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苏关系的再度紧张与古巴导弹危机

巴黎四国首脑会晤破裂后，赫鲁晓夫和进入白宫不久的肯尼迪都采取了主动进攻的策略，两国关系从而迅速地再度紧张，出现了第三次柏林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

1．肯尼迪的两手策略与美苏政策的冲突

在对苏政策问题上，1961年1月上台的肯尼迪明确继承了杜鲁门的遏制战略，但是并非像他那样片面强调军事遏制，而是进一步发展了艾森豪威尔的军事手段和政治手段并重的做法。肯尼迪认为，为了应付苏联在欧洲和其他地区的挑战，美国要更加充分、更加灵活地运用两手策略，一是军事限制，二是和平演变。他在1961年1月30日发布的第一个国情咨文中说：“在总统的徽章上，美国之鹰的右爪抓着一根橄榄枝，左爪则抓着一束箭。我们要给予两者同样的注意。”^[37]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一方面，肯尼迪试图通过经济援助、贸易和人员交流等各种手段，以美国的理想、价值和规范来改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实现和平演变。另一方面，他按照所谓灵活反应的要求加强军事力量的建设，以便更有效地从军事上遏制苏联。

到了20世纪50年代后期，随着苏联导弹核力量的进一步增强，艾森豪威尔的大规模报复战略进一步陷入了困境。它使美国处于要么准备打一场全面的战略核战争，要么准备接受耻辱妥协的境地。为此，肯尼迪提出了灵活反应战略。这一战略的基本前提是，在面临各种性质和烈度的挑战的情况下，美国应当具有作出不同的响应和选择的能力，其核心则是提高核门槛。根据灵活反应概念，在遭到苏联的常规进攻时，美国将采取逐步升级的做法，即首先尽可能以常规力量进行反击；如果敌人坚持不肯住手，就可能使用战术核武器；如果敌人仍然继续推进，再以战略核武器对其境内的军事目标实施有限的甚至全面的核打击。总之，按照灵活反应的要求，核武器将被推迟使用，战略核武器更是最后的依靠。为此，美国需要全面发展军事能力。在核力量方面，美国应具有进行使用战略核武器的核大战和使用战术核武器的有限核战争的能力；在常规力量方面，美国应该具有同时进行分别以苏联、中国和某个发展中国家为目标的“两个半战争”的能力。

总之，肯尼迪政府的政策表明，它采取了主动进攻的做法，在竭力推动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和平演变的同时，将更加灵活地使用武力以维持美国在欧洲的地位和阻止亚、非、拉美革命运动的发展。而这一切同赫鲁晓夫的政策发生了尖锐冲突。东西方关系第一次缓和的终结标志着他所追求的苏美合作的政策遭受了重大挫折。赫鲁晓夫因此在国内以及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遭受了严重怀疑和批评。他力图通过对西方采取一些主动行动来向世界显示自己的坚定性和能力，以挽回威望和巩固地位。美苏政策的冲突迅速导致了第三次柏林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的发生。

2．第三次柏林危机

第二次柏林危机之后，经西柏林逃亡联邦德国的人数有增无减，到1961年达到了大约270万人，而且其中多数都是年轻能干、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人员。这是导致赫鲁晓夫利用6月初的美苏首脑会晤再次就柏林问题向西方发出最后通牒的导火线。6月4日他向肯尼迪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其中建议说，应当立即“召开和会”，与两个德国或仅仅与民主德国签订“和约”，并“在此基础上解决西柏林作为一个自由城市的地位问题”；如果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目前还不准备这样做，那就可以“在一定期限内采取一个过渡性的解决办法”。备忘录还说，四大国应当要求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首先“就与对德和约以及德国统一有关的问题”在六个月之内达成协议。备忘录并强调，这样一份和约将结束西方对西柏林的“占有权”。^[38]在随后的私下会谈中，当肯尼迪重申美国坚持对西柏林的“承诺”时，赫鲁晓夫回答说，如果美国在这样一份和约签署以后仍然坚持它在西柏林的“存在”，苏联就只有帮助民主德国“保卫”它的边界；如果美国甚至拒绝与民主德国达成一个“过渡性协议”，苏联将在12月单独与民主德国签订和约。回国后，赫鲁晓夫立即在电视谈话中重复了他对肯尼迪提出的要求，声称苏联反对对民主德国主权的“任何和一切破坏”。民主德国总理乌布利希也警告说，西方应就使用进入西柏林的通道问题与他的国家展开谈判，否则这一通道就会被切断。^[39]7月8日，赫鲁晓夫又宣布，鉴于柏林危机，苏联停止裁减武装部队，并将增加国防开支。这样，一度沉寂的柏林问题再次爆发，出现了第三次柏林危机。

肯尼迪对此作出了强烈反应。在结束与赫鲁晓夫的谈话离开会场的时候就说，接下来“会是一个寒冷的冬天”。他坚持认为，“如果我们不信守在柏林的承诺，那就意味着北约的毁灭和整个世界的危险。整个欧洲的命运系于西柏林。”7月18日，美国和英法两国分别复照苏联，拒绝了赫鲁晓夫的同两个德国签订和约以解决柏林问题的建议。一周以后，肯尼迪在电视讲话中声称，如果柏林丢了，德国乃至西欧也就完了，柏林对于“整个自由世界”是至关重要的。他还一再暗示，美国不惜在柏林问题上一战，并要求国会同意追加32亿美元军事预算。同时，他将军队征召人数增加了两倍，15．8万名后备役人员和国民警备队被动员，从而使美国武装部队的人数一共增加了30万人，其中4万人被送往欧洲，6个师则处于随时准备迅速行动的待命状态。^[40]

赫鲁晓夫不久又采取了一个突然行动。8月13日起，民主德国沿着东、西柏林的分界线先是架设铁丝网，设路障，后又修建起水泥墙和砖墙，以此切断东、西柏林的人员来往。此举实际上表明，苏联已经放弃了要求西方国家同意改变西柏林地位和承认民主德国的努力，尽管赫鲁晓夫在口头上仍然坚持这一立场。当时，肯尼迪就柏林墙的修建提出了强烈抗议，还派副总统约翰逊访问了西柏林，并命令一支1　500人的战斗部队乘装甲车沿高速公路从联邦德国开往西柏林，以示美国不肯让步的决心。但是，从总体上看，美国政府的反应还是低调的，接受了“柏林墙”的存在这一既成事实。

9—11月间的气氛表面上依然是紧张的。在此期间，苏联进行了空前密集的大气层核试验，一共达到53次，美国则进行了10次地下核试验。但是，笼罩在柏林上空的风暴实际上正在逐渐散去。9月底，苏联政府向联合国提交了关于缓和紧张局势、加强国与国之间的信任和彻底促进全面裁军措施的备忘录。一个月后，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新的党纲指出，苏联对外政策的主要目的是为苏联建设共产主义社会和发展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提供一个和平环境，使人类避免遭受新的战争的危险，特别是要“防止热核战争，不让它爆发”。^[41]赫鲁晓夫更是在会上宣称，苏联将不坚持一定要在12月31日以前缔结对德和约的要求。这意味着他正式收回了规定西方三国限期撤出西柏林的最后通牒。1962年1月，肯尼迪在接见赫鲁晓夫的女婿、《消息报》主编阿朱别伊时说，德国问题的解决可以再拖上15年。赫鲁晓夫不仅随后对此表示了赞同，还进一步声称，西柏林问题的解决也没有最后期限，什么时候成熟就什么时候解决。这样，赫鲁晓夫一再鼓吹的割掉西柏林这一“毒瘤”的问题也就不了了之。

3．古巴导弹危机

一波才平，一波又起。美苏之间不久爆发了一场更为尖锐的古巴导弹危机，它几乎演变成为两个核大国之间的一场使用核武器的热战。

1958年12月31日，在青年律师菲德尔·卡斯特罗指挥下的起义军攻入古巴首都哈瓦那，推翻了巴蒂斯塔独裁统治。次日，以卡斯特罗为领导的古巴革命政府正式接管了政权。美国政府虽然很快加以了承认，但是在此后的两年中却因为古巴政府的一系列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的政策而对它蓄积了强烈不满。为此，1960年初，艾森豪威尔即指示中央情报局制订了一项组织古巴流亡分子在古巴登陆以推翻卡斯特罗政权的“冥王星”计划。虽然后来由于共和党在总统大选中的失利，其政府最终未能实施这一阴谋，但仍在1961年1月初宣布同古巴断绝外交关系。肯尼迪就任后继续对古巴采取了敌视态度。他接受了中央情报局兜售的上述计划。4月15日，美国轰炸机空袭了哈瓦那等地的机场。两天以后的清晨，由中央情报局组织、训练、武装并指挥的“古巴旅”约1　500人乘美国舰艇在古巴南部猪湾附近的滩头阵地登陆。但是，古巴军民在三天之内全歼了入侵者，共俘虏了1　100多人。肯尼迪政府并未就此住手，加紧对古巴施加经济和军事压力，并积极策划新的军事干涉。1962年1月，国家安全委员会设立了一个特别小组，专门负责一项旨在推翻卡斯特罗政权的新的秘密行动计划——“猫鼬”计划。

与此同时，赫鲁晓夫利用美国对卡斯特罗的敌视政策加紧了对古巴的争取和拉拢。古巴革命胜利后十天苏联即承认了卡斯特罗政权，并很快与其签订了一系列经济协议，发展了经济关系。1959年7月，赫鲁晓夫又向来访的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长劳尔·卡斯特罗保证：“苏联准备采取最坚决的措施来保障古巴的独立。”^[42]猪湾事件更是将古巴推向了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一方面，苏联加大了对古巴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以及政治支持；另一方面，1961年5月，卡斯特罗正式宣布古巴是社会主义国家，将采用社会主义宪法。古巴的社会主义国家身份的确立及其对苏联的依赖，使之成为苏联竖在拉丁美洲的一面旗帜以及面向美国本土的一个前哨阵地。

1962年加勒比海的局势更为恶化。种种迹象似乎都表明，美国绝不会容忍卡斯特罗政权的存在，一场针对古巴的新的侵略行动不可避免。在此情况下，赫鲁晓夫决定采取“一些决定性的步骤来保卫古巴”。^[43]6月，苏联与古巴草签了关于在古巴部署苏联导弹的秘密条约。^[44]据此条约，苏联将在古巴部署地对空导弹和中程导弹，以及能够携带核弹的伊尔-28型轰炸机。显然，对苏联来说，这么做既可以对付美国入侵古巴的威胁，又可以纠正苏联的导弹始终远离美国本土的不利状况。7月下旬起，苏联利用船只集中向古巴运送军火，最初主要是防御性的武器，以改进古巴的防空力量和海岸防御力量，后来就是进攻性武器，包括中程弹道导弹和轰炸机。到10月23日，古巴境内已有42枚地对地中程导弹，其中两枚可供随时使用。

美国对苏古军事合作始终怀有高度的警惕。1962年8月初开始，苏联军事装备及人员不断地进入古巴的问题就成为白宫“一系列会议汇报的主题”。肯尼迪政府确定了用U-2高空侦察机对古巴全岛进行间谍飞行的安排。继发现了建造之中的萨姆-Ⅱ型地对空导弹发射场后，10月14日，它们又摄得一个在两周内便可以用于作战的中程导弹发射场。此外，虽然在照片中未能加以识别，但是发射场显然已经储备或至少很快会拥有核弹头。在10月16日上午得知了这一消息后，肯尼迪立即召集国务院、国防部、中央情报局等部门中与此事有关以及为他特别信任的一些官员举行紧急会议，商讨对策。这十多个人就组成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所谓执委会（10月22日被正式命名），其中的核心人物是总统的弟弟、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至少对美国来说，古巴危机由此拉开了序幕。

在接下来的六天内，U-2飞机在古巴进一步发现了多处分别采用固定部署或机动部署方式的中程导弹发射场。同时，执委会不停地开会讨论，以求制订应付这场危机的对策。最初提出的方案大致可以被划分为六种，即不采取任何行动、外交途径解决、劝说卡斯特罗、入侵古巴、空中袭击和封锁。由于前五种方案所具的明显缺陷，最后执委会的多数成员都倾向于进行封锁。10月20日，肯尼迪也接受了这一做法，但是决定采用“隔离”的提法，从而规避了破坏公海航行自由的责任。从形式上说，“隔离”的法律根据主要来自美洲国家组织宪章的规定。

10月22日晚，肯尼迪就古巴的导弹问题向全国发表了讲话。他首先在分析形势和美国的目标时说：一周来“明白无误的证据确定”，在古巴岛上正在“设置一系列进攻性的导弹发射场”，其“目的只能是提供对西半球进行核打击的能力”；这些发射场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包括了可以携带核弹头、射程为1　000海里以上的导弹，它们可以打击华盛顿特区、巴拿马运河或美国东南部的任何城市，另外一种在建成后可以发射射程是上述导弹两倍的导弹，它们可以打到加拿大；此外，为可以携带核武器的喷气式轰炸机准备的空军基地也在建造之中。肯尼迪声称，美国“不可动摇的目标必然是防止这些导弹被用来对付美国或任何其他国家，确保它们从西半球的撤离或消除”。然后他宣布美国将“立即采取”的七项具体步骤，其中最主要的是：第一，“对运往古巴的一切进攻性的军事装备采取严密的隔离措施，从任何国家或港口驶往古巴的不论什么种类的一切船只，如果发现载有进攻性武器，将迫使它们驶回”。第二，“对古巴和古巴的军事建设继续和加强严密的监视”。第三，“本国的政策是把从古巴对西半球任何国家发射的任何核导弹看成是苏联对美国的进攻，需要对苏联作出充分的报复性的反应”。此外，肯尼迪声称，只有“在联合国观察员的监督下迅速拆除和撤退在古巴的一切进攻性武器”后，“隔离才能解除”。他并呼吁赫鲁晓夫“停止并取消这种秘密的、鲁莽的、挑衅性”的威胁行动，“不做出任何扩大或加深目前这场危机的举动”。^[45]肯尼迪的这一讲话标志着古巴导弹危机的正式开始。

还在肯尼迪发表讲话以前，整个美国就进入了“三级戒备状态”。在他宣布“隔离”决定后，美国海军即针对古巴迅速建立了“由16艘驱逐舰、3艘巡洋舰、1艘航空母舰和6艘供应舰以及150艘其他的后备舰只组成的一道封锁线”。^[46]这道封锁线从佛罗里达至波多黎各布成一个弧形（距古巴500海里），奉令检查、阻止、并于必要时损坏（而不击沉）那些驶向古巴的可能载有核弹头、地对地导弹、轰炸机或者它们的辅助装备的苏联船只。10月24日，美国海军正式实施对古巴的“隔离”，战略空军司令部则奉命进入高度戒备的状态。这些措施不仅显示了美国实施“隔离”的能力，而且表明了美国在必要时不惜一战的决心。然而，肯尼迪又是相当谨慎的，在加紧备战的同时又给赫鲁晓夫留下了足够的回旋余地，包括避免直接的军事行动。

赫鲁晓夫最初对美国“隔离”决定的反应十分强烈。10月23日，他在一封给肯尼迪的公开信中宣布，苏联“不会承认美国有权限制向古巴共和国运送必要的武器”。^[47]在古巴的导弹发射场的建设也仍在进行。此外，包括战略核力量在内的苏军以及华约的联合武装部队都进入战备状态。因此，形势显得极为严峻。但是，10月26日晚，美国国务院收到了赫鲁晓夫写给肯尼迪的一封私人长信。一方面，他在这封信中再次指责美国的“隔离”行动实际是“挑衅性的海盗行为”。另一方面，赫鲁晓夫又提出，如果美国保证“不参与攻击古巴的行动”，并“召回”进行封锁的“舰队”，苏联将停止向古巴运送新的导弹武器，并将撤出或销毁已在古巴的导弹武器。^[48]这样，危机似乎出现了转机。

但是，第二天（10月27日）上午，在肯尼迪尚未就赫鲁晓夫的这一显示了和解精神的长信作出答复之前，莫斯科广播电台又播送了危机开始以后赫鲁晓夫写给肯尼迪的第二封公开信。他在信中增加了对美国的要价，即除了停止封锁和保证不入侵古巴以外，还必须撤走美国部署在土耳其的“朱庇特”导弹。这封信使平静了一些的局面又陡然紧张起来。此外，还出现了其他一些能使危机很容易演变为战争的事件：第一，美国两架U-2飞机遭到了古巴地面炮火的袭击，其中一架被苏联人操纵的萨姆导弹击落；第二，美国新获得的情报表明，已有五个导弹发射场完全可供作战使用，第六个也将近完工。为此，在当天的会议上，执委会一致同意翌日对古巴进行空袭，摧毁萨姆导弹发射场。因此，这一天古巴导弹危机达到了高潮，后来被称为“黑色星期六”。

不过，肯尼迪意识到了这一军事行动必然造成的严重后果，因此决定将它推迟一天，以便可以再次尝试外交努力。在10月27日给赫鲁晓夫的复信中，肯尼迪没有理会他的第二封公开信，而是针对其第一封私人信件作出回答，表示可以按照赫鲁晓夫建议的方针作出“永久解决古巴问题的安排”，即苏联“同意在适当的联合国观察和监督下”把进攻性的导弹武器系统撤出古巴，并且“在适当的保证下肯定不再把这种武器系统运入古巴”；美国则“马上取消现在实施的隔离措施”，并“提供不进攻古巴的保证”。^[49]此外，罗伯特·肯尼迪在当晚约见了苏联大使多勃雷宁，转达了肯尼迪给赫鲁晓夫的口信，除重复上述内容外，并承诺美国将在危机解决4—5个月后从土耳其撤走“朱庇特”导弹。但是罗伯特·肯尼迪又警告多勃雷宁，鉴于事态的发展日趋严重，总统要求苏联方面至迟在第二天（即10月28日）就作出明确答复，否则美国将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摧毁在古巴的导弹发射场。多勃雷宁迅速向赫鲁晓夫报告了这一会面情况。与此同时，苏联的情报机关也获得了美国将于10月29日或30日轰炸古巴的消息。至此，用赫鲁晓夫的话来讲，古巴导弹危机达到了“顶点”。^[50]

在此情况下，赫鲁晓夫对肯尼迪10月27日的建议作出了积极响应。在10月28日上午给美国总统的复信中，他实际上接受了后者所提出的解决危机的条件，即苏联政府下令拆除美方所认为的进攻性武器，并加以包装运回苏联，而美国则承诺不会对古巴实施进攻和入侵。为了不延误时间，此信在莫斯科电台用英语广播。肯尼迪即刻给赫鲁晓夫回信，赞扬赫鲁晓夫“对和平的重要贡献”以及所显示的政治家风度，同时又要求苏联同时撤走在古巴的苏制伊尔-28型轰炸机。^[51]赫鲁晓夫也答应照办。这样，持续了13天的古巴导弹危机的高潮阶段终于过去。11月8日至11日，苏联船只从古巴运走了导弹，并在公海上接受了美国海军船靠船的检查。美国还用飞机尾随这些船只，直到它们进入苏联港口。11月20日，肯尼迪最后宣布结束“隔离”措施，古巴导弹危机至此正式画上句号。

古巴导弹危机将1947年以来的美苏之间的长期冷战推向了一个顶峰。危机期间，美苏两国剑拔弩张，一场热核大战呈一触即发之势。但是，由于两国主要领导人意识到了发生核战争的可能性以及它会带来的空前灾难，他们互相作出了妥协，避免了战争的发生。在此过程中，由于苏联在军事力量方面所处的相对弱势，从总体上看赫鲁晓夫作了更大程度的退却。古巴导弹危机对此后美苏关系乃至整个国际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一，虽然美苏冷战这一基本状态并未发生变化，但是它们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管理相互之间的关系，防止类似的危机再度出现。例如，苏联不再以与民主德国单独签订和约而在柏林问题上对西方施加压力，从而使柏林局势得以稳定下来。又如，美苏不久后就签署了建立可使其领导人直接通讯的“热线”系统的协议。第二，古巴导弹危机之后，美苏依据“备战方能言和”这句古老格言展开了新一轮军备竞争。第三，美国默认了古巴的革命政权的存在，从而宣告了18世纪20年代以来它在拉丁美洲推行的门罗主义的结束。第四，美苏在古巴导弹危机中为了本国利益直接进行交易的做法，引起了各自盟国对它们的不信任和猜疑，从而加剧了两个阵营内部本已存在的矛盾和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