目标上的历史性超越。对于怎样发展,胡锦涛指出:“要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坚持全面发展观,说到底就是要实现社会的物质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以及和谐社会建设之间的辩证关系和协调发展。我们知道,要达到全面发展的目标,首先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国正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需要长期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并实现速度与效益的统一。这样才能为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其次,经济发展不代表其他社会问题可以得到自然解决,必须坚持经济社会共同发展。在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要更加注重加快社会发展,努力解决经济和社会发展存在的“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把经济发展造成的社会矛盾、积累的社会问题及时地化解在萌芽状态。

协调发展,就是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实现发展道路上的历史性超越。协调发展的抓手:一是坚持城乡协调发展。站在国民经济发展全局的高度研究解决“三农”问题,实行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互动、协调发展,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二是坚持区域协调发展。坚持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加快发展,形成东中西互动、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格局。三是坚持可持续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处理好经济建设、人口增长与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生态保护型社会。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四是坚持改革开放。统筹推进各方面改革,为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体制和机制保障。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处理好内需与外需、利用外资与利用内资的关系,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五是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等等,都是这一发展道路的内在要求和具体体现。

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经济社会永续发展,实现发展形态上的历史性超越。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是要求人口、经济、社会、科技的发展与资源和环境之间相互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实质是强调“代际公平”,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是实现经济社会和人类的永续发展。

总之,坚持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促进全面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目的;保持协调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原则;实现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实现统筹兼顾,是科学发展观的总体要求。

(二)核心理念:以人为本

坚持以人为本,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当代形态,是我们党谋发展、促发展的根本价值取向和工作路线。以人为本作为一种总的价值坐标,规定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道路、模式、目标和方向。牢固确立以人为本这一治国理政的核心理念,对于坚持经济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不断增进广大人民的福祉,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1.人本思想的历史渊源

漫长的人类社会在经历了“以神为本”(神本主义)和“以物为本”(物本主义)之后,正步入以人为本的新阶段。以人为本作为一种科学的社会发展观,虽然是现代社会才具有的自觉的品格,但是它作为一种思想观念,作为一种价值追求,却具有悠久的历史。在中国古代,有识之士很早就提出了“民为邦本”的思想。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期,齐国著名政治家管仲最先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概念,他在《管子·霸言》中说:“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中国古代大思想家孟子曾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在西方,以人为本的思想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那时,一位名叫普罗泰戈拉的智者就曾提出了“人是万物的尺度”的观点。近代欧洲文艺复兴,以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为标志,把人对神的崇拜转向对人自身的崇尚。这种人文主义思潮,高扬人的意义和价值,反对中世纪的神学统治,对于人的解放发挥了重要的舆论导向作用,有力地推动了新兴资本主义的发展。

然而,无论是中国古代的以人为本或民本思想,还是西方资产阶级的人本主义思想,在本质上都是一种脱离社会关系、脱离社会现实的抽象的人性论。“以人为本”与和谐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只能是一种宣言,仅仅停留在少数知识精英的书斋之中。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赋予以人为本以真正的科学的并具有可操作性的内涵,也才有可能真正地将以人为本融入和谐社会理想与实践之中。马克思主义对以人为本思想的伟大贡献在于,它科学揭示了社会发展的规律和人的本质,为真正实现以人为本奠定了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历史进步是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相统一的过程。基于这样一种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明确指出:未来的新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这一重要思想,深刻指明了以人为本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中的本质地位。

“以人为本”概念大致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一是封建专制统治下的人本思想,其中以中国传统儒学的“民本”思想最为典型。“民本主义”是传统儒学贯穿始终的基本政治伦理准则。《尚书》中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之语,堪称儒家民本思想的最精当表达。对此,孟子和荀子做了进一步的阐发。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荀子曰:“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荀子·大略》“君者,舟也;庶民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由这一准则出发,又引出了“德治”、“仁政”的政治伦理关怀,并对我国传统社会政治产生了深入持久的影响。此一阶段的民本思想,反映了上层统治者对百姓力量的初步认知,意味着他们认识到人心向背与天下得失的关系:要实现长期而有效的统治,就必须赢得民心;要赢得民心,就不能滥施严刑峻法、苛捐杂税,而应该“为政以德”,重民生,兴民利,弘教化,以收“以德服人”的功效。因此,封建“民本”思想虽有重民、贵民的人文内涵,但本质上是为维护封建专制统治服务的,是圣君贤相们“为民做主”,高高在上施恩于民以实现长治久安的巧妙统治形式。毛泽东曾就此打过比方,认为封建统治者“爱民”同农民爱牛差不多,农民爱牛是为了让牛多干活,统治者“爱民”是为了让老百姓心甘情愿地服从其统治。这很形象地揭示了封建“民本”思想的阶级本质。

二是资产阶级的抽象人道主义思想。它“是适应资本主义的主产方式取代封建的生产方式而出现的,以抽象人性论为理论基础,以个人主义为根本原则,以谈论人的尊严、价值、权利等为主要形式,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政治纲领和道德理想的一种社会思潮”。此一思潮滥觞于资产阶级文艺复兴运动,发展于法国启蒙运动,后在德国古典人本主义哲学中获得了成熟的理论形态,体现了“人不仅是手段,而且是目的”、“人是人的最高本质”的主体性觉醒,并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等级制度和宗教神学的斗争中发挥了历史性的进步作用。它推动人们挣脱专制统治和神学蒙昧主义的桎梏,获得主体人格的独立、自由和平等。但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只是从与动物相区别的生物学意义上来理解人,它抽去具体历史条件、人们的现实实践和社会关系,以抽象的、永恒不变的“人性”作为观察社会历史的准绳,故无法达到对人的本质和社会历史规律的科学理解。不仅如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以私有制和雇佣劳动为制度性前提,只是以财产不平等取代基于出身的不平等;生产和再生产剩余价值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不仅造成了尖锐的阶级对立和利益冲突,还导致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的盛行,造成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相对于异在的经济运行过程的普遍物化,使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最终走向了“非人”的反面。其进步性和历史局限性是同时存在的。

三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人道主义思想。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贯穿始终的价值诉求和理论归宿。但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的抽象“类”本质的价值悬设,而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它把人的本质理解为一定历史条件下现实社会关系的总和,认为人、人性和人的本质都是由人所从事的社会实践和所处的各种社会关系决定的,并且就表现在社会实践和社会关系之中,因此,对于人的本质、价值、解放等问题,只有从现实的社会关系出发,通过历史的具体的分析,才能得到科学的说明。从这一正确理解出发,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就成了世界历史性的事业,它不是人的抽象“类”本质的价值悬设和“应当”复归,而必须在相应生产力条件下诉诸“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通过消灭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自由人联合体”,使人们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建立起新型的互助合作关系,真正成为自然、社会和人自身的主人,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与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有机统一。

2.以人为本的内涵和实质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需要即人的本性。人以其需要的无限性和广泛性区别于其他的动物;人的需要的丰富性,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新的证明和人的本质的新的充实。人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结合体,因而人既有自然需求,又有社会需求。从人的自然属性来看,以人为本最根本的就是珍惜、爱护、保护人的生命,保障人身安全,满足人的基本物质需要,促进人的健康成长。从社会属性看,以人为本,就是要创造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尊重人的民主权利,维护人的尊严,关心人的感情需要,满足人的自我实现的需要,等等。坚持以人为本,就是坚持以不断满足人的全面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和根本动力。

第一,满足人们基本的物质需要。从人的自然属性来看,以人为本最根本的就是珍惜、爱护、保护人的生命,保护人身安全,满足人的基本物质需要,促进人的健康发展。中国人口众多,农村人口占多数,农民的生活、温饱问题是一个需要长期关注的问题;体制改革带来大批下岗1人员的再就业问题,目前我国尚有1 100万以上的下岗失业人员需要再就业。目前,我国农村人口尚有3 000万、城镇人口尚有2 000万没有脱贫;贫富差距拉大,社会分配不公问题凸显。因此,以人为本不是一个口号,它需要的是行动,需要踏踏实实地去做。

第二,满足人们政治的、归属的、认同的、自尊的需要。从社会属性看,以人为本就是要创造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尊重人的民主权利,维护人的尊严。维护人的尊严必须要有法律的保护和全社会民主意识的自觉。要制定一系列法律和法令,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以有效地保障人民依法行使民主权利,使任何团体或个人不得随意侵犯或剥夺人民的民主权利。

第三,满足人的自我实现的需要。现代心理学的发展证明了人的需要结构是复杂的、多层次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然后才能争取统治,从事政治、宗教、哲学等。无疑,发展科学技术,提高生产力,尽快地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之需,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十分艰巨的任务之一。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人的尊严、自我实现层面的需求将越来越突出,这是人的精神和心理上的高级需求,它关系到人的精神生活质量,也是建设高度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之一。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全面准确地理解以人为本的科学含义,对于我们自觉地坚持科学发展观有重要的意义。我们党提出的以人为本,不是任何其他理论体系中的命题,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命题。对这个命题的理解,不能脱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不能脱离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和奋斗目标,不能脱离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框架。

第一,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题中应有之义。马克思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过程,以及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过程,就是以对历史、社会和人的问题的关注为基本动力的。1843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及其《导言》,1844年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年与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1845年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年与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1846年的《哲学的贫困》,1848年与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这一系列论著的轴心就是对历史、社会和人的处境的关怀以及人类解放前景的展望。马克思毕生的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包括他撰写《资本论》和晚年研究人类学的活动,都贯穿着为全人类的解放事业而斗争的精神。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就是关于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科学理论,就是关于人类如何得到彻底解放的科学理论。

在关于人的理论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第一次以科学实践观为钥匙,解开了人的本质这个千古之谜,阐明了造成人的现实处境的经济社会根源以及彻底改变这种处境的科学方法,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人的彻底解放开辟了道路。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具体地讲,就是马克思主义科学地阐明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揭示了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的实践根源,指明了无产阶级的利益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一致性。正如《共产党宣言》响亮地向全世界宣布的:“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自主的运动。”深入领会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问题的基本思想,对正确理解我们党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有重要的意义。当今世界一切关于人的问题都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都是发生在这个现实的时代、现实的社会关系中的问题。一切以“人”的名义出现的问题,都具有与现实的人的利益密切相关的具体内容。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和方案也是如此。同样,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人也是具体的人,不能脱离具体条件和现实可能性而漫无边际地谈论人的问题。只有结合实际情况,才能把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落到实处,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逐步发展。不能离开现实条件提出问题,也不能离开现实条件要求解决问题。

第二,以人为本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和历史使命。在我们党的思想体系中,以人为本就是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本,就是无条件地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奋斗。这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是衡量党的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也是衡量党的先进性的根本标准。在如火如荼的革命战争年代是如此,在轰轰烈烈的建设时期也是如此。毛泽东提出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邓小平提出的“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江泽民同志提出的“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胡锦涛同志提出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及“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都是对我们党的宗旨的科学概括,都诠释着以人为本思想的具体内涵。

过去我们党领导人民干革命,为推翻“三座大山”和建立人民政权而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是为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现在我们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也是为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可以说都是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思想的体现。历史经验表明,我们党只有坚持全心全意为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的宗旨,才能永远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才能永远是领导全国人民的核心力量。这是我们党的生命所系的最根本问题。

第三,以人为本是作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提出来的。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关键时刻,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无疑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以人为本之所以成为科学发展观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因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只有高度自觉地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点,解决一切有关发展的具体问题才会有明确的方向。

现实中,在解决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具体问题时,之所以发生这样那样的偏差和失误,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在贯彻以人为本问题上观念淡薄,缺乏应有的自觉性,甚至发生了严重背离。比如有的同志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发展才是硬道理”理解为只要发展经济,又把发展经济理解为不顾一切地追求GDP的增长,结果是浪费了资源,破坏了生态,影响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归根到底是损害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不能忘记,我们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一切工作的结果不仅要讲究局部利益,更要注重整体利益,不仅要追求具体利益,更要维护和发展根本利益,不仅要在当前惠及全体人民,更要在今后惠及子孙后代。我们不能为了某些所谓的“指标”、“数字”、“政绩”等忘记了以人为本的根本宗旨,更不能为了一时的需要而杀鸡取卵、竭泽而渔。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强调的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全面发展,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的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调发展,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和各个方面相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都是为了确保以人为本精神得到切实贯彻。相应地,我们在宪法中增加“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内容,在统一战线的表述中增加“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的内容,增加完善土地征用制度的内容,进一步明确国家对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方针,明确规定对合法的私有财产进行保护,增加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的规定,增加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等,无不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精神。

坚持以人为本,有着丰富而深刻的内涵。第一,在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关系上,坚持以人为本。人首先是一个有生命的有机体,为了维护人的生命存在,就需要衣、食、住、行、用等物质生活资料,因此,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基本活动也是最重要的活动就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劳动。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建设在任何历史条件下都具有基础性的决定作用。要实现以人为本,满足人民群众的多方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没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积累,要做到以人为本是不可能的。但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绝不是为了经济而经济,为了发展而发展,更不是拜金主义、“以物为本”。人是发展的目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在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关系上,就是要把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有机统一起来。第二,在干部与群众的关系上,坚持以民为本。由于人是以联合起来共同劳动的方式进行生产的,是通过生产关系(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与自然界发生关系,并通过与他人进行劳动交换而获得生活资料。因此,一个人能否获得满足其生命存在和发展所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不仅取决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总水平,而且取决于生产关系和相应的政治法律关系。在我国,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主导地位,国家代表人民,政府代表国家,政府官员代表政府,对社会的经济资源、政治资源和文化资源具有支配权和分配权,因此,干群关系就是人与人之间最主要的关系之一。在干群关系上,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坚持以民为本。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干部,都必须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自觉地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要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脚踏实地、艰苦奋斗,不搞花架子;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答应不答应、满意不满意作为一切工作的最高标准和最终标准。坚决克服和防止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反对热衷于上项目、铺摊子,搞华而不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等。更重要的是,要通过不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把人民当家做主落到实处,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为公民平等地享有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提供制度保障,使每个公民依法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参与经济文化和其他社会事务的管理。第三,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坚持以人为本。过去我们片面地强调GDP增长、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发展数量,却忽视了这样的情况:GDP增加、经济发展,并不意味着人们实际享有的社会福利水平提高;经济效率提高,并不意味着分配公平和社会公正。在此情况下,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就是要实现经济发展和人们的福利,效率和公平的有机统一,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实现社会公正。从公正的角度看,人就其作为人而非其他动物,就其参与缔结社会所作的基本贡献而言,每一个人都应享有作为人的尊严,人不能沦为物的奴隶,一部分人(社会弱势群体)也不能沦为另一部分人的奴隶;每一个人也都有获得生命存在、追求幸福和发展自己的平等权利;社会制度的设计和社会运作则应遵循机会均等、规则公平,得其所应得。社会调剂、救助弱者等基本原则,使每一个人都以人的方式生活,享有人的尊严。这就要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和医疗保障条件,增强人民群众的健康体质;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3.以人为本的价值追求与政策导向

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是对以物为本的传统发展观的否定。以物为本的发展观把发展目标单纯指向GDP的增长或者物质财富的增加和物质生活的改善,在发展过程中往往是见物不见人。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不仅导致资源浪费、生态环境破坏和发展不协调问题,而且带来了收入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增多、社会风尚和人际关系不和谐等社会问题,影响到相当大的一部分人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和条件。全面协调发展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强调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相适应和社会发展的整体性、综合性、内生性,强调经济社会发展以人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可持续发展观强调经济增长与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平衡、合理开发利用资源、控制人口和开发人力资源相协调,实际上强调人的代际平等和充分发挥人力资源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这种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首先,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命题,是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本质规定。人的全面发展是指人的平等而完整的发展,包括人的需要、人的能力、人的社会关系、人的活动、人的个性等充分发展;人的自由发展即作为主体的人自觉、自愿、自主的发展,不受环境和他人的支配而具有意志与行为自由,按照自己的愿望、兴趣和爱好发展自己多方面的才能,充分地展示和发展自己的个性,成为自然的主人、社会的主人、自身的主人。实现自由全面发展是人发展的一种最理想的状态。完全达到这种状态需要经过一个不断提高、不断完善的渐进过程。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已经认识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我们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同时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把以人为本确立为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进一步升华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识,集中反映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指导意义。

其次,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体现了当今时代发展潮流。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人们对社会发展的认识已经或者正在经历从单纯经济的视角转到社会整体的视角,再到人的视角以及人与自然相和谐的视角的转换。这种转换始于西方发达国家,逐渐扩展到全球,日益深入人心。许多国家的社会发展战略已经和正在经历着从简约的经济发展到综合的社会发展、从以物为中心的发展到以人为中心的发展的转变。现在,主导世界发展潮流的是新发展观——综合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观。新发展观强调社会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其实质是强调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20世纪90年代以来,联合国发表的数份关于人的发展的报告中指出:在发展过程中,对人的关心应当占据中心地位;发展的目的是增加人的各种选择的可能性,而不只是增加收入;人的发展过程既包括扩大人的能力问题,也包括确保充分实现这些能力的可能性;等等。因此,以人为中心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当今时代的发展潮流,反映了世界文明进步的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世界文明的一部分,必然要促进社会协调发展全面进步,不断地推进人的全面发展。

最后,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要求。我国现代化建设已经进入经济社会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增强了人的主体意识、自主意识、独立意识、平等意识以及效率意识、竞争意识、开拓进取意识、开放意识等,对形成人的全面的关系、促进人的各种能力的发展、保证人的价值的实现发挥了越来越深刻的影响。所有制结构的多样性、经济组织形式的多样性、社会利益群体的多样性、人们价值观念的多样性等,促进了社会流动和分化,总体上也是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同时,市场经济的趋利性和多样性也带有许多消极因素,严重影响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腐蚀干部群众的灵魂,拜金主义、拜权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导致人的片面发展。此外,以物为本的片面发展观往往导致盲目追求GDP增长,造成某些官员为“政绩”而搞那些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欺上瞒下的浮夸虚报等等,结果浪费了资源,破坏了环境,影响了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因此,确立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取向,从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升人的精神境界,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就成为有效地解决经济、政治、精神文化领域的问题和缓解资源、环境方面的压力的一个总开关。

以人为本是贯穿于我国现代化建设乃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全过程的核心价值取向,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都应当始终遵循的最高价值原则。也就是说,坚持以人为本,人人有责,而不仅仅是党和政府应当坚持的原则。

对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以人为本就是以全体人民为本,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作为最高价值取向,把人民群众作为最高价值主体,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作为最高价值追求,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最高价值理想。坚持以人为本,要求我们党在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过程中,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所有的方针、政策、措施都要始终坚持人本取向,要把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贯穿于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各个环节。

对于社会各个阶层和各利益群体来说,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就是要坚持平等、团结互助、互惠互利、扶危济困等原则,使不同社会群体公平地共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从政治角度看,目前我国社会阶层结构为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以及六个新社会阶层,这些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从经济角度看,我国社会有富裕人群、中等收入人群、低收入人群。从地域分布看,我国公民有城市居民与农民之分、东中西部人群之分、“本地人”与“外地人”之分。从行业看,还有不同系统、领域、工种群体之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赋予全体人民以广泛的平等权利,不管男女老少,无论宗教、信仰、种族、职业,不论个人能力、水平、职务的高低,不论财富多少,不论身体强壮还是瘦弱,每个人都享有国家宪法保障的平等而公允的基本权益和人身自由。但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中,人们之间还存在着社会位置的差异和不平等,还存在着有碍于社会各阶层之间相互开放和平等进入的障碍,还存在着享用公共资源和收入分配等方面的不公平,还存在着“乡下人”、“农民工”受到歧视,各种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没有得到社会应有的救济和关爱,甚至一部分人的富裕幸福建立在牺牲另一部分人利益基础上的现象。应当逐步地消除这些不平等、不公平、不文明的现象,使社会成员之间达到和睦团结,使社会安全运行,安定有序,更加和谐。

对于社会每个成员来说,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就是要互相尊重、互相理解、互相信任、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融洽相处。这是现代新型人际关系的一个重要表现,也是建设新型人际关系的一个基本方法,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人在本质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个人的发展与周围人的发展状态和发展程度是密切相关的。我们每个人都要平等地对待他人,尊重他人的人格和权利,尊重他人的需求和个性差异,理解他人的不同性格、爱好和兴趣,关心他人的具体处境,对人满腔热情,诚恳宽厚守信,努力为人排忧解难。总之,以人为本,不仅仅是党和政府的责任,全社会人人有责,社会的强势群体、高位置群体更是责任重大。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共同努力,共建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以人为本,归根到底是以人民群众为本。坚持科学发展观,必须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处理好、协调好、兼顾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全社会全民族的积极性创造性。

首先,要着眼于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是我们党的生命和力量源泉,也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和动力。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要实现和发展广大人民共同的、根本的、长远的利益。多数群众的利益,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坚持科学发展观,就必须把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最高标准,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保证最大多数人利益的实现和全社会积极性创造性的充分发挥。这是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关节点。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完成得好不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挥得好不好,科学发展观贯彻得好不好,归根到底要看发展过程中人民群众的利益实现得好不好。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持以群众利益作为决策的依据,在决策的制定和落实的各个环节中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正确处理先富与后富、个人富裕与共同富裕的关系,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在帮助群众解决现实利益问题中,引导群众去关心并为自己的长远利益、根本利益而努力奋斗。

其次,要妥善处理各方面利益关系,充分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创造性。妥善处理各方面利益关系,把一切积极因素充分调动和凝聚起来,对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至关重要。我们党在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军人、干部的同时,正确反映和充分兼顾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创造性,是时代发展的要求,也是社会发展所面临的全新的课题。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变革,社会分工的变动,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始终是推动我国先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力量。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新的社会阶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要尊重和保护一切有益于人民和社会的劳动。对为祖国富强贡献力量的社会各阶层人们都要团结。要积极适应党在新时期历史任务的要求,积极适应我国社会阶层结构的新变化,在全社会认真贯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重大方针,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把社会各阶层、各方面的利益和力量协调好、团结好,不断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添新力量,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

第三,要凝聚和依靠人民的力量发展我们的事业。坚持科学发展观,既强调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又强调依靠最广大人民的智慧和力量谋发展。要始终坚持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观点,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善于依靠群众的智慧解决发展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善于依靠群众的力量实现发展目标,善于在群众的实践中总结发展的规律,善于在发展进程中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是凝聚和依靠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保证。要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等。要不断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进一步引导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既要重视巩固国体、完善政体,从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上体现人民群众的意志,又要积极探索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践模式,拓宽参政议政的渠道和机会,进一步从机制和程序上保证人民群众的民主参与。要善于发现和总结适合我国人民当家做主的民主形式,进一步上升为民主的具体制度,拓宽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社会事务和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的渠道,更广泛地组织和吸引人民群众参与民主实践,行使民主权利。要建立和完善民主决策机制和民主管理机制,加强和规范执政党与人民群众、各社会团体、国家权力机关、国家行政机关的沟通,加强和规范国家与社会的沟通,加强和规范社会各方面的沟通,完善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机制和民主监督机制。要把扩大基层民主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性工作,进一步扩大基层民主,在民主实践中提高全体人民的民主素质。只有这样,党才能更充分地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全面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才能进一步巩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把我们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三)基本要求:全面协调可持续

人类社会是由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人口、资源、环境等诸多要素构成的有机系统,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人口、资源、环境等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过程,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乃至生态文明全面发展的过程。科学发展观作为对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正确反映,也必然以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基本要求。

1.人类社会是由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人口、资源、环境构成的有机整体

唯物辩证法就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联系和发展是唯物辩证法的两个基本原则。联系是事物之间和事物内部诸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联系是普遍的,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和周围的其他事物相互联系;联系是客观的,它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我们既不能否定事物固有的联系,也不能主观臆造事物的联系;联系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有内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也有外部的、非本质的、偶然的联系。前者决定着事物的基本性质和发展趋势,后者只能对事物的发展起促进或延缓作用。坚持联系的客观性、普遍性和多样性,就是要我们客观地、全面地、深刻地认识事物的联系,特别要抓住事物的本质的、必然的和内部的联系,真正把握事物的本质、规律和发展趋势。事物是普遍联系的,也就是说,事物内部的各种要素以及事物之间是相互作用的,正是这种相互作用构成了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相互作用是事物运动的真正的终极原因。运动是一般的变化;变则包括量变与质变以及上升与下降、前进与倒退的运动;发展是变化的高级形式,是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是由低级到高级的前进与上升运动。由于事物发展的总体方向是前进的、上升的,因而事物乃至整个世界是作用过程而存在的。

迄今为止,现代社会的共同性问题,一直是社会的全面发展问题。社会学把现代社会看作一个多系统、多层次组成的社会综合体,其中任何一个系统和层次的存在和发展都是与组成社会综合体的其他系统和层次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的。然而,现实的问题是某些社会子系统获得了跳跃式的发展,而社会的其他子系统没有能获得相应的发展,于是整个社会就会处于不协调的非全面发展的状况,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有这种状况。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由于相对滞后的经济水平,偏低的供给和消费水平,社会的发展往往只能首先顾及生存需要的问题,而忽视生态和环境的承受能力,常常以牺牲自然生态环境为代价而谋求发展,因而暴露出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诸多矛盾和问题,最后也阻碍了经济的发展。这就要求当今社会的任何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必须把社会全面发展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马克思、恩格斯在其社会历史观中始终坚持社会是一个充满有机关联性的社会关系体系,是一个按其自身规律进行整体性发展的客体。作为西方社会学创立和形成时期主要代表人物的孔德、斯宾塞、迪尔凯姆、韦伯和以后的大多数社会学者,也都不同程度地坚持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的观点。孔德就提出了社会有机论,称家庭是社会的细胞,阶级或种族是社会的组织,城市是社会的器官。斯宾塞也认为社会是一个有组织的整体,社会如同生物有机体一样具有多个系统,而这多个系统都是服从并保证社会整体的存在和发展的。迪尔凯姆详细考察了社会内外环境因素的相关性,他十分重视法律、社会道德和宗教在维持社会秩序方面的重要功能,把社会看作是一种内外环境各因素相关的动态的、开放的系统,并指出法律的作用是协调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按照现代系统理论的观点,社会有机体同它的各个组成部分是如此密不可分,以至于整体离开某些部分,或部分脱离其整体,这一社会有机体就会失去其整体功能,部分功能也会随之丧失,直至整体和它的组成部分都因此而消亡。因此,现代社会的全面发展,无疑地依赖于组成社会整体的各部分的发展,无疑地依赖于作为合力的社会整体功能的全面发挥。如社会现代化,就是一项整体性的社会变迁,是组成社会整体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全面发展。

与社会的整体性相联系,它的发展是全面的,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以及作为这种发展综合反映的人的发展,必须注意它们之间的相互协调和相对均衡。

社会又是其各个组成部分的综合体,组成社会综合体的各个部分和层次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社会的综合发展和发展因素的综合分析,既是社会全面发展的标志,又是社会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必然要求,同时它又是社会均衡发展的一种社会机制,使社会全面发展成为一种既有重点又照顾一般的辩证性发展。

与社会的综合发展和发展因素的综合分析相联系,社会需要综合各种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特别是众多单一性科学学科的研究成果,来开展对社会发展的研究。一方面,经济增长能促进社会发展,同时社会通过经济增长,增加财政税收、创造新的就业机会、鼓舞人们的经济建设信心,形成良好的社会稳定局面,为社会全面发展构建基础。另一方面,社会的全面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基本条件和保证。社会发展了,经济增长所需的各种要求如资本、劳动、技术等就能得到较充裕的、高质量的满足,从而推动经济在新的基础上增长。在这样的相互促进中,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构成为正相关的良性循环,其结果是经济和社会各从对方的影响中获得发展动力,推动彼此提高,共同发展。

社会均衡发展是人类生存的整体目标,经济增长只是社会发展的一个方面,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关系,还是一种部分和整体的关系,它们既相互促进,也相互制约,当社会获得经济增长的推动之前,社会需要在经济建设中,作出特定的投入,如资本、劳动、技术等,而在社会系统中,对经济投入的分量不同会改变社会系统的自身结构,改变社会功能,使社会其他方面的发展受到影响和牵制,这些影响又会反过来成为限制社会发展的原因,造成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矛盾的一面。

可以看到,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是既相互促进、又相互限制,既有统一又有矛盾的关系。两者和谐统一,即均衡发展的表现应能在社会实践中,使之形成不因经济增长而妨碍社会其他方面发展,不使矛盾激化质变、不损失社会综合利益的局面。这样的发展所追求的不是单纯的经济利益,而是以经济利益为主的社会综合利益。这种利益既兼顾经济增长的效益,又兼顾政治的清明、文化的繁荣、道德的进步、精神的文明;既兼顾当前社会的安定团结、有序发展,更兼顾后代社会的利益积累,真正满足各时期社会大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求得有利、有益的自由发展。

2.发展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以及生态文明全面进步的过程

人类社会的发展,不是单一的经济运行过程,而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人口、资源、环境等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过程,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乃至生态文明全面发展的过程。

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时指出:“谁用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构筑某种思想体系的大厦,谁就是把社会体系的各个环节割裂开来,就是把社会的各个环节变成同等数量的相互连接的单个社会。其实,单凭运动、顺序和时间的逻辑公式怎能向我们说明一切关系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呢?”马克思进一步阐述:“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马克思还说:“社会不是由个人构成,而是表示这些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范畴表明,人类社会形成和发展于人的生产实践和交往活动之中,是以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各种社会因素、社会关系相互作用、相互依存、有机联系的整体。正是实践和交往活动,使人们联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唯物史观在强调生产力对社会发展起决定性作用观点的同时,特别指出政治(制度)、文化等因素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恩格斯晚年在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批判了当时把马克思主义曲解为形而上学的“机械决定论”和“经济决定论”的倾向,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强调“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并非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

恩格斯还认为,不同民族国家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独立性,与经济基础并不完全是一一对应的关系,而是有其自身的特点和特殊的发展规律。“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小提琴”。

恩格斯还创造性地提出了历史发展的“合力说”。他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

科学发展观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注重社会发展的有机性、整体性和社会发展的多因素的相互作用。科学发展观强调的“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体现了社会发展的有机性和整体性特点,既坚持了生产力对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又注重发挥上层建筑(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等)和意识形态、文化因素对社会生活和社会发展的巨大影响及反作用,很好地坚持了历史辩证法。胡锦涛同志指出:全面发展,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调发展,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

科学发展观强调,在当前我国发展所处的矛盾凸现期,在坚持抓好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的同时,又要切实防止片面性和单打一,一定要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处理好城乡发展、地区发展的关系,处理好不同利益群体的关系,处理好经济增长同资源、环境的关系,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处理好物质文明建设同政治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还要处理好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关系。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没有政治发展、文化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不断推进,单纯追求经济发展,不仅经济发展难以持续,而且最终经济发展也难以搞上去。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防止出现因发展不平衡而制约发展的局面。否则,往往会出现贫富悬殊、失业人口增多、城乡和地区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加剧、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导致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徘徊不前,甚至出现社会动荡和倒退。

3.贯彻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基本要求,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以人为本,二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了使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体化,中央又提出了五个统筹的战略,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全面、协调、可持续和五个统筹回答的是怎样发展,以人为本回答的是为什么发展。无视或者模糊以人为本这个发展目的,是形成片面的、不科学的发展观的根本原因。因此,把以人为本引入科学发展观是题中应有之意,是十分必要的。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坚持以人为本,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立场和方法,实现发展目的上的历史性超越。对人类而言,发展是一个永恒的主题。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强调发展要处理好各种关系,特别要重视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要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解放,社会本身也不能得到解放”。[3]共产主义要“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4]

科学发展观强调人的主体地位,强调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主体,也是享受社会发展成果的主体。我们发展经济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我们进行政治改革的目的在于进一步保证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我们进行文化建设的目的在于不断提高人民的文明水平。坚持科学发展观将进一步调动、激发、保护人民的创造力,为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打下扎实的群众基础。坚持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是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体现了我们党在发展问题上的价值取向。

坚持全面发展观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实现发展目标上的历史性超越。对于怎样发展,胡锦涛指出:“要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5]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坚持全面发展观,说到底就是要实现社会的物质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以及和谐社会建设之间的辩证关系和协调发展。我们知道,要达到全面发展的目标,首先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国正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需要长期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并实现速度与效益的统一。这样才能为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其次,经济发展不代表其他社会问题可以得到自然解决,必须坚持经济社会共同发展。在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要更加注重加快社会发展,努力解决经济和社会发展存在的“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把经济发展造成的社会矛盾、积累的社会问题及时地化解在萌芽状态。

协调发展,就是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实现发展道路上的历史性超越。协调发展的抓手:一是坚持城乡协调发展。站在国民经济发展全局的高度研究解决“三农”问题,实行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互动、协调发展,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二是坚持区域协调发展。坚持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加快发展,形成东中西互动、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格局。三是坚持可持续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处理好经济建设、人口增长与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生态保护型社会。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四是坚持改革开放。统筹推进各方面改革,为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体制和机制保障。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处理好内需与外需、利用外资与利用内资的关系,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五是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等等,都是这一发展道路的内在要求和具体体现。

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经济社会永续发展,实现发展形态上的历史性超越。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是要求人口、经济、社会、科技的发展与资源和环境之间相互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实质是强调“代际公平”,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是实现经济社会和人类的永续发展。

(四)根本方法:统筹兼顾

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总揽全局,统筹兼顾,是我们正确处理经济社会发展中诸多重大关系问题,以推进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根本思想方法、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需培养和提高战略思维能力,善于从战略的全局的高度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总揽全局,全面运筹,统筹兼顾。

1.统筹兼顾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

“统筹发展”是科学发展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的具体实践。一位领导干部说:“这么些年,我们这些领导干部早就习惯‘单打一’了,现在讲统筹兼顾,一下背着这么多的包袱,拖家带口赶路,只能步履蹒跚。发展速度肯定要降下来。”还有一种倾向性的认识,就是把统筹发展与发展速度简单地对立起来,认为讲统筹发展就是不要速度,在发展政策上要急刹车、硬着陆。

“发展能快就不要慢”。这是邓小平总结我国几十年经济建设经验提出的一个正确命题。发展是硬道理,不发展就是倒退,发展得不快就是落后。况且,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必须加快发展。如果没有一个较快的发展速度,许多问题解决不了。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经济保持着年均9%以上的增长速度,人均GDP从1980年的250美元增加到2003年的1 000美元,使我国建立起了强大的物质基础,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

但是,“欲速则不达”,要想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不把握好发展节奏和步伐也不行,不照顾到影响发展的方方面面更不行。尤其现阶段我们正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各种矛盾、各种问题已经累积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不对这些问题进行通盘的考虑,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任何方面“单兵突进”的发展都是不可能的。发展不仅仅是物质财富的积累,而且包括人的全面发展。在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人们主要关心收入的增加、物质财富的丰裕,而教育、文化、卫生、环境保护和社会公正等关系,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目标还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关注。但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人们的需求就会发生变化,会考虑生活质量的整体改善。所以,统筹各个方面的共同发展,并不是放慢发展速度。我们必须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及时化解各种矛盾,确保社会稳定和各项工作的有序进行。

为此,必须认真贯彻“五个统筹”的思想。一是要统筹城乡发展,加大对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投入;二是要统筹区域发展,形成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机制;三是要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加大对社会事业和公共卫生事业的投入;四是要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进一步推行可持续发展战略;五是要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面对新世纪新阶段的新形势和新任务,提出科学发展观,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集中反映了面对新形势新任务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统筹兼顾的方法论自觉,也使统筹兼顾的方法论意义更加凸现出来。

统筹兼顾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概括和提升。实践表明,坚持统筹兼顾,对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避免社会矛盾的激化,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一切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重要作用。在改革开放中,为了解决利益矛盾,必须按照统筹兼顾的原则来调节各种利益关系。我们的全部工作,我们的一切方针、政策、计划、措施,都必须立足于统筹安排,把各方面的积极性都充分调动起来,科学地组织起来,使之发挥最有效的作用,以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不断发展。

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坚持运用统筹兼顾的方法论。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以“五个统筹”、“五个坚持”为主要内容,以“以人为本”为本质和核心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是我们党从新世纪新阶段的实际出发,紧紧抓住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努力把握发展的客观规律,吸取人类关于发展的有益成果,着眼于丰富发展内涵,创新发展观念,开拓发展思路,破解发展难题提出来的,从而进一步指明了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是党的执政理念的升华。

坚持与运用统筹兼顾的方法论,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和题中应有之义。统筹城乡发展,就是要使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社会经济结构转变,实现城乡和谐发展。统筹区域发展,就是要把握大局,兼顾各方,促进东部、中部、西部的共同发展与和谐发展。统筹经济和社会发展,就是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全面进步,改变经济与社会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状况,实现经济与社会和谐发展。统筹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是要更加重视人口、资源、环境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之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全面协调可持续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科学发展观突破了过去把发展简单地理解为经济增长的局限,强调发展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全面,是指发展集科技、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于一体,是一个多维的综合的系统工程,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是经济、社会和人的综合发展,是经济增长、政治民主、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的全面发展。协调,是指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处理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处理好新形势的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积极稳妥地推进改革,同时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成果。可持续,是指发展进程的持久性、连续性和可再生性,是发展与人口、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相适应和良性循环。传统的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观,在实现经济指数增长的同时,带来了人口爆炸、土壤沙化、粮食短缺、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等一系列严重问题,使发展面临着严峻形势。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要原则,决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走浪费资源和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

全面协调可持续作为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只有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才能在经济实力增长,综合国力提升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才能更好地维护社会公平,激发社会活力,化解社会矛盾,保障社会稳定,发展社会事业,加强社会建设,实现社会和谐。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现,则是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必然结果。只有坚持发展的全面性,才能从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为和谐社会建设提供物质基础、政治保障和精神支撑。只有坚持发展的协调性,才能有效地减少和化解社会矛盾,为和谐社会建设提供良好环境。只有坚持发展的可持续性,才能使和谐社会建设始终充满生机和活力。

统筹兼顾是我们党领导现代化建设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通过统筹兼顾,协调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可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并把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

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中坚持统筹兼顾,从思维方式上讲,就是要把矛盾思维与系统思维结合起来。矛盾思维和系统思维都属于辩证思维,它们的相互结合是哲学与系统科学相互渗透的重要渠道,也是当今方法论思想发展的大趋势。矛盾思维把事物看成是矛盾的集合体,看成是矛盾不断产生和解决的过程,重视对立统一规律在辩证法体系中的核心地位,立足于在不同层次上对事物进行矛盾分析,主张通过促使矛盾转化来推动事物的发展。系统思维是伴随着系统科学的产生、发展、向其他领域迅速扩散而产生的一种思维方式。系统思维方式认为,世界是由许多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系统组成的;任何系统都是由诸多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形成的有机整体;系统的功能,即它表现出来的特征或者对外发挥出来作用,不等于要素的功能之和,而是由系统中各要素相互结合的方式即结构决定的,要素与要素的相互作用也必须以系统为中介。因此,认识和改造世界,不能只见局部不见整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是必须自始至终关注整体,要在这个前提下对系统进行结构分析和功能分析。矛盾思维和系统思维相互结合的主要根据在于,客观世界的普遍联系和普遍发展是它们共同的逻辑前提。它们都是唯物辩证法关于世界普遍联系、普遍发展这两个根本观点的展开和进一步阐发。因此,掌握矛盾思维方式的人,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系统思想,也很容易接受系统的观点和方法。反之亦然。许多问题既可以用矛盾思维来说明和解决,也可以用系统思维来说明和解决。只不过运用矛盾思维更便于把握重点,运用系统思维更便于把握全面。在大多数情况下,把两者结合起来,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必要的。

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坚持统筹兼顾,把矛盾思维和系统思维结合起来,就是要充分发挥矛盾思维便于把握重点,充分发挥系统思维便于把握全面的优势。为此,必须在以下方面有清醒认识:(1)要有世界眼光和全国一盘棋的思想。这是坚持统筹兼顾、把矛盾思维与系统思维有机结合起来的大背景。当今世界国际交往密切,全球经济一体化与政治多极化两种趋势并存。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有世界眼光。要运用系统思维方式,把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放到世界这个大系统中来运筹,要特别关注那些大国、强国的国际战略对我国可能产生的影响,趋利避害,审慎做出反应,把握我国发展的主动权。还要明确认识到,科学发展观追求的是全国范围内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缺乏全国一盘棋的思想,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就无法发挥,统筹兼顾就无法高效进行。(2)紧紧围绕“五个统筹”搞统筹兼顾。“五个统筹”视野恢弘,包容很广,本身就是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五个统筹”的提出是系统思维与矛盾思维相结合的产物,因此要落实“五个统筹”,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同样必须把矛盾思维与系统思维结合起来。一方面要看到,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需要解决的矛盾很多,在诸多矛盾中挑出这五对矛盾给予特别的注意,就是因为它们是重点,其中任何一对矛盾解决得不好,就足以影响大局。另一方面又要看到,“五个统筹”是一个有机整体,从根本上说是综合治理,其中任何一对矛盾的正确解决都有赖于正确解决其他四对矛盾为其创造条件。要依据上述思路,抓重点,抓全局,使统筹兼顾落到实处。(3)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科学发展观最终要落实到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的具体工作上。具体工作也有近期与长期、重点与非重点、目的与手段之分,也需要统筹兼顾。这是总的原则。至于某一项工作到底是用矛盾思维还是用系统思维去解决,要看具体情况。不论用何种思维去解决,都要讲究实效,不能把简单问题复杂化。

统筹兼顾是正确处理经济社会发展中重大关系的方针原则,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坚持的根本方法。胡锦涛同志指出: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关键阶段,我们要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必须更加自觉地运用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的利益。只有坚持统筹兼顾.,我们才能真正处理好我国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的改革发展稳定问题,真正处理好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各方面的具体利益问题,从而把各方面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出来,更好地推进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

2.坚持正确的战略思维原则、战略思维方式和战略思维意识

从党和国家全局出发,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关系,是坚持统筹兼顾的必然要求。要坚持统筹全局、兼顾各方,把现代化建设各领域各环节统筹好、协调好,把社会各阶层各群体的利益关系统筹好、协调好,在大力推进经济建设的同时促进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共同发展。

必须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关系,实现经济社会各构成要素的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要统筹城乡发展,按照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要求,贯彻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正确处理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城镇居民和农民的关系,加大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力度,使稳妥推进城镇化和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成为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双轮驱动,逐步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矛盾,努力实现城乡共同繁荣。统筹区域发展,继续推进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积极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继续发挥各个地区的优势和积极性,引导生产要素跨区域合理流动和产业合理布局,加强国土规划,推动形成主体功能区,完善区域政策,注重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大国家对欠发达地区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大力扶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逐步形成东中西部相互促进、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新格局。统筹经济社会发展,进一步发挥政府在促进就业、调节分配、完善社会保障、实现社会公平等方面的作用,加快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社会保障、社会管理等社会事业发展,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有机统一。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处理好经济建设、人口增长与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增强可持续发展的能力。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善于从国际形势发展变化中把握发展机遇、应对风险挑战,统筹利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统筹把握好国内产业发展和国际产业分工,统筹处理好不断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参与制定国际经济贸易规则,善于运用我国综合优势,为我国现代化拓展更加广阔的市场空间和提供持久可靠的资源保障。

必须认真考虑和对待各方面的发展需要,正确反映和兼顾各阶层各群体的利益要求,充分调动全社会全民族的发展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形成广泛共识、集聚强大力量。要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善于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既坚持全国一盘棋,保证中央政令畅通、令行禁止,又支持地方因地制宜,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正确处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现阶段群众的共同利益和不同群体的特殊利益的关系,善于兼顾和统筹不同方面的利益要求。要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在国家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的基础上,逐步增加国防投入,不断提高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水平,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实现富国和强军的统一。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始终不渝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为推动建设和谐世界作出新的贡献。

——坚持统筹兼顾,就必须坚持全面看问题的观点,防止和克服片面性,做到统揽全局,统筹规划,系统安排。毛泽东曾经指出,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就更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因为局部性的东西是隶属于全局性的东西的,因此他强调,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全局上面。要照顾全局,要考虑和照顾到全局的各个局部、各个方面,正确处理全局与局部、局部与局部之间的关系。要把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统一起来,寻找对全局有利同时也对局部有利的解决方案。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统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方面事业的发展,努力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

——坚持统筹兼顾,必须用普遍联系的观点,看待现代化建设全局与局部的联系,研究现代化建设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结构联系、因果联系、时序联系等等。

结构是事物各组成部分之间一定的联系方式,只有使各个部分之间结构合理、比例适当,才能形成各个部分之间的协调互动,使事物的整体发挥最佳的功能。要按照现代化建设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内在的因果联系,分轻重缓急,配套进行,整体推进。要在时序上使现代化建设的各方面协调联动,相互衔接,使每一方面的工作为其他方面的工作创造条件,防止相互扯皮,互相掣肘。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要统筹城乡发展,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要统筹区域发展,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积极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形成区域整体协调发展。要统筹经济社会发展,解决好“经济发展一条腿长,社会发展一条腿短”的问题。要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在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同时保护环境和生态,使人民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要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把“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地结合起来,扩大开放领域,优化开放结构,提高开放质量,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

——坚持统筹兼顾,就必须坚持发展的观点,正确处理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各个阶段前后相继的关系,处理好当前发展与长远发展的关系。

要深入研究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规律,预见现代化建设各个阶段发展的趋势和发展的多种可能性。统筹兼顾现代化建设各个发展阶段的关系,从当前发展的实际出发,科学设定长远发展的目标,使长远发展目标建立在坚实可靠的基础之上。要从长远发展出发为当前发展设定方向,要使当前的发展为长远发展打牢基础、创造条件。要争取长远利益与当前利益的统一,把既有利于长远发展又有利于当前发展的办法和方案作为最佳选择。

——坚持统筹兼顾,还必须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个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

统筹兼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的普适原则和方法。但在解决具体问题的过程中,必须从实际出发。发展中的各类问题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会有极为不同的表现,其所解决的途径和方式,也会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因此,坚持统筹兼顾,不能拿一种固定不变的模式和办法到处去生搬硬套。一定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原则,做到因时制宜,因地制宜。这既是统筹兼顾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坚持统筹兼顾需要解决好的问题。

3.统筹兼顾,正确处理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大关系

统筹兼顾,协调各方,全面运筹,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做好各个方面工作,是我们党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也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方法和领导方法。

总揽全局,统筹兼顾,就要正确处理关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一系列重大关系问题。一是要处理好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的关系。全国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全局的、整体的利益与局部的利益从根本上来说是一致的。一方面,局部要服从全局;另一方面,全局要关照局部。要把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在实现全局利益的过程中实现局部利益,在实现局部利益的过程中又有利于整体利益的实现和维护。二是要处理好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很好地结合起来。既要重视当前的发展,也要考虑长远发展,以长远的发展目标统率阶段性发展目标,使阶段性目标的实现有利于长远目标的达成。在发展目标问题上,既要立足现实,又要深谋远虑,不能只顾当前,不顾长远,不能走一步看一步。三是要处理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相互促进的进程,必须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整体推进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以及生态环境建设,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社会先进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发展各项社会事业,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文明;加强环境与生态建设,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四是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一方面,要在更大的程度上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增强经济的活力和效率;另一方面,要加强国家宏观调控和政府的指导,提高依法行政的水平。

统筹兼顾,是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根本方法。统筹兼顾,就是总揽全局,科学运筹,协调发展,兼顾各方。随着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利益关系的深刻调整,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必然会出现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我们要从发展的全局出发,正视矛盾,认识矛盾,解决矛盾,在矛盾的不断产生和不断解决的过程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促进当代中国的进步发展。

统筹兼顾,就要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和全社会全民族的积极性创造性,对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始终是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在我国社会深刻变革、党和国家事业快速发展的进程中,妥善处理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把一切积极因素充分调动和凝聚起来,至关紧要: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工人阶级、广大农民,始终是推动我国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力量,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六个新的社会阶层,即民营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工人阶级、广大农民以及各个新的社会阶层的共同努力。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对为祖国富强贡献力量的社会各阶层人们都要团结,对他们的创业精神都要鼓励,对他们的合法权益都要保护,对他们中的优秀分子都要表彰。只有这样,才能最广泛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形成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的局面。

统筹兼顾,就要妥善处理各种利益关系。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各种利益关系和内部矛盾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调节。党的方针政策的制定和贯彻,基本着眼点就是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要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调节并处理好各种具体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反映和兼顾各方面的利益。既要保护发达地区的利益,又要高度重视和关心欠发达地区的利益;既要保护优势产业的利益,又要高度重视和关心比较困难行业的利益;既要保护通过辛勤劳动与合法经营先富起来人们的利益,又要关心普通群众的利益,特别是要高度重视和关心农民、城市低收入居民和其他困难群众的利益。要正确处理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形成统筹兼顾的利益协调机制。要按照实现、维护和发展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要求,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有重点、有步骤地推进改革。

统筹兼顾,就要注重实现城乡、区域、经济社会、人与自然、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良性互动。坚持统筹兼顾,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需要制度与体制的创新和完善来推动和保障。为此,就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注重制度建设和体制创新,形成统筹兼顾的体制基础。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切实全面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的职责;要科学、合理地划分并确定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的公共职责,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完善国家公共财政体系和转移支付体系,加强各级政府依法履行公共职责的能力;要消除城乡、地区分割的体制性障碍,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使各种要素自由流动,以缩小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要积极推进就业、收入分配方面的体制改革,加快社会保障体制建设,创造解决分配不公问题和缩小贫富差距的制度与体制条件;要完善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和价格形成机制,建立环境保护和生态恢复的经济补偿机制。统筹兼顾,就要加强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要关注焦点,突出重点,抓住难点。如“三农”问题,中西部地区发展问题,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问题,社会事业发展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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