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阵营内部裂痕的加深

在东方阵营内部矛盾和冲突迅速加剧从而导致部分解体的同时，西方阵营内部的裂痕也不断加深。这突出体现在法国反对美国的控制以及阻止英国加入欧共体的努力方面。

1．肯尼迪的多边核力量计划及其破产

20世纪60年代初期法国和英国对肯尼迪政府的多边核力量计划的拒绝与抵制，构成了当时西欧和美国之间的控制与反控制斗争的主要内容，尽管由于处境的不同，它们的反抗方式有着明显的差别。

1958年夏天，有三名美国科学家在一个非正式报告中提及，当时世界上不少于12个国家具有进行核武器开发并取得成功的能力，其中一些就是北约的欧洲成员。^[69]在此背景下，从1959年下半年起，北约最高司令官、美国的诺斯塔德将军就逐步提出使北约成为“第四支核力量”的建议，试图以此实现对西欧盟国的核政策的控制。1960年12月，即将离任的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国务卿赫脱在北约理事会巴黎会议上对诺斯塔德的建议表示了赞同。肯尼迪最初对建立多边核力量的计划采取了审慎态度，但是不久即转而加以支持。1961年5月中，他在加拿大议会发表演讲时提出，愿意和北约的其他成员拟订适当的办法，建立一支在所有权和控制权方面都将是真正多边的北约核力量，并对其实行严密和灵活的管理，以适合所有北约国家的需要。肯尼迪并宣布，美国打算先向北约提供五艘携带北极星核导弹的潜艇，这些潜艇将遵循由北约商定的有关控制和使用的指导方针。^[70]虽然该建议在伦敦和巴黎都遭到了冷遇，但是肯尼迪政府并未放弃。1962年夏，美国海军得出结论说，多边的、一体化的欧洲舰载核力量在技术上是可行的。此后，政府要员频频到欧洲宣传这一计划，并力图首先说服正指望从美国获得核运载手段的英国加以接受。

自严格限制与外国分享“原子秘密”的麦克马洪法案于1954年被修订后，美国政府就开始在发展核弹以及核运载手段方面向英国提供帮助。1960年3月，当英国由于财政困难中止了对“蓝光”导弹的自主研究时，艾森豪威尔即与麦克米伦首相达成了向英国出售“空中闪电”导弹的协议。然而，出于在成本和效率方面的考虑，肯尼迪政府于1962年11月作出了停止生产这种空射导弹的决定，从而使英国政府陷入十分为难的境地。在12月18—21日两国首脑于巴哈马群岛的拿骚举行的会谈中，肯尼迪与麦克米伦讨论了这一问题，最后双方达成了有名的“拿骚协议”。根据这一协议，一方面，美国“将在持续的基础上”使英国的潜艇获得“北极星”导弹，英国“将建造可以配置”“北极星”导弹的潜艇，并为“北极星”导弹“提供核弹头”。另一方面，英国的“这些核力量以及至少同等的美国的核力量将被包含在北约的多边核力量之中”；“除非英国政府认为最高国家利益受到损害，否则在任何情况下，这些英国核力量都将用于西方联盟的国际防卫目的”。^[71]也就是说，美国同意向英国提供“北极星”导弹（核弹头和核潜艇由英国自己负责），但是，作为条件，英国认可并且同意加入美国的北约多边核力量计划。

拿骚协议达成的当天，肯尼迪致信法国总统戴高乐，声称美国可以按照与英国达成的同样的条件向法国提供“北极星”导弹。然而，对坚持发展独立核力量的戴高乐来说，拿骚协议不过是英国的一份投降书。为此，1963年1月14日，他在一个记者招待会上明确表示，法国拒绝接受美国的北约多边核力量计划以及所要提供的“北极星”导弹。他说：“把我们的武器并入受外国人指挥的多边核力量，这是与我们的防务与政策原则背道而驰的”；“我们坚持我们已经作出的决定：由我们自己建立我们的原子力量，必要时，由我们自己来使用它”。^[72]此外，他还宣布，法国对任何禁止核试验的条约都不感兴趣。

戴高乐的讲话，不仅宣告了法国对北约多边核力量计划的拒绝，而且鼓励了英国对这一计划的抵制。拿骚协议刚一宣布就在英国国内遭到了激烈的讽刺和攻击。已经退休的丘吉尔也在一封致保守党年会的信中提出，英国决不能放弃自己的独立核力量；无论如何，将核武器放在自己手里要比放在一个“友好的、但终究是外国的手里可靠得多”。^[73]

因此，尽管麦克米伦在拿骚协议上签了字，但此后一直以经费、政治和战略等理由加以搪塞和拖延。在1963年3月召开的北约理事会会议上，英国外交大臣霍姆要求首先考虑实现拿骚协议所计划的多边核力量的具体措施，并进一步提出由一名欧洲人负责指挥这支力量。10月1日，英国政府最终宣布，它无意对北约多边核力量计划承担义务。1964年10月上台的威尔逊工党政府更是对多边核力量计划采取了公开反对的立场。鉴于法、英以及其他一些北约盟国的拒绝或抵制，12月20日，接替肯尼迪担任美国总统的约翰逊发出了一项内部指示，要求美国的所有驻外代表不得在多边核力量问题上发挥领导或推动作用。这也表明美国实际已经放弃了这一计划。

2．法国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

20世纪60年代中期法国从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的退出，更是将西欧国家反对美国控制的斗争推向了一个高潮。它既是法美矛盾尖锐化的集中表现，也是西方国家内部矛盾逐步深化的典型反映。

1964年，法国的首批“幻影-Ⅳ”式轰炸机编入空军服役，这意味着它的第一代核打击力量已经形成。以此为基础，戴高乐提出了法国版的核威慑理论。他说，到1966年，当拥有了“足够的”“幻影-Ⅳ”轰炸机和加油机时，法国就“走上了威慑之路”，因为任何“发起攻击的侵略者都会遭到同样可怕的毁灭”。^[74]与这种威慑理论相联系的是所谓“堡垒法国”和“全向庇护”的思想。“全向庇护”是指法国应当准备抵御来自任何方面的威胁和危险，“堡垒法国”是指只有在法国本土受到攻击时它才会利用自己手中的核力量实行报复。与此同时，戴高乐相信，灵活反应战略表明，美国缺乏甘冒本国遭受核攻击的危险保卫西欧的决心，美国作出的向其西欧盟国提供保护的许诺将不会兑现；相反，西欧国家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将有可能把它们拖入与自己无关的冲突之中，这些冲突仅仅是为了保护华盛顿的利益。^[75]

正是由于确信法国拥有了核威慑能力以及认为北约并不会真正给法国带来安全，同时也是因为谋求大国地位的需要，从1965年起，法国就采取措施逐步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是年年初，戴高乐在一个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最迟到1969年，那种在“一体化”名义下的“从属关系”就将结束，因为它导致法国将自己的“命运”交给了“外国当局”；法国要“重建某种享有主权的正常局面”，使属于法国的“地上、天空、海洋和武装力量”都仅仅接受法国的管辖。戴高乐还声称，这并不意味着法国同北约的决裂，而是法国对变化了的形势的“一种必要的适应”。^[76]5月，法国拒绝参加北约的军事演习。1966年3月7日，戴高乐在给美国总统约翰逊的信件中提出，在法国准备继续接受北大西洋公约的同时，要求北约组织根据形势的变化对它的“军事性质的安排”作出改变；法国“试图在其领土上恢复对主权的完全行使”，因为“盟国军事因素在法国的持久存在和对其领空的习惯性的使用”使这一主权受到了“损害”；为此，法国将不再参加“一体化的司令部，也不再将其军事力量置于北约的管辖之下”。^[77]3月8日和10日，法国政府又在给北约所有成员国的备忘录中正式宣布，其驻在德国的地面部队和空军将不再接受北约的欧洲司令部的管辖；法国将“同时退出两个一体化的北约司令部”，即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和中欧司令部；同时，法国要求这两个司令部迁出“法国领土”。^[78]

1966年3月30日，法国又发出了新的照会，规定了完成各项有关措施的最后期限，其中包括：同年7月1日起，法国驻联邦德国的陆、空部队（约7万人）不再接受北约司令部管辖（但仍将继续在德国驻扎），法国人员从北约的一体化司令部撤出，包括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中欧司令部、南欧司令部等；1967年3月31日前，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和中欧司令部迁出法国领土；4月1日前，美军在巴黎附近的司令部以及在巴黎之外的几处陆军和空军设施迁出法国领土。^[79]

戴高乐的决定使得美国政府极为恼火。起初，它力图联合北约其他成员国一起向法国施加压力，迫使其改变立场，但却无济于事。于是，美国又要求将从法国迁走美军基地以及北约司令部的最后时限推迟一年，并由法国承担迁移费用。这同样遭到法国政府的拒绝。百般无奈之下，美军只好于1967年3月14日降下星条旗而离开法国。

3．欧洲共同体内部的冲突

在美法之间因多边核力量计划以及法国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陷入严重冲突的时候，围绕着欧共体性质以及英国加入的问题，西欧国家本身也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和对立。

虽然1957年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罗马条约只提及了经济一体化，但是这种经济一体化必然会推动和促进成员国在政治上的合作。对此，法国尤为积极。1961年新年伊始，戴高乐即向欧共体的其他五个成员国提出了建立一个“欧洲联盟”的建议。2月，共同体六国在巴黎举行首脑会议，决定组成一个以法国驻丹麦大使富歇为首的委员会专门研究这一问题。然而，在具体规划这种政治联合的形式时，法国和比利时、荷兰等国之间出现了明显的分歧。法国主张的是一种主权国家之间的联盟，以便在有关其成员国共同利益的问题上产生共同对外政策。比、荷、卢所主张的则是一种具有“超国家”性质的一体化合作。1962年3月，富歇委员会向在卢森堡召开的部长理事会会议提交了一份主要体现了法国立场的妥协性草案，即富歇计划。尽管联邦德国和意大利进行了居间调停，这一计划最终未能取得任何结果。

此后，欧共体内部更因为性质之争出现了“空椅子”危机。1964年10月，由联邦德国的哈尔斯坦担任主席的欧共体委员会向部长理事会提交了一份《1964年创议》。其核心内容是主张加快共同体的一体化进程，包括提前废除成员国之间对工农业产品征收的所有关税和建立统一的对外税率。这一文件在法国与欧共体其他国家之间（主要为联邦德国、意大利和荷兰）之间激起了一场新的风暴。

1964年12月31日，戴高乐在一次电视讲话中指出，法国必须“在政治、经济、金融和防务等领域内成为自己的主人”，任何“在超国家或一体化或大西洋主义的名义之下”的经济或货币体制，都会将法国置于它所“熟知的霸权之下”。^[80]以后，为了向对方施加压力，1965年7月，法国政府宣布它决定暂不参加共同体会议，从而造成了所谓的“空椅子”危机。

直到1966年1月的卢森堡部长理事会会议，法国才结束了它的抵制。在此会议上，欧共体六国外交部长依据法国提出的建议达成了“卢森堡协议”。它规定，在欧共体采用多数表决原则的前提下，如一国或数国认为某一决定涉及其重大利益而有不同意见时，部长理事会应在“适当时间内”努力谋求一项能为全体成员都接受的“一致协议”。^[81]“卢森堡协议”限制了罗马条约的“超国家因素”，实质上承认了各成员国在重大问题上的否决权。它一方面使欧共体成立伊始即已产生的有关性质问题的争论告一段落，另一方面又明显地延缓了西欧国家经济一体化的过程。

法国和其他欧共体成员国的斗争还在是否接受英国加入这一组织的问题上得到了集中的体现。虽然英国联合奥地利等国建立了欧洲自由贸易区，但是该七国集团的实力远不能与欧共体的六国集团相比，而且其成员国同床异梦，纷纷与欧共体发展贸易关系。英国因此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遭到严重挫折。为了寻求出路，1961年8月，麦克米伦政府正式提出了加入欧共体的申请。但是，与此同时，英国就本国农业、英联邦和七国集团其他成员国的地位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条件。这使法国极为反感。为此，在美英首脑拿骚会谈之后不久，1963年1月14日，就在公开拒绝了北约多边核力量的记者招待会上，戴高乐也断然否决了英国加入欧共体的要求。法国此举实际也是对美国的反抗，因为戴高乐对英国在对外政策方面总是追随美国的做法严重不满，一直将英国看成是美国的特洛伊木马。

“空椅子”危机结束后不久，欧共体又在是否接受英国的问题上陷入了一场新的斗争。1966年3月，英国工党在议会选举中再一次以明显的优势获胜，这使威尔逊政府增加了解决加入欧共体问题的信心。另外，卢森堡协议表明，欧共体的那种曾使许多英国人感到不满的超国家性质进一步遭到削弱。为此，5月中旬，英国再次向欧共体递交了一份申请加入的报告。丹麦和爱尔兰也在同日递交了内容相同的报告。在整个夏季，威尔逊以及其他一些英国高级官员多次到欧共体成员国进行游说。然而，结果还是与五年前一样：当“友好的五国”支持英国参加欧共体时，法国却依然采取了坚定的反对立场。戴高乐重复着他一贯的论调，一旦吸收并非真正的欧洲国家的英国，欧共体的性质就会发生深刻和无可挽回的变化。1967年11月下旬，法国第二次正式否决了英国加入欧共体的申请。共同体的其他成员国，特别是荷兰，对法国的做法作出了强烈的反应。在随后的一年中，它们不仅一再提出英国加入欧共体的问题，还多次试图在共同体的其他政策方面挫败巴黎的企图。

4．联邦德国的自主对外政策

与法国（一定程度上还有英国）公然实行的独立对外政策不同，当时的联邦德国则采取了一种相对隐蔽的自主对外政策。

联邦德国的这一政策首先表现于它对法国与美英之间的冲突采取的比较特殊的立场。它既不愿得罪巴黎，也不肯像法国那样采取排斥华盛顿和伦敦的态度。事实上，无论是与法国的关系还是与美英的关系，对德国来说都非常重要。一方面，德国是否能够彻底摆脱战败国的地位、重新以一个“充分成员”的资格（即使并不完全平等）出现于欧洲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德关系的改善和欧共体的发展。另一方面，在东西方对抗贯穿了国际政治的大环境中，德国又必须依靠美国，就像三次柏林危机所证明的那样。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63年1月，阿登纳和戴高乐于巴黎签署了《法德友好条约》。除了规定两国在经济、教育、科学研究等方面的合作以外，它特别强调，两国政府“在对一切重要的外交政策问题”作出决定以前“应进行协商，以期尽可能采取相似立场”。^[82]条约还详细列举了两国在防务领域的合作必须遵循的目标。但是，5月16日联邦德国议院在审批这一条约时却建议在它的前言中增加一段内容，阐明这一条约并不废除联邦德国对北约承担的义务，也不损害联邦德国与美国的关系，同时保证欧共体将会向英国和其他非共同体国家敞开大门。

联邦德国对外政策的自主性还体现在它的“东方政策”（即对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的政策）上。自诞生以后，联邦德国便在东西方尖锐对立的形势下确立了一种非常强硬的东方政策，即“哈尔斯坦主义”（因在1955年由当时担任外交部国务秘书的哈尔斯坦建议制订而得名）。根据哈尔斯坦主义，从拒不承认两个德国的存在和决心“以西统东”这一前提出发，联邦德国不与同民主德国建交的任何国家（作为四个战胜国之一而对德国统一负有责任的苏联是唯一例外）建立外交关系。

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这种僵硬的东方政策变得越来越难以适应国际形势发展的要求。它不仅不能实现联邦德国以西统东的目标，而且严重阻碍了联邦德国的外交活动能力，实际上造成了联邦德国的孤立。甚至阿登纳在位时就已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进行调整势在必行。而在这种政策转换过程中，曾经两度出任西柏林市市长、1964年开始担任社会民主党领袖的勃兰特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对新东方政策的设想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基本内容：一是通过改变过去的僵硬做法实现与东欧国家以及民主德国的接触，改善联邦德国与它们的关系，并最终实现以西统东的目标。二是在这种接近的过程中采用“小步子”，即从具体的事情做起，一步一步地推动关系的发展。在1966年6月社民党的代表大会上，勃兰特提出，北约和华约组织的成员国举行会晤；德国东、西两部分实行“适当的、有监督的和临时的共处”。^[83]在年底联邦德国组成了大联合政府后，出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勃兰特进一步发展了关于新东方政策的设想。他在1968年3月社民党的代表大会上提出，在最后缔结对德和约以前，波恩应当尊重和承认民主德国和波兰之间的奥德-西尼斯河分界线。然而，由于在这一阶段社民党还不是主要的执政党，勃兰特无法将他的设想真正变为政策。1968年8月苏军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更是推迟了新东方政策的形成。

从总体上看，勃兰特关于新东方政策的设想和当时的美国对苏政策是一致的。但是，这种设想同时又具有一定的自主性，预示了联邦德国在对外政策上长期唯美国马首是瞻的做法将要发生的改变。当时美国不少人为此感到犹豫，担心这一政策有助于勃列日涅夫的争取西欧国家及孤立美国的策略的实现。

五、第三世界的兴起与反美斗争

20世纪60年代第三世界脱颖而出，其重要标志就是不结盟运动以及77国集团的形成和发展。与此同时，亚、非、拉美人民，特别是印度支那人民，开展了波澜壮阔的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斗争。

1．不结盟运动的形成

不结盟运动代表着广大发展中国家打破旧的国际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的要求。它的形成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的形势有着直接的关系：亚非民族国家的大量涌现提供了组织基础，反对集团政治的中立主义构成了思想根源，在共同斗争中团结起来、相互支持的要求产生了强大动力，老殖民主义国家的普遍衰弱与美苏两国的长期对抗则是重要的客观条件。不结盟运动的主要成员是亚非国家，但南斯拉夫的铁托总统为其形成和发展作出了特殊贡献。

如前所述，利用出席1960年的第15届联合国大会之机，分别来自欧、亚、非五个国家的领导人铁托、纳赛尔、尼赫鲁、苏加诺和恩克鲁玛，在纽约讨论了召开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的问题。会后，他们为此进行了积极的准备。1961年6月，由南斯拉夫、埃及、印度、印尼和阿富汗五国发起的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的筹备会议在开罗举行，出席的有20个国家的代表。会议决定了有资格受邀参加不结盟国家会议的五条标准，它们是：“应当采取了建立在具有不同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国家间和平共处以及不结盟基础上的独立政策，或者显示了赞成这一政策的倾向”；“应当一贯支持民族独立运动”；“不得是参加在大国冲突背景下缔结的军事同盟的成员”；不得是“在大国冲突背景下”缔结的“双边军事协定”或者“区域性条约”的成员；不得在“大国冲突背景下”向“外部大国”提供了“军事基地”。^[84]在不结盟运动刚刚形成的时候，这五项标准显然有助于保持不结盟运动的纯洁性，使它不致为美苏两个大国所控制。

按照筹备会议的决定，1961年9月上旬，首届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在贝尔格莱德举行。作为正式成员参加的有25个国家，除了南斯拉夫和古巴外，它们都来自亚洲和非洲。作为观察员列席的则是三个拉美国家。会议通过了《不结盟国家的国家和政府首脑宣言》。它突出表明了与会国强烈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大国政治的立场。宣言强调指出，各种形式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阻碍了“持久和平”的实现，现有的军事集团不时引起“国际关系的恶化”；为此，“不结盟国家的存在和活动是保卫世界和平的更加重要的因素之一”，它们“应该参与有关世界和平与安全的悬而未决的国际问题的解决”。宣言还明确指出了改造旧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必要性，要求“消除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遗留下来的经济不平衡状态”，建立联合国基本发展基金，“对经济较不发达国家的贸易规定公正的条件”，特别是“消除原料商品贸易中的过度波动”。^[85]

首届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确立了不结盟运动的独立自主的活动原则和反殖反帝的立场，推进了独立于美苏之外的第三种国际政治力量的正式形成，是第三世界兴起的一个重要标志。此后，不结盟运动吸引和团结了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到1964年10月第二届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在开罗举行时，正式代表国已经扩大到47个，另有10个国家和两个国际组织作为观察员列席了会议。

2．77国集团的形成

广大的亚、非、拉美国家在获得政治上的独立以后都面临着发展民族经济的艰巨任务。它们在实践中认识到，一方面，这一目标的实现不仅依赖于本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以及生产力的发展，还取决于对国际经济旧秩序的改造和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另一方面，为了改变国际经济旧秩序及建立新秩序，它们必须团结起来，统一斗争的策略和行动。不结盟运动的诞生，为这一目标的实现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促进了77国集团的形成。

在亚、非、拉美国家的倡议和推动下，1964年6月，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在日内瓦召开了第一届贸易和发展会议。其间，它们为了能以“同一个声音”讲话，组成了“77国集团”，并发表了《77个发展中国家联合宣言》。该宣言首次正式提出了发展中国家的概念，谴责了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对它们进行掠夺和剥削的行为，表达了改变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和建立一种“新的和正义的世界经济秩序”的愿望，强调“在贸易和发展领域建立国际机制”的重要性，表示要“维持、促进和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并为此目的“尽力增加相互之间的接触和磋商”，以及“确定共同的目标和制订联合行动的计划”。^[86]

尽管77国集团没有章程、预算和常设机构，但其形成仍然具有重要意义。第一，这表明了亚、非、拉美国家团结的加强，它们已经不满足于在维护民族独立及争取世界和平的斗争中的合作，进一步发展了在促进民族经济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斗争中的相互支持。因此，这一集团的出现也是第三世界兴起的一个重要标志。第二，77国集团的形成表明南北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它和20世纪60年代建立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组织一起，为20世纪70年代的南北对话做好了组织上和舆论上的准备。

3．印支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亚、非、拉美的民族解放运动在广度和深度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1965年初，巴勒斯坦人民开始了反对以色列扩张主义的斗争。同年5月，美国对多米尼加的入侵掀起了拉丁美洲国家反对美国干涉和控制斗争的新高潮，而越南、柬埔寨、老挝等印度支那人民实行的抗美救国战争更是在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史上写下了新的一页。

美国对越南的侵略经历了一个从幕后到前台、从派遣军事顾问到海空军直至地面部队、从南方到北方的过程。

在签署了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以后不久，在艾森豪威尔政府的纵容与鼓励下，1955年10月，吴庭艳集团废黜了亲法的皇帝保大，在越南南方建立了亲美政权。它一再拒绝北方关于举行南北协商以便通过选举实现全国统一的建议，并残酷镇压南方人民要求自由和统一祖国的爱国运动。在此情势下，从1959年起，南越人民被迫重新拿起了武器。他们的斗争得到了北方同胞的同情与支持。

尽管杜勒斯曾向参议院保证，美国绝不会参与镇压东南亚的民族起义或卷入当地的内战，到艾森豪威尔离开白宫时美国已向南越派出了几百名军事顾问。肯尼迪就任总统以后，从所谓多米诺骨牌理论以及遏制中国的立场出发，急剧增加了派往南越的顾问、教官和其他军事人员，帮助训练和指挥南越军队。与此同时，美国政府还下令加速向南越运送军事装备，特别是直升机，从而实际上在南越开始了一场不宣而战的“特种战争”。但是，美国及其支持下的吴庭艳政权并不能成功地镇压南越人民的斗争。相反，1963年11月，吴庭艳在一次军事政变中被杀。

约翰逊上台后不仅继承了肯尼迪的印支政策，而且大搞战争升级。1964年8月，他以美国军舰“马克多斯号”在北部湾遭到越南人民军打击为借口，一方面派遣空军对越南北方进行所谓的报复性打击；另一方面又成功地从国会获得授权，同意他使用“任何必要的手段”击退针对美国军事力量的一切“武装攻击”。^[87]这一“空白支票”的给予为约翰逊政府扩大侵越战争打开了方便之门。1965年3月初，美军轰炸机首次在没有任何具体口实的情况下攻击了北越境内的弹药库和港口。紧接着，美国的大约3　500名海军陆战队队员在越南南方的岘港登陆。这是美国首次派出地面部队进入越南。它表明，美国在印度支那的干涉和侵略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从1965年春天起，美国在越南的侵略规模进一步扩大。到1968年时，在南越的美军已达到54万人。此外，来自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其他成员国家（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韩国等的军队也达到6万人。他们不仅向南越爱国军民发动大规模的进攻，而且不断对北越进行轰炸和扫射，连河内也不能幸免。另外，美国还加剧了对老挝和柬埔寨的军事骚扰和攻击。

但是，美国的侵略并不能使得胡志明领导下的越南人民退却和屈服。南方军民在连续粉碎了敌人的两个旱季攻势后，于1968年1月底发动了空前强大的“新春攻势”，向大中城市和敌人机场、空军基地展开了猛烈进攻，甚至突入了西贡市，袭击了伪总统府。北方军民则对敌人空中破坏力量进行了有力打击。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始终得到了中国方面的全力支援。特别是从1965年起，中国不仅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提供了大量的物资，而且派出了它急需的各类武装人员。根据两国达成的协议，从1965年10月到1968年3月，中国前往北越的防空、后勤保障及各类工程等支援部队共达32万余人，其中不少人为了越南的民族解放事业贡献出了自己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