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制定的原因

1） 美国因素是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制定的内因

(1) 美国国家定位的需要。长期以来美国一直着眼于世界领导地位，保持和捍卫超级大国所具有的影响力是美国国家最高利益所在，并且这种世界领导地位具有唯一性和排他性。当前美国的全球影响力整体上处于削弱的态势，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也逐渐下降，这些都是美国所不能认可的视为霸主地位动摇的表现，美国必须要实现自身在亚太地区力量的再平衡、再超越。首先，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疲于全球反恐，应对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长达十年之久，战后重建又使美国占用了过多战略资源，耗费了美国冷战后获得的战略优势，使自身把重点放在了中东等地区而无暇东顾，没有投入更多精力在亚太地区。其次，美国当初对亚太内部形成的多边机制缺乏足够重视，持观望态度，没有形成系统的、稳定的、长效的合作机制，使得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政策具有模糊性和滞后性，不利于美国在亚太地区力量的强化和平衡。比如对东盟的态度，美国开始并不看重东盟，认为东盟整体力量不强，能力较弱，各个成员国都处于不同的发展层次，政治制度也各不相同，难以实现它们之间的聚集和合作，况且每个成员国内部都或多或少地存在各种经济和社会问题，各自在忙于处理国内问题时必然削弱地区整合的力量，无法实现整合的目的。这些因素造成的消极影响使得现在的美国开始认真对待过去的战略缺陷，基于国家定位需要及时调整其在亚太地区的长远战略布局，全方位关注亚太、积极参与亚太事务管理、协调和领导。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以来，美国便调整了亚太战略。2009年11月14日，奥巴马出访日本在东京发表演讲时声称，他是美国首位“心系太平洋的总统”，美国作为太平洋国家，要增强并继续保持在太平洋地区的“主导地位”。2010年1月12日，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在夏威夷就美国的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政策发表演讲，与奥巴马总统的东京演讲相比，希拉里的演讲将范围从亚洲扩展到亚太，并且在战略定位上再度明确，即发展同亚太地区的关系是美国对外政策的重点。希拉里称：“美国的前途与亚太地区的前途紧密相连，而这个地区的前途有赖于美国。”这些都是美国全方位关注亚太、积极参与亚太事务管理、协调和领导的重要举措。

(2) 美国经济复苏的需要。美国2008年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使美国国内社会经济问题以及政党之间的僵局难以消解，经济衰退，失业率居高不下，社会对抗情绪升温。在此情况下，美国只有倚重持续繁荣的亚太地区，才能设法分享发展的红利，寻求克服危机的门路。同时也基于亚太地区新能源勘探和开采所具有的资源优势，把振兴经济的希望寄托在亚太地区，必然使美国加大在亚太地区的战略投入，以巩固其自身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有关数据表明，2008年美国经济零增长，第4季度曾一度下滑6.8%，2009年全年GDP继续下降2.6%，其经济受到全面冲击。在历史罕见的金融危机面前，以美国两大住房抵押贷款融资机构房利美和房地美及华尔街投行雷曼兄弟、美林证券申请破产保护为标志的美国金融危机在2008年10月份开始席卷全球，直到2009年2月份，市场还仍然面临着许许多多的不确定性。人们对于美国和世界经济的走向仍表露出诸多担忧，据美国财政部2009年10月30日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美国海外证券投资总值由2007年底的7.2万亿美元下降至2008年底的4.3万亿美元，缩水了40％。其中海外股票投资损失最大，全年损失额达到了2.5万亿美元，这主要是因为去年全球股票价格暴跌所致。首先，亚太地区是美国重要的出口市场和投资地，美国公司每年向亚太国家输出价值3 200亿美元的货物和服务，创造千百万份待遇优厚的工作，密切保持与亚太地区的经济联系对美国的国家利益至关重要。特别是亚太地区经济已率先复苏，成为美国借重的重要力量。其次，南海亦是国际油气储备非常丰富的地区，整个南海盆地石油地质资源量约在230亿～300亿吨，天然气总地质资源量约为16万亿立方米，对美国来说，美国经济发动机转速的长期优势保持也需要亚太地区的新能源供给和支撑。

(3) 美国全球战略调整的需要。当前美国的全球战略重点正在发生系列的变化，正在呈现出由西半球向东半球、由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的趋势，把美国的战略重点由全球战略相对稳定区域转移到全球战略脆弱区域，以实现美国全球战略力量的平衡并加大全球战略脆弱区域的美国化管控，为美国国家利益服务。特别是美国当前随着反恐战争的基本结束以及反恐战争投入的大量消耗，也需要从中东、阿富汗地区抽身，其全球战略需要也需要重新定位，要有新的去处。首先，美国发动的反恐战争加速了美国资金流失，赤字暴增，经济下滑的命运。比如打伊拉克时，美国的战争预算大约是500～600亿美元，当时以为能速战速决，结果从2003～2009年，美国在伊拉克整整待了6年，花费已经超过8 000亿美元。伊拉克战争使美国国债、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放大，这是美国所面临的十分紧迫的形势。其次，反恐战争大规模军事行动结束后，伊拉克问题并未完全解决，仍有5万驻军。阿富汗塔利班势力潮进潮退，美军伤亡人数持续攀升。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每年投入1 500亿美元，占美国财政赤字的10%～15%，这么大的经济负担使得深陷金融危机的美国急于摆脱抽身。第三，随着西半球新能源的进一步勘探和生产，全球能源分布和供给格局已发生变化，美国进口石油的来源地也已经分散化，波斯湾石油资源对美国不像过去那样重要了。据统计，如今美国进口石油中来自波斯湾地区的仅占12%，许多美国战略家认为，美国天文数字的投入得不偿失。第四，美国认为，全球反恐战争已经进入低潮，而且有把握能够运用高技术手段将恐怖组织的重要头目一一定点清除，此后反恐斗争即将告一段落。今后美国对伊斯兰教极端势力将会侧重政治谈判，而不是偏重军事打击，可以归诸于“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策略。最后，美国战略家认为，过去十年来，美国在与全球恐怖组织战争中，耗损元气，如今需要疗伤了，就必须从战场撤军。而恰在这十年中，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他们便萌生了一个共识，如今需要掉转头来认真应对中国崛起。

2） 亚太因素是美国亚太重返战略制定的外因

(1) 亚太地区广阔的市场和经济发展成果吸引着美国的目光，是美国摆脱金融危机的重要机遇。进入21世纪以来，亚太地区的经济迅速发展，世界经济重心开始由大西洋地区向亚太地区转移，亚太地区是世界上发展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新兴市场。仅东盟十国与中日韩三国就有19.3亿人口，是世界上经济增速最快的地区，GDP年增速高达8%。目前，该地区出口占全球出口总量的30％，外汇储备占世界总量的2/3，经济规模在不久的将来将会占到世界的一半以上。根据高盛公司的预测，全球经济重心将加快向亚太地区转移的速度，2027年中国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到2050年，全球排名前10位的经济体当中有4个是亚洲国家，8个是环太平洋国家，亚太经济将远远超过北美和欧洲。同时亚太地区在美国全球战略中所占分量越来越重。中国和日本分别是美国国债的第一、第二大买家，两国在购买、出售美国国债上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美国经济政策的实施效果。在美国的七大贸易伙伴中，中、日、韩名列其中。更为重要的是，美国的进口也越来越依赖于亚太国家和地区。美国21%的进口量来自于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和日本，而14%的进口量则来自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中国，两者相加，总数为35%。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当中，日本排名第2，中国排第4，台湾第7，韩国第8，马来西亚排在第10位。因此，亚太地区经济条件的变化也将对美国经济产生重要影响。美国时任国务卿希拉里曾宣称：美国在经济和战略上在继续领导亚洲方面具有重要的利益，“在经济上，我们无法摆脱与之相连。美国公司对亚太国家商品和服务方面的出口高达3 200亿美元，并创造了成百万的高工资就业机会。与此同时，成百上千的军人和妇女在为这个地区的安全服务着……。”

(2) 中国国力的发展和军事力量的加强，引起美国的严重不安，平衡和制衡中国力量成为美国亚太新战略的重要内容之一。首先，二战后，美国彻底打破孤立主义，为自己界定出了明确的安全和防务原则，那就是在全球范围内主动出击将威胁消灭在摇篮之中，而不是坐等潘多拉的盒子被打开。在这种“预防性防务哲学”下，美国军事战略总是以近期的多元威胁和远期的重点威胁为着眼点，试图建立“绝对的安全”。无论是在冷战期间，乃至冷战后都将此理念贯穿始终。美国一些势力认为，中国的崛起是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的极大挑战，特别是考虑到中国与美国在文明传统、社会制度、价值观念等一系列问题上的巨大差异，美国的一些势力觉得完全有理由把中国视为对其亚太霸权地位的首要威胁。其次，美国对中国崛起的速度始料未及，对华焦虑、疑虑上升。全球战略重心东移最为显著的特点是中国的快速崛起。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继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出口总量超过德国居世界第一，制造业总产值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中日、中韩贸易超过日美、韩美贸易。这些都显现“亚洲权力正在加速向中国转移”，美国产生前所未有的焦虑感。第三，美国国内也出现“中国超美论”、“美国衰落论”的声音，认为如果中国按照当前的发展速度持续下去，将在未来二、三十年甚至更短的时间里超过美国。奥巴马在2011年国情咨文演讲中十次提到中国，列举中国在科研、教育等领域取得的领先于美国的种种成就，并称美国国人必须有危机感，否则美国在未来的竞争中有落后的危险。最后，更令美国不安的是，“中国并没有遵循美国的政治、宗教和经济自由法则取得了成功”，中国的发展模式在发展中国家受到青睐，对美国模式构成挑战。此外，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使中国在军队现代化建设上投入了大量资源，中国军力在过去10年间突飞猛进，具体成果有：研制出新型远程巡航导弹，多艘新型战舰投入使用(这些战舰装备了仿制美“宙斯盾”系统的火力指挥控制系统)，制造了元级攻击型潜艇，研制出新型高精度武器，其中包括可携带改进型弹头的空对地导弹。尤其在颇受美国关注的核武现代化、太空载具与太空反制武器、网络战和常规作战等方面取得了进步，美国倍感压力。

(3) 亚太部分国家希望并拉拢美国重返亚太。它们既想在经济上继续从中国捞到利益，又想借助于域内外大国的力量，尤其依靠美国来平衡中国对这些国家的影响力，在中美两强的竞争和矛盾中坐收渔利。首先，亚太的典型特征表现在中日韩三国和东盟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和政治纠葛。历史上，当中国是一个强国的时候，东亚会产生强烈的向心力。但是在民族国家兴起之后，中国的再度崛起，引发了东亚部分国家的反弹，甚至是恐华情绪。其次，亚太一些中小国家与中国博弈“战略机遇期”，尤其是与中国有领土及海洋权益纠纷的国家，需要大国提供的首要好处是安全保障，输送经济利益并不能替代安全利益。它们与中国的经贸关系越来越紧密，但它们作为邻居对中国的戒心和疑惧也与日俱增，想方设法来预防中国崛起可能对它们造成的“威胁”。用英国《金融时报》的话来说，它们是在不安中“享受”中国商机，美国一度依靠这种情绪加大了自身对亚太局势的控制和渗透。一些国家就出现了希望美国加强对亚太事务参与度的支持，据日本媒体称，中美两国在过去进行了一系列高层对话，这些对话主要是为了缓和多变的北京在面对美国重返太平洋的情绪。由于美国决定从阿富汗和伊拉克撤军，对美国在亚太的盟友来说，他们希望其战略转移能够更快。韩国也高调军演，意在配合美国重返亚太，韩国延坪岛海军陆战队开始使用重武器实施假想海上炮击训练，拉开了韩国与美国频繁军演的序幕。韩国如今高调军演进行挑衅不仅为了驳回面子满足国内政治诉求，而且为美国重返亚太铺垫基石。越南副国防部长阮志咏曾在记者会上称：“如果美国能为本区域带来和平、稳定，确保国家主权得到尊重，我们欢迎美国的举动。”新加坡前内阁资政李光耀也声称：“美国是能抗衡充分成长的中国的唯一力量，因此保持美国对该地区的兴趣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