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恢复黑格尔哲学的一个重要理论领域，而这也是阿尔都塞在辩证法上去黑格尔化的关键因素所在。通过辩证法的考察来清理黑格尔哲学及其时间逻辑，是“二战”后法国马克思主义重新反思马克思主义以及探索激进政治新话语的主要途径之一。列斐伏尔对空间理论的论述也注重对辩证法的改造，“今天的辩证法不再固守于历史性及历史时间，不再固守于时间性结构如‘正题—反题—合题’或‘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这是一种新的、悖论性的辩证法：它不再依附于时间性”[1]。对辩证法的反思，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课题。在此过程中，辩证法的论述指引着现代地理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结合，由此展开了对空间理论的研究。阿尔都塞借助于结构主义的方法对辩证法的改造，也在一定的意义上参与了空间理论的开启，因为按照索亚的说法，“结构主义是20世纪在批判社会理论领域对空间进行重申的最重要的途径之一”[2]。在这个意义上，阿尔都塞对辩证法的重塑，不仅形成了解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范式，同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介入空间理论提供了有效的途径。
阿尔都塞试图通过重塑辩证法，肃清黑格尔因素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残余。阿尔都塞之所以要在理论领域不遗余力地撇清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的关系，其原因在于，黑格尔化的马克思主义催生了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受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各种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人道主义、经济主义、历史主义等的解读层出不穷，按照阿尔都塞的说法，这严重侵蚀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阿尔都塞试图通过理论的方式来扭转这种趋势，而对辩证法结构的重塑便是其中的内容之一。正是在此意义上，莱文指出，“阿尔都塞文集是对20世纪新黑格尔派马克思主义的回应”[3]。
阿尔都塞对辩证法的重塑，大致借助了两个理论资源：结构主义与斯宾诺莎主义。当然，在阿尔都塞的论述中，这两者时常交织在一起。阿尔都塞之所以要复兴斯宾诺莎主义，其目的在于通过迂回的方式来实现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所以其在《自我批评论文集》中说：“我们取道斯宾诺莎兜一个圈子，目的是要改进我们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4]按照阿尔都塞的看法，改进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就是要在辩证法问题上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之于黑格尔辩证法的特殊性，使得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不再囿于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性”中。所以阿尔都塞认为这种“弯路”是必需的，它能“比较清楚地理解从绝对唯心主义的《大逻辑》‘最富思辨的’那些篇章里借来的辩证法，怎么能够而且又是什么样的条件下能够是唯物主义的和批判的”[5]。按照阿尔都塞借助于斯宾诺莎的理解，这种“神秘性”主要体现在黑格尔哲学中“主体”与“目标”之间的联盟，阿尔都塞指出，“至于批判一切主体观点的黑格尔，不仅是在‘实体转化的主体’的形式里，而且也在经由否定的否定实现观念的构想和使命这一没有主体的过程的目的内在性里，仍然为主体找到了一个位置。因此斯宾诺莎向我们展示了使黑格尔辩证法‘神秘化’的主体和目标之间的秘密联盟”[6]。这种联盟表现在主体与过程的合一，即“在观念构成它的自我异化的过程中，这个主体正是这个过程的目的论，它就是观念”[7]。可见，主体本身是被观念统摄的，其自身的实现其实只是过程本身目的的一种方式。也正是在此意义上，阿尔都塞要通过结构主义的方法来清除主体的存在，从而清除黑格尔观念论及其辩证法残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存在。所以佩里·安德森说：“阿尔都塞及其门徒将斯宾诺莎系统地归入历史唯物主义，是学术上试图为马克思建立一位哲学先辈，并出其不意地从中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开拓新理论方向的一次最雄心勃勃的努力。”[8]在此之后，当代激进政治对斯宾诺莎便青睐有加，斯宾诺莎的内在性思想也成为当代激进政治解读马克思的重要的思想资源，形成了所谓的“斯宾诺莎转向”，而这种理论启示恐怕得归因于阿尔都塞。在这个意义上，阿尔都塞借助于斯宾诺莎来解读马克思的思想以及由此所引发的解释框架的转换，为当代激进政治话语的开启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示。
结构主义的方法就在于对抗黑格尔的宏大主体以及社会总体性范畴，阿尔都塞借助于结构主义的方法，其目的在于消除黑格尔辩证法中神秘的主体和本质主义，转而在结构与要素的关系中来论述社会存在。“受法国结构主义的影响，阿尔都塞拒绝了黑格尔的这种有机体主义，而返回到斯宾诺莎，其解释方法建构在无主体结构思想的基础上。阿尔都塞延续了社会总体的传统，而对总体思想去黑格尔化。总体性不是有机体主义，而是无主体的结构或无内在终极目的的结构。阿尔都塞推动的是斯宾诺莎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黑格尔化的马克思主义。”[9]对阿尔都塞来说，结构主义的最大优点在于主体已经被消解在结构中，而结构又不再是那个具有本质主义且包含终极目的的总体范畴，更在于结构是一种不在场、非实体的存在，这有利于驱除马克思主义中的黑格尔化的实体存在。
阿尔都塞非常清楚，简单地“颠倒”黑格尔的辩证法是无济于事的，必须在新的形式上重新建立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特殊性，而这种特殊性必须在结构中得到呈现，而不再囿于黑格尔所谓的主体、本质、目的等的神秘怪圈中。“斯宾诺莎帮我们看出，主体/目的的概念构成了黑格尔辩证法‘神秘化的一面’，可是要提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通过去除和扳正的简单过程除去神秘化的一面就够吗？一点也不，因为解除了这些桎梏，新的辩证法会无止境地盘旋在唯心主义的真空中，除非它在黑格尔不知的和能赋予它唯物主义身份的新形式上扎根。那么，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里所说的东西是什么呢？恰恰是在这里：唯物辩证法能产生作用是有赖于一种表示位置（Topique）的架构。”[10]所以，我们能够看到阿尔都塞经常用马克思的“地形学”隐喻来论述马克思的辩证法，其目的就在于在结构赋予各因素以位置的模式中论述社会存在。通过这种解构逻辑，阿尔都塞呈现了各社会存在维度（社会、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之间的差异和统一，虽然黑格尔也在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领域中论述了这种差异，但是其划分只是以“扬弃”为目的，而不是赋予其自在自为差异化存在，并在“扬弃”的过程中实现线性时间逻辑的发展。同时，这种结构逻辑所规定的位置关系，也使得辩证法不再在诸如经济、物质等实体化的存在中再度陷入唯心主义的臆想中，“马克思主义表现位置的立场保护了辩证法，使它不受生产自己物质实体的这一狂妄状态的唯心主义概念所影响。反过来，它强迫辩证法使它不能不承认它自己的有效性是取决于物质条件。这些条件跟这些场合（‘领域’）的界限、跟它们的范围、跟它们在社会形态‘整体’中制约方式是有关联的”[11]。阿尔都塞的这种解读，使得辩证法既能摆脱黑格尔辩证法的阴影，同时又能使辩证法建立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