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主体的整体缺席

众所周知，1968年“五月风暴”肇始于巴黎的南泰尔大学，然后席卷了巴黎的其他大学，这场运动的主体是学生。雷蒙·阿隆在《阿隆回忆录：五十年政治反思》中谈到“五月风暴”时说，“学生运动与工人运动不曾合流，没有成为革命。”^[1]按照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共产主义革命实践的主体必须是“无产阶级”，这是由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社会结构和无产阶级的阶级属性决定的。早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就详细论述了无产阶级作为革命主体的本质规定：

……就在于形成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一个并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形成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形成一个由于自己遭受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质的领域，这个领域不要求享有任何特殊的权利，因为威胁着这个领域的不是特殊的不公正，而是一般的不公正，它不能再求助于历史的权利，而只能求助于人的权利，它不是同德国国家制度的后果处于片面的对立，而是同这种制度的前提处于全面的对立，最后，在于形成一个若不从其他一切社会领域解放出来从而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域就不能解放自己的领域，总之，形成这样一个领域，它表明人的完全丧失，并因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回复才能回复自己本身。社会解体的这个结果，就是无产阶级这个特殊等级……无产阶级宣告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的解体，只不过是揭示自己本身的存在的秘密，因为它就是这个世界制度的实际解体。无产阶级要求否定私有财产，只不过是把社会已经提升为无产阶级的原则的东西，把未经无产阶级的协助就已作为社会的否定结果而体现在它身上的东西提升为社会的原则。^[2]

马克思对无产阶级的论述是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联系在一起的，通过这种方式，马克思将无产阶级坐实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掘墓人，因为无产阶级只有通过消灭私有财产进而推翻资本主义社会，才能使得其自身的原则提升为一种“社会原则”。无产阶级作为革命主体，而具有普遍性和彻底性。所以，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3]无产阶级的这种革命主体性，在后期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中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这种确认一方面表现在无产阶级遭受苦难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无产阶级只有消灭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基础的私有制，才能重新建立社会的新原则，这是一种原则上的对抗；另一方面表现在无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主体，其自身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和先进的组织形式，借此无产阶级能够获得统一的阶级和组织认同。可见，无产阶级作为革命主体，是被坐实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无产阶级的属性特征中。

然而，反观“五月风暴”，我们可以得知，无产阶级本身并未直接参与到这场运动中去，按照阿尔都塞的说法，“五月风暴”只是“一场由法国大学生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深刻的、意识形态的暴动为‘前景’和‘伴随’的‘罢工’”^[4]。这场运动的主体仍然是法国大学生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本身并不是社会现实苦难的承担者，而只是这个社会治理结构日益僵化、官僚化的反叛者，其目的也不是推翻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及其制度，而只是表达了一种纯粹无调式的释放，只是对这个压抑社会的一种“补偿”。因为“被绥靖的‘病态平静’的社会突然从平庸变成了狂热，在乌托邦风暴爆发的时刻，原有的社会组织的刚性、社会空间的等级性和其制度的匿名性都得到了补偿。孤独的人群被兄弟情谊的共同体所取代，上下级从属关系被神话般的平等所取代，习得的行为习惯被创造性的自发行为所取代：这是一场游戏、一个节目、一次欢乐的释放”^[5]。由此，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景象并不是一种阶级对抗的冲突，并非表现为经济利益的对抗，而是表现在对个体性权力的保存和认同，并以此对抗日趋僵化和压制的社会。在此意义上，他们所诉诸的问题是文化与个体认同的问题，即他们在这种虚假的共同体和运动中，寻得关于文化和自身的个体认同。这也是“五月风暴”之后，关于文化、性别、身体等方面的讨论日趋盛行的原因所在，因为这场运动归根结底不是阶级对抗，不是经济对抗，而是身份认同问题。由此看来，“‘五月风暴’似乎是一场梦想和造反运动，它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表明与日常生活的决裂，在田园诗的幻想之中超越年龄、出身和能力的差异，在兄弟情谊的欢庆之中超越等级和隔阂，总之，解放想象力、放逐理性。它是一段乌托邦插曲，是‘生命和自由强力’的一场爆发”^[6]。他们打着革命的幌子，却行着个人之事，这注定要惨淡落幕，因为其缺乏原则一致、诉求彻底的主题。在这个意义上，“‘五月风暴’的主要行动者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可以被称为自由职业者的人群整体”^[7]。而在阿尔都塞看来，无产阶级在这场运动中的整体缺席，使得运动的性质已经远离了革命。正是在此意义上，福柯将五月运动称之为“日常生活革命”，因为运动的主题大多是围绕主体权利（诸如教育、性别歧视等）展开，其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的社会政治革命，而是对日常生活的一场集体反叛。正是在此点上，阿尔都塞认为1968年五月运动仍然是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主体范畴体系中。而1968年五月运动的落幕，同时反证了阿尔都塞所说的“主体已死”，这使得“结构”又重回到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舞台中心。

按照一般理论家的理解，法国共产党应该能与1968年“五月风暴”产生天然的联盟并实质地参与到运动中去。虽然“五月风暴”肇始于校园，但只要法共能积极主动地号召工人阶级参与的话，运动的性质也许能够借此而转向一场革命运动。然而，这是一厢情愿的臆想，法共并非像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论述的那样，具有鲜明的彻底性。在这场运动面前，法共现实地上演了一次“叶公好龙”。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马克思是如何论述共产党人，以及这种描述如何表征了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

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

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

他们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

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了整个运动的利益。

因此，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

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8]

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论述了共产党是从普遍性出发，其表现在利益、实践及其目的上。因为共产党人的使命是推翻现存世界一切固定的东西，从而在根本上建立起一个新世界，而且其方式是直接和鲜明的即武装夺权。所有这些都可以看出，共产党人作为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在革命爆发之前，必须在理论和实践上论述革命的可能及推进事态向革命的方向发展，在革命运动中则是贯彻自身的真理，不具有任何的特殊性原则。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法共在1968年“五月风暴”中的表现。

“法共希望运动能够坐下来协商一种和平的经济的解决方案……出于对大众和失控的恐惧，法共的所为都是为了分裂群众运动并且将其导向经济的协商谈判。此种行为，毫无疑问是为了同时尊重苏联的担忧，作为全球战略的一部分，苏联更加倾向于由戴高乐提出的保守的安全（conservative security），而不是群众革命运动不可预测的性质。而苏联担心的是，这种运动将会被美国视为政治甚至是军事干预的借口，而这是苏联无法面对的挑战。”^[9]从阿尔都塞在自传的回忆中可见，法共在一开始面对“五月风暴”时，其态度就不是革命的，而是改良的，所以安德森说：“六十年代西方共产主义明显的温和主义，实际上已在法共‘先进的民主’的党纲中得到了最显著的表达。”^[10]当然，这里面涉及苏共二十大之后国际共产主义的理论策略。一方面，赫鲁晓夫治下的苏共被谴责为犯了修正主义的错误；另一方面，法共自身缺乏正确的理论和形势判断，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两种“主义”的叠加，使得法共无法积极主动地去面对“五月风暴”，从而表现为一种自相矛盾式的“叶公好龙”。而苏共的问题在于：“随着赫鲁晓夫发起的去斯大林主义的计划升级，中国人民谴责苏联犯了修正主义的错误，背离了无产阶级专政，苏联开始与西方和平共处，开展自我批评的能力也有所削弱，苏联已经被反斯大林主义的‘人道主义’维度所迷惑，而最严重的是，因为没有处理好劳资分配问题，资本主义重新出现在苏维埃内部。”^[11]这也是阿尔都塞在1968年之前撰写《保卫马克思》的主要原因所在，特别是“人道主义”的盛行让阿尔都塞感受到修正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侵蚀的严重性，并且导致复杂的政治形势。但遗憾的是，阿尔都塞对马克思主义所做的最具警世意义的解读并未唤起法共内部的共鸣。这也是由于法共内部的理论贫困造成的，“这种理论贫困的特点，一方面是斯大林的经济主义或者‘背离’，这低估了持续的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另一方面，1956年后，党的理论家的人道主义，代表人物有罗杰·加罗蒂和路易斯·阿拉贡，而他们正是受莫斯科赫鲁晓夫的领导”^[12]。在理论和政治环境的双重影响下，法共不但没有正确地判断形势，反而以一种改良主义的方式去引导运动走向经济协商，在这个意义上，法共非但没有成为革命的领导者，反而成为社会的“避震器”，成为名副其实的“秩序党”。因为“法共曾经拒绝称那种形势是‘革命’形势，在危机的最初阶段，它明显保持着温和态度。国民议会解散之后，法共全面地参与到选战之中，尽管最后落到一个惨败的结果……但可以得出一个更合理的结论，即1968年法共‘在客观上’有助于保卫第五共和国的政权……”^[13]这也从另一方面佐证了法共所执行的改良主义路线即典型的议会斗争路线，同时，这也注定“五月风暴”是一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集体缺席的动乱而已。因为，在这场运动中，“法共表现为需要克服的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成为革命政治的火花或者催化剂”^[14]。而“五月风暴”的落幕，给予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别是阿尔都塞以沉重的打击。一方面，戴高乐政权把“法国1968年事件说成是‘极权主义阴谋’，借以唤起共产主义的幽灵……”^[15]这是政治手腕；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对形势的误判，以及苏共的修正主义，使得无产阶级的革命主题渐行渐远，这种激进的革命形势伴随着“五月风暴”的落幕，也随之变成了历史的尘埃。“在这些大环境下，所谓革命的守护神其实不过是革命这个理念的守护神，然而他们所处的世界是一个着不了火的世界。虽然在想法上是要革命，但这整个想当革命火种守护神的做法却是保守入髓。”^[16]当然，这种状况是与法共的历史传统密切相关的。20世纪20年代以前，法国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以马克思本人的学说为主要思想，因为它有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历史传统以及蒲鲁东主义的传统。在此意义上，“对于法国而言，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后来者”^[17]。这意味着马克思的经典思想还并没有真正进入法国知识界和工人运动中，“其他的名字——布朗基，蒲鲁东，索列尔——统治着法国的工人运动，并且法国的知识分子倾向于以一种敌意和轻蔑的态度来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18]。而之后马克思主义在法国的真正传播又跟黑格尔主义联系在一起，这使得整个法国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开始向右转。这样一项工作首先得益于科耶夫与依波利特在法国传播黑格尔哲学，使得法国知识界掀起了一股黑格尔哲学热，这无疑会影响到法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这股风潮的影响下，“列斐伏尔、戈德曼、萨特以及梅洛－庞蒂都以自己不同的方式推进了主体性的、人道主义的、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19]。而这正是阿尔都塞所要竭力批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