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语言的功能，大体上存在着两种认识。一种认识是，语言从根本上讲是一个被动的东西，是人们进行思考并用来与他人进行沟通和交流的工具。从这个意义上讲，语言就像一面镜子，它的作用是尽可能客观、确切地将人物或事件再现出来，只不过再现的途径是通过书面或口头的文字符号罢了。另一种认识是，语言是一种积极主动的力量。它可以激发人们的想象力，煽动人们的情绪，甚至对人们所处的现实环境进行社会建构。或者说，语言可以用来帮助制造一种世界“现实”。其实，对语言的这两种认识都反映了语言所具有的实际功能。问题在于，长期以来，人们倾向于关注和强调语言的前一种功能，而对语言的社会及政治建构作用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譬如语言建构身份的问题。这种重此轻彼的情形在国际关系学科里尤其明显。尽管近年来从语言角度探讨世界政治、国际安全和国家对外政策的论述开始明显增多，但是，从总体上看，它仍然处于国际关系研究和叙述的边缘地位。
面对复杂的外部世界，人类本能地对周围环境中的人和物进行分类，以便更易于理解它们，使各种生活和行动更具有可预测性。与此同时，通过对人和物的分类，人类对自己的社会实践赋予主观上的意义。人们（从种族、民族、阶级、个性、类型、时代、性别等方面）对自己和他者进行分类，旨在从混沌的世界中创造出一种秩序，并使自己和他者（以及自己对他者）所采取的行为合乎一定身份所遵循的规范。因此，分类和明确身份的过程乃是一种根本的、普遍的情形，因为它满足了人类对认知简约方面的基本需求。可以说，在所有的政治行为中，身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在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分类和分析时，毛泽东曾经写道：“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16]换句话说，通过分清敌我，人们便能够在中国革命斗争的过程中采取正确的行动。
如同社会科学里其他基本概念一样，“身份”在不同的情形下被理解为具有不同的含义。不过，简单地讲，所谓身份，它是指你是谁？我是谁？别人认为你（或我）是谁？如何看待自己和别人在这个世界上所处的位置？对这些问题给予回答就是在确定行为体（你或我）的身份。身份可以是相对稳定的，也可以迅速发生变化。任何身份的形成过程，都是一定历史及社会环境中的产物。身份不是客观或天然存在的东西，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经过反复叙述、讨价还价、重塑等社会实践活动的结果，或者说，是复杂的社会和政治建构的产物。
那么，身份是依靠什么而被建构起来的呢？在国际关系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主要集中在这样几点认识上。一种认识是，社会和历史的过程乃是建构身份的重要力量。根据这种认识，每个行为体具有一种自我概念，譬如，有关国家或民族的观念是近代史的产物，国家身份被看作是在人类广阔的历史背景下体现在局部层面上的政治结果。[17]另一种认识是，心理过程是构成身份建构的一种来源。在这种认识里，身份被看作是一种心智再现，建构身份的过程被理解为是心理机制获得适应和调节的过程。譬如，国家的民族心理过程可以帮助“想象出”一个民族共同体。[18]还有一种认识认为，行为体的社会实践活动是建构行为体身份的另一种力量。它强调行为体通过实际的所作所为去告诉别人自己是谁。譬如，美国通过实际的国际干预或军事行动告诉世界：冷战后的美国仍然要做国际秩序的“领导者”和“支配者”。[19]有研究者意识到，语言也可以用来作为建构身份的重要工具。这一认识强调了语言创造事物的能力。[20]可以说，身份建构的过程极为复杂和多样。它不是在真空里进行的，而是在广泛的社会、文化、历史及话语的环境里产生的。
从本体论上看，任何身份都是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产物，而不是孤立存在的东西。不同身份之间具有相互构成性的含义。一方面，“自我”身份的存在依赖于同“他者”身份的社会关系。也就是说，一个行为体的“自我”身份是在它与“他者”身份的相互关系中确定的。反过来，“他者”身份的存在自然也依赖于“自我”身份的存在，两者之间相互需要，形成一种“自我”和“他者”之间在含义上相互构成的模式。譬如，在家庭里，某个人可能有不同的“自我”身份，如“儿子”“丈夫”“父亲”等，这些“自我”身份的存在是与他有“父/母”“妻子”“子女”等“他者”身份的存在相关联的。如果这些“他者”身份中的某一个身份不存在了，那么，上述“自我”在家庭中的相应身份也就消失了。反之，也是如此。
类似地，在国际关系领域，一个国家身份的形成，通常是本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相互关系的结果。如果说国家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那么，它往往以群体的方式确定自我身份，并由此把本国与其他国家区别开来，而区别的主要标准是国家之间所拥有的不同集体特征，如一定的肤色、语言、宗教、历史经历、政治制度、伦理价值等。“反纳粹主义国家”是以存在着“纳粹主义国家”作为前提的。有“反霸权主义国家”，那是因为存在着“霸权主义国家”。赢者造成了输者，有强国就有弱国。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观也是建立在这类差别之上的产物。
从认识论上看，对于“自我”来说，“他者”的身份可以是朋友，可以是竞争对手，也可以是敌人，而且并非固定不变。“他者”的身份取决于“自我”对“他者”的看法和认识，也取决于它们相互间社会关系的建构。也就是说，身份是可以发生变化的。今天是朋友、伙伴，明天可能成为竞争对手或敌人。不过，在通常情况下，身份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
在讨论社会关系中的身份建构方面，尤其需要关注身份具有话语建构的社会特征。如果说身份建构的过程涉及把“自我”与“他者”区别开来，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语言起着怎样的作用呢？如前所述，话语可以被理解为是一种权力形式。作为社会生活中的基本要素，它不单是行为体用来从事交流的工具，或再现“现实”的镜子，而且还是行为体用来制造“现实”的工具。身份不仅是社会实践的产物，而且还是社会语言的结果。行为体制造了语言，语言反过来制造了“现实”，包括对行为体“自我”及“他者”身份的建构。
且以国家行为体为例，一个国家一定身份的形成往往处于广泛的历史叙述中。在国际关系领域，叙述本身构成“社会事实”建构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机制。通过这种叙述机制，国家不仅书写自己的历史，而且建构起这个国家的集体身份感。在这个过程中，国家行为体通常创造出一系列作为语言形式的符号系统，选择一定的叙述方式，对这些符号内容进行结构上的安排并赋予其含义，以便有效地劝说本国国民认可和分享由语言符号作用所建构起来的国家“身份”感。具体地讲，在进行“自我”身份叙述的过程中，国家通常会设计出一系列连贯的“故事情节”，包括这个国家的历史起源、能够体现和代表这个国家并为全体国民所集体记忆的历史经历、人物或重大事件等，由此把本国（“自我”）与别国（“他者”）区别开来。譬如，美国人通过叙述自身的“例外经历”建构起美国“与众不同”的身份，叙述的故事情节包括“五月花号”木船、独立战争、华盛顿、西进运动、南北战争、林肯、自由女神像、移民社会等。所有这些人和事件把美国与包括欧洲国家在内的其他国家区别开来。
可以说，叙述是重要的。叙述可以制造一种认识框架结构和一系列的故事情节，由此引导和帮助人们对外部/内在世界进行理解和界定。具体地讲，一定的叙述给人们提供了认识和理解世界的一定框架和视角。正是通过一定的框架和视角而使人们的认识和理解达到分享和融入占主流地位的政治叙述。一定的叙述——通过一系列精心设计、有始有终的故事情节——可以使民众团结起来，也可以使人们争斗分离。叙述给人们的所作所为提供正当理由，也可以对这种所作所为提出质疑和加以诋毁。作为“自我”的叙述往往被认为是正确的、合理的；作为“他者”的叙述则是奇怪的、不可信的，因为“他者”的叙述往往与“我们”的世界以及“我们”所理解的世界格格不入。
所有的叙述活动乃是政治实践活动的一部分。在国际关系领域，所有的叙述都是政治叙述。人们对历史事件进行有选择的记忆或忘却。叙述什么和不叙述什么，在什么场合下叙述，以及如何叙述，这些乃是政治选择的结果。“选择”的标准是，所叙述的和不叙述的、所记忆的或忘却的，它们应该符合“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在确定了选择标准之后，国家通过对先前的或旧的话语进行历史处理，或者重复它，或者修订它，或者搁置它。从这个意义上讲，所有的历史乃是一种政治史。正是凭借包括语言叙述在内的各种途径，国家的身份不断得到社会建构，并由此决定着“自我”与“他者“之间社会关系的性质。
因此，使用中的语言具有社会及政治的含义。它通过同时建构“自我”和“他者”的办法，创造出一定的身份含义。在身份建构的过程中，叙述什么和不叙述什么，以及如何叙述，乃是与政治选择有关的。语言使用的这种政治特征意味着，身份建构依赖于叙述者的政治意志和选择。经过话语的作用，身份从一种观念价值转变成为具有物质含义。从这个意义上讲，话语和身份之间不仅在本体上存在相互联系，而且前者可以从物质和观念上赋予后者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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