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功能语言学视角下的翻译

系统功能语言学从其滥觞到发展、成熟，就一直对翻译研究产生着影响，当代不少翻译理论家都直接或间接地从该理论汲取营养，指导自己的翻译研究，并因此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推动了翻译学研究向前发展。

一、国外的情形

根据我们对研究文献的梳理，Halliday等创建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应用于翻译研究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早在1965年，Catford （1965）就自觉地运用了Halliday的级阶和范畴语法理论，首次从系统功能语言学角度探讨了翻译的性质、类型、方法、条件和限度，并运用层次，范畴以及级阶等语言学概念论述语际转换的根据，指出根据语言的“级阶”，即词素、词、短语或意群、小句或句子，翻译可以分为逐词翻译、直译和意译，逐词翻译是建立在单词“级”上的等值关系；意译“不受限制……可以在上下级之间变动，总是趋向较高级变动……甚至超越句子”；直译则介于逐字翻译与意译之间。并提出翻译对等只能是话语对等和功能对等，开辟了翻译理论研究的新途径。

1985年，Halliday的《功能语法导论》问世，标志着功能语法进入了成熟的阶段。1994年Halliday的《导论》出了第二版，2004年又出了第三版，标志着功能语法更加成熟，更加完善。他所构建的语篇分析模式为翻译者所广泛运用。

当代国际著名的翻译理论家Bake， 1992年出版了《换言之：翻译教程》。该书系统地探讨了现代语言学理论（主要是系统功能语言学、语用学等）中一些重要概念及其对处理翻译中诸多复杂难解问题的启示与指导意义，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名副其实地为一本培训翻译人员的教科书。Bake运用了Halliday系统功能语言学里的主位结构和信息结构等概念以及词语连贯的所指、替代、省略、连接和词汇衔接五种黏着手段，全面论述了如何实现篇章层面的翻译对等的问题。

如果说Bake等运用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篇分析模式讨论翻译问题主要集中在语篇功能的层面，关注如何运用主位、衔接、连贯等语言资源手段实现语篇对等的话，她通过对选自Pinter的作品Old Times里一个情景案例的希伯来语译文的分析，描述了译本如何因在连贯方面发生改变而导致了译本功能变化的情形。Hatim和Mason运用系统功能语言学语篇分析模式讨论翻译问题，除了在语篇的纬度，如主位、连贯性等方面考察译本与原文的匹配情形之外，还深入到了译本的概念、人际功能相对于原文的情形。

由此，正如Munday （2001）所指出的，Hatim和Mason （1997）的语篇分析模式体现并超越了House的语域分析和Bake的语用分析范围，认为语言和语篇是社会文化信息和权势关系的体现，其最大特点在于将Halliday关于语言的社会符号性和文化与意识形态的观点运用于翻译分析。

Bell将语言学理论系统地用于对翻译的探讨，写出翻译研究的专著《翻译与翻译过程：理论与实践》而因此成为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派的代表人物。Halliday曾说：“如果能用一个语言学模式来描写翻译过程，那会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应根据语言活动本身来描写它，而不是以先人之见从语言研究领域外部去描写。”Bell就是试图从系统功能语言学和语篇语言学的角度来研究翻译问题，努力寻求一种“客观的”方法去描写翻译现象。

Munday的博士论文“翻译的系统：对Garcia Marquez作品翻译文本基于机助的系统功能路向的分析”，通过对研究语料哥伦比亚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Garcia Marquez的西班牙语小说Doce cuentos peregrinos （ 《十二个朝圣者的故事》）和美国译者Edith Grossman的英语译本的对照，研究翻译中的转移及其趋势。在对这一问题的探索和研究语料的文本分析过程中，他自觉地运用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言分析模式作为理论基础。之所以如此，据他自己所言：“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分析模式关注实际使用中的、作为交际行为的语言的功能，它视语言为‘一套意义潜势的系统’。也就是说，它将作者实际的选择与可能的选择进行对比而把握所实际选择的措辞表达的意义。因此用它来对翻译中转移和Lev所说的‘做决定过程’进行分析似乎颇为适宜。况且，这一模式将语言层面的选择系统地与社会中个体的、社会的、文化的和意识形态的等诸多方面连接起来，从而提供了探索翻译中的转移所需要的社会文化框架。”在《翻译研究入门》一书里，他还对包括House、 Hatim和Mason、Bake等运用Halliday语篇分析模式研究翻译的功过得失进行了分析。

二、国内的研究

在我国，最早运用Halliday语言学理论讨论翻译问题的是胡壮麟。胡壮麟（1989）运用系统功能语言学关于语言三大元功能的论述对翻译研究的重要概念——“对等”的内涵做了深入挖掘和剖析，并由此论述了翻译的实质和标准：“翻译一般是寻求原文和译文在意义上的对等。……翻译应寻求两种语言的语篇在同一整体情景语境中具有相同的意义和相同的功能。”“翻译的对等关系不能只建立在一种意义（通常是概念意义）的基础上；在寻求两种语言的语篇的概念意义对等的同时，还必须寻求两种语言的语篇在表达讲话者的态度、动机、判断、角色等人际意义，以及在表达媒介、渠道、修辞方式等语篇意义的对等。在一般情况下，好的译文需在这三种意义上都与原文对等。”

比较系统、全面地运用Halliday系统功能语言学探索翻译问题，既有理论阐述，又有实证支撑的是黄国文。他于2001、 2002、 2003、 2004连续在我国外语类核心期刊上发表了一系列从系统功能语言学角度讨论翻译的论文，其主要特点是运用Halliday语篇分析模式探讨唐诗翻译问题，以其说明韩氏理论对翻译研究的适用性和可操作性，范围涉及唐诗的引述现象、语气、主位结构、信息结构、经验功能、人际功能、时态、形式对等、逻辑功能、系统功能语言学语境等，并从宏观角度阐述了功能语篇分析的可行性，为我国学者将Halliday理论运用于翻译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另一比较系统地从系统功能语言学视角研究翻译问题的是张美芳，她和黄国文（2003）合作的《语篇语言学与翻译研究》一文，着重阐述了功能翻译观，如：意义与其体现形式之间的关系，语篇特征、语境与语言选择、语篇体裁与情景语境等；《从语篇分析的角度看翻译中的对等》一文，则从语篇分析的角度，在语篇体裁和语域变体两方面对英汉翻译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分析；而《意图决定语篇制作的策略》一文则从原文和译文的情景语境视角分析了译本与原文功能的不同及其译者制订翻译策略的依据。

王东风近年借用系统功能语言学里的一些重要概念探讨翻译理论与实践。在《小说翻译的语义连贯重构》 （2005）一文，他根据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连贯、衔接和衔接手段中的复现和同现等概念，从语篇分析角度，指出翻译是原文语篇连贯关系的重构理念，分析了语义连贯的构成及其翻译对策，并探讨了复现和同现两大衔接手段在语义连贯构成上表现及其相应的翻译得失。在“小句物质过程被动语态的逆转式翻译所引起的功能亏损”里，文章以英文小说《简·爱》的片段作为主要分析语料，从诗学的角度探讨小句被动结构在逆转式翻译中的功能亏损，文章涉及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概念功能和语篇功能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

尚嫒媛、王鹏和李发根等也从系统功能语言学角度研究翻译。尚嫒嫒（2003）的博士学位论文《政治演讲词英汉翻译中的转移——从系统功能语言学阐释翻译中语言的应用》，对政治语篇英汉翻译中存在的翻译转换现象进行描述和探讨，拓展了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的运用领域，特别是作为一种语篇分析理论和工具在描述和分析翻译语篇中的作用，同时也为翻译现象的探讨提供了一种语言学角度的阐述。王鹏（2004）的学位论文《〈哈利·波特〉与其汉语翻译——以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分析情态系统》，则以说话者性别、年龄与情态动词can、 could的情态系统（情态类别、情态指向、情态正反）之间的关系，调查《哈利·波特》英语原文及其汉语翻译之间是否存在翻译对等。李发根（2005）的论文《人际意义与等效翻译》，以唐代诗人李白的抒情诗《蜀道难》及其五种英译文为语篇分析素材，运用Halliday的语篇分析模式和亨斯顿的评价局部语法探讨人际意义与翻译问题。该研究不仅证实了英汉语篇人际意义客观存在性和韩氏语言理论在翻译中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而且构建一个可用于分析唐诗人际意义翻译的模式，为研究人际意义提供了一个切实可行的依据，为翻译者提供了人际意义翻译的原则和方法。

另外，李运兴2001年出版的《语篇翻译引论》和萧立明的《新译学论稿》（2001）也主要是从语篇方面去讨论翻译问题，把翻译研究从以句子为研究单位扩大到语篇，涉及Halliday的语境观、衔接连贯、语篇的语域、语篇的层次性等问题。

三、系统功能语言学路向翻译研究评述：成绩与不足

综上所述，愈来愈多的翻译理论家从系统功能语言学那里汲取营养，开展翻译研究，并已经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翻译研究的Halliday系统功能语言学派，推动了译学研究向前发展。

（一）取得的成绩

概括起来，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建构了新的翻译理论体系和翻译质量评估模式

如前所述，英国语言学家Catford运用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早期形式Halliday的级阶和范畴语法理论，归纳了翻译理论体系，较为系统、全面地探讨了诸如翻译的性质、类型、方法、条件和限度等问题。Hatim和Mason运用系统功能语言学语篇分析模式，应用其中的许多重要概念如语境、语域、语言的三种元功能——概念、人际、语篇及其词汇—语法资源——及物性、情态、主位、连贯性等考察译本与原文，并将Halliday的文化和意识形态观点运用于翻译分析。而House则以系统功能语言学里的语域分析模式，建构了国际翻译批评界第一个系统、全面的翻译质量评估模式。

2.对翻译研究里的一些核心概念做出了新的阐释

House根据系统功能语言学关于语言的元功能阐述，论述了翻译的实质是指包括语义的（semantic） 、语用的（pragmatic）和语篇的（textual）在内的“意义”在从一种语言转移到另一种语言时保持不变。“翻译是用语义和语用对等的译语文本代替源语文本”。胡壮麟等（1989）则因此提出了翻译的标准。刘士聪、余东（2000）在论述翻译研究中另一核心问题翻译单位时，他们借助主/述位理论并指出在结构上，主/述位对句子有构建意义；语篇内，通过主/述位分析语篇衔接确定句内的信息及其交际功能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原文，进而提出“以主/述位作翻译的单位对原文进行分析和转换是有效的”。

3.对诸如“翻译转移”等现象做出了别开生面的描述与解释

Munday （1997） 、尚嫒媛（2003） 、张美芳（2001）运用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或其中的重要概念深入探讨了翻译转移问题，Hatim&Mason （1997） 、张美芳（2000）等则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视角分析和揭示了译文与原文意图冲突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

4.推进了对译本质量的评估研究

从系统功能语言学角度切入，研究译本质量的评价，可谓着力最多，涉及的语料也十分广泛，如英德翻译（House） 、英法翻译（Hatim&Mason ） 、英西翻译（Hatim） 、英希翻译（柏偌莫—夸卡）等。在我国，尤以中国古诗英译质量研究的最多，成果也相对更为丰富，如黄国文、李发根、张晓春（2005） 、郑元会和苗兴伟（2005）等。

（二）缺陷与不足

虽然系统功能语言学之于翻译研究表现出广阔的发展前景，系统功能语言学路向的翻译研究取得了不菲的成绩，但也存在诸多问题和不足，主要表现在：

1.研究比较零散，涉及问题有限，缺乏大器之作

总体而言， 目前的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表现在迄今尚未提出一个系统的、基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翻译理论框架，缺乏运用该语言学理论全面探索翻译问题的扛鼎之作。当下人们更多地只是应用该理论的一些原理、概念来阐释翻译研究中有限的几个问题，比较零散。如胡壮麟（1989）和Bell （1991）都运用系统功能语言学关于语言三大元功能的论述对翻译研究的重要概念“对等”的内涵做了深入挖掘和剖析，但却并未建构出基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翻译研究框架和写出从此视角系统地探索翻译问题的学术专著。

2.新瓶装旧酒

从系统功能语言学视角对翻译的探索和由此得出的一些看法与其他视角如传统译论的结论并无多少不同，没有多少新发现。如司显柱（2005）在对一首诗歌几种汉语译本开展质量评价时，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角度论述：虽然文学作品的翻译更关注对原文里“人际功能”的传递，但同样也不能不追求对原文的概念功能对等。而这与传统译论的提法“文学翻译既需求真，也要求美”（许渊冲）并无在内容上有实质上的区别，只是在于视角的不同。

3.较为繁琐，操作性不足

由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言分析模式在语法范畴化方面的复杂性以及对结构和意义的一一匹配的规定性描写，这样到底要运用其中的哪些范畴来讨论翻译问题就颇费周折。如在评价译文时，如果要在体现语言的三个功能的所有词汇—语法资源层面分析译文既太过复杂，有时往往也没有必要；而要是做出取舍，那么哪些人选，哪些出局呢？根据系统功能语言学对包括翻译在内的言语行为的阐述，言语活动是在形式、功能和情景互动关系里运作的，由于情景决定意义，而意义是有形式体现的，因此必需考察翻译的情景。但情景又包含很多变量，这些变量不仅决定了译文将要发挥何种功能，也必然对翻译策略，进而译文的面貌发生作用。但到底要涉及那些情景变量呢？这同样是一大问题。正是因为它的繁琐，所以用于翻译研究时也就难免显得操作性不足。

对于系统功能语言学路向的翻译研究现状：存在的不足和取得的成就，要进行科学、理性地分析，既不能因此妄自菲薄，否定它对翻译研究的指导和启发意义，也不能沾沾自喜而裹足不前。首先，对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翻译研究以上的不足，应当看到： 由于社会本身的包罗万象，基于社会符号学取向的，因而基于实际使用的言语而构建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 自然要比形式语言学如转换生成语法只关注的抽象的语言，只描写如何生成合乎语法的句子的语法理论，当然在语法的范畴化、框架结构等方面复杂得多，这虽然因此导致了前述应用于翻译研究时的选择的不便和操作性不足，但实践业已证明它比关乎如何生成语法对翻译研究更有指导性。

同时，翻译本身的复杂性以及研究者基于视角、兴趣、能力、精力等因素也决定了系统功能语言学对翻译的探索，与其他语言学视角的翻译研究和文化学派的翻译一样，不可能解决翻译的所有问题。因此我们不能因为系统功能语言学没有触及翻译里的一些问题而责难或否定其价值。翻译本身的复杂性、翻译研究学科的属性决定了任一单一的理论都不可能解决其全部的问题。另一方面，虽然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视角对翻译里的一些问题的描述和探讨所得出的结论与其他的角度而得出的结果在内容没有多少不同或者说有不少雷同，但这同样不能说没有意义，因为方法的创新同样是学术的进步和繁荣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