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关系问题当前是一个决定性的理论和政治问题。说它是理论问题是因为:它控制了当代最重要的战略科学的前景:历史科学和与这一科学相联系的哲学前景——辩证唯物主义。说它是政治问题则因为:它是从这些前提派生出来的。它无论过去和现在都被铭刻在阶级斗争的一定水平上。”[13]这是阿尔都塞对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的一个总体性论述,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如何辨识和定义这两者的关系,关乎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政治实践的导向问题。而就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而言,阿尔都塞将其核心聚焦在两者论述辩证法的差别上,因为在阿尔都塞看来,辩证法的差别能够标示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于黑格尔哲学的理论革命性质。
在探讨马克思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区别时,主要观点是依据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的跋中的论述:“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14]以此为依据,诸多见解认为,只要把黑格尔辩证法“颠倒”过来,以物质代替意识,马克思的辩证法就成型了。而正是这种误读,导致了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斯大林主义以及实证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
但在阿尔都塞看来,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外壳”本身是与黑格尔哲学是本质相连的。阿尔都塞指出:“不能想象黑格尔的意识形态在黑格尔自己身上没有传染给辩证法的本质,同样也不能想象黑格尔的辩证法一旦被‘剥去了外壳’就可以奇迹般地不再是黑格尔的辩证法而变成马克思的辩证法。”[15]可见,马克思的辩证法应该有着与黑格尔辩证法不同的逻辑与结构。从阿尔都塞认为黑格尔的辩证法“传染”了黑格尔哲学本质的意义上来说了,黑格尔辩证法的主导逻辑还是其历史哲学的逻辑即时间逻辑。通过自我意识在时间逻辑的演绎来达到自我意识有内容的复归,这是黑格尔辩证法与其历史哲学的本质秘密所在。“黑格尔辩证法的‘简单性’来源于黑格尔的‘世界观’,特别是来源于在世界观中得到反映的历史观。”[16]所以任何一种“剥去外壳”和“颠倒”说的理解,都是一种片面的知性理解,其本身仍然逃脱不了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单一本质框架。这种历史的挫败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尤为明显,典型的是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这种试图用物质性和经济性来代替黑格尔自我意识的阐释,表面上是进一步巩固了马克思唯物主义的基础,实质上却是将马克思重新拉回到了黑格尔的逻辑中。这种误解导致了实用主义、科学主义以及经济决定论的泛滥,严重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初衷。阿尔都塞认为,导致第二国际误读的原因,不在于承认马克思的辩证法的唯物性而导致的经济决定论,而在于没有理解马克思的辩证法。在黑格尔式的单一本质的模式中来理解马克思的辩证法,从而使经济因素代替自我意识,而陷入黑格尔式的思辨泥淖中。
由此可见,只要辩证法没有脱离开黑格尔哲学时间逻辑的阴霾,任何“颠倒”、“剥去神秘外壳”都是无济于事,且只能导致一种粗鄙的模仿。所以,阿尔都塞认为:“如果马克思的辩证法‘在本质上’同黑格尔的辩证法相对立,如果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合乎理性的而不是神秘的,这种根本的不同应该在辩证法的实质中,即在它的规定性和特有结构中得到反映。”[17]
马克思辩证法的“规定性”与“特殊结构”并不是一种理论诉求,而是一种导向革命的方法论纲领。这在马克思对辩证法阐释的名言中可见一斑:“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18]由此可见,马克思的辩证法不再是一种追求事物本质的理论,而是一种依据“暂时性”,进而展开实践的方法论。而“暂时性”所暗示的则是一种结构性变异,而不是时间逻辑的产物。因为时间逻辑的本质是内在的单一本质的演绎,而结构性逻辑的本质则是外在的多元的合力,其重点不再探究事物的内在本质发展,而倚重于事件、形势的不平衡发展与差异。
在阿尔都塞看来,马克思辩证法的结构性逻辑展开的典型形式就是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社会结构地形学。马克思通过地形学来对抗黑格尔辩证法的“圆圈”结构。因为地形学所表明的是各个因素之间的空间结构关系及其不平衡与差异。马克思指出,一方面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另一方面上层建筑具有反作用及相对自主性。这种地形学所标识的是社会结构因素在空间上的相互关系,而非时间内在性的发展关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阿尔都塞借用恩格斯的“归根到底”名言来言说这些因素的关系。在面对经济决定论的质疑时,恩格斯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进程中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19]阿尔都塞认为,“归根到底”本身就道出了地形学结构中各因素的不平衡及其差异。“因此,提出决定作用里的这个‘归根到底’就起了双重的作用:它把马克思从一切机械论的解释里截然地分离出来,同时又在决定作用内部揭示了由一些不同诉求所发挥的功能,即由辩证法所勾画的那样一种现实差异所发挥的功能。”[20]可见,一方面,“归根到底”所揭示的是地形学结构中各因素之间的博弈,有效地排除了机械论的片面绝对阐释及其引发的经济决定论;另一方面也昭示了结构内部各因素的差异化存在。这是马克思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之差异所在,在阿尔都塞看来,这涉及马克思整体概念与黑格尔总体概念的区别。
阿尔都塞认为,黑格尔总体概念是表现性的,而马克思辩证法的整体概念是结构性的。表现性的总体概念,在阿尔都塞看来,具有“双重诱惑”:“一方面使我们把它看做一种将一切表现形式包揽无余的、无所不在的本质,另一方面(其实是一回事)又使我们把它看作一个圆圈或者球体(这个隐喻使我们再次想起黑格尔),并在那里面发现一个可以作为它的本质的中心。”[21]而在这“总体”概念中起决定作用的是辩证法,它通过一种“圆圈或球体”的方式,不断地制造了“复归”与“平衡”,使之成为一个本质单一的稳定结构。马克思辩证法正是要破除黑格尔辩证法的神话,代之以“整体”概念的解构特征,进一步彰显马克思辩证法中的“不平衡”与“差异化”因素。阿尔都塞进一步指出:“我谈论整体,从而表明,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观念里,一切事情都是紧紧结合在一起的;一个要素的独立永远只是它们依赖性的形式;而且各种差异的交互影响是被一个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的统一性所控制的。但也因为如此,我不谈总体,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是复合的、不平衡的,并且是被那个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给它打上了这个不平衡的烙印的。正是这种交互影响、这种不平衡,才使我们能够理解:某种现实的事物如何可能偏偏在一个社会形态里产生,并且通过政治上的阶级斗争,它又如何可能抓住现实的历史。”[22]总体意味着本质、中心,同时也意味着结构的稳定;整体意味着要素、差异,同时意味着结构的偶然。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的整体概念的结构性就表现在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与不平衡,并且通过自身的关系不断地制造着新的结构关系,不断地制造着现实的偶然性现象,而这是无产阶级政治实践必须加以把握和促成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偶然性”才是可以理解的,社会现实才是可以理解的,通过各要素之间的不平衡差异关系,诱发整个社会结构的紊乱,而无产阶级的政治实践就应该以此而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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