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唯物论与辩证唯物主义的重构

晚期阿尔都塞提出偶然唯物论，其目的在于新政治逻辑与话语的开启寻求哲学基础，而这是与阿尔都塞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判断有关。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由作为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和作为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构成，后者通过理论实践或认识生产为前者提供理论支持。依此而言，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实现自我发展的动力机制，同时也指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面对新的社会存在时，必须要以新的理论姿态来应对。而此就成为阿尔都塞寻求新政治逻辑与话语的理论前提，这表明阿尔都塞仍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内部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再度青春化。

偶然唯物主义不是与必然唯物主义相对，而是与“实体”唯物主义相对，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史中，这些“实体”表现为物质、经济、历史等。阿尔都塞的偶然唯物主义的旨趣就在于与这些“实体”唯物主义决裂，因为在阿尔都塞看来，这些“实体”唯物主义都是在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形式下的简单替换所衍生出来的各种理论变种，其本身仍然沾染着唯心主义的各种习气。这些理论的变种在最终效果上使马克思主义重新退回到了马克思本人所批判的旧哲学范式中。在阿尔都塞看来，只有实现了与这些马克思主义解释框架的决裂，呈现马克思主义理论时代新特征的新政治逻辑与话语才能显示出来。虽然偶然唯物主义诉诸的基本概念是偶然、相遇、形势、事件等，但其对此的一般考察仍然是以社会存在为基础。这里便涉及辩证唯物主义与新政治逻辑与话语的关系问题。阿尔都塞试图重建辩证唯物主义，以便使偶然唯物主义和新政治逻辑与话语能够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内部寻求合理的理论基础。所以，阿尔都塞重建辩证唯物主义的尝试，不仅是为辩证唯物主义正名，更在于通过这种重建，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开放更加广阔的领域，这同时也是为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述提供新的理论基础。

偶然唯物论是阿尔都塞晚期的主要思想，通过马克思的博士论文而探讨西方哲学传统中被压制和忽视的唯物主义传统，阿尔都塞称其为唯物主义潜流，即在哲学史上没有得到足够显示，而现实地存在的哲学传统。在阿尔都塞看来，这个传统能够覆盖如下思想家，他们是伊壁鸠鲁、卢克莱修、马基雅维利、斯宾诺莎、霍布斯、卢梭、马克思、海德格尔、德里达以及德勒兹，因为这些哲学家都谈论虚空、相遇、偶然、事件、缺席与存在的关系的理论家，而这些主题在阿尔都塞看来，正是偶然唯物论所关注的核心主题。

每一种哲学理论的提出，都有着思想的自洽和现实的关怀，阿尔都塞的偶然唯物主义亦是如此。从上面的主题不难看出，偶然唯物论已经脱离了西方传统的哲学史，而另辟蹊径从而重组了这些思想的“碎片”，其目的只有一个，即对主体哲学及其历史哲学、本质主义及其神学的批判。自提出“认识论断裂”以来，阿尔都塞从未停止过对此思想的批判，而且形式和内容越来越激进化。从早期的征候阅读、结构因果性到多元决定、意识形态批判以及最终的偶然唯物论，无论在概念形式还是在实质内容上，阿尔都塞都在不断地使理论激进化，并希望通过这种激进化来实现理论的革命和现实的革命。偶然唯物论便是这个激进化过程的最后产物。

当然，在阿尔都塞看来，偶然唯物论是有实质内容的，同时更具有政治功能。理论的激进化，其最终目的在于对现实的解释和改造，有时甚至是革命。毫无疑问，阿尔都塞的偶然唯物论仍然是在承袭其意识形态的批判理论，即通过偶然唯物论对世界和形势的解释，从而实现与传统旧意识形态的断裂。因为在阿尔都塞看来，只有与旧的意识形态断裂，无产阶级的政治实践才是有效且彻底的。阿尔都塞认为，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无产阶级的政治实践走过许多弯路，这里面有时代的原因、有地域的原因，但也有理论的原因。这并不是说马克思本人及其学说的缺陷，而是对马克思哲学的解释存在着理论的歪曲与偏离，而这种“歪曲”与“偏离”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将马克思哲学与传统的哲学纠缠在一起，使得原本清晰明白的马克思主义开始沾上各种旧哲学的习气。这日益侵蚀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身份和革命主题，阿尔都塞就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中不断地建构其激进理论的大厦。

偶然唯物论，作为一种激进化的唯物主义，其在进行解构的同时，也实现了建构。偶然唯物论通过拒斥目的、起源、本质等思想起点，解构了传统中的哲学思考方式，使得传统哲学的因素在唯物主义的内部得到清除，同时它又建构了其政治功能。这种政治功能在于指导无产阶级的政治实践，其指向已不再沾染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而是要像理论解构带来的彻底性一样，实现一种新的理论和实践模式，从而为实现政治实践的目的提供理论支撑。毫无疑问，偶然唯物论的政治取向更重要于理论取向，阿尔都塞终身目的都在于通过理论的方式实现对政治的干预。而偶然唯物论所要实现的便是驱除一切历史理论对现实及其形势的粉饰和伪装，而让“事物的实际状况”呈现出来，并且在这种现实及其形式的状况中思考现实革命的方式及其手段。这就是对虚空、偶然、事件、形势等的思考，即在现实存在中发现其虚空的环节并实现对其的占有：在不平衡发展及其偶然性中制造事件，并且在事件的制造中实现革命形势的制造，以此来推动无产阶级政治实践的展开。这一切都是阿尔都塞通过提出偶然唯物论所期望实现的。

阿尔都塞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激进化所呈现出来的偶然唯物主义，也成为当代激进理论的一项重要理论资源。当代激进理论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思考在这个革命主题和革命大潮远去的时代，如何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实现革命的可能性因素。当马克思主义预言资本主义社会将会因为周期性危机而灭亡时，整个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将沉浸在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及其资本主义剖析的臆想之中。而今，革命并没有在马克思所预言的发达西欧工业社会出现，反而出现在遥远的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为主的东方社会，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伴随着民族解放而出现的。斯大林主义的理论偏离及其随后的苏联解体与东欧剧变、中国走向了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及拉美的反帝运动的高涨、资本主义金融危机，所有这一切都在促使人们思考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命运问题。然而这一切都不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范围之内，并且这种诉求多样化、斗争方式和斗争主体多元化的形势，越发刺激人们的理论想象力。当代激进理论就在这种理论的真空中建构其理论规划，而阿尔都塞的偶然唯物主义的内涵，自然成为其影响激进理论的重要因素。

偶然唯物论作为一种哲学理论，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及辩证唯物主义的关系问题，仍然是偶然唯物论所要加以回应的问题。阿尔都塞本人在此问题上并没有直接的论述，但是阿尔都塞对辩证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功能和任务问题及其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问题，为我们理解偶然唯物论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关系提供了关键的思考方式。在阿尔都塞看来，辩证唯物主义并不是斯大林主义所信奉的那套教条主义，也不是一套亘古不变、现成有效的理论。阿尔都塞认为，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其唯一的任务就在于为作为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提供理论支持，应对各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歪曲，同时在面对新的社会现实和形势时，辩证唯物主义要在理论实践领域为历史唯物主义提供新的概念，以求历史唯物主义能够切实地把握和认识新的现实和形势。由此可见，辩证唯物主义是一种发展的学说，其宗旨是在面对新形势和新问题时，不断地提供能够认识和把握现实的概念。如果按这种含义来理解辩证唯物主义的话，那么偶然唯物论作为新形势所激发出来的、以无产阶级的政治实践为导向的理论，理应成为辩证唯物主义发展谱系中的一员。当然这也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历史，在阿尔都塞看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史，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不断地在现实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诸如列宁、毛泽东等，其都是辩证唯物主义发展谱系中的重要成员，同时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地注入活力，不断地扩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内涵。

事实上，阿尔都塞对整个哲学传统以及唯物主义的反思，其实在《唯物主义潜流》之前的文献中已经展开了，只是当时阿尔都塞还未使用“偶然唯物论”一词来统摄。在《哲学的改造》中，阿尔都塞通过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部悖论来重新定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且在这种重新定义中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哲学加以区分。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表现出一个内在的悖论……这个悖论不妨简单陈述如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着，却又从来没有被当做‘哲学’来生产”^[1]。显然，阿尔都塞在此的目的在于撇清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哲学的关系，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以“哲学”的方式展开的，而毋宁是以实践的方式展开的。由此可见，阿尔都塞在对“哲学”解构的同时，又在实践领域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政治功能。“谁也不能否认，我们所继承的哲学，伟大的古典哲学传统（从柏拉图到笛卡尔、从康德到黑格尔和胡塞尔），由于马克思突然间引起的那场不可捉摸的、近乎无形的遭遇战的冲击，已经在根本上（并在其所有意图方面）受到动摇。然而这点从未以直接的哲学话语形式出现，完全相反：它出现在《资本论》那样的文本中。换言之，那不是一种‘哲学的’文本，而是一种用以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通过它，对各种社会形态的结构）进行考察的文本；最终，是一种只讨论与阶级斗争有关的那种科学知识的文本（那种哲学知识因而同时作为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一部分出现在我们的面前——这也正是在《资本论》中表述出来的东西）。”^[2]阿尔都塞虽然在哲学传统中来言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特性质，但归根结底还是落实在实践即阶级斗争中。所以，阿尔都塞所谓的“哲学改造”，其实是以一种理论转换的方式来开启政治实践的新路径。这种理论转换的方式在于将哲学面对外部世界，而不是囿于理论的怪圈中。“与哲学相对立，是马克思主义坚信哲学有一种‘外部’——或者表达得更好一些，它坚信哲学只能由于并且为了这个‘外部’而存在。（哲学需要想象自己能够使之屈从于真理的）这个外部就是实践，种种社会实践。一旦我们了解了这一批判的种种后果，那么，它所包含的激进主义就理应得到承认。”^[3]阿尔都塞通过将哲学开放给社会实践，使得理论本身具有现实的批判能力，从而彰显其激进主义的维度。在此，阿尔都塞终于亮出了底牌，即理论通过社会实践而成为激进主义。以实践来打破哲学的封闭空间，原因在于“实践不是按照某种不可改变的哲学的意识而产生的真理的替代品，正好相反，它是打破了哲学的平衡的那个东西。无论就世事变幻还是阶级斗争而言，实践都是哲学在其整个历史上始终未能兼并掉的东西。实践是这样一种异物：在它的基础上，不仅有可能打破哲学的平衡，而且有可能就此开始洞察哲学的内部”^[4]。在阿尔都塞看来，实践作为一种异物，是哲学不能吸纳却反能被其洞穿的东西，并以此来实现对理论的激进主义改造。

可见，阿尔都塞早就以哲学改造的名义，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一种理论的置换，在实践的名义下，将理论融入社会实践中，从而使理论本身更具有批判意义和激进主义倾向。晚期阿尔都塞通过挖掘偶遇的唯物主义传统，力图使马克思主义脱离旧哲学传统，并且以一种在理论上更加激进的方式来引导社会政治实践。而阿尔都塞更指出政治的激进首先需要理论的激进，而偶遇的唯物主义则是这种理论激进化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