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都塞对辩证法的重新思考，其目的在于拒斥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以及斯大林主义对马克思辩证法的误读，从而为无产阶级的政治与理论实践提供理论资源。在这一过程中，阿尔都塞表现出对列宁激进政治思想的回复。不过，阿尔都塞重思辩证法的思想效应，更多地反映在他对后马克思主义有关激进政治思想的开启方面。
在阿尔都塞看来，辩证法的意义在于实践，“对辩证法作确切的理论阐述，首先关系到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其中起作用的那些实践，因为这些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政治）在它们的发展过程中都需要有关于它们的实践的概念（辩证法的概念），以免在这一发展的质的新形式（新的形势、新的‘问题’）面前陷入无能为力的地步，或者为了避免一而再、再而三地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落到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泥坑中去”[30]。辩证法的实践导向使得阿尔都塞思考如何使马克思的辩证法脱离历史决定论和经济决定论的泥淖。而历史决定论和经济决定论的本质是黑格尔辩证法的时间逻辑，由此，阿尔都塞以“地形学”为隐喻，力倡马克思辩证法的结构性逻辑。在宏观层面，阿尔都塞以“地形学”的隐喻来解释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进程，在一种“差异化”、“不平衡”的辩证法中阐释社会历史现实。在微观层面，这种“不平衡”、“差异化”的辩证法表现在“相遇”与“事件”。阿尔都塞通过马基雅维利对“新君主”的阐释来揭示“相遇”与“事件”在无产阶级政治实践中的重要作用。这种解释模式的本质是辩证法结构性逻辑即将社会历史发展“事件化”。晚年恩格斯也对“事件”关注有加，在关于合力论的论述中，他认为合力不再是经济的决定因素，而是“历史事件”。
阿尔都塞倚重“差异化”、“不平衡”、“相遇”与“事件”来论述无产阶级政治实践的理论模式，为后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理论暗示。齐泽克在论述辩证法时，指出黑格尔的辩证法就是从“差异”入手的，虽然此观点与阿尔都塞对黑格尔的解释相左，但仍然能看出齐泽克受阿尔都塞思考方式的影响。而巴迪欧的“事件政治学”便无疑是承袭了阿尔都塞的思想。巴迪欧认为世界或者存在是以事件来标识的，并且通过“事件”致使社会系统功能性紊乱，从而改变社会结构，以至于达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适时展开。而所有这些理论的内在逻辑亦不再是时间逻辑（即通过一种均质的、渐进的过程而达到目的），而是一种结构性逻辑（即通过一种差异的、偶然相遇的事件而达到目的）。
毋庸置疑，阿尔都塞对辩证法结构性逻辑的提倡及其对“相遇”、“事件”的阐释，在很大意义上影响了列斐伏尔等对“空间”问题的关注。按照阿尔都塞的理解，结构性逻辑展示的是社会结构及形态的横向关系，是多元因素在空间内的相遇与结合，同时这些因素的结合又在不断地制造新的社会空间，也正是这些新的社会空间，为无产阶级的政治实践提供了现实的舞台。
由此可见，阿尔都塞以及后马克思主义者对辩证法结构性逻辑以及空间逻辑的倡导，其目的仍在于恢复马克思主义激进政治的传统，为无产阶级制造一种导向革命的方法论纲领。而这便涉及新的政治逻辑如何展开的问题。
辩证法结构性逻辑以及空间逻辑的展开为新的政治逻辑的展开提供了理论引导。这种展开的路径仍然需要“回到列宁”。如前所述，在欧洲工人运动接连失势之后，革命的条件问题便重新成为马克思、恩格斯思考的主要内容。随后，马克思、恩格斯将目光转向东方社会，对东方社会（尤其是俄国和印度）的分析使得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东方社会的公社模式有助于无产阶级的革命。他们甚至认为，这种社会结构如果能与西欧的工人阶级发生“相遇”的话，那么革命将是呼之欲出的。马克思、恩格斯对东方社会的关注，列宁后来概述为帝国主义不平衡发展的“最薄弱环节”，而这则是辩证法结构逻辑以及空间逻辑的有效展开。因为它关注的不再是纵向的时间历史发展为政治实践提供的可能性条件，而是横向的空间发展不平衡为政治实践提供的现实条件。而俄国的一国胜利便是最好的例证，而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事件”便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得这种“薄弱”状况进一步加剧、俄国农奴受政教的双重压迫而倾向于革命、俄国的革命先进分子流亡国外并接受了西欧工人阶级的全部经验。[31]这些事件的“相遇”便引发了俄国革命并取得胜利。后期阿尔都塞提倡偶然唯物论的目的亦在于此。
辩证法的复兴之所以要“回到列宁”，原因在于辩证法的功效要在政治实践中才能获得，而且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虽然没有留下理论的辩证法，但实践状态的辩证法则充斥在马克思的理论研究和行动中，尤其表现在《资本论》中。阿尔都塞指出：“1917年革命的阶级斗争实践中，在列宁的思想里，我们的确看到了具有特殊性的、但以实践状态出现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32]也正是这种以实践状态出现的辩证法，道出了马克思辩证法对黑格尔辩证法“颠倒”的真实内容。
马克思对政治实践主导下的辩证法做出了精辟的论述：“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地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33]这仍然是当代激进政治所不可或缺的重要理论资源。而其中的“暂时性”方面，在阿尔都塞看来，就是“事件”与“形势”。马克思认为，作为现实世界异质性的“暂时性方面”可以成为撬动整个社会结构的楔子。当代激进政治应该积极利用由于“事件”与“形势”而使社会结构紊乱甚至虚空时所敞开的状态。阿尔都塞认为，“事件”、“形势”以及“相遇”等，可以成为影响社会结构的因素，是因为它们都是社会矛盾的“征候”。因为“征候”所显示的重要内容不在于其自身所具有的价值，而在于其所昭示的整个社会结构的内在不自洽，而这恰是社会危机的前兆。在此意义上，“偶然性”、“事件”等并不是外在于社会现实，而是社会现实的组成部分，所以，对它的寻求，仍然必须回到社会现实中去。
辩证法逻辑的转换即由时间逻辑转向结构性逻辑以及空间逻辑，使得当代激进左翼政治的语境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由原先对运动的关注转向对事件的关注。这种后现代的语境同时也暗示着革命形势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革命运动的主题已渐行渐远，对偶然事件的关注已成为理论的焦点。同时，这也是当代激进政治“回到列宁”、“复兴辩证法”的原因所在。“回到列宁”不仅是对“事件的关注”，更在于无产阶级的政治实践对外围意识形态束缚的突破，从而在现实的社会与政治环境中寻求革命的“阿基米德点”；而“复兴辩证法”则在于重新回归革命的主题与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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