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员队伍规模的基本要素

现有的研究成果通常把党员队伍规模简单地理解为党员数量的多少。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数量已经达到8260万名，毫无疑问是一个大党。然而，党员数量的多少只是判断一个政党规模大小的要素和标准之一。除了党员数量的要素和标准之外，党员队伍规模还是一个系统的整体的概念，包括有机统一的数量与质量、结构与功能、手段与目的三组范畴。

一、数量与质量

党员队伍规模既有党员量的规定性，也有党员质的规定性，是党员数量与质量的辩证统一，也是党员队伍规模的首要构成要素。之所以如此，其主要逻辑依据在于：党员是具有一定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人，因而具备人口数量与质量的辩证统一。

马克思主义理论表明，生活在一定社会生产方式下的人既有量的规定性，也有质的规定性。从静态看，任何群体、组织都是由一定数量的人构成的，同时这些人还具备一定的身体素质、文化素质和思想素质。从动态看，人的再生产实质是人的数量与质量的再生产的统一。人的再生产与发展既包括量变，如一定的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以及为此特征的人的再生产类型的转变；也包括质变，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变迁以及人的数量的变动，人的身体素质、文化素质和思想素质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人的数量和质量处于对立统一之中，一方的变动会影响另一方，二者互相联系、互相制约，构成社会中人的总体运动。^[1]在这个意义上，党员作为个体的人在政党内的存在与发展，首先应该具备一个社会个体的人所具备的数量与质量的统一。同时，人的数量和质量变动的内在规律性告诉我们，党员的数量和质量是党员队伍规模不可分割的两个侧面。“控制党员数量，提高党员质量，使党员与经济相协调、按比例发展。”这是我们党控制党员队伍规模的基本思路，也体现了党员的数量和质量辩证统一的关系。

党员数量是多多益善还是越少越好？一般来讲，没有一定数量的党员，我们党就难以从事参与、表达、选举等政治活动和实现推动社会发展、服务人民群众的政治目标。历史地看，在长期革命时期，由于斗争环境的艰巨和人们政治认知的有限性，我们党在发展党员方面面临严峻的主客观条件制约，党员的数量受到很大限制。新中国建立之后，这些主客观条件都不存在了，党员的数量得到长足发展。党员数量在理论上有个最低限度，但在不同历史发展时期和历史条件下，党员数量多少的标准是不一样的，而且这些年我们党对这个问题也没有很好地进行定性与定量的分析。同时，在不同历史发展时期，党员数量与质量的关系也是辩证的。革命时期，由于革命斗争和获取政权的需要，我们党需要强调党员越多越好，这不仅有革命斗争的需要，也有夺取人力资源、发展生产等需要。在建设、改革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强大不但要取决于党员数量，更关键要取决于党员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素质以及由此而体现出来的各方面能力等。于是，党员质量问题更为凸显。

纵观国内外政党规模问题的研究，虽然规模大小各异，但政党规模大小必须考虑两方面问题：一定生产力水平下的人口规模和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政党容量。一定规模的人口必须有一定数量的党员，这既体现了我们党作为领导地位的执政党的广泛性、全面性，也体现了我们党的先进性、代表性。相对于人口规模来讲，政党容量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所谓政党容量或称为党员承载量，是借鉴人口学中人口容量的说法，指一定条件（主要是指政党能够为党员存在与发展提供的各种政治资源，包括党员教育培训、党员干部晋升空间、党员荣誉给予、组织规模等）所能容纳的最高党员数量。当一个政党无法为其党员的存在与发展提供必要的或者尽可能多的政治资源时，党员也许就会失去对政党的依赖与认同，政党的控制力也就随之下降。

总之，从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来讲，党员队伍规模问题是至关重要的，党员队伍规模不仅仅涉及党员数量的增加，更涉及党员质量的提高。从根本上讲，要实现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控制党员队伍数量、提高党员队伍素质是一个重要战略问题。

二、结构与功能

党员队伍规模既有结构的规定性，也有功能的规定性，是结构与功能的辩证统一。这是党员队伍规模的内在构成要素。之所以如此，其主要逻辑依据在于：党员是被不同程度地制度化与结构化的人，因而具备组织的结构与功能的集合与统一。

结构功能理论表明，任何组织都是结构与功能的辩证统一。组织的结构是组织中各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的总和，它从组织内部描述系统的总体性质。组织的功能则是指某一结构要素或某一行动对社会协调做出的贡献，是组织在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属性、所具有的能力和所发挥的作用。它从系统外部来描述系统的总体性质。在结构与功能的统筹中，结构通常处于关系的主动、决定位置。^[2]在政党组织中，按照某些特定的目标经由分工与合作及不同层次的权力和责任制度，一定数量与质量的党员被制度化或者结构化在不同类型的组织结构中，并基于不同类型组织发挥不同的政治与社会功能。结构是党员制度化与结构化的载体，因而也是我们党及其政权运行和权力行使的载体。任何政治活动都要靠组织机构来推行。虽然党员的数量与质量的辩证统一是首要构成要素，但是这种构成要素要转化为实际政治运作中我们党及其政权运行和权力行使的巨大能动性，必须通过组织架构才能得以顺利实现。正如彼得·德鲁克指出：“社会已成为一个组织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不是全部也是大多数社会任务是在一个组织里和由一个组织完成的。”^[3]反过来，如果没有设立必要的组织机构，权力就无法运行。同时，政党的结构发挥着政治社会化、政治录用等政治功能。按照阿尔蒙德的观点，在现代国家的社会生活中，每个组织都是一个具有明显政治目的的结构，它们通常都履行多种功能。^[4]首先，政治社会化功能。在阿尔蒙德看来，“每个政治体系都有某些执政政治社会化功能的结构，它们影响政治态度，灌输政治价值观念，把政治技能传授给公民和精英人物”^[5]。这些结构或是专业化政治机构，譬如国家、政党等组织，或是非专业化政治机构，譬如家庭、教会等组织。由于政党所控制的大量政治资源，它总是试图通过其所控制的党组织、政府、学校等机构通过各种社会化方式，形成社会成员对待执政党及其政府的态度。因为“如果一个人的社会化连续性很高，并且不断得到加强，那么他的态度就会呈现出高度的稳定”^[6]。在这个意义上，组织机构政治社会化功能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其次，政治录用功能。政党对干部的录用和控制，是政党政治的通行法则。特别是在向新的社会结构过渡期间，如果新的社会团体（阶层）在过渡时期或至少在它们一旦提出政治要求时，不能进入现有的政治体系，那么，政党的合法性危机将有可能出现。^[7]因此，“大多数现代的政治体系都具有专门的组织和机构，通过录用功能来管制其他政治角色的行为”^[8]。执政党更是如此，它必定通过其所控制的组织机构来选用人员，以确保其骨干力量的新陈代谢。在这个意义上，党员队伍规模必须具有结构与功能的辩证统一。

从实践来看，由于中国共产党是居领导地位的执政党，党在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都要发挥领导作用，因此包括党的组织、政权组织、民主党派、群众组织、社会组织等在内的各类组织，都有党员及其制度化和结构化的载体——党组织的存在，而且它们分散在城市社区、农村、国有企事业单位、行政机关、非公有制企业等领域，是国家统治和社会管理的真正实施者。同时，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对不同类型基层党组织功能定位和职能提出的要求；结合实际，对农村、国有企业、社区、机关、高等学校、科研、文化、卫生、体育和中小学等事业单位，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社会组织等各领域党支部组织生活主题、内容提出分类指导的要求，力求体现各自的个性和特点，包括发挥领导核心作用、政治核心作用、战斗堡垒作用等。

总之，正是通过把一定数量与质量的党员进行制度化与结构化，才形成中国共产党各级党组织的组织网络，才能顺利实现自身组织系统与社会的紧密结合，从而在自身组织系统基础上，将社会有效地凝聚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对国家、社会及组织成员的控制和治理。

三、手段与目的

党员队伍规模既有手段的规定性，也有目的的规定性，是手段与目的的辩证统一。这是党员队伍规模的外在构成要素。之所以如此，主要逻辑依据在于：党员的现在状态与目的状态之间存在差距，因而需要就这种差别建立一系列子目的，并采取各种手段逐渐减少这种差别，直至最后解决问题。

唯物辩证法基本原理表明，目的和手段是密切联系的。手段只能相对于目的而言，因而离不开目的；目的也离不开手段，没有相应的手段，目的就无法实现。这是手段与目的的一致性要求。但是，目的是人们着意追求的结果或目标，只有实现了、达到了，才能符合人们的意愿；实现目的的手段可以有多种多样，人们不一定执着于一种。同时，手段的使用，也不一定就能达到预期的目的。这也是手段与目的的非一致性体现。^[9]此外，目的与手段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互相转化。一方面，当人们确定某个目的之后，由于它还是一种主观形态的东西，需要借助一定的手段来实现。而手段是一种外在的客观力量，往往不是现存的、现成的，人们为了获得这种手段，也需要借助一种新的手段，而原来的手段就变成后来手段的目的。因此，手段不断转化为目的。另一方面，当某一目的借助于手段实现以后，它就变成了一种客观现实的东西，目的就变成人们实现新的目的的手段。因此，目的可以不断转化为手段。^[10]所以，从人类实践活动的无限发展过程来看，目的和手段的关系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党员队伍规模同样涉及手段与目的的辩证关系。总体来讲，党员队伍规模问题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党员队伍和党组织建设，也即要保持党员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要保持党组织的结构完整与功能发挥，进而实现以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动党的建设伟大事业。同时，党员队伍规模问题中还存在许多具体的目的，这些具体的目的既包括我们党每个历史阶段的中心任务要求，也包括我们党自身建设的内在逻辑要求，诸如党员教育管理、干部选拔任用、党组织设置等一系列问题。从目的角度看，我们党在确定这些目标的时候，往往已经考虑和包括了可能要采取的手段措施、方法途径，这样的目的实际上已经把手段涵盖在内了。所以，对于这些目的，我们不但要看目的，还要看目的所包含的手段。此外，一些外在于目的之外的技术性手段措施，比如网络技术的运用也会非常明显而现实地改变着政党的结构、功能与活动方式。

要实现好这些目的，保持党员队伍规模的良性发展，就需要借助一定的手段去进行实践。可以说，手段的选择虽是多样化的，但又不能任意为之。这是因为，手段之中往往渗透着目的的因素。在多种手段选择中，手段包括了党员队伍规模问题的一些目的。比如，党员教育管理、干部选拔任用等，它们既是目的，也是实现目的的手段性措施。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党员队伍规模中的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张力与矛盾不断凸显。一方面，经济社会发展促使党员队伍规模中产生许多新问题、新情况不断成为我们党的建设中需要解决的问题与实现的目的。另一方面，经济社会发展也为我们加强党员队伍建设和解决党员队伍规模问题提供了新的技术手段，只有高度重视和运用这些技术手段措施，才能为新时期党员队伍建设和党员队伍规模提供高效便捷的服务平台与技术支撑。如果我们所运用的手段不符合问题的实际，不仅不利于问题的处理，还会增加实现党员队伍规模良性发展的困难程度。

当然，党员队伍建设、党员队伍规模问题中的目的与手段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在这样一种结构中，政党精英人物与政治组织在党员队伍相关问题的活动中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往往是这种活动的主体有意识地安排的结果；当然，有的也是这种政治结构自发或者自然而然地产生了这种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