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的危机

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从斯大林主义的形成到苏东剧变，几乎覆盖了整个20世纪的中后期，阿尔都塞的理论基本成型就在此时段。这意味着反思与重构成为阿尔都塞思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键词。其实，早在苏共二十大以及1968年“五月风暴”之际，阿尔都塞已经隐约地感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由此，阿尔都塞的理论实践的重心也由重构马克思（《保卫马克思》、《读〈资本论〉》）转向反思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等）。而在其1978年的《马克思的局限》（Marx in his limits）中，阿尔都塞喊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当然，阿尔都塞更偏重于在理论领域中探讨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其主要表现形式就是人道主义及其背后经济主义的盛行，但必须铭记的是阿尔都塞的理论思考从来不乏政治诉求。在此基础上，阿尔都塞在理论层面对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关系问题、阶级、主体、意识形态、辩证法、历史科学等问题上形成了一些新的判断和论述。在《马克思的局限》中，阿尔都塞列举了诸多处于危机中的论题或观点，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危机、上层建筑、国家问题、无产阶级专政以及霸权（hegemony）等。而这些理论危机的论述在后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作《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中也有所涉及，而其中最直接的当属霸权问题。

出版于1985年的《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在导论中提到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从布达佩斯到布拉格以及波兰的政变，从喀布尔到越南和柬埔寨共产主义胜利的余波，使得人们越来越对建构社会主义及其实现的一整套方式产生了疑问。”^[1]在此，共产主义革命途径不再是马克思主义所构想的社会主义所要实现的途径，这其中涉及阶级问题、经济关系问题以及社会主义基本的内容。加之一些非典型的社会斗争日益兴起，“新女权主义的兴起、种族、民族以及性别、少数群体的反抗运动、边缘群体的反体制的生态斗争、反核运动”^[2]。这些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论述中没有直接涉及的内容，也日益成为人们诟病马克思主义革命的策略问题。这导致的结果便是马克思主义本身仍然只停留在经济的领域以及只诉诸阶级的同一性来解决冲突。“现在正处于危机中的是一整套社会主义概念，它建基于工人阶级的本体论中心、大写的革命角色——作为由一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种社会形态转变的基本环节、完美同一性以及同质化的集体意志的幻想前景——这使得政治的环节不再有意义。”^[3]简单来说，这种危机在于构成社会主义的那些基本范畴出现了解释性难题：阶级斗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阶级意识及其革命等。而这些对马克思主义基本范畴的拒绝，主要来源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分析的方法及其所得出的结果，并不适合当时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非典型的社会运动，这其中有一部分来自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失败。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及其所规定的斗争主体和方式，并没有在俄国等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国家中得到实践。这也是为什么拉克劳、墨菲在文中提到列宁所领导的俄国革命，并以此来引出其霸权与偶然性逻辑，以此来对抗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毫无疑问，阿尔都塞在这一点上走在了后马克思主义的前头并实质地影响了后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模式。阿尔都塞对历史决定及其背后的经济决定论进行不遗余力的批判，这种批判对于后马克思主义来说也是极其重要的理论清算工作。

说到底，无论是阿尔都塞的理论反思还是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规划，其目的都在于回应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实践在历史和现实中的危机，都想通过理论修正的方式延续马克思主义的有效概念和思想。阿尔都塞主要是通过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内部，对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范畴做了重新定义或限制，其主要贡献在于理论实践层面；而后马克思主义则主要借助非典型的社会政治运动（卢森堡、修正主义、工团主义等）来侧面批判马克思主义的范畴，从而为激进政治提供更加宽泛的思想方式和操作模式。但后马克思主义就其思想实质来说，仍然是属于广义的马克思主义，“在此，我们应该指明的是我们现在正处于后马克思主义领域中。它不再可能保留由马克思所描述的主体性和阶级概念，也不可能保留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的想象，当然，也不再可能保留没有对抗的作为透明社会的共产主义概念。但是，如果本书的思考主题是后马克思主义的话，那它显然也是后马克思主义”^[4]。按照笔者的理解，结合《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的内容，拉墨所谓的后马克思主义是指后马克思主义已经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主体、阶级、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共产主义假设等内容；而后马克思主义则是指后马克思主义仍然站在激进政治的立场上来延续马克思主义的事业。所以，拉墨说：“马克思主义是那些能够形成新的政治概念的诸多传统之一。对于我们而言，这一出发点的有效性就简单地建立在如下事实上，即马克思主义已经构成了我们自己的过去。”^[5]就这一点而言，阿尔都塞本人也有过精辟的论述：“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在这里，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构成了我们文化一部分的事实，并不意味着它被合并在后者中去了。完全相反，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分治的要素和力量，在我们的文化中发挥（或丧失）其功能。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引起冲突的对象、一门有人捍卫也有人猛烈攻击和歪曲的教义，这恐怕不会让谁感到吃惊了。因为马克思主义——它的理论和它的哲学——把阶级斗争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而且我们十分清楚地知道，在由马克思主义所打开的种种理论抉择背后，激荡着种种政治抉择和一场政治斗争的现实。”^[6]这也许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意义所在，它已然成了人类历史的一部分，并且在现实中不断地被呼唤出来，而阿尔都塞和后马克思主义都在不同的程度上承担着重新唤醒马克思主义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