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财富资本的进一步讨论

本章的一个有趣发现是，以家庭财产为代表的财富资本，对中国的代际收入流动性具有巨大的解释力，本部分将对此进行更详细的解读。

4．1　城镇居民

从城镇居民的情况来看，金融资产一直对城镇居民的代际收入流动性有较大的解释力，但在2005年有小幅下降；房屋资产的解释力则表现为从1995年到2005年的显著大幅上升（从17．73%到37．85%）15。这与我国在此期间的住房体制改革和商品房市场发展密不可分：价格不断上涨和私有化了的房产，逐渐成为城镇居民家庭财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居者有其屋”的重视，更使得房屋几乎成为城镇普通居民家庭经济生活的核心。拥有较高价值的房产不仅代表着家庭支付能力的提高，从而可能对子代的人力资本进行更好的投资；而且，户籍和教育改革的滞后，更使得房屋对于子代的教育可能产生直接的影响。

表5．3从一个侧面验证了我们关于房产价值和代际收入流动之间的关系。在控制了子代的基本人口学特征和就业特征后，以居住在市中心为参照组，居住在普通城区和远郊对家庭子代收入的影响，都从1995年的不显著正向影响变为显著的负面影响，而该方程对子代收入的解释力，也从1995年的7．2%上升为14．9%。

表5.3　城镇居民的居住地与子代收入

续表

注：*，**，***分别表示p＜10%，p＜5%，p＜1%。

事实上，已有研究发现，近年以来，以教育为主要构成内容之一的地方公共品供给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资本化倾向（邵挺和袁志刚，2010）。更高价值的房产往往意味着其周边有着更为丰富的教育资源，同时还可能存在通过住房选择而导致的羊群效应。这不仅从城镇优质教育资源附近的高价“学区房”中可见一斑，也可以从高考制度的地域招生不平等中找到依据。而且，我们的上述结果还仅仅是针对2005年之前的城镇数据，倘若考虑到此后我国房价的继续上升和教育资源的分布不均，以及流动人口后代在城镇受教育权利的缺失，房产价值对我国代际收入传递的影响可能在近期正在变得更大。此外，近年来城市居民第二套房子的出售对支持其子女海外留学也正在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使得海外留学正在步入高潮，这将进一步提升房产对子女经济成就的影响。

4．2　农村居民

从农村居民的情况看，房屋财产的解释力虽然显著大于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但是在2002年后处于下降趋势（从1995年的39．22%下降到了2005年的15．47%）。而同期，金融资产的解释力则不断上升。确实，在此期间，农村家庭对外出打工收入等金融财产来源的依赖大幅上升（李实和赵人伟，1999），而农村居民住房的不可流动性使其与城镇居民住房的财产意义有了很大区别。

更重要的是，传统农业的低收入，以及土地的非流动性等制度约束，更使得原本作为“安家之本”的土地，在农村对子代的收入反而有了负面影响。土地制度和农业生产体制改革的滞后，使得农村的代际传承主要通过非农收入所积累的金融财富进行，而土地作为家庭财产的作用在我国农村则基本处于缺位状态。确实，随着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收入增长及其积累，中国居民的家庭财产差距不断扩大，而在主要的家庭财产组成项目中，唯有农村的土地仍然近乎维持了原有的公平分配（李实等，2000）。虽然长期的土地使用权使其具有了准家庭财产的性质，但是与城市房产不同，农村土地和住宅没有享受中国经济增长要素资本化带来的升值，也不能作金融抵押。无法流转和变现的制度约束，使得土地对于农村家庭财产构成的意义大幅削弱。

表5．4通过检验不同种类的农村家庭收入对子代收入的影响对此进行了旁证。可以看出，家庭农业收入对子代收入的影响从1995年的不显著正面影响变为了2002年的显著负面影响，而工副业收入和其他收入的正向影响则有所上升，且从不显著变为了显著。Labar（2007）运用CHNS数据的分析也得出了耕地和农业收入对农村居民子代收入有负面影响的类似结论。这些可能意味着我国农村经济改革和城镇化要求的急迫。

表5.4　农村的家庭各类收入与子代收入

注：*，**，***分别表示p＜10%，p＜5%，p＜1%。

4．3　小结与思考

在子代福利方面所体现的利他主义是经济个体的一大特征，为提升后代福利所做的努力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为此，父代既可以通过投资于子代的人力资本，以提高子代获取收入的自身能力（“授之以渔”），也可以通过权力寻租和积累财富，提升子代的社会资本和财富资本，以直接提高子代收入（“授之以鱼”）。

中国古语云“道德传家，十代以上，耕读传家次之，诗书传家又次之，富贵传家，不过三代”，表明了传统中国文化对通过财富和权力（“富”和“贵”）直接提高子代福利这一做法的不赞同。然而，现实中，父辈在不同种类资产之间所作的选择，主要取决于其在提升子代经济福利方面的效率比较。本书运用CHIPS（1995年和2002年）数据的分析结果表明，虽然人力资本对中国的代际收入传递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社会资本的解释力和回报率也呈现出不容忽视的上升趋势，以房屋资产和金融资产为代表的家庭财富更是表现出远大于其他资产的解释力和回报率。

在不同种类资本之间进行的投资选择将对一个国家的发展产生完全不同的影响，而中国传统文化对子代经济福利的特别关注则更会加重这一影响：对子代人力资本的投资，将带来整体国民素质的提高，并为我国的经济增长提供持久动力；对社会关系的投资和经营，则将加重政治寻租和权力腐败，并撼动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根本基石；而房产和金融资产对子代收入的重要影响，可能带来父代对房产的过度投资和居民储蓄的不断攀升，这些都将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不利。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社会资本和房产所表现出的重大解释力，即“授之以渔”不如“授之以鱼”这一现象的存在，将可能导致社会大众为提高子代福利而进行的投资扭曲：过度投资于社会资本和财富，并相对挤出对人力资本投资。这对我国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非常不利。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得出以下政策含义：第一，继续提高优质教育资源的有效供给和均等分布；第二，通过进一步深化的体制改革，打破行业垄断、职业隔离和体制内外差异等方面的劳动力市场分割，从而减少权力寻租的可能空间；第三，减少城镇家庭房屋财产的不合理差距，特别是去除其上所附着的教育福利资源；第四，通过建立完善的产权制度，逐步实现农村房屋土地的可流转变现，从而实现这些不动产对我国农村家庭的财富意义。这些政策的实施，不仅有利于改善当前在对子代经济能力投资激励方面的结构扭曲，提高动态的收入公平和机会均等，并有利于缓解过度储蓄，以及减轻房价上涨带来的民众抱怨与社会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