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苏关系的再度紧张

在里根于1981年初入主白宫后，由于美国已经从越南战争的综合征中逐渐恢复过来，并且为苏联在第三世界的扩张以及在核力量方面的进展深感不安，因而华盛顿对苏联采取了强硬政策，美苏关系再度紧张。两个超级大国在核军备领域展开了新的竞争，在热点地区进行着激烈的对抗。

1．里根的强硬对苏政策

里根继承并且发展了自苏联出兵阿富汗以后卡特政府在美苏关系问题上采取的强硬态度。一方面，他声称决心恢复美国在世界上的威望和地位。1981年10月，里根政府提出了一个对美国的战略核武库实行全面现代化的六年计划。为了执行该项计划，1981—1986年间，每年的国防预算将递增8%—9%左右。它还对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军备控制政策提出了批评，声称在第二阶段美苏限制战略核武器谈判中签署的协议必须得到修改。此外，里根政府加紧准备在欧洲部署“潘兴-Ⅱ”式导弹和地面发射的巡航导弹。另一方面，里根政府对苏联的对外政策进行了尖锐的指责。他说，苏联是“野心涉及地球的每一个角落”的帝国主义国家，苏联领导人为自己“保留了无恶不作、撒谎和欺骗的权利”。^[1]在莫斯科支持波兰当局于1981年底对团结工会采取严厉措施并实行军管后，里根指责苏联是“邪恶的帝国”，同时策划对苏联实施经济制裁。1983年3月，他在一篇讲话中声称，“苏联是现代世界的罪恶核心”。^[2]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苏联的处境变得越来越艰难，一方面，由于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以及直接出兵阿富汗，它不仅在道义上受到了广泛的谴责，经济上也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另一方面，波兰的团结工会事件不仅束缚了苏联的手脚，并且使得苏联领导人更加为国内日益恶化的经济形势感到担心。为此，苏联在第三世界的扩张和推进有所收敛，其军费增长速度也开始放慢，从20世纪70年代的4%—5%减为80年代初的2%。但是，尽管如此，面对着里根政府的挑战，勃列日涅夫并未退缩。在1981年冬天的苏共二十六大上，他谴责了里根政府的“好斗”语言。1982年夏天，《真理报》载文指责美国政府陷入了“不可控制的精神错乱”、“有着当今世界上最为右翼”的观点，声称华盛顿政策的直接后果之一是“核战争威胁的增加”。^[3]

1982年11月勃列日涅夫的去世以及安德罗波夫的上台，使得急剧恶化的美苏关系出现了一些转机。1983年上半年，安德罗波夫发起了一场“和平攻势”，以阻止美国按照1979年底北约理事会的“双轨决议”在欧洲部署新的中程导弹。为了缓和西欧的反战运动及取得盟国的支持，这时里根也稍微收敛了一下他的反苏言行，对安德罗波夫的姿态作出了某种响应。为此，在一个短时期中，美苏关系似乎有了改善。1983年7月，已在马德里工作了三年的欧安会续会的代表签署了最后文件；8月，美苏缔结了为期5年的谷物协定，并达成了就文化和科学交流问题重开谈判的协议。然而，好景不长，9月1日，一架南朝鲜客机被苏联的Su-15战斗机击落，机上269人全部丧生。此事导致了美苏关系的再度恶化。1984年2月安德罗波夫病逝后，继任的契尔年科表示要在美苏关系方面实现真正的突破，但实际上两国仍然处于严重的对峙状态。苏联甚至拒绝参加1984年夏天在洛杉矶举行的奥运会，宣称这一决定应该依据里根的对苏政策加以理解。

2．美苏在核武器方面的新竞争

在新的紧张对峙中，美苏军备控制谈判徘徊不前，它们的军备竞争则获得了新的动力。

如前所述，20世纪70年代中期，苏联着手在其欧洲领土部署逆火式轰炸机和新式中程导弹SS-20。作为一种回应，1979年12月，北约成员国的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在布鲁塞尔联席会议上通过了“双轨决议”。其中的一项决定是，北约将对它的中程核力量实行现代化，在1983—1988年间于西欧部署美国的由地面发射的巡航导弹和“潘兴-Ⅱ”式导弹。另一项决定则是，北约将采取平行的努力，就限制欧洲的中程核力量问题同华约展开谈判，这一谈判应在美苏两国之间进行。北约的意图是，如果苏联同意谈判，北约就可利用它计划部署的中程核力量作为筹码，迫使苏联大幅削减它在欧洲的中程核力量；如果苏联拒绝谈判，北约就可藉此为它部署新式中程核力量的计划进行辩解。苏联接受了这一谈判建议。它试图利用谈判阻挠美国实施在欧洲增强中程核力量的计划，并在西欧各国煽动对美国的不满情绪。

这样，1980年底美苏就欧洲中程核力量问题进行了预备性谈判，一年后又开始了正式谈判。在以后历时两年的五轮谈判中，美苏双方抛出了一个又一个的建议。尽管它们都被贴上了“新的”、“创造性的”、“灵活性的”标签，但其基本内容并无实质性变化。美苏在中程核力量的谈判中显示出来的分歧始终集中在三个方面：协议应当包括的武器体系，涉及的地理范围，以及对第三国核力量的处置。正当它们在谈判中相持不下时，1983年11月23日，联邦德国联邦议院再次通过了同意在其领土上部署美国中程导弹的决定。安德罗波夫立即宣布，苏联代表将退出日内瓦谈判，并将加速在民主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部署战役、战术导弹的准备工作。苏方还将美国中程导弹从欧洲的撤出作为其同意恢复谈判的先决条件。

与此同时，美苏关于战略核武器的谈判也陷入了僵局。自1982年6月重新开始以后，它被称作减少战略核武器的谈判。在这一谈判中，美苏都怀有复杂的动机，一方面，它们指望，最后达成的协议将能使对方发展战略核力量的努力受到限制，从而在超级大国间建立一种更加符合本身利益的军事平衡。另一方面，双方又都希望利用谈判进行宣传，将不能达成协议的责任推诿于对方，为自己的军备扩张政策进行辩护。为此，尽管1983年春季和夏季这一谈判曾经取得一些进展，在苏联退出了中程核力量的谈判以后它也迅速中止。

20世纪80年代初，当美苏军控谈判停滞不前时，它们之间掀起了一轮新的军备竞争。就战略核力量而言，美国在准备部署MX型陆基洲际弹道导弹的同时，加紧开发采用了隐形技术的B-1B型轰炸机、高精度的“三叉戟-Ⅱ”型潜射弹道导弹。苏联则加紧研制与美国MX型导弹相当的SS-24型导弹和射程更远、命中精度更高的SS-25型导弹，以及类似B1-B的“海盗旗”型战略轰炸机。尤其引人注目的是，美苏还在战略防御手段方面开始了竞赛。

1983年3月23日，里根在向全国发布的电视演说中提出了被称为“星球大战”计划的“战略防御倡议”。他说，美国要着手一项长期的研究和开发计划，集中力量建设一种可以用来阻止战略导弹的攻击的防御系统，这一系统将使核武器“失效和过时”，最终“消除战略核导弹所引起的威胁”。^[4]里根还辩解说，该计划与1972年反导条约并不矛盾。五角大楼则进一步解释说，战略防御倡议要建立的是一个以天基定向能武器（激光、粒子束、微波束、等离子束等）为主的多层次、多手段的摧毁来袭弹道导弹的系统；对方发射的袭击导弹在飞行的全过程中都将遭到被摧毁的危险，难以“漏网”，因而美国整个国家都会获得有效的防御。按照计划，1985财年是正式实行战略防御倡议的第一年，2010年将完成这一导弹防御系统的最终部署，估计所有费用将高达2万亿美元。^[5]

苏联对美国的战略防御计划采取了严厉批评的态度。安德罗波夫说，这是一个为了确保美国的战略进攻力量具有进行第一次核打击的能力的计划。与此同时，根据美国政府获得的情报，“苏联人长期以来一直就他们的防御计划进行深入的研究，他们只是不谈而已”。^[6]

3．美苏在热点地区的对抗

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美苏在世界上的所谓热点地区进行了全面的对抗。这一对抗尤其体现于当时先后发生的三场战争，即阿富汗战争、两伊战争和马岛战争。

1979年12月对阿富汗的入侵使苏联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它不仅遭到了当地人民的顽强抵抗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尖锐指责，还引起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强烈反应。

为了阻止苏军南下印度洋和威胁西方的石油供应线，在其入侵阿富汗后不久，1980年3月，美国便正式成立快速部署部队司令部，以应付在中东及其附近地区可能出现的紧急需要。随后，它又将航空母舰开进印度洋，同埃及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加强对毗邻阿富汗的巴基斯坦的军事支持，并通过各种渠道向阿富汗抵抗运动提供秘密援助。此外，美国还同其他西方国家一起向苏联施加各种压力，包括拒绝批准1979年签署的美苏第二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抵制1980年夏季莫斯科奥运会，对苏实行粮食、先进设备和战略物资的禁运，以迫使苏军撤离阿富汗。

1980年9月开始的两伊战争使苏联陷入了一种两难的境地。伊拉克曾是苏联在中东倚重的主要国家之一，而伊朗在霍梅尼领导下表现出来的反西方倾向也颇受苏联青睐。为此，苏联实施了一种表面中立、实则看风使舵的政策，并趁机向两伊倾销了大批军火。与此同时，它不断增强在波斯湾及其周围的军事力量，以便必要时进行干预。美国则将自己的赌注主要压在了伊拉克一边，对之出售了许多高技术的军事装备，并向支持伊拉克的沙特阿拉伯与科威特等海湾国家转让了大量先进武器，从而扩大了在阿拉伯世界的影响。此外，美国还增加了在印度洋和波斯湾的海军力量，并于1983年1月将快速部署部队司令部升格为直属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中央司令部，其所辖总兵力约20余万人。

1982年4月爆发的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马岛战争）则置里根政府于一种颇为尴尬的处境，因为交战双方都是同美国的关系颇为密切的国家。它最初采取了貌似中立、实际偏向英国的态度。当英国舰队到达南大西洋并准备进攻马岛时，里根政府便直接宣布了对伦敦的支持。在整个战争中它向英国提供了6　000万美元的军火、1　250万加仑的航空汽油以及大量的有关阿根廷军事部署的情报，还参与了对阿根廷的经济制裁。这些做法不仅恶化了美国与阿根廷的关系，而且给了苏联以可乘之机。它向阿根廷提供了涉及英国的军事情报，与其签署了供给浓缩铀以及在马岛周围联合开采石油和渔业资源的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