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中语篇的重构

译者对译文语篇的重构类似于作者的原文创作，即一样在语言、功能和情景的框架下进行，语篇编码所涉因素和语言（语篇、小句）、功能（交际目的、语篇总体意义、小句的意义）与情景（意识形态、体裁、语域等）之间的互动关系的论述同样适用于译文语篇的编码，这里不再重述。不过，由于译文语篇的编码是在对原文意义解码的基础上针对新的目的语言情景（文化环境和意识形态）下的言语交际行为框架下的言语活动，同时前面关于译文解码的论述业已揭示译者所解构的原文意义并非总是与原文作者所表达的一致，这样，在译文编码时就会出现这样两种情形：

第一，由于解构的意义往往并非原作的意义，从语言与功能关系的角度，其对译文语篇的编码必然表现出不同于原文语篇的言语特征，从而使得译文语篇无论在意义上还是言语特征上都会与原文语篇有所不同；

第二，即便译者正确地解构出原作语篇意义/意图，但在目的语篇重构时由于新的环境制约（如意识形态、 目的、交际对象、语言等），所以译者不管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都常常不可避免地编织进不同于原作的意图。这两种情形可图示如下：

图5-3　翻译过程中的解码和编码

以下试就造成译文与原文交际意图的不同/冲突的上述两种情形予以剖析。

从翻译研究与评估的角度，原文语篇的交际意图是什么，译作语篇的意图又是什么，两者是否相同或冲突一般只能依赖于通过分析、解构和比较译作与原作来把握。但是，根据前述功能与形式关系的论述，通过分析译作不同于原作语言特征来进而把握译文与原文在交际意图上是否不同或冲突，从因果关系的角度看，却有两种情形：

第一，译者没有吃透/把握原作的交际意图。而究其原因则又有两种情形：①由于自身语言、认知能力等方面的不济未能吃透原作的真实意图（这种情况无论在职业译者还是翻译新手的译作中都可谓屡见不鲜，对于这一显而易见的情形，这里无意阐释）；②译者在解构原作时带进了自己的思想、情感和价值观，因此其理解的“意图”并不是作者真正表达的“意图”，因而传递了不同于原作的交际意图和自然在语言上表现出译作不同予原作的特征。如，据Hatim和Mason （1997）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刊物《信使》登载了以下一段英语译文（原文是西班牙语）：

The greatest and most tragic clash of cultures in pre-Columbian civilization was recorded by some of those who took part in the conquest of Mexico. Hernan Cortes himself sent five remarkable letters back to Spain between 1519 and 1556， and the soldier chronider Bern at Diaz del Cashllo （c.1492—1580） ， who served under Cortes， fifty years after the event wrote his True History of the Conquest of New Spain. The vanquished peoples also left written records. A manuscript dated 1528， now in the Bliotheque Nationale in Paris， recounts in Nahuatl， the language of the Aztecs， the traumatic fate of the Indians.

第二，语言编码总是围绕某个内容、话题或领域进行的。从解码的角度，通过对上述语句串中一些语符如Indians， civilization， record， conquest， vanquished等所指涉的概念、现实事件，借助解码者脑中已有的相关知识、经验等“互文性”的帮助，不难确定这是个历史的话题，而不是科技、商业等方面的体裁。

前已指出，交际双方在语篇编码和解码过程中不可能不带入自己的“情感”、“观念”，因为人是社会中的人，总是隶属于一定的阶层，服务于一定的集团利益。以下，试从语域分析三要素——语场、语旨和语式角度分析上述译文制作过程中译者是如何参揉进了个人的思想、情感、价值观、世界观，从而表现出译作与原作交际意图的冲突和翻译中的意识形态因素。

对于本译文语篇的语场而言，译者是通过选择一系列相关词语来体现这段历史过程的，但是作为“选择就是意义”在这里的最好体现，译者对反映这一历史事件的词语选择的背后却折射出其强烈的“欧洲中心论”史学观。如无论是采用pre-Columbian，还是pre-Montezuma，从“命题意义”的角度，它们毫无疑问都能胜任对这一历史事件的描述，并无什么差别，但是译者在这里之所以选择前者而舍弃后者，是因为这两个词的语用涵义不一样，交际价值不等值：前者视欧洲人到达墨西哥为该国历史发展的里程碑，而若选择后者则突出了土著人对西方文明传播到达新大陆之前对当地文明进程的巨大贡献。因此，不同的选择和措辞表现了不同的意识形态，服务于不同的社会集团利益。

从语旨的角度，可以说该语篇在措辞上十分“霸气”：说一不二，不容置疑，这集中体现于译者对表现语言人际功能的语气系统的操纵上。如在语气选择上，用了清一色的陈述小句；在情态上，未用任何表示可能性或倾向性的情态词或类似功能的结构，如用的是“X sent…”和“Y wrote…”，而非诸如“about this， X and Y would/might be expected to write”等，折射出译者对读者的不平等的“权力”关系，突显译者那种居高临下的专家、权威身份。

在语式的层面，也同样表现了译者与读者之间的“距离”。设想，如果交际是发生在同事之间，面对面的，毫无疑问，措辞绝不会像现在这样正规， 口气肯定要“柔和”些，至少没有现在这样“威严”。

因此译文清楚地显示交际主体即译者通过对目的语语言词汇—语法资源的有目的操纵，完成了其具有强烈意识形态取向的交际意图：亮明了其“社会地位”，表现了其“价值观念”，宣告了其“集团归属”，充当了其所代表的某个社会阶层利益代言人的角色。第二，虽然译者通过对原文包括言辞特征、写作背景等在内的分析、考察确实领会了作者的意图，但由于译文环境的改变，译文的意图也常与原文区别。

语言编码是交际主体在一定意图主宰下对读者/听话人的世界知识结构状态、社会经验、认知和语言能力等方方面面的假定和预测的结果，并表现出语篇属性上的连贯性、衔接性、意向性、可接受性、信息性、互文性与情景性等特征。就翻译情形而言，由于编码环境的改变，就往往伴随着译作的交际意图与原作交际意图的偏离或冲突。这种意图上的冲突，从功能与形式关系的角度就必然导致译文不同于原文的言语特征。对此张美芳（2001）已有详细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