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非国家团结合作的加强

在东方阵营和西方阵营进一步得到巩固和扩大并展开激烈对抗的同时，亚非国家通过选择中立主义对外政策和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国际舞台上显示了日益重要的作用，并在维护民族独立与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加强了相互之间的团结与合作。1955年的万隆会议就是这种团结和合作的象征，它预示着国际舞台上一股新兴力量的出现。

1．中立主义对外政策的发展

由于具体国情的不同，20世纪50年代初的亚非国家在对外政策的取向上并不一致，有的加入了美国组织的西方同盟体系，有的参加了苏联为首的东方同盟体系。以印度、缅甸、印尼和埃及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则采取了中立主义的对外政策。这种政策并非意味着它们消极地游离于激烈的国际斗争之外，而是指不在组织上加入东西方两大阵营，以及不一味追随陷入冷战的美国和苏联。相反，它们比较自主地确定自己对各个国际问题的具体立场和态度。这些国家的领导人相信，执行中立主义对外政策更加符合本国的国家利益，也更加有利于世界的和平。

亚非的中立国家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和平和发展的过程中加强了彼此之间的合作。20世纪50年代开始不久，它们就在联合国内逐步形成了一个特殊的集团，起初是不定期地后来是定期地举行会晤，以便确定共同的立场。这些国家也利用其他的场合和机会协调观点，甚至采取共同的行动。例如。在1954年4月下旬开幕的南亚五国（印度、巴基斯坦、缅甸、印尼和锡兰）总理科伦坡会议上，它们要求立即在印支实行停火，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禁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反对殖民主义。

由于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是亚非中立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基本取向，所以它们在国际斗争中经常与社会主义国家处于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的关系之中。特别是它们与中国等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在促进亚非世界的团结方面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中印、中缅共同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万隆会议的成功召开正是这种合作的光辉典范。

2．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

1953年12月底，本着维护和发展相互关系的精神，中国政府同印度代表团于北京就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开始了谈判。1954年4月29日，双方签订了《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该协定在序言部分确认，两国同意以中国方面首先提出、并得到印度方面赞成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指导它们的双边关系。这五项原则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104]日内瓦会议期间，为了进一步协调彼此的观点和立场，中国总理周恩来在1954年6月下旬先后访问了印度和缅甸。中印两国总理在6月28日发表的联合声明中重申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平等互惠改为平等互利），并强调这些原则不仅适用于它们与亚洲以及世界各国的关系，也适用于一般的国际关系。^[105]中缅两国总理在6月29日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则宣布，中印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应该是指导中国和缅甸之间关系的原则”。^[106]

关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本思想，周恩来在访问印度时曾作过精辟阐述。他说：“世界各国不分大小强弱，不论其社会制度如何，是可以和平共处的。各国人民的民族独立和自主权利是必须得到尊重的。各国人民都应该有选择其国家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权利，不应受到其他国家的干涉。”^[107]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被提出以后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国家的接受，尤其促进了具有不同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亚非国家的团结和合作。万隆会议的成功召开正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生动体现。

3．万隆会议

还在1953年8月，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就提出了召开亚非会议的设想。在1954年4月的南亚五国总理科伦坡会议上，他又重申了这一建议。其他四国政府的首脑最初对此建议怀有疑虑，但同意由印尼负责探索它的可行性。科伦坡会议结束后，印尼政府便向部分亚非国家进行了试探，并获得了积极的反应。在此基础上，同年12月底，南亚五国总理在印尼茂物再次举行会晤，决定联合发起在来年4月召开亚非会议，邀请包括中国在内的25个国家参加。

这一决定不仅在亚非各国受到了普遍欢迎，也得到了世界舆论的广泛支持。但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及各种国际反动势力，却采取种种手段竭力阻挠亚非会议的顺利召开。它们不仅通过利诱威逼对一些将要与会的国家施加影响，而且使用了谋杀等恐怖主义手段。但是，这些伎俩并不能阻止亚非国家团结合作的潮流。1955年4月18日，第一届亚非会议在印尼的万隆胜利开幕。29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出席了这一盛会，其中包括13位政府首脑。此外，当时尚未取得独立的塞浦路斯的马卡里奥大主教，以及马来半岛、巴勒斯坦、北非、南非和中非的自由战士也作为观察员出席了会议。会议一致通过的议题是：经济合作、文化合作、人权和自决、附属国、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

会议的前两天为全体大会，印尼总统苏加诺以及其他22个国家的代表团的团长在会上相继作了发言。大多数代表在会上都谴责了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要求加强亚非国家的合作和团结，呼吁维护世界和平和发展民族经济。许多发言还强调指出，亚非国家对处于冷战中的大国对峙应采取中立的立场和态度。但是，由于历史上形成的隔阂，特别是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挑动，在会上也出现了一些颇不正常的状况，其中包括某些亲西方的国家对社会主义制度、中立主义对外政策进行了指责，甚至直接对中国发起了诬蔑和攻击。这些做法对亚非会议的最后成功造成了潜在威胁。

在此情况下，为了阐明中方的立场，促进亚非国家的团结及谅解，粉碎西方国家阻挠亚非会议取得成功的企图，1955年4月19日下午，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临时决定在会上作了一次发言。他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是来求同而不是立异的”。^[108]与此同时，周恩来就不同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问题、宗教信仰的问题以及所谓的中国颠覆活动的问题阐明了中国的立场和政策。他的这一将原则性和灵活性高度结合起来的发言产生了非常重要和积极的效果，不仅使许多原来抱有怀疑甚至偏见的人加深了对新中国的对内对外政策的了解，而且为保证亚非会议的成功确定了基本的原则，即求同存异。因此担任大会主席的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指出，周恩来的发言是会议走向成功的转折点。在随后的几天中，各国代表分成经济委员会、文化委员会和政治委员会三个专题小组进行了专题讨论。尽管在每一小组中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争论，但是，在求同存异的原则的指引下，各国代表最后还是以共同的根本利益作为基础，就所讨论的问题达成了协议。

4月24日晚，万隆会议举行了闭幕式，与会各国代表一致通过了亚非会议的最后公报。该公报涉及经济合作、文化合作、人权和自决、促进世界和平等七个方面，谴责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殖民主义制度，号召亚非国家发展全面的经济和文化合作。公报还提出了各国和平共处并发展友好合作的十项原则（万隆十项原则），它们实际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引申和发挥，体现了其全部的内容。亚非会议的成功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第一，29个亚非国家在没有西方国家出席的情况下齐聚一堂，讨论了一系列与亚非两洲乃至整个世界有关的重大问题，这本身就反映了历史所发生的深刻变化。第二，亚非会议极大地提高了亚非人民的民族觉悟，坚定了亚非人民开展维护民族独立斗争的意志，进一步推动了亚非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第三，亚非会议增进了亚非各国相互间的了解，有力地推动了亚非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团结合作，促进了不结盟运动的形成和第三世界的出现。第四，亚非会议针对当时的状况提出的许多原则，对于今后世界人民为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和政治秩序而作出的努力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复习提示

一、名词解释

1．遏制战略　　　　　　　　　　　　　2．杜鲁门主义

3．马歇尔计划　　　　　　4．经互会

5．华沙条约　　　　　　　6．第一次柏林危机

7．旧金山片面《对日和约》　8．《朝鲜停战协定》

9．日内瓦协议（1954）　　10．欧洲煤钢共同体

11．西欧联盟　　　　　　　12．万隆会议

13．非殖民化　　　　　　　14．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二、探索与思考

1．如何理解罗斯福的战后世界蓝图和雅尔塔协议？

2．如何理解战后世界秩序的内涵及形成原因？

3．如何理解战后全球制度的内涵及其对战后世界秩序的影响？

4．如何理解美苏在战后不能长期维持合作关系并迅速发生冷战的主要原因？

5．如何理解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建立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以及对美、英、法三国政策的含义？

6．如何理解战后美国在太平洋建立的同盟体系的特点？

7．如何理解在东方（社会主义）阵营建立的过程中苏联的作用？

8．如何理解德国问题在美苏冷战发生过程中的作用？

9．如何理解美苏冷战的特点？

10．如何理解战后初期首先在东亚、南亚掀起民族解放运动高潮的原因？

【注释】

[1]《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编选组：《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上册（第二分册），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758页。

[2]《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8页。

[3]《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编选组：《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上册（第二分册），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763页。

[4]同上书，第764页。

[5]《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编选组：《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上册（第二分册），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761页。

[6]同上书，第766—767页。

[7]《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编委会：《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45．5—1945．12》，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22页。

[8]当时波兰没有派代表参加此次会议，但后来签署了《联合国宪章》，因而成为联合国51个创始会员国之一。

[9]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国际风云中的联合国》，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80页。

[10]同上书，第180—181页。

[11]同上书，第183页。

[12]同上书，第187页。

[13]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国际风云中的联合国》，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92页。

[14]同上书，第205、207页。

[15]《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编选组：《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下册，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7页。

[16]同上书，第9—10页。

[17]《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编选组：《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上册（第二分册），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786页。

[18]《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编委会：《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46》，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87—88页。

[19]《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编委会：《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46》，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44页。

[20]Joseph S．Nye，Jr．，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Conflicts：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History（sixth edition），Pearson Longman，2007，p．62．

[21]金重远：《战后世界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页。

[22]Robbin F．Laird and Erik P．Hoffmann，Soviet Foreign Policy in a Changing World．New York：Aldine Publishing Company，1986，p．18．

[23]Stephen E．Ambrose，Rise to Globalism，New York：Penguin Books，1985，p．58．

[24]Ibid．，p．56．

[25]《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编委会：《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45．5—1945．12》，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42—243页。

[26]同上书，第255页。

[27]同上书，第238—239页。

[28]A·C·阿尼金等：《外交史》第五卷上册，大连外国语学院俄语系翻译组译，北京：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165页。

[29]《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编委会：《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46》，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5页。

[30]同上书，第31—32页。

[31]《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编选组：《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下册，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16页。

[32]同上书，第71、74—75页。

[33]《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编选组：《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下册，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77—78页。

[34]同上书，第80页。

[35]《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编委会：《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46》，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36、47、49—50页。

[36]《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编委会：《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47》，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2—25页。

[37]Stephen E．Ambrose，Rise to Globalism，New York：Penguin Books，1985，p．85．

[38]《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编选组：《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下册，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89、92页。

[39]同上书，第93、91页。

[40]《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编委会：《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47》，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50页。

[41]X，“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tacts”，Foreign Affairs，Vol．25，No．4（July，1947），pp．571-572、574、575、570．

[42]Ibid．，pp．577、576、581、582．

[43]《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编选组：《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上册（第二分册），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97页。

[44]Stephen E．Ambrose，Rise to Globalism，New York：Penguin Books，1985，p．91．

[45]Ibid．，p．92．

[46]《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编委会：《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48》，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76—77页。

[47]《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编委会：《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48》，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80页。

[48]《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编选组：《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下册，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07、106页。

[49]Stephen E．Ambrose，Rise to Globalism，New York：Penguin Books，1985，p．96．

[50]《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编委会：《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49》，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5页。

[51]《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编选组：《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下册，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06页。

[52]J·斯帕尼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外交政策》，段若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52页。

[53]《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编选组：《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下册，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29页。

[54]同上书，第147页。

[55]《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编选组：《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下册，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19页。

[56]《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编委会：《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48》，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329页。

[57]同上书，第332页。

[58]同上书，第365页。

[59]同上书，第365页。

[60]《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编委会：《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49》，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62页。

[61]同上书，第401页。

[62]同上书，第372页。

[63]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等编：《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73页。

[64]《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编选组：《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下册，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14—115页。

[65]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等编：《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93页。

[66]《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编选组：《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下册，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23页。

[67]《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编委会：《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48》，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22页。

[68]《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编选组：《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下册，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31—232页。

[69]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142页。

[70]刘同舜、高文凡：《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50—1951》，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25—327页。

[71]“How many Americans died in Korea？”＜http：／／www．cbsnews．com／2100-507＿162-202741．html＞（Feb．11，2009）．

[72]刘同舜、高文凡：《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50—1951》，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27页。

[73]“抗美援朝纪念馆公布朝鲜战争志愿军牺牲人数”，＜http：／／news．xinhuanet．com／2010-10／26／c＿12704233．htm＞。

[74]《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编选组：《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下册，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81—282页。

[75]刘同舜、姚椿龄：《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54》，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6页。

[76]U．S．Department of State，American Foreign Policy：Basic Documents，1950-1955，Vol．2，Washington DC：U．S．Govt．Printing Office，1957，p．2398．

[77]《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编选组：《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下册，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93页。

[78]按照美国与英国达成的协议，决定既不邀请北京也不邀请台北参加和会，而由日本以后决定与哪一方缔结和约。

[79]《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编选组：《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下册，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53—256、259、261页。

[80]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45—46页。

[81]《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编选组：《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下册，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70页。

[82]U．S．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2-1954，Vol．15　（Korea），Washington DC：U．S．Govt．Printing Office，1984，p．1283．

[83]“Mutual Defense Treat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http：／／avalon．law．yale．edu／20th＿century／kor001．asp＞．

[84]《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编选组：《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下册，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78页。

[85]同上书，第273页。

[86]《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编选组：《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下册，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94—295页。

[87]同上书，第296页。

[88]《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编委会：《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49》，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57页。

[89]刘同舜、高文凡：《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50—1951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1985年版，第201—202页。

[90]Clive Archer，The European Union：Structure and Process（3rd　edition），London：Continuum，2000，p．9．

[91]刘同舜、姚椿龄：《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52》，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22页。

[92]同上书，第150—151页。

[93]《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编选组：《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下册，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98、303、300、304页。

[94]刘同舜、姚椿龄：《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55》，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89页。

[95]George Stephen　＆Bache Ian，Politicsi n the European Union，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71．

[96]科拉尔·贝尔：《国际事务概览，1954年》，云汀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194页。

[97]科拉尔·贝尔：《国际事务概览，1954年》，云汀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194页。

[98]同上。

[99]科拉尔·贝尔：《国际事务概览，1954年》，云汀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198—199页。

[100]1949年5月5日，爱尔兰、比利时、丹麦、法国、荷兰、卢森堡、挪威、瑞典、意大利和英国在伦敦签订《欧洲委员会法规》，正式成立该组织。欧委会总部设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在巴黎设有办事处。其宗旨是保护欧洲人权、议会民主和权利的优先性；在欧洲范围内达成协议以协调各国社会和法律行为；促进实现欧洲文化的统一性。

[101]A·C·阿尼金等：《外交史》第五卷下册，大连外国语学院俄语系翻译组译，北京：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511页。

[102]同上书，第513页。

[103]《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编选组：《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下册，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17—318页。

[104]《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编选组：《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下册，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71页。

[105]《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编选组：《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下册，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71—272页。

[106]谢益显：《中国外交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53页。

[107]同上书，第152页。

[108]刘同舜、姚椿龄：《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55》，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