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遏制”与美俄短暂的蜜月

冷战结束前后美国与苏联（俄罗斯）的关系走出了全面对抗的阴影，美国对其政策也由遏制变成了“超越遏制”。在20世纪90年代初，它们的关系进入了一个蜜月期。尽管如此，利益的差异还是使得两国关系不时出现波动，并导致了蜜月的结束。

1．“超越遏制”的提出

面对苏联和东欧发生的迅猛变化，1989年5月布什在德克萨斯的一所大学发表的演讲中声称，“40年的坚持不懈已经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难得的机会，现在是超越遏制走向20世纪90年代的新政策的时候了”。他说，“简而言之，美国现在的目标远远不局限于仅仅遏制苏联的扩张主义。我们要使苏联整合到国际共同体之中”；“我们最终的目标是欢迎苏联重新加入世界秩序”。^[30]在1990年3月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的报告中，布什再次阐述了超越遏制战略。他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承担的“领导和帮助世界的自由国家”的事业中，“美国取得了光辉的成功”，“但是这一成功造成的状况不可避免地要求一种新型的美国领导”；美国应当遵循一种新的方向以保护过去“时代的遗产”，并“帮助形成一个新的时代，一个超越遏制的时代，一个将我们带进下一世纪的时代”。他还具体提出，为了实施“超越遏制”战略，美国将采取下述措施：第一，扩大与苏联在经贸领域的“互利接触”，授予苏联“最惠国待遇”，支持苏联在“关贸总协议”的结构中获得观察员的地位，扩大技术经济合作和双边投资。第二，“促进思想和民主价值在苏联的自由流动”，支持“苏联的政治和经济改革的迅猛过程”。第三，使美苏军事关系减少“军事化”和“增加安全”。但是，这一报告同时警告说，无论今后十年中苏联采取什么路线，苏联将依然是一个“可怕的军事大国”，美国必须保持“加强威慑和促进安全的现代防务”。^[31]由此可以看到，超越遏制实际是针对苏联而言的，意味着放弃单纯遏制的做法，在保持军事上的威慑态势的同时，通过发展经济联系和促进西方价值观念的传播，巩固和推动苏联的经济与政治改革，将其整合进美国主导的“世界新秩序”之中。

由于“超越遏制”战略的推行，后冷战时代之初，美苏（俄）关系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华盛顿和莫斯科的关系出现了一个短暂的蜜月。从1989年5月布什提出“超越遏制”到1991年底苏联解体，在两年半的时间中布什与戈尔巴乔夫在马耳他、华盛顿、赫尔辛基、莫斯科举行了频繁会晤，两国的其他领导人也进行了多次会谈。双方讨论了东欧形势、军备控制、经济合作、伊拉克等重要问题，达成了若干重要协议。在苏联解体以后不久，1992年2月，叶利钦在参加联合国安理会首脑会议之后应邀与布什在戴维营举行了“历史性会晤”。他们在所发表的《俄美新关系宣言》（戴维营宣言）中称，美俄两国不再彼此视为“潜在的敌人”，而是以“互相信任和尊重”为基础、共同致力于“民主和经济自由”的伙伴。^[32]6月，叶利钦正式访问了华盛顿，与布什签署了《美俄伙伴和友好关系宪章》（华盛顿宪章）以及关于两国进一步削减战略核武器的协议。在以后的三年中，布什、克林顿与叶利钦进行了近十次的互访或在第三国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国际形势进行了广泛交谈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2．推动苏联对东欧及其自身变革的接受

在此蜜月期间，美国推动苏联接受和支持东欧国家以及其自身发生的变革。在1989年12月初的马耳他峰会中，布什鼓励戈尔巴乔夫不对东欧国家“诉诸武力”，让它们以“和平方式”进行变革。与此同时，美国又对苏联的某些做法施加一定的压力。例如，1991年1月，当苏联试图对要求独立的立陶宛进行军事镇压时，布什政府提出了强烈抗议，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还分别通过决议要求对苏联进行制裁。6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提出，作为援助的条件之一，苏联中央政府应当通过同波罗的海三加盟共和国的谈判给予它们所要求的自治权。7月美苏莫斯科峰会期间，布什再次强调了这一立场。

在1991年“8·19”事件发生后，美国更利用戈尔巴乔夫地位的削弱加大了与俄罗斯及其他加盟共和国的接触范围，增强了对它们的独立要求的支持力度，为苏联的解体推波助澜。在波罗的海三国宣布独立后，9月初美国便正式给予外交承认，9月中布什又宣布了对它们进行帮助和支持的五项措施，其中包括：倡议联合国接纳三国为会员国；尽快解决它们的原被冻结的黄金和其他资产问题；实现与它们的经济关系的正常化，给予最惠国待遇；鼓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同它们进行密切合作；与盟国一起向它们提供援助。^[33]11月中，布什政府又宣布将美国向苏联提供的15亿美元的粮食直接交给12个加盟共和国。在乌克兰于12月1日通过全民公决宣布独立后，布什在第一时间表示了祝贺。在俄罗斯同乌克兰、白俄罗斯于12月上旬签署了关于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协议后，布什又马上肯定这一协议“符合联合国宪章和全欧进程准则”。^[34]12月25日，就在苏联解体的当天，布什即表示承认俄罗斯，支持俄罗斯接替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也承认苏联的其他加盟共和国的独立。

3．对苏联与俄罗斯的经济援助

在“超越遏制”战略的指引下，布什政府加大了与苏联以及后来的俄罗斯的经济合作以及对它们的经济援助。当然，这种合作和援助是为了促进苏联（俄罗斯）的政治和经济变革，是为了建立美国所希望的“世界新秩序”。

在苏联存在的最后两三年间，美国始终将苏联推行市场经济和实行政治自由化作为向其提供大规模援助的必要条件。在1989年5月的马耳他峰会中，关于美苏经济关系，布什虽然答应在翌年的峰会以前与苏联签署一项贸易协议，给予它最惠国待遇，但前提是苏联要完成新的移民法。同样，尽管布什承诺支持苏联成为关贸总协定的成员，但又要求苏联推进市场经济以更适应于该协定的要求。1991年6月访问西欧时，美国副总统奎尔进一步细化了西方援助苏联的条件，这些条件不仅涉及苏联的经济政策，而且涉及它的政治和防务政策。在此情况下，为了说服7月中旬将在伦敦举行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同意向苏联提供援助，先是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企业私有化法、外国投资法等法令；随后戈尔巴乔夫又向七国首脑递交了一份长达32页的信件。在信中，他一方面要求西方对苏联进行大规模援助，包括提供120亿美元的货币稳定基金，解除苏联所欠650亿美元的债务或同意它延期偿还，放宽高技术出口和提供消费品，让苏联加入国际经济组织；另一方面，作为条件，戈尔巴乔夫承诺苏联将“朝着民主化方向前进”，“实现市场经济”和“建立新的世界安全秩序”。^[35]但是，美国显然并不满足于戈尔巴乔夫的这种空洞表示。为此，伦敦会议上西方七国首脑只是达成了援苏的六点原则计划，其中主要的四点是：（1）同意苏联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联系成员国；（2）七国集团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多边国际经济组织将加强同苏联的合作，为苏联实现经济改革提供咨询；（3）在能源、军工企业转产民用品、食品分配等方面向苏联提供技术援助；（4）为苏联的商品和劳务提供市场。^[36]他们并没有具体接受向苏联提供大规模财政援助的要求。在伦敦会议之后会见戈尔巴乔夫时，西方七国首脑依然没有与他讨论具体援助苏联的问题，而是集中关注苏联如何进行经济改革的问题。在同月布什访问莫斯科时，戈尔巴乔夫再次表示期望美国能够提供财政援助以帮助苏联克服经济危机，还希望修改巴黎统筹会限制向苏联出口高技术产品的规定以促进两国的经贸和技术合作，但是布什依然不愿作出明确承诺。“8·19”事件后，美国更是使用经济手段对莫斯科施加压力，对那些谋求独立的加盟共和国提供援助，以加快苏联的瓦解过程。

苏联解体之后的最初一段时间，美国确实对独联体的各个国家特别是俄罗斯提供了较大规模的经济援助。在它的策划与推动下，1992年1月下旬，在华盛顿召开了规模庞大的援助独联体国际协调会议，出席会议的有47国的外长和7个国际组织的高级官员。会议分析了独联体各国在食品、医药、能源、住房和技术援助等领域遇到的问题，确定了与会各国以及国际组织援助独联体的行动准则。布什在会上提出，为了帮助独联体各国人民进行“从共产主义到民主、从指令经济到自由市场经济、从独裁到自由的飞跃”，^[37]不仅需要向这些新独立的国家提供粮食、药品等人道方面的救援，而且需要提供技术援助和财政援助。4月1日布什正式宣布了一项全面援助独联体国家的计划。据此计划，美国和西方七国集团向独联体国家提供240亿美元的财政援助，其中稳定卢布基金60亿美元、贷款45亿美元、延缓偿还债务本金25亿美元、双边援助110亿美元。美国在上述计划中所占份额将近45亿美元。但是，这一揽子计划的大部分，包括稳定货币基金和贷款的提供，将取决于俄罗斯是否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当年5月间签订一项关于在俄罗斯全面改革经济结构的协议，以及7月间七国首脑会议最后是否批准这一协议。6月叶利钦访美时，布什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两国首脑就美俄经济关系“打开了新的篇章”，除签署了一系列经济协议外，美国还决定给予俄罗斯最惠国待遇。这些将为它们的双边贸易和美国在俄罗斯的投资“铺平道路”。布什还表示希望俄罗斯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能够“尽快达成一项支持协定”，以便“西方七国能够启动一揽子的经济支持计划”。^[38]

4．美苏（俄）军控谈判

作为冷战结束后美苏关系以及后来的美俄关系出现蜜月的另一标志，两国在军备控制——特别是战略核武器的控制——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

首先是美苏削减战略核武器谈判（START）。这一谈判以削减它们的进攻性战略核武器为目标，是限制战略核武器谈判（SALT）的直接延伸。它开始于1982年，但是真正取得进展却是在美苏冷战结束以后。1991年7月底，美苏结束了第一阶段的谈判，布什与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签署了《关于减少和限制战略进攻性武器条约》（STARTⅠ）。这一条约规定了七年以后双方可以拥有的战略进攻性武器的限额，包括1　600枚（架）陆基洲际弹道导弹（ICBM）、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SLBM）和重型轰炸机，以及可用于它们的6　000个核弹头。该条约还规定了三年和五年以后分别应当达到的削减目标。^[39]

在此基础之上，1993年1月初，美国和俄罗斯完成了第二阶段的谈判，布什和叶利钦又在莫斯科签署了《关于进一步减少和限制战略进攻性武器条约》（STARTⅡ）。它规定了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正好和第一阶段条约的期限（七年）相一致，但要求更多数量的削减；第二步骤则直到2003年结束，或2000年结束（如果美国能向俄罗斯提供足够财政援助以销毁被裁减的武器）。具体地说，在第一步骤结束时，每一方的陆基洲际弹道导弹（ICBM）、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SLBM）和重型轰炸机携带的核弹头不得超过3　800—4　250个；在第二阶段结束时，它们携带的核弹头则不得超过3　000—3　500个。^[40]换言之，第一阶段减少战略核武器条约的规定，会使美苏在这一条约签署时拥有的战略核弹头减少50%；第二阶段减少战略核武器条约的顺利实施，则会使1991年时美苏拥有的战略核弹头减少70%。

其次是短程核力量的削减。冷战期间，美苏除了在欧洲部署了中程核力量和中短程核力量以外，还拥有一定规模的射程不到500公里的短程核力量。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些短程核力量包括陆基短程导弹（北约125枚，华约849枚）、可以发射核炮弹的火炮（各为5　000多门）和投掷核航弹的飞机（各为2　000多架）。在美苏签署中导条约以后，苏联就开始提出实行第三个“零点方案”的建议，即至少销毁双方部署在欧洲的所有短程导弹。由于担心这会进一步使美国的战略核能力与常规能力失去必要的中间环节，从而彻底动摇北约的灵活反应政策，美国对此建议采取了极为冷淡的态度，甚至还试图对部署在欧洲的短程核力量实行现代化。在此情况下，戈尔巴乔夫于1989年2月底明确宣布，苏联愿意大规模裁减自己的短程核导弹，使之降到当时西方的水平；同时愿意就完全消除这类武器的问题同美国展开谈判。随后，苏联还宣布单方面从欧洲撤走500个短程战术核弹头。1990年初，苏联又宣布将部署于东欧的战术核导弹的发射装置削减60个，核炮削减250多门，核炮弹削减1　500枚。以后，东欧的剧变，特别是德国的统一，使得美国部署在欧洲的陆基短程核力量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同时，它也想利用苏联面临的困难彻底削弱苏联的短程核能力。因此，1990年9月下旬，布什正式宣布了美国的销毁短程战术核武器的计划。根据这一计划，美国的陆基短程核武器以及以陆地为基地的海军飞机上的战术核武器都将被拆除。其中部分将销毁。^[41]作为一种响应，此后不到十天，戈尔巴乔夫也在一项声明中宣布，苏联将拆除所有核炮、战术导弹核弹头以及销毁部分短程核导弹，并将拆除其他所有战术核武器。

再次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和以苏联为首的华约国家间的“欧洲常规武装力量谈判”。它开始于1989年，取代了中欧裁军谈判，参加者为北约16国和华约7国。该谈判所宣称的目的是，削减从乌拉尔到大西洋的广大欧洲地区的常规力量，消除双方力量间的不对称现象和任何一方进行突然袭击与大规模进攻的能力。由于戈尔巴乔夫领导下的苏联不仅接受了通过谈判使东西方的常规力量在欧洲取得平衡的原则，而且同意了按照多有多裁的原则对华约力量实施大规模的不对称的削减的做法，谈判很快取得了重要成果。1990年11月，北约16国和华约6国（民主德国已与联邦德国合并）在巴黎签署了《欧洲常规武器条约》（CFE）。这一条约主要是限制了五种范畴的武器，为双方规定了平等的限额。每方在40个月中都要将其在欧洲范围内拥有的这些武器裁减到下列水平：战斗坦克2万辆，火炮2万门，装甲战车3万辆，作战飞机6　800架，作战直升机2　000架。超出上述限额的武器应在条约生效后的40个月中分批销毁。^[42]

这一条约签署的当月，其22个签署国又开始了后续谈判。1992年7月，29国（这时苏联已经瓦解，为俄罗斯等8国所代替）在赫尔辛基签署了《关于欧洲常规武装力量人员限额谈判的最终法案》。它对每一国在欧洲范围内可以拥有的陆基军事人员的数量作了规定，超出部分要在条约生效后的40个月中裁减完毕。要注意的是，这一协议为美国和俄罗斯规定的限额分别是25万人和145万人，高于它们当时在欧洲实际拥有的兵力（分别是17．5万人和129．8万人）。^[43]

总体上看，上述美苏关于削减战略核武器与常规武器的条约，以及为削减短程核力量而相互采取的单方面行动，还是明显降低了欧洲的武装水平，特别是限制了那些更加有利于进攻者的武器体系，从而可以起到管理欧洲的军备竞争和危机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