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同的社会领域，话语有着不同的类别，譬如法律话语、宗教话语、科技话语、医学话语等。在国际关系方面，人们通常对政治话语（包括对外政策话语）感兴趣。所谓政治话语，它可指涉及有关政治话题的语言使用。一般地说，政治语言、政治话语、政治言论、政治修辞、政治宣传，这些表述在意思上相互接近，有时候甚至相互交替使用。这里选择使用“政治话语”这个术语，既考虑到它与所谈论“话语”这个话题保持一致，也考虑到这个术语目前更趋于被广泛接受和使用。政治话语已经成为人们研究政治活动的一个重要途径。换句话说，所有的政治活动都存在于语言使用之中。
从文化的角度看，国际政治总是与语言密切地交织在一起。语言从来没有离开过国际政治：外交谈判、政策演说和辩论、讨价还价；法律或布告、政策声明、国际条约以及其他的政治文件。政治话语常见于报纸、电视、电台、互联网，也常见于各种政治场合的辩论、政党集会、民众游行、政治小册子中。政治话语通常直接涉及政治话题。不过，一些“间接涉及政治问题的公众语言，也可以被看作是政治话语”，[1]譬如在国际社会，有关海外干预、经济制裁、人道主义援助、金融危机、气候变化等话题都可能包含着政治议题。因此，研究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乃是研究政治话语和文本。
语言作为一种符号系统，它的一个核心功能是表达含义。正是因为具有含义，语言的作用才变得如此重要。然而，含义并不是自然、客观的存在，而是被赋予的；含义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经常处于流动和更新的状态。某样东西（如某个事件或概念）的含义是一定社会和文化环境下的产物。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位置，出于不同的利益和意识形态考虑，会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理解并赋予不同的含义。换句话讲，某个东西的含义是社会及文化建构的产物，并非独立于人的大脑之外的客观存在。
一定的语言符号表达着多层含义。当语言处于使用状态时，它至少表达着两层含义，一种是词语的表层含义，或者说，字典上所记载的明义；另一种是深层含义，或者说，隐藏在文字背后的暗义。词语的明义和暗义“随着历史和文化的演变而发生改变”。[2]譬如，在英语里，crusade（大意为“讨伐”，“向……宣战”）这个词原本具有基督教欧洲“采取军事行动重新夺取圣地”的含义。随着历史的变迁，这个词的原本含义逐渐丧失。不过，“9·11事件”后，当美国政府宣布在全球范围内“讨伐”极端恐怖主义时，它似乎重新带有某种宗教色彩。美国政府指望这个词能够产生唤起美国民众情绪的作用。不过，这个词也帮助了美国的敌人，因为“基地组织”领导人也会利用这个词语呼吁自己的力量捍卫“家园”、反击“讨伐者”。此外，选择使用什么词语也是一种选择以何种方式还原“现实”的政治实践。1836年3月，墨西哥军队进入德克萨斯，试图阻止德克萨斯宣布独立。墨西哥人和美国人在阿拉莫发生激烈冲突。墨西哥人称这场冲突为“阿拉莫之战”（battle of El Alamo），美国历史上则称它为“阿拉莫大屠杀”（massacre at the Alamo）。再譬如，冷战时期发生的古巴导弹危机，不同的国家对此事件的表述并不相同，美国使用“古巴导弹危机”一词，苏联使用“加勒比海危机”，古巴政府则使用“10月危机”的说法。这些不同的表述说明，这个事件“被不同的叙述所建构”。[3]因此，对语言含义的理解，涉及对它的各种明义和暗义的解读。
再譬如，在英文里，缅甸有两个称呼：Burma和Myanmar。Burma是19世纪英国人对缅甸实行殖民统治后使用的称呼，缅甸1948年独立后沿用此称呼。1989年缅甸军政府掌权后，缅甸改称为Myanmar。这个改称被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和许多国家接受为缅甸的正式名称，但遭到缅甸反对派强烈反对，认为军政府更改国名乃是为了抹杀缅甸历史。对此，美国也给予认同，至少官方一直以来仍旧以Burma称呼缅甸。不过，2012年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缅甸时却分别使用了Burma和Myanmar称呼这个国家。当着缅甸总统吴登盛的面，奥巴马以Myanmar称呼缅甸。不过，当他会见缅甸反对派领导人昂山素季时，奥巴马则以Burma称呼缅甸。
在国际关系领域，所有的叙述乃是政治的过程。由于含义并不固定且具有多层性特征，因此，一定的含义通常具有争议性。在同一个世界里，往往存在着对同一现实的不同叙述。世界上存在着独立于人们大脑之外的客观现实。不过，人们所理解的现实，往往是由语言或作为“知识”形式表达出来的社会“事实”。在实际生活里，人们（甚至大部分人）主要还是通过以语言为主的符号手段，去接触和了解自身周围以外的世界。反过来，人们也利用一定的语言去再现他们所理解和思考的“现实”。凭借语言去再现国际关系现实这一过程本身，构成了国际关系实践的一部分。不过，经过语言作用而被再现出来的现实，已经不再是对先前客观现实的一种简单反映，而是帮助建构了一个“现实”，因为叙述者本人的主观理解和认识、文化和价值取向介入了这一建构过程。譬如，人们发表演说时，通常会对文字进行精心筛选和推敲，以便使它们符合一定的语境、讲话者和听者的身份或话题的需要。这种经过文字筛选和推敲后所叙述出来的“现实”，一定是有别于最初的客观现实。客观现实经过语言的作用而被“加工”“过滤”或“剪裁”过了，而且“话语里充满了规范因素”。[4]
政治话语主要应用于现实的国际政治生活中，没有政治话语就没有国际关系现实。如果不理解一定的政治话语，人们就无法理解所处的国际关系现实。于是，对一定的政治话语进行分析是必要的。有关认识和理解国际关系现实的研究方法各有不同。政治话语分析作为一种理论和方法，更关注一定的国际关系现实如何在语言的作用下被赋予含义，并被建构和演变成为目前的样子。文本是政治话语分析的主要对象。文本研究的“根本目的是要探究文本所描述、记录或说明的事实”。[5]由于所有的文本写作都是从一定的观点和角度出发的，不同的文本叙述着不同的社会“现实”，因此，政治话语分析提醒人们，单一的文本并不一定具有含义，只有当它与其他的文本发生联系，并被放在文本生产、传播和消费所处的社会环境里，这时的文本才具有了含义。比如说，要想理解已发生国际事件的含义，人们需要把叙述该事件的不同文本联系起来（互为文本），理解是谁（社会身份）在叙述事件的经过，叙述者从何种角度（世界观或立场）进行叙述，在什么场合下（语境）叙述，听众（接受者）是谁。人们不仅需要解读叙述者讲述了什么（明义），而且还要关注叙述者没有讲什么（暗义）。
于是，有关含义的争论（包括对含义的维护和颠覆）成为国际政治中的一种普遍现象。话语处于政治的核心地位，有关“话语竞争成为政治的典型特征”。[6]对于政治家们来讲，他们更关注语言使用的宣传价值和劝说价值，而不一定是语言使用的准确性，因为政治家的主要兴趣通常放在政治上的自我辩护方面。19世纪中叶，美国入侵邻国墨西哥并夺去这个国家近半壁江山，但美国政府称这一做法是奉“天定命运”这一“崇高”使命的召唤的。至于21世纪初，美国政府在全球“反恐战争”的名义下发动伊拉克战争，引起人们对这场战争性质的激烈争论。战争发动者坚持声称它是全球“反恐战争”的一部分，是一场“解放伊拉克和它的人民”的战争，但决不会说这是美国“入侵一个主权国家”。反战者则称它为“侵略战争”，并把它与20世纪60年代美国在越南发动的战争进行历史类比。
于是，对话语进行分析成为理解和揭示话语含义的重要手段。话语分析的主要任务是探讨语言使用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在日常生活中，所有的人都在使用语言，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被认为同等重要或具有同等的影响力。如前所述，谁的话语更为重要，通常取决于该话语与社会权力关系的密切程度。处于社会优势地位的人具有更多的机会和权力对某种东西赋予含义。政治家、政客以及知识精英们通常有更多的机会、在更多的场合接近和使用政治话语，而且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社会身份使得他们的语言被认为更具有含义。机构或组织作为一种权力形式，也往往处于含义之争的优势地位。正如有研究者指出，“含义的确立过程也是利用各种资源的过程。人们可凭借自己的资源和需要去建构世界，这些资源包括产生合法性和权威性所需的政治资源、控制经济生产过程输入和输出的经济资源、直接产生权力的地位资源、收集和控制信息的信息资源、威胁别人或其财产的强迫性资源和组织资源等”。[7]
看来，给某样东西赋予含义的过程，乃是在一定的社会权力关系环境里并通过这种关系而实现的过程。无论是战争动员、外交谈判还是政治演说，它们都包含着人们致力对所从事的活动或所发生的事件赋予含义。从一定程度上讲，“政治过程是一个创造意义、维持意义和改变意义的过程。”[8]某个东西的含义是得到确立、维护或巩固，还是遭到破坏、颠覆或抵制，取决于一个社会如何对这样东西的价值进行取舍和评估。被赋予的含义是否能够被广大民众所接受，在多大程度上引起争议，这些都影响着该含义的权威性和影响力。接受某种含义的过程乃是接受某种权力影响的过程；对现存含义的挑战乃是对该含义赋予者的权力发出挑战。譬如，伊拉克战争发动者利用一系列的“战争动员”话语，使民众相信萨达姆政权的性质具有“邪恶性”和“罪孽性”。在美国和英国，一些人起初接受这类“战争动员”话语，乃是经历着接受战争发动者施加权力影响的过程。当这类“战争动员”话语遭到质疑和颠覆时，它意味着战争发动者的权力受到严峻的挑战。
因此，可以说符号含义的产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过程。它不仅与符号系统的内部结构有关，而且还与符号本身与外界的联系有关，譬如与语境、权力关系、语言使用以及沟通伦理等的关系有关。符号的含义不是固定的，而是可以发生变化的。尽管含义可以相对稳定，但绝不是理所当然的客观存在，而是社会及文化建构的产物。由于符号的含义是社会及文化建构，这便意味着一定的符号通常具有多种含义。理解符号的含义需要关注并考虑到这种含义的多层性特征，不同的话语叙述着不同的社会“现实”。
冷战结束后，随着世界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利用西方“普世”价值和“人权”话语从事国际干预，甚至以此作为发动帝国主义战争合法性的趋势增加，譬如波黑冲突、科索沃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换句话说，如果说传统上引起战争和冲突的缘源主要是领土扩张（争端）、争夺物质资源，那么，当代战争和冲突的缘源更多的是在观念、信仰和意识形态等名义下进行的。一些西方国家会为了捍卫自己所信仰的“自由”“民主”和“人权”等价值，对一些国家和地区进行军事干预甚至发动战争。以至于有人称，“对西方国家的理解，不再可以从追求自我、狭隘国家利益的国家行为体角度去考虑”。[9]历史上，西方列强在争夺殖民地的过程中，往往包含着对被殖民者的必要叙述，“需要有一种话语把被殖民者叙述为非人性化和未开化”。[10]在现当代，一个（或一些）国家在决定对他国或地区进行（军事、政治或经济）干预之前，通常也会对该国或该地区进行必要的描述，包括对卷入冲突的地区和生活在该地区的人民给予描述，以便为采取干预行动提供必要的“合法性”“必要性”甚至“迫切性”。因此，要想理解一项战争政策，就需要理解战争发动者如何描述将被占领者是谁，被占领者与战争发动者之间的区别和关系是什么，占领者谋求改变被占领者身份的理由是什么。在这里，带有意识形态的强势话语叙述为即将发生的实际军事/暴力行动提供重要的理由。
要理解意识形态话语和国际政治之间的复杂情形，不能不涉及当代全球资本主义力量和意识形态霸权。在这里，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成为一种重要的指导。[11]与其他一些国际关系理论形成对比的是，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把社会阶级（而不是主权国家）作为分析的核心对象。作为一种生产方式，当代资本主义大体具有三个基本特征：（1）市场交换；（2）财富拥有者的政治及社会地位获得提升；（3）劳动者在政治和社会方面处于从属地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把资本投放到各种市场风险里，而且创造了具有资产阶级含义的意识形态。这类意识形态被用来证明：资本家从事的资本主义活动是合法的和正当的，而且造福于包括劳动者在内的所有参与者，哪怕这种资本主义活动首先是为占支配地位的资产阶级服务的。这类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或者说社会意识——得到政治、法律、宗教、道德、哲学和文化机构的支持和维护，并经由这些机构的作用而得到不断的复制和传播。这些机构以及它们的实践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文献所称的“历史集团”（historic bloc）。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呈现着一种新自由主义形态的跨国“历史集团”。历史唯物主义的任务之一，乃是揭露这种“历史集团”的本质，指出它们乃是一定历史环境下的社会建构，而不是所谓一成不变的普遍真理代表者。
“历史集团”概念在安东尼奥·葛兰西那里获得发展。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的一个主要分支，“意大利学派”主要吸取了葛兰西的历史唯物论思想，关注处于特定历史环境下的“真理主张”，揭示这些“真理主张”背后所存在着的固有社会权力关系，以及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霸权特征，旨在推动社会变革和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葛兰西主义提出的“霸权观”不同于一般政治现实主义的霸权观。如果说后者是从占支配地位国家（或一批国家）权力的角度看待霸权，那么，前者则是从阶级关系的角度看待霸权现象。在葛兰西主义看来，作为一种领导权，霸权不仅具有强制的性质，而且还具有意识形态上达成共识的含义。如果一个阶级通过诸种机构和妥协的方式使自身的主导地位获得合法性，那么，这个阶级被认为处于社会的统治地位。当一个阶级以这种方式确立起自己的主导地位，或者确立起权威的国家政治结构，那么，它构成了一个由结构和上层建筑所搭建的“历史集团”。
不过，人们也意识到，要想推翻存在于像意大利这样国家内部的资本主义乃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任务。作为一个相对发达的资产阶级政体，意大利的资本家比1917年列宁在俄国所面临的资本家势力更为强大和顽固。当时的沙俄还是一个非常不发达的资本主义政体，只要打倒了依附在官僚机构中间的资本家势力，资本主义就会被推翻了。西方发达国家能够保持资本主义的生存和发展，在于它培育出一个有助于稳定和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公民社会（如教会、媒体、工会和学校等机构）。在这种公民社会里，所有的社会关系被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所同化。于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痛苦地发现，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无产阶级并没有在德国和意大利获胜；相反，在这些国家里，公民社会成功地劝说人们普遍支持和拥护政府的战争行为。在葛兰西主义看来，资产阶级一方面表现为通过强制性国家机器维持社会体制运行，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利用公民社会教育和感化民众认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国家机器和公民社会结合在一起，形成强大的保护资本主义的“碉堡工事网”。正如有研究者在说明“历史集团”和霸权之间关系时指出，前者是霸权的物质及意识基础；后者则通过前者中的物质条件、制度、共同的利益和意识表现出来。[12]
当代历史唯物主义不仅保留了马克思主义学说里所提供的许多核心概念，包括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导致剥削和阶级斗争的基本假设，而且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结构观。这些获得丰富和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更加适用于国际关系领域的研究。历史唯物论者遵循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思考资本主义如何推动“帝国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使帝国主义蔓延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并在国际关系中具有一种跨国剥削的性质。他们尖锐地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面临着两个基本困境：一是资本主义社会经常面临着资本家资本过剩的困境；另一个是社会底层者——无力购买者——无法充分消费商品的困境。这两种困境促使资本主义社会寻求拓展海外市场，对剩余资本进行（海外）再投资，促进剩余产品的购买。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互动的条件是绝对不平等的。尽管直接的海外征服仍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可依赖选择，但是，在谋求获得并加强全球富裕资本主义社会的既得利益方面，当代资本主义剥削的性质变得更为隐蔽和巧妙，包括资本家中间的跨国联盟，以及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之类的金融机构。譬如，由西方及美国主导下的诸机构发展使得各种国内的阶级结构“国际化”，并且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间组织集体生产，使资本主义全球化。于是，实现对当代资本主义霸权地位的维持和巩固，依赖于世界体系中强有力的社会知识精英之间的密切联系，以及占主导地位的全球经济和政治治理机构的网络作用。[13]
随着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为争夺更多海外市场和主导地位而彼此竞争，帝国主义思想会导致并纵容残酷的国际竞争甚至冲突的发生，使富裕的资本主义国家和世界其他地方之间发生更多联系。对于历史唯物主义来说，帝国主义仍然是一个基本的概念。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出一系列说明富裕资本主义社会和贫困社会之间划分的主张，譬如“南北关系”和“三个世界”划分等。根据发展中国家的依附理论，世界上许多国家处于持续贫困境地的原因，并非完全在于国内社会运转和选择，而在于这些国家在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中处于不利的位置。世界政治受驱使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经济剥削乃是资本主义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使资本主义体系保持其自身功能，资本家的这种剥削是必要的。[14]世界体系理论则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理解为由核心的、边缘的和半边缘的地区所构成。它们之间的区别是依据它们对劳动方式的控制以及生产专业化的分配。核心地区是那些在经济上最先进的地区，它们最为富裕并有势力；边缘地区向核心地区提供无技术的劳动力和原材料，因此是最为贫困和最虚弱的地区。半边缘地区则处于上述两个地区之间。[15]
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传统中的另一个分支，乃是与德国法兰克福学派有关的批评理论。在某些方面，法兰克福学派抱着马克思主义的批评精神，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无能作用给予抨击。它质疑实证主义哲学关于存在和想象、事实和价值、已知客观和认识主体等之间的二元论，挑战所谓知识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在当代，法兰克福学派的批评理论主要与哈贝马斯的思想有关，在此不再赘述。
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传统，均揭示了西方占主导地位的、由资本主义所生产的知识和意识形态所具有的内在霸权性和主宰性。所有这些又是通过操纵话语和其他符号权力来实现的。因此，在当代全球经济和政治秩序下，意识形态在国际关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理解它们之间的复杂关系则不能离开对话语政治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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