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的成因分析

目前三农问题是中国的热点问题，对造成三农问题的原因分析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般的认为造成三农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人口的增长，土地的细分，水资源及其他资源的短缺，农产品价格的偏低等等，但最为主要的还在于长期以来形成的不平等的城乡二元体制结构及其政策。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对农村的剥夺。从1953年开始，国家对主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政策，以低廉的价格征收农副产品，以不成比例的高价格向农村提供工业品，从而形成巨大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有资料显示，1953—1978年的剪刀差数达9 494.9亿元，相当于同期农业净产值的57.5%。同时，统购统销政策的实施，阻断了中国传统农业经济的市场化进程。这就导致城乡二元经济的持续存在，成为今天三农问题严峻和复杂的重要历史原因。

(2) 国家财政在社会再分配上的严重不平等。一方面国家加强财力的集中和控制，造成财政过于向上倾斜，而支出则向下推卸，县乡财政困难。到2012年6月，广东有26个县欠发工资8.1亿元，山西、河南、广西、四川、贵州县乡财政赤字超过60%，云南、陕西、新疆、青海县乡财政赤字超过80%，全国有60%的县、2/3的乡镇不能按时给干部、教师发工资。另一方面，本应由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如农村基础教育、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农村社会保障等等基本由农民自己承担。1985年，国家财政还取消了对农村每个中学生31.5元、小学生22.5元的教育拨款，改由农民在集体提留中提取。国家每年几百亿元的教育经费几乎全部用于城市。当前国家通过实行国有股减持每年拿出200亿元用于补贴养老保险。据统计，2012年，全国社会保障支出1 640.70亿元，其中城市保障支出1 280亿元，占77.6%；农村仅有360亿元，占20.46%。在城市内和城市之间，国家不断加大投入，加快基础设施建设，而乡村道路，甚至乡村学校的建设都需要向农民摊派。

(3) 由于城乡隔离而存在的对农民排斥和歧视的市场准入和就业制度。过去严格的户籍制度，客观上将农民牢牢束缚在土地上。中外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都告诉我们，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后发国家以农业为主的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将会大大降低，但从事农业劳动的劳动力的降低速度要慢得多。现代化与工业化、城市化，是一个问题的不同方面或不同的表述方式，因此，现代化的真正实现必须大大降低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口比重，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业竞争力的增强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此。中国当前已进入了这一变动的阶段，1990年代以来出现的民工潮就说明了这一点。城乡隔离的户籍制度虽阻挡不住农民向城市的涌动，但对农民在城市职业的选择、市场的准入、子女的入托、就学等诸多方面形成障碍，他们的工作、生活极不稳定，成为城市的边缘人，随时都有被迫重新返回农村的可能。

(4) 农地产权模糊。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改变了农村土地的产权状态，农地处在集体所有制名义下的“人人都有，人人没有”状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后，土地产权呈现出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国家、集体、个人分割“收益权”的特点。农民的经营权受到农村各级行政和准行政人员的限制，如强制性的乱摊派，以“特”为由的土地批租，以及国家公共工程建设用地对农民承包土地权损失补偿上的侵犯。但更为严重的是，在现有农地产权制度下，土地在合理流转、抵押等方面的功能受到限制，由此影响到农民资本的进入与退出、城乡资本的互动交流以及农民对土地的长期投入等。比如，由于土地不能变现，农民就不可能将土地这一最大的资产转移，变成投资于工商业的资本或移居城市的社会保障资金，这种土地制度既限制了农业资金的来源，又影响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

(5) 农民缺少自己的组织。工人有工会、妇女有妇联，唯独农民没有真正代表和维护自己利益的组织。从马克思到孙中山都认为农民散漫，缺乏组织性。我国现行的村民自治制度，解决的是村庄内部的秩序及村庄与国家集体之间的秩序，但并没有解决也不可能解决村民与社会，特别是村民与市场的关系。日本的农业协同组合，不仅对农民在产前、产中、产后诸环节提供服务，使小农户与大市场连接起来，而且在代表和维护农民利益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例如，在美国向日本进口大米问题上，迫于农协压力，日本政府长期对美国予以抵制，维护了日本农民的利益。所以我国农民组织问题的根本性出路是通过农业生产要素的资本配置方式即“资本农业”的组合方式来满足农业市场化的组织性需要。从目前中国乡村社会政治状况和各种组织资源来看，最为现实和有效的市场化组织，就是以平等主体为基础的、通过契约的方式建立的具有明确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及合理退出机制的会员制组织。

(6) 乡村管理成本过高。在我国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以后，原有人民公社体制被改为乡镇政府管理体制，政府管理向下延伸，这不仅使村民自治的空间受到行政扩张的压缩，而且由于乡镇七站八所的建立，人满为患，庞大、臃肿的官僚机构无疑大大增加了管理成本。据统计，全国在册公务员是700万，包括事业、军队共计3 700万，仅农村就达1 700万。而按照现行的财政体制，这种费用都要由农民来承担，农民负担因而更加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