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马基雅维利

阿尔都塞在《马基雅维利的孤独》的结尾处写道：“也许只有另外一个思想体系能够通过它的拒绝、它的立场，得以接近马基雅维利的思想，把他从孤独中拯救出来：这就是马克思和葛兰西的思想体系。”^[75]阿尔都塞对马基雅维利思想的青睐就在于其思想与马克思思想体系的关联，当然，这种关联不在于理论之间的相似性，而在于这两种理论所揭示的关于政治实践（阶级斗争）的现实内容。所以阿尔都塞说这种关系不是直接的影响，更多的是重合。当诸多理论家还沉浸在甄别马基雅维利的政治立场（共和主义还是君主制）的时候，阿尔都塞却发现在马基雅维利的思想中的不可归类的思想，而这正是马基雅维利的孤独所在。因为他难以被真正揭示出来即“马基雅维利的孤独就产生于他的思想的非凡性”^[76]。正是马基雅维利思想的“非凡性”为阿尔都塞理解无产阶级的政治实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示，这种理论启示表现在如何以一种理论革命的形式来干预和推动政治实践的展开。而这种理论革命的方式就在于通过新的知识形式来重新配置社会空间，从而实现对社会空间的再造。正是在此意义上，阿尔都塞称马基雅维利的文本是一种宣言，而宣言的首要任务就在于直接嵌入当下的社会中去。所以，阿尔都塞说：“要让宣言真正成为政治的和现实主义的——唯物主义的——那么，它所陈述的理论就不仅需要宣言来陈述，而且还需要宣言把它定位在自身所干预和思考的社会空间中。”^[77]那么，其首要任务是如何获得对社会空间的认识。马基雅维利对新君主的塑造也是首先源于这种认识，而这种认识首先表现为一种普遍的拒绝，“新君主国中的新君主：因为一个新君主在一个旧的君主国里不会有任何的成就——因为他只能沦为这个旧世界的囚徒。我相信关键就在于准确地把握这种拒绝的政治意义……”^[78]就阿尔都塞而言，这种拒绝的政治意义就在于摒弃传统的意识形态，为政治实践寻求新的政治逻辑与话语。

马基雅维利所谓“拒绝”就是指“最终在某种程度上切断在旧世界占统治地位的那些自明的真理，摆脱它的意识形态，从而得以自由地去奠定一种新的理论……”^[79]任何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都是现存社会的合理化阐释并且同时掩盖了社会现实的真实内容。阿尔都塞竭力区分马克思与黑格尔的根本旨趣也在于为马克思寻求战役中理论的新起点，从而为无产阶级的政治实践提供科学的理论支持。在此，理论（包括理论实践）的作用被提高到了重要的地位，因为阿尔都塞认为：“既把理论看成是能够用来阐明在斗争中占统治地位的主要社会现实的东西，又把它看成是这场斗争的从属于环节，被写在这场斗争的某个地方。”^[80]在此，理论本身成为构成社会现实的一部分，那么，理论实践则是重新认识社会现实的重要环节。而阿尔都塞意义上的理论干预和理论实践便是在马基雅维利的启示中得出的。这意味着理论实践也将成为阿尔都塞新政治逻辑与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阿尔都塞在马基雅维利的思想中敏锐地发现了其关于形势的理论，这在晚期阿尔都塞的偶然唯物主义和当代激进政治理论中充当了重要角色。阿尔都塞在论述马基雅维利的宣言式的文本时指出：“一篇宣言如果是政治的，因而希望在历史上产生影响，那就必须写在一个与纯知识领域完全不同的地方：它必须写在它希望产生作用的政治形势当中，它完全从属于由那个形势和规定了形势的力量对比所引起的政治实践。”^[81]在阿尔都塞的解读中可见，形势是政治实践的组成部分，这表现在政治实践当下所面临的状况，其不再是在一种历史主义和目的论的叙事中来讨论过程中的“环节”，而是直面现实形势。阿尔都塞的后期思想与当代激进政治理论都致力于批判目的论叙事的历史理论，转而依傍“形势”概念，从而促使政治实践在形势的展开。

阿尔都塞对马基雅维利的关注最早可以追溯到1962年在巴黎高师开设的关于马基雅维利的课程，在此课程的基础上，阿尔都塞于20世纪70年代初进行了文本的写作，并在1975年左右进行了修改和补充，形成了《马基雅维利和我们》这个文本。1986年前后，阿尔都塞对此文本进行了再次的修改，但几乎都与其晚期提出的“偶遇的唯物主义”有关。1977年，应法国政治科学学会邀请，发表了题为“马基雅维利的孤独”的演讲，1990年发表了修订版。可见，马基雅维利是阿尔都塞思想的一个重要理论资源，因为阿尔都塞在马基雅维利的论述中发现了无产阶级政治实践的诸多策略性思考。这表现在理论实践中，通过马基雅维利的理论实践，阿尔都塞为自己的理论实践找到了重要的支持，“马基雅维利在政治实践的理论化表述中对阿尔都塞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不仅是马基雅维利的文本内容（即君主作为行动者的政治实践），而且也是马基雅维利的写作行为（文本作为一种‘介入’或者行为者的‘工作’）”^[82]。通过马基雅维利的文本《君主论》、《论李维》，阿尔都塞详细阐释了“理论配置”及其产生的理论空间对于理论实践以及无产阶级所具有的重要借鉴和启示作用，而以理论、意识形态的方式建构政治拓扑学的空间，则为无产阶级的理论实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策略。而借助于马基雅维利的写作行为，阿尔都塞更加明晰地论述理论干预或介入的重要作用，更加详细地阐述了“哲学是理论中的阶级斗争”。而《君主论》中关于“君主”的制造，其中关涉到与旧的意识形态的彻底断裂，以及新君主应该如何把握现实的政治形势，促成自身的成长，这些都使阿尔都塞在“新君主”身上看到了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以及创建新世界所需要的能力和品质。当然，这其中还有另外一个间接原因，那就是阿尔都塞为了分析列宁的理论而迂回到马基雅维利的思想中，“为了分析由列宁作为一个行动家和革命领导者所引发的问题，阿尔都塞试图从马基雅维利的著作的思想中寻求帮助”^[83]。从阿尔都塞对马基雅维利的论述中也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列宁思想维度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