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在东欧发生剧变的过程中，布什就提出了建立美国治下的“世界新秩序”的构想。冷战结束以后，他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构想。克林顿事实上也是遵循了同样的路线。
1．“世界新秩序”的提出
冷战是以东欧国家和苏联的剧变、东方阵营的解体而告终结的，实际上意味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取胜。因此，冷战的结束使得美国的地位和威望急剧上升。与此同时，在苏联经历了持续动荡和最终崩溃以后，作为其直接继承者的俄罗斯面临着诸多的挑战和困难。尽管它仍然拥有世界上最为庞大的核武库之一，但是其综合国力，包括政治影响和经济实力，已经无法和美国相比。甚至它的军事力量也因为军费拮据、结构混乱等原因而出现了各种问题。因此，俄罗斯已经不再是可以与美国相匹敌的两极中的一极。
其他的一些大国或国家集团，如欧盟、日本和中国，尽管已经成了新的力量中心，但是在近期之内它们的综合国力与美国还不是处于同一水平线上。因此，虽然多极化是当代国际关系发展的总趋势，在冷战结束以后的最初十年中，作为一种过渡和暂时的现象，世界却呈现出一种单极化的特征，或者说一超多强的特征。换言之，在此时期，两极型的国家体系实际上为单极型的国家体系所取代。
正是在此背景下，布什与克林顿提出和发展了关于美国治下的“世界新秩序”的构想。1990年9月11日，就在东欧发生剧烈震荡和变动的过程中，布什在美国国会联席会议的演讲中首次提出了建立“世界新秩序”的目标。他说：在“动乱的岁月”结束以后，将出现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个新时代里，“世界所有的国家，不论是东方国家还是西方国家，北方国家还是南方国家，都将走向繁荣并在和谐中生活”。[1]在翌年8月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布什所写的序言不同寻常地被赋予了一个标题：“世界新秩序”。他在其中说，“世界新秩序”“是一种抱负，一种机遇，一种只有很少几代人可以享有的特殊可能性”，“即当旧的模式和既定事物在我们周围崩溃时，我们将按照自己的价值和理想建立新的国际体系”。[2]
布什试图建立的“世界新秩序”，实际上也是克林顿努力的方向。他的一系列提法，如“调整和建立全球制度”，重塑“安全、经济和政治结构”，构筑“制度和安排的网络”，形成新的“国际体系”等，是布什的“世界新秩序”构想的继承和发展。克林顿政府八年的政策实践，更是体现了构建“世界新秩序”的努力。
2．“世界新秩序”的内涵
从布什和克林顿向国会提交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可以看出，他们倡导的“世界新秩序”主要包含了四个要素：（1）建立美国对世界的领导；（2）调整同盟体系和建立新的安全体制；（3）扩大民主和民主共同体；（4）实行大国合作和多边主义。
首先，与冷战时期美国仅仅是西方阵营的盟主不同，冷战后美国要建立和维持对整个世界的领导。还在1990年布什就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承担的“领导和帮助自由世界国家”的事业中，“美国取得了光辉的成功”，“但是这一成功造成的状况不可避免地要求一种新型的美国领导”。[3]1991年布什更明确地提出，为了使建立新世界秩序的“特殊可能性”得以实现，“美国的领导是不可缺少的”；美国“必须与其他国家一起工作”，“必须是一个领袖”。[4]克林顿在1994年也称，“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从未这么重要”。他还说，“在这样一个全球性变化的时代”，美国不能充当“世界警察”，但是“必须行使全球的领导”。[5]第二任总统任期开始后，克林顿又在1997年进一步强调了美国领导的重要性：“我们能够——或者必须——使用美国的领导地位，利用全球的整合力量，重塑现有的安全、经济和政治结构。”[6]进入21世纪的前夕，克林顿在1999年再次宣称，在“迅速全球化”的时代，美国“必须在世界上进行领导”，美国也“被要求进行领导”。[7]
其次，尽管已经取得了冷战的胜利，美国并无意放弃自己在冷战时期建立起来的安全机制；相反，它力图通过调整这些安全机制的构成和使命，使其获得新的活力。与此同时，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新机遇和新挑战，美国还努力建立一些新的全球性或地区性安全机制，藉此更有效地实现美国对世界的领导。
根据布什1991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在欧洲，美国要坚持维护北约作为最重要的安全机制的地位，并且将其使命扩大到关注东欧国家的安全；在此前提下同时发展西欧国家的共同安全身份以及欧安会议。在东亚，美国不仅要继续维持与日本的同盟关系，还要扩大这一同盟的使命。在中东，要帮助该地区“形成支持威慑和鼓励冲突的和平解决的地区安全安排”，“改变毁灭性的军事竞争和扩散的模式”。[8]
对在冷战真正结束以后才入主白宫的克林顿来说，冷战期间建立的安全机制的调整不仅变得更为迫切、而且更为现实。他在1995年全面阐述了关于这一问题的想法：第一，这涉及“调整现有结构，建设新的结构”，以满足国家安全目标；第二，重塑“现有的”安全结构与建立“新的”安全结构是和重塑现有经济结构与建立新的经济结构同时进行的；第三，在此过程中，美国“特殊的外交杠杆最终在于美国的权力”，即美国可以利用本身的超级大国地位，按照自己的理想领导安全机制的调整。[9]克林顿的这些思想在其地区政策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再次，扩大民主和民主共同体乃是冷战后“世界新秩序”的一个关键因素。这既是手段，也是目的。
1990年布什提出，在苏联和东欧国家出现剧变的形势下，继续和推进国家的民主化进程乃是美国的一项重要使命。具体地说，美国对苏联的政策应是“超越遏制”，使其“作为一个建设性的伙伴整合到国际体系之中”。对于东欧国家，美国则要按照西方的模式对它们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实施全面改造，使其“变成世界性的自由国家共同体的一部分”。关于东亚，美国须在维持对中国的制裁的同时推动它“重新回到经济改革和政治自由化道路”。此外，布什还想使西半球成为“历史上首个完全民主的半球”，并将“全球性的民主趋势”扩大到非洲。[10]
克林顿不仅是民主和平论的信仰者，相信民主国家之间很少会打仗，而且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认为民主国家更加热爱和平。为此，他将“促进民主”列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三大支柱”之一，另两根支柱是“经济安全”、“军事实力”。具体地说，克林顿的关于扩大民主和民主共同体的思想包含了这样几个要素：第一，民主的扩大符合美国的安全和经济利益，有助于实现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第二，扩大民主包含了三层不同的含义：一是扩大民主国家的共同体，这是美国的长期目标；二是扩大民主价值在非民主国家中的传播和影响；三是通过人道主义援助为扩大民主创造条件。第三，为了确保成效，美国在促进民主时应当遵循一些基本原则，包括既重视与民主国家的合作又积极利用其他力量，既强调普遍性又要分清重点等。最后，在扩大民主和民主共同体的过程中，美国主要应当依靠本身具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资源，以向有关国家提供鼓励或施加压力。克林顿政府在2000年时曾洋洋自得地总结了美国在扩大民主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它说，美国通过“鼓励民主化”加强冷战后国际体系的做法“已经产生了明显的结果”，民主国家在世界国家中的比例自1992年以来已经增加了14%，历史上首次有一半多的世界人口“生活在民主治理之中”，美国的国家安全是“民主的传播的直接受益者”。[11]
最后，美国对世界的领导和美国主导下的“世界新秩序”应当建立在大国合作与多边主义基础之上。
1991年时布什即在其“世界新秩序”的概念中赋予了多边主义以更加明确的地位。他说，“在一个新时代中”美国的领导必须也包括“一个更广泛的国际共同体”；美国可能会通过各种各样的联合采取“行动”，这些联合不仅包括“传统的盟国”，而且包括与美国之间缺乏“成熟的外交和军事合作联系”的国家，乃至与美国有着不同的“政治或道德观”的国家。[12]如果说布什的国家安全政策实质上包含了多边主义的要素，那么克林顿就明确使用了多边主义的提法。他在1994年时提出，无论“作为一个国家是多么强大”，美国都“不能单边地”实现自己的目标，美国“面对的威胁和挑战都要求合作、多边解决”；指导美国使用武力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美国将“尽可能寻求盟国或有关的多边机构的帮助”；美国将继续以其支持能力促成“多边和平行动的成功”，“多边和平行动是我们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提出“新太平洋共同体”的概念时，他还将发展多边安排说成是这一共同体的“第二根支柱”，声称美国“正在着手利用”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等“发展中的多边机制”，并将积极推动中国参加多边地区安全机制。[13]
总之，布什和克林顿对国际合作和多边主义采取了更为积极的态度。他们认识到，全球化的发展和各国间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跨国安全威胁的滋长以及个别国家在对付这种威胁时能力的缺乏，使得多边主义的方法不仅成为必要，而且成为可能。当然，与此同时，布什特别是克林顿并没有完全排除单边主义的手段。不过，他们为单边主义的实施规定了一系列的条件，包括：美国的国家利益需要它在不能得到其他国家的合作的情况下也应采取行动，美国确信自己的单边行动能够取得成功。
为了建立美国治下的“世界新秩序”，在冷战结束后的第一个十年中，布什和克林顿依据上述构想采取了一系列的实际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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