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政治抱负与右倾化

进入21世纪后，一方面，虽然日本深陷泡沫经济破灭后遗症，但它仍然是个具有重要影响的经济大国。另一方面，在此基础之上，日本不仅加快了走向政治大国的步伐，而且出现了严重的右倾趋势，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国际秩序造成了挑战。

1．日本的经济与政治抱负

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就因为泡沫破裂而出现了持续的低迷。在进入新世纪后，日本经济又是经历了“萎缩的十年”。其最大的特点是，增长速度放慢。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2009年的GDP为5．035　1万亿美元（按当时价值计算，下同），比2000年的4．731　2万亿美元仅上升了6．4%，依然没有达到1995年的水平（5．334　0万亿美元）。其间，2001年和2002年以及2005年、2006年和2007年的GDP甚至出现了负增长。

与此同时，要看到的是，尽管增长缓慢甚至出现下滑，直到2009年，日本的GDP在各个国家中一直排名第二位，仅次于美国。日本在海外的纯资产和拥有的外汇储备依然名列前茅或占首位。日本的服务业，特别是银行业、金融业、航运业、保险业，在其GDP中占了最大比重，而且在世界上处于十分突出的地位。日本的工业，特别是电子业和汽车制造业，继续在国际市场上具有重要的份额和影响。总之，尽管日本在经济上遇到了不小的困难，但是仍然是个经济大国。而这又为日本追求政治大国乃至军事大国地位的政治抱负奠定了基础。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曾根首相就曾提出过“战后政治总决算”的路线，表明急于扭转在战后日本有着重要影响的和平思潮与和平心态。到了90年代初，民主党干事长小泽一郎又提出“普通国家”论。表面上，“普通国家”论只是要求日本在国际社会的安全、发展、环境保护等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实际上它反映了日本妄图否定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果、突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国际秩序、改变日本的地位与战略的构想。具体而言，这就是要以履行国际责任为借口，摆脱“和平宪法”和国内外舆论的牵制，将在政治上遭到各国警惕和军事上自我约束的日本转变成为与别国完全一样的国家，甚至成为一个与五个常任理事国一样的政治大国乃至军事大国。这一“普通国家”论在日本的右翼势力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在进入21世纪以后，从2001年开始执政的小泉纯一郎起，历届日本政府更是加紧了在这一方向上的努力，导致日本政治出现了明显的右倾化。

2．日本政治的右倾化

日本政治的右倾化具体表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日本加快了谋求修改1947年宪法的过程。这一宪法的第九条规定，第一，“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第二，“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39]因此，这一宪法通常又被称为“和平宪法”。从和平宪法诞生以后，修宪还是维宪（实际上是修正还是维护宪法第九条的内容）就成了日本国内政治的一个重要话题。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80年代，日本政坛曾为此三次掀起斗争高潮。由于维宪派的有力反对以及国内外舆论的牵制，修宪派的阴谋未能得逞。但是，进入21世纪以后，修宪派的力量因为多种原因明显得到了加强。第一，先后担任日本首相的小泉纯一郎、安倍晋三等人就是主张修宪的。2001年出任首相的小泉一再表示，应该在将来某个时候对宪法第九条进行修改。2006年上台的安倍则将“摆脱战后体制”作为施政重点之一，出台了《修宪程序法》。第二，修宪派在日本国会中明显取得了优势。例如，经过2003年11月众议院大选，在480个议席中，主张修宪的自民党、公明党、民主党等党派共获得了452席，而主张维宪的共产党和社民党仅有15席。又如，日本共同社2004年8月份就修宪问题对参众两院全体议员进行的一份问卷调查表明，有84．5%的议员赞成修宪。2005年9月的众议院选举基本维持了这一格局。第三，随着日本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日本民众赞同修宪的人数也不断增多。据有的民意调查，日本国民支持修宪的人已经接近60%。按照日本宪法规定程序，修宪必须经国会两院2／3以上议员赞成并经国民投票过半数同意方可生效。到了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中期，这两个条件显然已经基本具备。2005年10月，自民党在国会正式提出了《新宪法草案》。2006年11月，国会参众两院相继通过了将防卫厅升格为“省”的议案。翌年年初，在庆祝防卫“省”正式成立的典礼上安倍声称，这一升格“为日本从战后体制中脱离出来、为建设新型国家奠定了基础”。^[40]

其次，与修改“和平宪法”紧密相连，日本通过不断制定扩大自卫队在海外行动的法案以及向海外派兵的渐进策略，不遗余力地冲击日本战后的“专守防卫”的基本国策。

早在1954年6月，日参议院就通过了《关于不许向海外出动自卫队的决议》。但是，1991年海湾战争结束之后，日本政府即在4月间以“保护环境”为由作出了向波斯湾派遣海上自卫队扫雷舰队的决定，它由6艘扫雷艇和510名官兵组成，赴海湾执行了历时99天的扫除水雷任务。这是日本自卫队自成立以来在海外的首次行动，尽管打的是联合国的旗号。1992年6月，日本国会通过了《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合作法》。该法案是战后日本以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为名就向海外派遣自卫队问题进行的第一次立法，因而也被称为“派兵法案”。它使得日本突破了向海外派兵的限制，让自卫队跨出国门有了“合法”依据。但是，这一法案也规定，参加维和活动的日本自卫队不能参与监督停战或收缴武器等维和部队的主体业务，而只能从事医疗、抢救灾民、运输、通信等后方支援活动。在此后几年中，日本依据这一法案先后向向柬埔寨、莫桑比克、卢旺达、中东的戈兰高地等四个地区派兵参加联合国维和活动。

进入21世纪以后，日本更是以参加美国的反恐战争和伊拉克的重建为名，力图进一步打开向海外派兵的大门。2001年10月，国会通过了允许自卫队支援美军军事行动的《恐怖对策特别措施法》。11月，日本内阁通过了《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合作法》修正案，决定解除禁止自卫队参加维和部队主体业务的规定及放宽自卫队参加维和行动时武器使用的限制。根据这一修正案，自卫队队员在维和活动中使用武器的标准与不久前刚刚通过的《恐怖对策特别措施法》相同，即不仅可以使用武器保护自己，而且也可以动用武器保护受到威胁的“灾民和伤病员等处于自己管辖下的人”。2003年7月，国会又通过了“伊拉克复兴支持特别措施法”，使得日本在联合国框架以外的海外出兵获得了法律依据。据此，12月中旬，日本防卫厅长官发布了向伊拉克派遣约1　000名自卫队员的计划。这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首次向一个战斗仍在继续的国家派出配备有飞机、军舰、装甲车等重型装备的陆海空自卫队。2009年6月，日本国会通过《应对海盗法》，使向海外派遣自卫队的程序和行动有了更大的活动空间，特别是为自卫队在打击海盗的名义下主动出击创造了机会。随后，根据防卫大臣的命令，日本海上自卫队的两艘驱逐舰赶赴索马里海域，为日本商船提供护航。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日舰首次在海外担负护航和警备行动。

再次，因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犯下的战争罪行缺乏应有的认识以及试图否定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成果与战后东亚秩序，日本政坛的一些右翼人士变得更加固执和强硬，从而导致日本与邻国之间发生了一系列的争执，在某些时候甚至发生了激烈的对抗。

争执之一是日本官方人士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位于东京的靖国神社供奉了自明治维新时代以来战死的日本军人，其中包括了死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的近2　000名丙级、乙级乃至甲级战犯。为此，日本政治人物以公职身份对该神社的参拜实质上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的否定，遭到了曾经遭受日本侵略的国家和人民的强烈反对。在20世纪80—90年代，日本政府还比较克制，只有中曾根和桥本龙太郎作为首相分别在1985年和1996年参拜了靖国神社。但是，进入21世纪以后，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在从2001年起担任首相的六年间，小泉纯一郎不仅公然鼓吹“脱离战后”等主张，并全然不顾邻国的感情年年亲自参拜靖国神社。他公开宣称，其他国家不应该干涉日本“采用何种方式追悼战殁者”，“不能理解所谓的不能参拜靖国神社的理由”。^[41]小泉这一顽固立场对日本与中国、韩国等亚洲邻国的关系造成了严重伤害。2006年9月，小泉下台，战后出生的新生代政治家安倍晋三出任首相。作为小泉内阁的成员他曾坚决支持参拜靖国神社，只是为了缓和邻国的不满才未敢以首相身份继续进行这一参拜。^[42]

争执之二是日本和俄罗斯、韩国以及中国在有关海岛主权问题上的冲突。它们产生的背景不尽相同，有的是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秩序安排有关，有的则是因为近现代史上日本攫取邻国领土的行径在美国的庇护下未能受到彻底清算。日本或者坚持有争议的领土不存在争议，或者指责别国非法占领。由于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独岛（日本称竹岛）现在实际为俄罗斯和韩国所控制，日本便将注意力集中于钓鱼岛（日本称尖阁群岛）。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特别是从2005年起，随着日本国内右倾势力的急剧加强以及海洋日本论的迅速抬头，日本更是不顾70年代中日两国领导人达成的“搁置争议”的共识，否认争议的存在，或纵容前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和其他极右翼分子或直接出面在钓鱼岛频惹事端。例如，2000年4月，日本右翼组织“青年社”在钓鱼岛上建立了一座小神社。2005年2月，该组织又将其1978年在钓鱼岛上竖起的一座高5．5米的灯塔移交给了小泉政府，日本海上保安厅随即派员登上钓鱼岛，设立管理标志。2010年9月7日，一艘在钓鱼岛附近海域进行捕捞作业的中国拖网渔船受到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船只的跟踪、冲撞、截停和扣押，船长被逮捕。显然，日本政府是想通过这样的做法强化日本的立场，造成日本占有的既成事实。

与钓鱼岛争执相联系，日本在东海划界问题（即中日专属经济区界线的划分）上也采取了蛮横无理的立场。对此问题，中方一贯主张双方应该通过谈判加以解决，并多次强调“主权归我、合作开发”是解决东海问题的唯一正确选择。但是，2005年7月，就在双方正为东海划界和开采天然气资源问题进行谈判的时候，日本政府悍然授权帝国石油公司在有争议的海域进行试探，并将中方开发的几个天然气油田分别另行用日文命名。不仅如此，日方还要求中方停止在双方并无争议的海域内进行勘探和开采，并向其提供相关的海底资料。后来，日本又试图通过立法措施来向中方施压。^[43]

最后，利用已经拥有的经济实力，在推动联合国改革的旗号下，日本积极谋求从《联合国宪章》中删除有关敌国的条款并取得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在2003年秋天的联合国大会上，小泉政权即提出了就联合国改革召开首脑会议的倡议；进入2004年后，它进一步加强了努力。为了实现在2005年联合国创建60周年之际入常的梦想，它软硬兼施，一方面以减少联合国会费对联合国以及各成员国施压，另一方面又邀请联合国秘书长访日以及对现有常任理事国展开工作，此外还和德国、印度、巴西组成“四国集团”以增强影响力。^[44]不过，由于各方力量的博弈和相互制约，日本“入常”的计划在21世纪初最终未能实现，尽管此后它并未放弃这一方面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