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苏对外战略的新调整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各自面临的严重困难，美苏都对本国的对外战略进行了新的调整。这在美国表现得格外明显。为了逃脱越南战争的泥潭和医治战争创伤，尼克松政府实行了全面的战略收缩。美苏对外战略的调整导致了它们关系的第二次缓和。

1．国际环境的新变化

20世纪60年代末，国际环境出现了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为美苏的战略调整奠定了基础。

首先，大国力量对比和相互关系发生了进一步改变。一方面，尽管从综合国力特别是从军事力量的角度衡量，美苏无疑仍是世界上的两个超级大国，但西欧、日本和中国的经济、军事力量和政治影响都有了较大的增长。另一方面，在1969年发生了苏军入侵中国领土珍宝岛事件以后，中苏同盟关系已经名存实亡；与此同时，西欧、日本在对外政策中的独立自主倾向也在不同程度上得到加强。正是在此背景下，美国总统尼克松在1971年7月于堪萨斯城发表的演说中正式提出了“五大力量中心”的概念，即除了美国和苏联以外，西欧、日本和中国也是世界的力量中心。按照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的说法，“超级大国的时代正在走向结束”，为一个军事上两极、政治上多极的时代所取代。^[88]

其次，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在三位一体的战略核力量方面，美国已经丧失了多年来一直对苏联拥有的数量优势，两国之间真正出现了大体的均势，相互确保毁灭关系最终形成。对两个超级核大国来说，甚至在对方首先发起第一次核打击因而本身的战略力量遭受严重损失的情况下，仍能对对方的经济和人口实施毁灭性的报复性打击。其结果是双方在一个很长的时期中都不再能够作为功能社会而存在。

再次，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美苏都面临着严重的困难。就美国而言，它的目标和能力之间的矛盾已经变得相当尖锐。从杜鲁门主义出笼之日起，美国就正式充当起了“国际宪兵”的角色，承担起了在世界范围内遏制共产主义的责任。它不惜代价与苏联展开军备竞争，织造了世界性的军事同盟网络，实行了全球性的军事部署，频频介入地区性争端和干涉他国的内政。这种做法迅速超出了美国实际拥有的能力。特别是越南战争，对美国造成了巨大的有形和无形伤害。它不仅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且在国际上陷入了空前的孤立，国内出现了普遍的反战运动。1969年上台的尼克松政府不仅必须尽快结束这一战争，而且肩负着医治战争创伤的艰巨任务。

苏联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一方面，由于本身经济结构存在的深刻问题，再加上同美国进行的全面对抗尤其是军备竞争，苏联长期以来被经济困难所缠绕。勃列日涅夫上台后曾经采取了一些措施，包括分散经济管理的权力、有限度地运用市场经济机制等，以加速经济的增长速度及促使经济现代化。尽管这些努力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却远远没有实现预定目标。苏联人民尤其对消费品质差量少的情况感到不满。为了扭转此种局面，勃列日涅夫试图发展苏联的对外贸易和引进国外技术，而这需要适度地改善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另一方面，出兵捷克斯洛伐克使莫斯科在国际上遭到普遍的指责，与中国发生的珍宝岛冲突以及中美关系的逐渐解冻则让它感受到了面临两线作战的压力。为此，苏联也希望缓和与美国的关系。

2．尼克松政府的对外战略调整

在历任美国总统中，从进入白宫时在美国对外战略方面已作的战略思考来看，尼克松的准备是相当充分的，而且与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的观点十分吻合。尼克松认为：第一，时代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这又表现在三个方面：从世界来看，各国人口普遍年轻化，并且受意识形态束缚较少，更加务实；就国际体系而言，其成员在量和质的方面都与以往明显不同，它们的相互联系更加紧密复杂，国际关系变得全球化；依据大国之间的权力关系分析，出现了军事两极和政治多极的现象，美国的力量优势相对衰弱。第二，多极均势通常更稳定、更有助于和平，但是现在的世界又有着自己的特点。一方面，与有着显著同质性的19世纪的欧洲不同，当前世界各大国间存在很大的差异，不易就目标和方法问题取得共识，从而相对地增加了实现多极稳定的困难。另一方面，世界的权力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不再仅仅由有形的物质力量（特别是军事力量）所构成，还包含了心理的力量、道德的力量，它们对实现多极稳定也至关重要。第三，中苏分裂对美、中、苏三角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美国既应当利用中国对苏联施加压力，并从实力地位出发与苏联展开谈判，又应当对中国实行一种“施压加劝说”（即“限制加接触”）的政策，推动中国发生变化。^[89]

在1969年进入白宫之后，尼克松将他的这种战略思考迅速运用到对外政策之中，进行了战略调整。翌年2月，尼克松向美国国会提交的咨文《70年代美国的对外政策：争取和平的新战略》最全面地阐述了这种调整，将其于1969年7月提出的、主要针对亚洲的“关岛主义”（即“尼克松主义”）正式发展成为美国的新的全球战略。它以“伙伴关系”、“实力”、“谈判”等三项原则作为自己的支柱。

具体地说，尼克松的对外战略调整涉及四个方面：第一，改善与西欧、日本的关系。尼克松承认，在与盟国的关系中，美国必须改变过去那种由美国支配一切和负责一切的政策，适应新的环境和形势。第二，从越南脱身。尼克松认识到，从越南“体面地”撤军和结束印度支那战争是美国的当务之急，为此，他迅速地决定并着手实行两项不同然而相辅相成的行动方针：谈判和越南化。第三，打开通向北京之路。尼克松批判了美国政府长期以来在对华政策问题上采取的鸵鸟政策，决心改善美中关系，以促进世界均势结构的形成和印度支那战争的早日结束。第四，从实力地位出发，与苏联进行谈判。尼克松一方面表示愿意在任何合适的场合与苏联讨论德国、军备控制等问题，另一方面又强调恢复美国自身和西方联盟的力量的必要性。其中，打开通向中国之路和从越南脱身是最为迫切的任务，最典型地体现了美国实施的战略收缩。

3．打开通向北京之路和从越南脱身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成立以后，杜鲁门政府和艾森豪威尔政府就对之推行一种“遏制与孤立”的顽固政策，即军事上包围、经济上封锁、外交上孤立。但是，这一政策不仅未能扼杀新中国，反而引起了国际社会的不满和美国有识之士的反弹。实际上，从艾森豪威尔政府后期起，美国国内就逐步形成了一股要求结束僵硬的对华政策、与新中国进行接触和交往的舆论潮流。在此背景下，约翰逊政府逐渐转向一种“遏制但不孤立”的政策，即在坚持继续遏制中国的同时又试图与之进行有限的接触，包括开展政治对话和文化交流。但是，主要是由于两国国内的政治原因，这一政策未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尼克松在入主白宫以后则谨慎但是坚决地开始实施他的“限制加接触”的对华政策构想，作出了接触中国的决定，并采取了一系列向中方显示善意的具体措施，为实现美中两国的对话与和解创造条件。1970年10月，尼克松更是通过访问华盛顿的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向中国表示，愿意派遣一位特使秘密访问北京。中国方面敏锐看到了尼克松政府的这一变化，并且从维护国家利益和反对苏联扩张主义的角度出发作出了积极响应。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地对中国实施了48小时的“破冰之旅”，打开了与中国高层领导直接对话的大门。这次访问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不仅为半年后的尼克松访华作出了必要的安排，而且与中方交换了对两国关系所涉及的各种问题的看法，开始了双方的相互接触和理解的过程。

1972年2月，尼克松对中国进行了“改变世界的七天”的“和平之旅”。在此期间，他与毛泽东讨论了“哲学问题”，与周恩来就双边关系以及共同感兴趣的国际问题进行了会谈。最后双方于2月27日达成了举世瞩目的《中美联合公报》（上海公报）。这一公报既肯定了中美两国在对待国际形势和双边关系方面的一致之处，又阐明了它们的主要分歧。尼克松的访华和上海公报的发表是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事件。一方面，它们有利于缓和整个国际形势特别是亚太地区的形势，促进了世界的稳定与和平。另一方面，尼克松访华和上海公报的发表标志着美国对华政策真正从“遏制与孤立”、“遏制但不孤立”转向“限制加接触”，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这不仅使中国摆脱了在两个战略方向上同时要对付强大对手的状况，获得了更大的活动空间，而且也改善了美国的战略处境，加强了美国在与苏联打交道时的地位，促进了美国的对外政策的调整，包括结束印度支那战争。

到了约翰逊政府的后期，美国已因印度支那战争陷入了严峻的困境。尼克松上台以后即在越南问题上着手实行“双轨政策”。他一方面积极推行“战争越南化”方针，用美国提供的军事装备加紧扩充和武装南越西贡当局的军队，以取代正在越南作战的美军。另一方面，他又加快了与北越进行和谈的步伐，企图以此实现所谓体面的和平。1969年1月25日，越南民主共和国、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美国以及南越西贡当局的代表在巴黎开始了正式的会谈。1972年2月中美上海公报的发表，更使形势进一步发生了有利于印度支那人民的变化，推动了尼克松最终从印度支那撤出美国军队的进程。

1973年1月23日，参加巴黎和谈的四方签署了《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据此协议，各方将自当日格林威治时间24时起“在越南南方全境实现停火”，美国将停止其军队“对越南民主共和国领土的一切军事活动”，并在60天内从越南南方撤出美国及其盟国的全部军队；北越和美国承认南越人民有权“通过在国际监督下进行的真正自由和民主的普选，自己决定越南南方的政治前途”；各方同意“越南的统一将在越南北方和南方之间进行讨论和达成协议的基础上”“通过和平的方法逐步实现”。在这一协定中，各方还保证彻底尊重“柬埔寨和老挝人民的基本民族权利，即这些国家的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尊重柬埔寨和老挝的中立”，从它们的领土上全部撤出各种军事人员、武器弹药和作战物资。^[90]越南战争的结束，使美国摆脱了一个沉重的历史包袱，进一步改善了它的战略处境和国际地位。

4．苏联的对外战略调整

国际环境的变化以及国内问题的突出同样影响到苏联的对外战略。从20世纪70年代初起，苏联对西方国家的政策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势，即谋求缓和与西方国家在欧洲、军备控制、贸易等领域的关系。勃列日涅夫在1971年苏共二十四大上所作的报告宣称，苏联的政策“始终是将坚决击退侵略与一种建设性的路线结合起来，这一路线旨在解决紧迫的国际问题，以及同属于另一社会制度的国家维持正常、在条件允许时甚至良好的关系”。^[91]在中美关系解冻以后，苏联更是加快了调整与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关系的步伐，包括积极展开军备控制谈判，缓和在欧洲的对立。

勃列日涅夫显然指望藉此实现这样一些直接目的：第一，缓解美苏军备竞争过程，维持两国在核军备领域出现的均势以及苏联在常规军备领域具有的优势。第二，创造条件解决欧洲的战后遗留问题，巩固苏联已经取得的成果，并摆脱因出兵捷克斯洛伐克而在东欧问题上陷入的被动地位。第三，发展苏联与西方的贸易，获得西方的技术，以改善苏联的经济形势。第四，通过改善与美国的关系，加强在东亚对中国的压迫和孤立。

然而，就在缓和与西方国家关系的同时，勃列日涅夫竭力利用美国实行战略收缩和积蓄力量之机，加紧向第三世界推进和扩张。正是在这一点上，勃列日涅夫的政策比以往更具侵略性和冒险性，从而进一步削弱了苏联的地位，并导致第二次缓和的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