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国际关系理论

“后现代主义”是一个含义广泛的概念，它可泛指一批思想和一类情感、一种思维方式、一场新的知识运动，乃至一种生活方式。后现代主义的社会理论主要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法国，最初渗透于西方文学批评、艺术、建筑、绘画、广告等领域，作为对盛行于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存在主义哲学的批评。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的写作和阅读开始触及并延伸到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诸多领域，如哲学、政治学、音乐、电影、社会学、地理学、发展研究等。

尽管“后结构主义”“后实证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术语之间存在着一些细微差别，但是，人们通常还是交替地使用它们。这里主要使用“后现代主义”这个表述。“后现代主义”一词中的“后”通常指“现代之后”的含义，因此，“后现代主义”应归属现代主义之后的另一个时代。不过，也有人说这里的“后”是指现代主义的“后期”阶段；还有人认为它是指现代主义已经结束，新的时代尚未正式形成的某种“间歇”“过渡”时期；也有一些人提出后现代主义不是时间概念，因为同一个时代的不同哲学理论有的属于现代，有的属于后现代。当然，后现代主义思想人物并不局限在法国，譬如在美国，里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被认为是一位后现代主义哲学家。^[25]

后现代主义的一个总特征是谋求打破旧的统一性和整体性，冲破现代主义所确立起来的条条框框，超越实证主义或经验上的方法论和认识论，反对把理性视为决定因素的说法。因此，要了解后现代主义，人们需要先了解什么是现代主义、现代性和现代化。大体上讲，“现代”一词的出现和使用大约始于16世纪后期，它标志着与中世纪和古代社会相脱离。现代化主要指经济、社会、政治以及技术上的理性进步和发展。现代性主要指自启蒙运动以来尤其自19世纪20年代以来全球的城市化过程（譬如大城市的兴起和发展）以及当今全球化趋势，它着重从人类的生活方式着眼。现代主义则主要指人类在艺术、哲学和文化方面的超验活动，与现代化和现代性相关联。后现代主义则试图对西方启蒙主义、理性主义和超验思维形式发出挑战。可以说，后现代主义可粗泛地被理解为是对现代主义进行批评和抵制的一种思潮。

那么，到底什么是后现代主义呢？对这个问题作出确切而全面的描述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后现代主义不仅内容庞杂、分支繁多，而且它本身还处于发展变化的过程中。这里仅讨论后现代主义对国际关系学科带来影响和启发的有关方面。这里首先阐述后现代主义的四个基本特点，即作为否定和抵制的力量，关怀和解放处于社会边缘地位的声音以及作为时代变化的产物；然后探讨后现代主义的三个基本概念，即解构、互为文本和系谱学；最后对后现代国际关系的基本主题进行初步观察，其中包括对国际关系中的认识论和本体论问题的讨论，话语和文本如何建构着世界政治以及倡导对国际关系伦理层面的研究等。

后现代主义存在着不同的分支，涉及不同领域和不同问题时具有不同的含义和侧重。尽管如此，所有的后现代主义至少具有以下几个相互关联的特点。

第一，后现代主义具有否定和抵制的力量。它否定现代主义的知识体系，谋求打破由现代主义所确立起来的种种界限。从这个意义上讲，后现代主义与其说是一种思潮，还不如说是一种政治抵抗。它跳出了现代主义学术界所确立的“知识藩篱”，用批评和质疑的眼光看待它们。后现代主义的一个主要目标是要动摇——至少是挑战——建立在西方理性主义和源于西方启蒙运动基础上的整个知识/思想体系，包括现代主义的理性、逻辑、方法等，目的是使后现代社会不再被一种共同的文化或制度性的核心主题所统一起来。后现代主义认为，追求一种“统一的原理”或一种“宏大叙事”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哪一种准则、哪一种共用语言或哪一套概念可以满足人们在思考如此复杂社会时在方式上的无限多样性的要求。

基于对启蒙时代以来的理性主义的质疑，后现代主义的一个主要任务是否定和抵制现代主义的思想体系，打破和颠覆现代主义的“主流”话语，“反对理论建设中以一种话语来压迫、替代其他话语”。^[26]在后现代主义看来，知识与其说是科学探索的结果，还不如说是一定社会和文化环境里权力关系的产物。在历史的过程中，在“科学”“真理”和“人类进步”的名义下，现代主义以及现代主义的知识体系，制造了社会等级关系、权威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压迫和不公正，现代社会的话语始终是一部分人——权力拥有者——的话语，它压抑和忽视了处于社会边缘地位者的声音，以“现代”为特征的整个理性及科学的话语过程，深刻地表现出偏见性和排他性，往往把处于边缘地位的、“他者”的集体经历或集体记忆排除在外。

在后现代主义看来，由于并不存在所谓统一的中心，社会冲突的呈现乃是分散的、局部的和多领域的。政治和经济继续作为社会冲突的主要场所，但不一定是首要的、唯一的场所。教育机构、医院、精神病诊所、监狱、性以及大众媒体同样是社会冲突的主要场所。为了与现代主义所追求的理性、精确、完整等相对立，后现代主义写作在形式上往往表现为含义晦涩、莫测高深、支离破碎，而且谋求从文本和思想上对现代主义进行“颠覆”。从这一点来看，“混乱、不和谐和瓦解”乃是后现代主义话语的特点。^[27]

第二，后现代主义在对现代主义予以否定和拒绝的同时，对广泛的社会问题给予关注，谋求解放被压抑者的声音。后现代主义关注如何建立一个后现代社会的美好蓝图，关注如何确立后现代伦理社会的规则、规范和标准。在后现代主义看来，自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现代主义所确立起来的社会及政治秩序都是为统治者利益服务的。现代主义的“真理”来自核心的话语，核心话语又是由权力拥有者所操纵的。反过来，核心话语再造出“真理”，而“真理”也再造了权力。因此，后现代主义的一个主要任务是要颠倒这种情形，关怀和解放被现代“主流”所搁置一边的偶然事件、边缘问题、看似不连贯或琐碎的问题、被压抑或被忘却的问题，提出重新讨论在所谓“正统”或“主流”理论看来不以为然或理所当然的东西，解放和关怀那些处于社会文化边缘位置、被忽略甚至被淹没的“他者”，关注他们的经历，倾听由他们所发出的声音，最终使历史得到重新书写，使社会道德得到重建，使处于社会边缘地位者或被压抑者的政治身份得到重新确立。^[28]

后现代主义质疑现代主义关于人类世界存在着客观知识的说法。它不仅对古典自由主义所推崇的“启蒙”运动持批评态度，而且对当代实证主义所倡导的“科学”努力给予拒绝，认为由现代主义建构起来的整体“知识”是一种思想牢笼。在后现代主义那里，消除社会中心和打碎统一知识体系的一个主要战略，乃是鼓励和确立具有多样性、多层面的话语。人们的主要任务不是发现什么是普遍“真理”，而是关怀和揭示处于社会边缘地位的“他者”的经历和声音。这些“他者”不仅是一种存在、话语和思想，而且还是使社会具有多元性、多样性和差异性并呈开放状态的动力。从这一点来看，后现代主义强调了“他者”所具有的积极方面。后现代主义不再谋求把知识统一起来或建立另一种知识体系，而是更趋向于提倡观念创新和多元的概念体系，创造更多的思维方式、研究方案及概念策略。

第三，后现代主义不承认实证主义在方法论上具有优势，认为每种研究方法都有其自身存在的价值，彼此是平等的。后现代主义不赞成实证主义所采取的数据采集分析、模式设计、抽样研究等方法，反对依赖所谓“理性”或“逻辑”的分析，不承认也不谋求揭示某个独立于主观以外的“客观”真实，而是强调凭借直觉、感觉、见识、本能等去理解文本，提倡对文本进行阅读和诠释，而不是发现或观察文本。

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没有什么“最好的解释”，所有的解释同样具有意义。面对更为错综复杂的后现代社会现实，人们需要用多元的理论分析和诠释，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关系结合起来研究，避免拘泥于某种单一的理论、方法或视角。因此，后现代主义主张模糊、淡化甚至打破学科之间的传统界线；提倡学科之间研究成果相互借鉴和利用，譬如把文化学、语言学理论引入权力政治的研究中；把各种知识放置在文本中加以探究；把不同的思维方式融入一般的写作过程中。从这个意义上讲，后现代主义除了具有反现代主义的破坏力量之外，还关注当代社会、经济、市场、技术、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变化，并对它们进行记录和说明。

因此，在后现代主义那里，整个世界被看作是一种文本，包括人生经历、政治集会、民主选举、缔约谈判等。所有的文本具有多种——而不是只有一种——含义。这些含义并非固定地存在于文本之中，而是通过“文本之间的相互联系”体现出来。^[29]如果说能指之间的关系被用来取代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那么文本之间的关系——互为文本——就被用来取代这样一种传统认识，即文本是由主体生产出来并再现客体的东西。由于符号的含义产生于差异关系，因此后现代主义强调文本之间的对话。一个文本是在与其他文本的关系中获得理解的，文本的含义依赖于该文本与其他文本之间的相互关系，或者说，任何文本是一系列文本中的一个链接，是对其他文本的回应、吸收和改造，并由此构成了它们之间的“互为文本”。^[30]因此，在后现代主义看来，只有文本本身是重要的，而且文本的含义应该是呈开放性的，人们可以对它进行无数次的诠释。文本每次被阅读后都应该得到重写或重新诠释。

第四，后现代主义体现着当下时代的变化。伴随着当今世界的剧烈变革，人们不再生活在被简单地称为现代化的时代，而是进入了一个通讯、交通、贸易、互联网、电子画面等高速发展的时代。这个时代不仅深刻地影响着当今政治、社会、经济和国际关系等各个方面的现实，而且也在改造和重建着这些现实。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一书中写道：“这个世界刚刚进入西方历史的最后阶段——‘后现代’时代：焦虑和失望是这个时代的标志。”^[31]20世纪后半叶，政治、社会、经济、科学技术等领域的深刻变化给人们带来的焦虑感、危机感和不确定感，成为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关注的对象。传统上被认为并不重要的问题成为核心问题，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发生了变化，新的课题被提了出来。这些不仅反映了人们对世界现实日新月异变化的感叹，而且也促使人们不断寻找新理论、新视角、新概念、新语言、新方法去理解和诠释这些前所未有的变化，而这些正是后现代主义倡导和追求的东西。

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现代主义进入国际关系学科，促成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出现。在推动国际关系学科朝着“语言学转向”深入发展方面，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一般地讲，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并不把自己看作是另一种研究模式，也不谋求与国际关系学科中的传统学派进行对话，而是想说明国际关系学科本身包含着一种占支配地位、控制和排除“他者”的不平等秩序，正是这种秩序以及在这种秩序下生产出来的诸理论假设、概念等需要受到质疑、颠覆甚至推翻。此外，后现代国际关系倡导者鼓励“新的思维方式”和“另类看法”“尊重差异”，在不赞成对国际关系进行宏大叙述的同时，倾向于从经验上关注世界政治中的细节问题，提倡微观叙事，对局部的、地方性的国际问题尤其那些先前被边缘化、被忽视的国际关系问题给予细微的关注。^[32]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还对伦理问题给予关注，倡导国际关系中的公平、公正及正义。由于国际关系主要是主体间活动的结果，而且有关该领域的“知识体系”也是意识形态的产物，因此，后现代国际关系鼓励对差异、认同、规范、文化及社会环境等进行研究，认为研究它们是理解国际关系含义的重要途径。

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本身内容庞杂多样，这里主要从话语政治研究的角度，对该理论所提出的有关权力与知识、文本阅读战略两个主要问题给予阐释和适当分析。

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提出对国际关系中的认识论问题展开重新讨论。在后现代主义看来，重新思考国际关系的主要障碍，在于以（西方）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作为基础的知识体系占据着支配地位。（西方）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认为，知识应该不受权力影响或玷污。对国际政治知识的探索——如同任何其他学术研究一样——可以不受价值、利益和权力关系的干扰，因为研究者可以独立于由“事实”所构成的世界之外，“客观”“科学”“理性”地解释“事实”并赋予它们含义。因此，在国际关系学科，知识和价值之间、知识和现实之间、知识和权力之间是分离的，彼此不存在任何关系。换句话说，知识可以是中立的、客观的和科学的。

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质疑这种把知识生产简单地视为认知问题的说法，主张把知识生产过程看做是政治和伦理的过程。在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看来，所有的知识都是在一定的历史、社会及文化的环境下由人生产出来的，因此不存在所谓完全客观、价值中立的知识。这一认识，显然受到福柯思想的影响和启发。福柯认为，权力和知识具有相互支撑、相互构成的关系，因此，研究者的一个主要的任务，乃是观察权力在更为广阔的社会和政治世界里是如何运作的。^[33]受福柯思想影响的后现代国际关系，强调话语“建构”世界政治以及知识话语与权力政治之间的构成性关系，关注在一定的社会及文化环境里话语和权力关系是如何得到分配的。

有关知识和权力两者间关系的分析，启发了国际关系领域研究者的各种思考。它主要对传统上占主导地位的国际关系“知识形式”发出挑战，对建立在所谓理性和实证基础上的国际政治理论提出质疑。有研究者指出，传统的实证主义认识论和归纳知识的方法，限制了人们观察世界政治的视野；政治现实主义理论在叙述国际政治知识方面，脱离了与人类相关联的历史、文化和语言的背景，所有关于真理和正义的叙述被压缩或简约为对物质权力和利益的叙述。政治现实主义对知识的态度和认知，造成了它在学术上既具有排他性，又虚伪狭隘的这一事实。^[34]通过对“国际关系认识论方面的清算”，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对作为构成和主导思想‘传统’的语言、概念、方法和历史（即占主导地位的话语）提出了质疑”。^[35]对于把知识作为一种话语和权力的结果，后现代主义者并不去区别“知识”和权力，也不去问“这是真理吗”之类的问题，而是会问“这个文本或这段话语是如何成为一种知识或真理而起作用的”。

颠覆占支配地位的“知识”体系，有必要揭露（西方）现代主义“启蒙”运动的虚伪性，说明知识、真理以及含义是如何被社会建构起来的。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拒绝接受关于存在客观真理的说法，也不承认存在着人类社会知识不断积累的情形，而是认为这些乃是“知识上的幻觉”或“主观上的信仰”。^[36]人类的经历和认识总是在一定的政治、社会及文化背景下进行的，所有的国际政治理论都是一定意识形态的产物，都是有争议的“知识体系”，因为它们是通过社会、政治、文化和个人等因素而表达出来的。因此，有关国际关系“真理”的每段叙述其实都是相对有效的、不全面的甚至有时是带有偏见的，正如有研究者指出，“所有的权力需要知识，所有知识依赖并强化着现存的权力关系。因此，不存在所谓独立于现存权力之外的‘真理’。”^[37]“现实”不是客观存在，相反，它“永远是被诠释过的‘东西’”，而且，从一定意义上讲，它“永远是在不和睦与冲突的状态中得到诠释的”。^[38]作为一种被诠释过的“现实”，世界应该从它的内部而不是仅仅从其外部获得观察。也就是说，它应该在社会、历史、文化和语言实践的背景中加以理解。因此，在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看来，绝对客观的知识是无法获得的，哪怕依据正确的“科学”方法。真理与权力之间没有区别：发现“真理”和表述“真理”是一种社会过程，语言使用及知识建构乃是社会权力关系的结果。简单地讲，研究者不是被动地观察一个已经存在于“那里”的世界，相反，所有关于世界的知识以及分析活动都是与人类的经历相关联的。

于是，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试图在“主流的”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之外，寻找到理解国际关系的途径。在这里，有必要对系谱学概念作出适当的理解，因为它是许多后现代国际关系研究视角的出发点。简单地讲，系谱学乃是指一种历史思考方式，试图揭露并记录国际政治中权力与知识之间的密切关系，关注“主流”历史如何排斥和掩盖其他的历史，并将政治权力作用下的这种“知识”压迫过程书写出来。历史可能不是一个不断揭示真理和含义的过程，而是一种“无休止地重复着主宰者思想的游戏”。^[39]也就是说，知识和权力关系中的一系列主宰和压迫现象构成历史的进程。不存在任何单一、宏大的历史，而是有许多相互交织在一起的不同历史，它们是一定时空环境下知识与权力关系的产物。

因此，在寻求理解国际关系新途径方面，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倡导国际关系研究的多视角。不存在所谓的“客观”真理，只有彼此相互竞争的视角。对于同一个事件，人们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视角加以叙述，而且这些不同的叙述可以带来重要的社会后果，因为人们对事件的理解和认识往往受影响于一定的叙述。这里有两点需要特别指出。第一，不同的视角反映着不同的价值倾向。第二，不同的视角不仅提供着对事件的不同看法，而且这些视角本身构成了事件的一部分，因为一定的视角下叙述事件的过程乃是参与对事件进行重建的过程。换句话说，视角不应该仅仅被理解为是认识“现实”的工具（像望远镜或显微镜），而且构成了那个“现实”的一部分。^[40]因此，对国际关系的理解，应该基于一种彼此相互竞争的视角并关注叙述，从多视角、多叙述中获得更加接近“现实”的知识。

于是，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关注话语和文本如何建构了国际关系“现实”，提出一种文本阅读战略。受德里达思想影响，一些后现代国际关系研究倡导者强调把世界政治理解为一种文本，认为世界政治的含义始终是不确定的、不稳定的，不仅不断处于被“解读”的情形中，而且还产生于它与其他领域（文本）的相互关系中。从这个意义上讲，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关注并揭示“权力政治背后的文本相互作用”，探讨权力政治的“社会现实”如何经由一定的文本叙述再现方式加以建构而成。^[41]譬如，在后现代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看来，国际政治领域的“安全”“利益”和“国家”等都是可以“书写”的。研究国际关系，乃是对国家之间不同文本的差异关系所产生的含义给予不断的重读和重建。^[42]

于是，后现代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提出文本战略问题。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所有的文本互动背后都存在着权力政治。^[43]如同其他社会现实一样，权力政治的目标往往是利用文本和诠释的作用来实现的。诠释乃是建构社会世界的基础和根本。在再现和建构世界方面，不同的诠释之间存在着相互构成性及互补关系，即所谓的文本互动。对此，后现代主义提出了在意义上相互关联的“解构”和“双重阅读”战略。

“解构”战略是一种研究方法，它对西方二元思维下产生的知识提出质疑。这类知识通过把一定的概念和它对立面的含义固定下来的方式而构成，譬如自然/文化、男人/女人、理性/情感等。在后现代主义看来，以这种思维方式确立起来的知识带有明显的霸权色彩，因此绝不可能是中立、客观的。于是，后现代主义谋求松动乃至颠覆这种知识，一是说明这些稳定概念和其对立面所制造的后果，二是揭示它们之间在含义上所存在着的依附关系，譬如，在二元关系中，一方（如自然、男人、理性）不仅优于另一方（如文化、女人、情感），而且其存在也依赖于另一方的存在，并谋求通过突出和表达被压抑一方所具有的含义，重新确立它们之间在含义上的新型关系。一些研究者谋求把“解构”的研究方法应用于美国对外政策分析中。他们对美国对外政策中具有性别特征的话语进行分析，揭示这类话语如何使不平等权力关系变得理所当然。^[44]因此，具有霸权性质的意识形态和对这类意识形态的抵制，乃是国际关系中常见的互动现象。总之，解构的方法是关注那些占支配地位的文本、理论、话语是如何形成的，然后对它们提出质疑并对其原来的含义进行批评性反思和重建。

“双重阅读”是指对文本进行两次阅读，寻求揭示文本背后占主导地位的含义和被忽视的含义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揭示一个文本如何被建构成为一种占支配地位的叙述。第一次阅读是对占主导地位的文本诠释给予评论或重复，展示一个文本在含义上是如何获得占主导地位的效果的。通过建立同样的基本假设，第一次阅读忠实地重复占主导地位的诠释和论点，使文本看上去如何具有“逻辑性”和“连贯性”，从而为第二次阅读批评甚至颠覆文本的传统含义竖立起靶子。第二次阅读则揭示文本中存在着的内在紧张、冲突和危机，指出被文本压抑、遮盖或排斥的内容。通过揭示文本中存在着的缺陷，第二次阅读试图颠覆文本的现存含义，重建文本的新含义。因此，不存在任何单一的、结论性的阅读。所有的阅读都呈开放性。上述相互冲突的两次阅读，旨在说明任何文本如何通过依赖于对内在冲突的压制，使文本自身能够获得占主导地位的情形。

国际关系研究双重阅读的内容广泛，包括（西方）国际关系领域的经典理论、国际关系重要概念、国际关系研究主题。有研究者通过“双重阅读”战略，对“无政府状态”概念进行重新理解，其批评靶子指向无政府状态难题以及它在国际关系理论及实践方面所带来的后果，从而试图对“权力政治是由于缺乏国际核心权威所致”的认识提出挑战。在第一次阅读中，研究者以传统的语言叙述了“无政府状态难题”概念：在国家之上没有统一的权威，构成该体系的各国有着各自的国家利益、实力、资源和领土等。在第二次阅读里，研究者质疑了这种看似明了并被广泛接受的国际关系概念，指出它把“主权”和“无政府状态”加以对立和分离。这种对立和分离制造了两种特别效果。一是重申了作为国内领域的主权是一种稳定的、合法的国内政治基础；二是重申主权以外的领域是危险的和无政府状态的。然而，国际体系由不同国家所组成，主权和无政府状态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因此，“无政府状态”概念是建立在有缺陷的理论假设或排斥“主权”概念基础之上的。^[45]

批评的思想（至少在西方学术界）具有一种传统。早在19世纪中期，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就观察到，在各个历史时代，社会被划分为各种不同的二元对立等级，而且，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存在着关系。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到目前为止的所有社会，人被分裂成为两类：一类是有产者，他们拥有并控制着“生产资料”（包括原材料、技术、金钱或雇用、购买劳动力的资源）；另一类是劳动者，他们只拥有其自身的劳动能力。有产阶级凭借其经济资源而享有更多的权力，包括拥有控制分配社会财富的权力。马克思曾经写道：“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46]不仅如此，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拥有可任意支配的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因此也控制了精神生产的方式，所以……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47]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角度揭示了二元对立关系中一方对另一方的压迫和剥削，那么后现代主义则更关注在这种对立关系中一方如何利用与符号系统有关的东西（譬如话语、文本、叙述等）向另一方实施压迫和控制。

需要指出的是，后现代主义的某些偏激立场，造成了它对现代主义的偏激看法。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辩证观点，现代社会曾经在历史上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是对封建时代的一种决裂和摆脱。应该看到，早期启蒙运动的思想里包含着自由和民主的价值观，而且具有追求更加美好社会的愿望，譬如容忍差别、保护个人权利和隐私、提倡民主和平等。人们不应该忽略许多启蒙运动思想家为容纳社会差别、妇女权利或社会平等所进行的斗争和呐喊，他们也提出过有关建立一种个人自治、平等、民主和宽容的世界的设想。此外，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道德并不以强弱为区别，“每个人、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视角都有以自我为中心的成分，弱者的话语同样可以质疑”。^[48]

尽管如此，后现代主义还是作出了一些颇有价值的贡献。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它至少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它对国际关系中所有形式的“理性主义”或“宏大叙事”思考及实践进行了清算，动摇了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哲学基础，对“知识体系”的“科学性”“客观性”“逻辑性”进行了揭露，从而打破了国际关系领域长期以来由某种单一理论占支配地位的局面，在推动国际关系理论“多元发展”、抵制理论上“话语霸权”方面“功不可没”。^[49]

第二，它重视扩大国际关系研究的范围和视野，从物质的层面扩大到非物质的层面，尤其将伦理话题重新引入国际关系，从而为人们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寻找新的研究课题，使用新的政治分析工具提供了思路。后现代主义试图在西方理性主义之外提供一条道路，鼓励人们探究语言、文本、概念框架以及范式等如何影响并建构着世界政治，从而对“现代性主导下的主流国际关系观念起到一些建设性的作用”。^[50]

第三，它揭示了这样一个奥秘，即理论本身乃是一种实践活动。一旦某种理论获得传播，并被人们相信和接受，那么，人们就会以这种理论作为指导去采取行动，行动的结果往往造成该理论所描述的世界画面部分地成为“社会事实”。换句话讲，以一定的理论作为对社会实践的指导，它所造成的社会实践后果会与该理论所描述的情形大体相符合。这不仅给理论家声称自己的研究具有“科学性”“客观性”和“预测性”正名，而且使理论活动本身成为社会实践的一部分。后现代主义指出，现实是被建构起来的。在各种社会控制机制的作用下，一定的理论以及作为语言结果的一定规则和规范得以制度化并得到执行和遵循，因此，一种社会现实便存在了。

不过，超越后现代主义的情形也存在着。由于后现代主义似乎比其他“另类理论”走得更远，这使它存在着一些看来是“美中不足”的地方。第一，后现代主义在对占支配地位的国际关系理论知识大厦进行政治颠覆和破坏的过程中，没有或不打算建立一个后现代国际关系知识体系。第二，如果说当今世界仍然存在着权力政治现象，仍然需要“权威”和“共识”，那么在打破了旧的“权威”之后，新的、合法的“权威”和“共识”应该从何而来，后现代主义似乎没有给予明确说明。第三，“解构”的方法有助于揭示国际关系含义的不同层面，但是，它的最终目的应该是使含义尽可能地清晰，而不是把含义弄得更加艰涩难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