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政党在整个运动中的缺席导致运动性质远离革命，除了工人阶级作为革命主体的社会存在层面的原因以外，更重要的在于承载革命指导思想的缺席，使得这场运动缺乏统一的思想纲领。“五月风暴外表看起来波澜壮阔，像是一场大革命，但细细考察，无论是学生还是工人，都没有夺取政权的纲领。”[20]福柯对这场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问题做了一个精辟的论述：“法国在1968年发生的事件——我想在其他国家也一样——都既有趣又暧昧，而且因为有趣才暧昧。这场运动一方面以马克思主义作为重要的参照，却同时又激烈地批判在政党和制度上的教条的马克思主义。于是，这种在某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形式与马克思主义的参照之间的游戏形成了一个空间，大学生运动便是在这个空间中发展，它有时极度地夸张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话语，有时又被强烈地反对这类话语的反教条主义所激动。”[21]这表明这场运动在思想纲领上是极其不严密的。这也是阿尔都塞崇尚列宁在《怎么办？》中的著名论述“没有革命理论，就没有革命运动”的原因所在。革命理论表征了运动的属性，因为革命理论集中论述了革命运动的合法性及其战略。阿尔都塞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任务》中就指出，“只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才能使工人运动转化成客观上的革命运动，因为只有这种理论能使工人运动摆脱‘自发的’的无政府主义—改良主义意识形态所产生的理论和实践的影响”[22]。理论对于革命运动的意义，一方面在于论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秘密及其推翻整个制度的必然性；另一方面在于为运动主体提供一套统一的思想观念，即塑造统一的阶级意识，这也是阿尔都塞后来如此重视意识形态理论所具有的话语霸权的原因所在。马克思、恩格斯本人所从事的哲学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都是在理论上为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提供理论依据，它能保证革命运动不会产生任何性质上的偏离。这是革命运动的根本保证。
阿尔都塞正是在革命理论的层面上批判“五月风暴”的伪革命性。之前已经提到，阿尔都塞视这场运动为大学生与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暴动，而这也是阿尔都塞在关于马克思的“认识论断裂”中所要加以澄清和拒斥的东西。依据阿尔都塞的看法，马克思的著作以1845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为分界点，以前的论述处于意识形态阶段，以后的论述属于科学的阶段。虽然阿尔都塞后期在《自我批评论文集》中批判了这种科学主义的划分犯了理论主义的错误，但对马克思思想断裂的这个基本判断，阿尔都塞始终没有放弃过。而作为意识形态阶段的马克思，其诉求仍在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范围之内，即仍然囿于理性、自由等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概念之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尔都塞反对这种意识形态观念背后的主体哲学和人道主义。面对“五月风暴”所提倡的口号，阿隆认为“1968年的意识形态来自自由主义思潮，在学生群体中引起强烈共鸣”[23]。从学生在“五月风暴”中的表现可见一斑，所有的诉求都旨在表现一种对个体自由、平等、民主等的追求，而其方式是无调式的嬉戏与狂欢。“革命的教义坍塌了，取代它的是曾经被革命者狠狠地践踏的伦理学和生存美学。”[24]按照经典马克思主义观点，“伦理学”和“生存美学”是承担着规训功能的意识形态范畴，其本身并不是社会对抗的关键点。相反，它们有时还承担着整个社会避震器的功能，所有诉诸“伦理学”和“生存美学”而改变社会的行为和思想，无疑都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做一个结构上的补偿，而不是像“革命的教义”那样旨在推翻这个结构本身。而阿尔都塞认为，所谓的“伦理学”和“生存美学”，无异于对“异化”的一种控诉，他们试图寻求建立一种个体自由、自主的生活方式。而这建立在早期马克思的思想之上，“与同时代法共内部大多数知识分子不同的是，路易·阿图塞认为人们狂热信奉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右倾版本，它只是建立在年轻马克思的论著基础上”[25]。阿尔都塞清醒地认识到，裹挟着虚假普遍性的“右倾版本”（典型的是理论的人道主义）正在侵蚀和歪曲着无产阶级的思想观念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部解读。
“五月风暴”在意识形态层面的虚假性，使得阿尔都塞一方面进一步发展和丰富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一方面将理论与政治实践结合起来，通过对具体形势的分析，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以此来对抗旧意识形态的侵蚀和攻击，捍卫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而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理论的论述及将其与政治实践、社会权力运作联系起来，使得无产阶级的革命不再仅关注经济—阶级利益，而且同样要在革命实践中关注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域，而这是阿尔都塞新政治逻辑与话语的一种重要领域。
与此同时，“新左派”在1968年的“五月风暴”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正是在这种关联的意义上，“五月风暴”亦被视为“一场新社会运动的兴衰”。新左派的“新”在于其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再阐释”：“新左派回到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强调异化问题而不是剥削问题。它试图将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与精神分析结合起来，从而打开理论阐释的空间，使马克思主义学说摆脱僵化，使之不再等于体制化的马克思主义。”[26]当然，新左派摆脱体制化与僵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把握到了当时马克思主义理论内部的问题所在，但其诉诸的理论资源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发展，而是回到马克思早期关于“异化”问题的讨论。“异化”问题的论述当然是直接揭示了工人阶级生存状况，如果不将“异化”这种伦理问题深化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剥削的层面的话，这种理论的论述便只是一种对现实苦难的隔空叫骂。也正是在这种“叫骂”中，“伦理学”和“生存美学”才应运而生，但这些都没有直接解决“异化”问题的根本原则所在即对私有制及其剥削的消除。这在马克思看来是一种理所当然的推进，即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所有制的社会结构之中，“异化”问题才具有与工人阶级革命实践的本质关联。脱离了这种社会本质的分析，“异化”问题便是一个一切时代中都会存在的人的生存状况的扭曲，它无法直指现存社会的秘密，同时也无助于现存社会的改造。阿尔都塞亦是从此出发提出了“认识论断裂”，这种提法的首要旨趣不在于将马克思的思想严格区分开来，因为在后期的《自我批评论文集》中，阿尔都塞明确指出了马克思本人在此问题上不会犯理论主义的错误，而是在于为“异化”问题的分析和解决提供一条不同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的解决途径。因为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之后，便逐渐地走向了政治经济学批判。而那些只是一味地解读马克思早期著作，特别是只关注“异化”而丢弃“剥削”的理论家们，在阿尔都塞看来，便是犯了理论主义的错误，进而走进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怀抱。在此基础上，新左派所提倡的与其说是“解放”，不如说是一种人道主义的“粉饰”，因为它切断了争取解放的斗争与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联系纽带。
当然，关注“异化”问题并没有错，但是错在并未深入社会存在的本质维度，也就是说，他们并没有为“异化”问题的解决提供一种彻底的解决方案。所以，“新左派这次失败的原因不在于它所秉持的价值，而在于它拒绝为这些价值赋予一个持久的行动结构和制度基础”[27]。在马克思主义的视域中，这种“持久的行动结构”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及无产阶级的革命解放运动，而“制度基础”则是建构新的生存方式及共产主义制度而非对资本主义的改良。
“五月风暴”在意识形态层面上，不仅表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右倾版本”、新左派，更加直接的则是表现在对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和行为诉求中。《1968年5月，无奈的遗产》一书则明确地强调“1968年五月运动的享乐主义和自由等方面，这是与革命的理论向矛盾的，促使腐蚀集体责任的现代个人主义的发展”[28]。“享乐主义”和“自由”在原则上仍然是市民社会的根本原则，其基础仍然是自私自利的个人，所以无集体责任的“现代个人主义”就是其最终归宿。而这种“个人主义”无疑是资本主义本身追求市民社会基本原则的彻底化。
而自由主义、享乐主义以及无政府主义，其指向的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基础的私有制，而是指向压抑个人主体的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结构的官僚化。“如果说68极端分子没有彻底地实践他们宣称的观念，那也是因为他们的主观愿望与宣称的革命模式有矛盾……1968年五月运动和反抗的一代都拒绝为此付出代价：他们很现实地实践战斗主义精神，从而导致了模式的崩溃……至于那些积极参加极左派的年轻人，他们从来没有真正放弃极端自由主义。”[29]运动的参与者秉持自由主义的观念，假借革命之名，却拒绝为此付出行动和代价。毫无疑问，革命必然伴随着流血冲突，而他们却不愿意用颈中鲜血祭奠革命的大旗。这只能表明其本身缺乏坚定的革命信念，也反映出五月风暴只是对“革命”概念的滥用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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