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与对外政策分析

在对外政策分析领域，长期占主导地位的视角认为，国家对外政策主要是一种物质实践活动，有关话语及社会身份等因素往往被置于对外政策分析的次要地位。它忽视和搁置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一项对外政策的制订还是重要的话语和身份互动的产物。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不单是一个适应国际体系物质权力结构的问题，也不单是关于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制约的问题，它还与国家身份，与主权国家所追求、捍卫并谋求在海外加以传播的核心价值有关。从这个意义上讲，对外政策还是一个与国内及国际体系社会结构有关的问题。在身份与对外政策的关系方面，话语政治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随着冷战结束，社会及文化因素被重新引入国际关系研究，从而打破长期以来国际关系研究拘泥于主要关注物质结构及实力的情形。文化为人们理解和揭示复杂的国家之间关系提供了重要视角。对外政策分析中最为显著的学术探索之一，乃是对身份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给予更多的关注。^[21]更多的人意识到，国际关系与“分享的国家身份感”、特定国家在世界中的地位、它的朋友和敌人、它的利益和期待有关。所有这些都置于对国家的历史及神话的叙述中。随着时间推移和环境变迁，人们利用政治语言、媒体、文学、历史书籍以及其他各种大众文化方式，对它们提出挑战、重建和重叙。

冷战结束不久，在有关文化与战争及和平的问题上，美国知识界一度盛行着两种理论，它们的观点截然相反且颇具争议性。一种是所谓“历史终结”论，认为西方民主价值最终在全世界蔓延，自由民主制度乃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22]另一种是所谓“文明冲突”论，指出全球冲突与合作的模式受制于世界不同文明之间的划分，“在这个新的世界秩序里，……最普遍、最重要和最危险的冲突将发生在……具有不同文化实体的人们之间”。^[23]这种观点认为，如果说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在冷战时期是模糊不清的，那么，随着冷战结束，这种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将变得突出起来。在这里，文明被理解为是范围更为广阔、超越国家边界的文化群体，它们具有共同的身份和分享的文化价值。有研究者甚至进一步指出，文化特征和身份影响着争端模式，“相似的联系比差异更经常引起冲突”，暴力经常出现于文明的内部，而不是不同文明之间。^[24]

无论是“历史终结”还是“文明冲突”，它们都涉及世界政治中的身份问题。然而，身份政治是一种颇为多元复杂的社会关系产物，并非可以用单一整合或泾渭分明的语言加以描述。更多的人开始意识到，身份政治在国际关系中充当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不过，身份如何对国家之间的合作和冲突构成影响，以及身份中的哪些因素最为重要，仍然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一种观点认为，文化上的差异会把不同国家区别开来，并可以成为造成心理上彼此互不信任甚至敌意的根源。还有一种观点强调，文化之间的差异妨碍着国家之间进行有效的沟通，导致它们彼此发生误解甚至暴力。还有一种观点把身份看作是安全困境下寻求集体行动的重要因素，但是过分密切、熟悉的身份有时则会产生彼此间相互鄙视。不管怎么说，有关身份政治如何在国际关系中起作用，仍然是一个需要给予深入探究的问题。在这里，讨论的重点放在身份、话语和对外政策之间的关系上。

根据身份理论，每个国家具有与其他国家相区别（也包括相似）的特征，即所谓国家身份。身份是一定历史、社会及文化环境的产物，它决定着国家在一定环境和条件下的利益追求和渴望，并对国家的对外政策行为构成不可忽视的影响。也就是说，在一定的国际体系里，一个国家想要什么和为了获得它而采取怎样的行动，在含义上并非完全由它所处的国际体系物质结构所决定，它还与国家在一定的社会环境里所处的地位身份有关。^[25]

显然，身份在对外政策分析中处于不可忽视的地位。重大对外政策的主要任务之一，通常是确定“自我”和“他者”之间社会关系的性质，因为这种性质决定着国家对外政策的利益和行动。从这个意义上讲，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有关身份问题，它在对外政策制订的初期尤其如此。或者说，在对外政策方面，确定身份是至关重要的。因此，要想理解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利益追求和行为表现，一个主要的途径是对国家身份问题给予适当的关注。国家对外政策制订是一个涉及内容广泛的过程，包括明确本国的身份，叙述或说明本国所面临的对外政策难题，以及解决和应对这些难题所需要采取的手段。譬如，安全话语在传统上一直叙述着“自我”安全和“他者”威胁。

身份和对外政策之间具有相互构成的关系。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一项对外政策是否具有合法性是至关重要的，它是通过对身份进行参照而确定的。反过来，身份也是“经由对外政策制定而被（重新）确定的”。^[26]一定的身份政治旨在表达一定政治实体所奉行的一套观念。政治家和决策者通过利用这类观念去影响、劝说和动员民众，把他们团结起来，以达到凝聚民心的目的。正是有了这种凝聚民心的结果才使政府以为，它在实施某项对外政策时具有了国内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反过来，一定的对外政策在帮助建立一定的国家身份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一般地讲，对外政策制定者通过大脑的认知活动，认识和理解他们需要应对的外部和内部的政治“现实”。他们在理解和说明这些“现实”的时候，往往利用一定的认知框架作为认识工具，并通过这种认知框架使一定的身份内在化。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认知文化起着重要作用，并对身份含义的产生构成影响。

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中，身份和对外政策之间的相互构成性关系经历着演变。随着身份不断得到重新确定，国家所追求的利益和行为也发生着相应改变，“身份影响行为，因此处于政治冲突的中心”。^[27]于是，新的对外政策被制定出来，以满足这种身份变化带来的对利益和行动的新追求。这在国内政治及国际体系物质结构及社会环境发生转型时尤其突出，譬如在战争（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两次海湾战争以及“反恐战争”）时期，美国的对外政策一般涉及对处于变化的世界环境里新的“自我”及“他者”身份进行确定和识别，并由此规定着美国在这种变化环境下所追求的相应国家利益，确定新的国家威胁来源，以及明确需要采取的外交新行动。作为一项复杂的社会及心智实践活动，对外政策通常涉及国家、机构、团体和个人等行为体。身份研究正是对这些层面的行为体给予关注。从这个意义上讲，“身份”概念应该比“体系”概念更加适用于对外政策分析。

在考察国家对外政策方面，对有关身份建构、维持、重建等问题的关注是有必要的，尤其需要对语言的作用给予关注。从一定程度上讲，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乃是对本国和别国身份进行社会及政治建构。国家身份和对外政策通过叙述的方式而形成，两者之间具有相互构成性关系。一方面，对外政策依赖于身份的再现，另一方面，正是由于一定对外政策的形成，一定的身份得到建构和重建。一定的对外政策话语，通常包含着在文化和历史上作为整体的“我们”的情感，“我们”的具体习俗、制度、领土、神话、仪式、生活及思维方式等。与此同时，对外政策中“他者”的身份在与“我们”的社会关系中被相应地确定下来。一定的文化代表着一定的社会成员所分享的观念、价值、普遍期待以及行动准则，而且从总体上讲，构成了作为本国区别于他国的整体特征。“我们”是谁的理念，决定着“我们”的基本世界观，并指导着“我们”采取一定的对外政策方针。于是，对作为“自我”的本国和作为“他者”的别国之间的社会关系性质赋予含义，构成一个国家对外政策的主要行为之一。应该指出的是，出于“国家利益”或“国家安全”的考虑，国家可以对本国的文化进行建构，并且建构起本国与别国之间的文化差异，譬如美国对外政策话语中“文明国家”“失败国家”“无赖国家”或“邪恶国家”等。

一般地讲，国家之间社会关系的性质往往由强者一方加以诠释和确定。有评论者指出，“身份建构乃是一种权力形式”。^[28]尽管语言建构的过程可以在非敌意的情形下进行，但在一些西方国家那里，“自我”身份建构的过程，往往倾向于把一些“他者”确定为竞争对手或是潜在敌人。当使用“无赖国家”或“邪恶轴心国”等政治话语时，美国不仅是在给一些国家起“政治绰号”，而且还是在确定美国与这些国家之间社会关系的性质。

在对外政策方面，如果说确定身份是至关重要的，而且身份与对外政策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那么，人们还需要探讨话语在这个过程中所充当的角色。语言和身份不仅从来没有离开过对外政策领域，而且它们之间一直存在着密切关系。在对外政策领域，语言不单是一种用来传递或再现事物（包括物质实体、观念、情感、想法等）的符号系统，它还充当了帮助建构对外政策过程中身份关系的一种政治武器。人们通过书籍、小册子、宣言、声明、条约、谈判、政策演讲、集会上的高呼口号，以及游行示威队伍的高声歌唱等，不仅展示一定的社会身份，而且表达着一定的对外政策观点、立场和目标。

所有重要的对外政策首先是确定“自我”和“他者”的身份，而且确立这类身份的过程往往伴随着政治家和知识精英对一定的对外政策话语进行操纵。事实上，话语在建构身份和对外政策方面充当着重要作用，对外政策话语一直建构并叙述着“自我”和“他者”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正是通过话语，身份和政策之间的相互构成性关系被确立起来并得到呈现。对“自我”和“他者”身份的表达，揭示着这个国家民众尤其政治家们如何看待历史、现状以及他们对未来的政治选择。因此，尽管确立身份的途径和方式会各有不同，但是，利用语言（尤其决策者使用语言）建构身份，乃是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

一般地讲，一项对外政策最初来自一部分人（尤其是政治家和知识精英）大脑里的一定想法或观念。这些想法或观念经过语言上的加工、修饰和整理成为一定的对外政策理念，然后经由一定的政治话语表达出来，使对外政策的意图和目标在公众中传播开去。在选择一项新的对外政策方针或确立一种不同的对外政策模式时，决策者的新思维、新观念、新视角是至关重要的。在这个过程中，政治家和知识精英的对外政策话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他们的语言不仅可能使这个国家从一个时期的对外政策目标转向另一个时期的对外政策目标，而且使对外政策中“自我”和“他者”的身份在这类语言的作用下获得重建（或者维持）成为可能。

如果说对外政策制订过程涉及确定与别国的社会关系，包括确定“自我”和“他者”身份的过程，而且话语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那么，在对外政策研究过程中对话语进行适当分析变得非常有必要了。话语分析的一个主要关注点乃是对外政策文本以及它所表达的含义。它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上，即一项对外政策的确定有赖于决策者对外来威胁、安全难题以及危机进行表述。对外政策需要对一定的外部环境给予适当叙述并赋予其含义，并通过话语对处于这种环境中的行为体进行建构，包括叙述并建构“他者”（包括国家、地区、人民和机构）的身份，以及从国家、地区或机构的层面建构“自我”身份。从而在对外政策方面制造出一个“自我”和（一系列）“他者”的情形。

政治家和决策者谋求使自己成为国家对外政策言论的权威者。在美国，总统往往掌握着界定国家安全威胁来源以及外交危机性质的主动权。这种权威和主动权不仅来自他们所处的官僚机构，而且还来自他们对具体外交事务所掌握的专门知识和信息。因此，“信息和知识构成了确立权威的主要来源”，它反过来为对外政策话语分析提供了新的分析内容，包括由政策言论、新闻报道、学术分析等确立起来的特定知识形式。^[29]

知识和信息乃是社会建构，并且对权力关系的形成产生影响。国际政治现实在一定程度上是经由语言和其他社会实践的干预而形成的，对“现实”的理解因人而异。由于不存在所谓客观中立、不带个人偏见的世界观，所有的世界观都是从一定的主体出发的，因此语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决定着人们如何看待世界，确定“我们是谁”以及“我们如何生存”，而且决定着“我们”与“他者”的关系。如果说一个国家是通过“他者”来确定“自我”的，那么，强权国家的身份界定依赖于弱者国家或从属国家的存在。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知识和语言是社会的建构，并对外交实践构成影响”。^[30]

一般地讲，文化、宗教、语言和知识被强权者所主导，弱者往往处于国际社会的边缘地位。这种国家之间权力分配上的不平等，造成一定的国家主导着文化环境和知识，另一些国家则处于体系的边缘位置，至少它们的角色被看作是从属于更强者的角色。强权者控制语言，不单是关于词语的含义问题，而且还事关所有的社会及政治结构问题。正是通过话语霸权，具有歧视性的差异身份被建构起来。它是一种用语言符号所确立起来的“秩序”。这种“符号性秩序”规定了强者的权力结构，但决不会把弱者的利益考虑进去。强势话语扎根于对外政策的意识形态建构中，因此考察对外政策的核心价值，不仅需要考虑物质利益和权力概念，而且还要考虑到信仰、观念、性别、话语和国家身份等。譬如，冷战时期，美国对外政策话语使用“疾病”来比喻苏联共产主义影响的“蔓延”。^[31]

在建构和重建具有霸权特征的“符号性秩序”过程中，话语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权力形态。在国际关系方面，尽管身份一般处于相对稳定状态，但它并非是固定不变的。国家行为体的身份建构乃是确立差异和区别的过程，就像词语的含义存在于差异关系中一样。强权者的话语和思想依赖于对弱者的压迫，弱者往往被排除在话语权之外，而且无力表达和代表自己。它不仅引起弱者对强权者话语的抵制和反抗，而且造成它们之间在话语上发生冲突。因此，在追求全球政治和经济新秩序方面，有必要揭示国际关系中权力与话语之间的关系，打破强权者话语的思维方式，以便发展出一种全球无话语霸权的、符合未来世界发展方向的新秩序。

同样地，在国际关系中，有关知识的含义并非是固定的，而是处于不断变化中的，如同人们对自己的认知以及对世界的看法经常处于变化中一样。如前所述，尽管占主导地位行为体的话语处于优势，但它经常受到来自处于边缘地位行为体的质疑、挑战和抵制。因此，对知识含义的争论在确定社会意识方面至关重要，而且构成实际权力结构的一部分。事实上，挑战权力结构中的话语霸权成为国际政治的重要构成部分。在国际关系方面，为了从强权者所施加的压迫性话语及思想中解放出来，弱者必须争取有自己的语言、言论、写作和叙述。

事实上，理解话语和权力关系下的国际政治结构的目的之一，乃是为了使弱小国家的声音能够在国际事务中表达出来。实际上，国际关系中的弱者可以通过话语表明自己的存在，对强权者所确立的“符号性秩序”和思想结构提出挑战。也就是说，弱者可以自身独特而具体的思维方式，挑战强权者的逻辑形式以及以强权者为中心的传统国际关系思想。通过揭示语言和主体身份是如何被社会建构起来的，弱者可以挑战强权者所提供的知识、视角甚至思想的合法性，挑战建立在霸权基础上的话语及含义，揭示权力如何经过（占主导地位的）话语而建构起来。此外，弱者还关注国际关系文本的解构，通过解构的方式发现并指出话语文本的霸权性，然后提出话语文本的相反含义。把有关权力的观念重新揭示出来，旨在帮助人们深入理解国际关系中一定对外政策实践活动的逻辑和动机。

如果说话语在对外政策研究中至关重要，那么，如何利用话语分析进行对外政策研究呢？有几个相互关联的议题需要给予关注。

第一，选择和确定准备对其进行分析的对外政策文本。譬如决定选择官方的对外政策话语，然后说明多少数量为适当以及为何这类话语来源是重要的。当然，官方的对外政策话语并不是在真空里进行的，而是被置于一种更为广泛的政治及公众话语领域之中。换句话说，一定的政策话语总是在与社会中的其他话语的关系中产生、演变并具有含义的。因此，还需要选择其他相关的对外政策文本，将其作为理解官方对外政策文本的参照。这种研究意识为人们从理论和经验上打开了一扇新的研究窗口，即不仅考察官方对外政策话语，而且关注这种叙述与处于对立面的政治力量、媒体、学术界以及大众舆论话语之间的关系，理解这些话语之间如何相互抵制、相互渗透、相互竞争的情形，因为官方话语会向政治上的对手或对立舆论发话，引导、影响甚至规范人们对至关重要的国家对外政策选择及意图的理解。也就是说，通过考察各种话语之间（官方话语、政治对立者的话语、媒体话语以及大众和学术话语）的叙述及竞争模式去研究对外政策。

因此，为了理解对国家之间关系构成影响的国际社会，有必要对权力结构进行批评性的分析，包括关注对任何整体对象——无论是文本、理论、话语、结构还是机构——的建构和解构。^[32]人们需要分析一定的文化、宗教和社会环境里二元对立运行的方式，以便“颠覆和重置”其霸权结构，而不是将它们作为自然情形来接受。^[33]

第二，身份作为话语、政治、社会关系中的产物，揭示了身份的话语建构（或重构）和对外政策的构成性关系，以及一定的对外政策理念和行动中的因果关系。当然，建立对外政策方面的因果关系是一件复杂的事情。不过，把对外政策理解为一种话语实践，旨在强调和说明对外政策话语既包含着物质因素，也包含着观念因素，而且它们之间密切地交织在一起。由于对外政策话语固有的社会性，因此有必要考察一定的身份是如何在对外政策文本中建构起来的。所有的对外政策叙述在方法上都不可能是单纯天真的，因为造成对外政策的一定结果往往是受诸多因素影响的。在语言的符号含义方面，有必要理解身份是社会关系的基本要素。社会关系组织的变化，通常伴随着权力体现的变化。通过身份建构的研究，人们可以对社会、政治、文化及历史的过程获得更为广阔的理解。

譬如，有研究者利用身份政治理论，通过对冷战初期美国-以色列关系的考察，理解美国对以色列国的政策。^[34]也有研究者从身份政治的角度分析美国与南亚之间的“性别化”对外关系，揭示有关性别的观念——其中许多来自美国大众文化——如何影响着美印之间在1947年至1964年间彼此看待对方。^[35]美国对外政策制定者经常利用直接或间接与性别身份有关的话语，使不平等的国家权力关系自然化，并利用语言修辞的手法，把极为复杂、矛盾甚至困惑的国家间关系及事件的含义简约化。语言（尤其煽动情感和情绪的语言）直接对国家的认知过程构成影响，反过来，这类认知过程使得复杂或困惑的对外关系环境假设变得容易被人接受。^[36]

第三，研究不同对外政策话语之间的冲突关系。关注一定的对外政策话语如何叙述一定的外交“事实”和“事件”，如何在这类叙述的基础上，对威胁、危机或敌人（或盟友）赋予一定的含义。在这里，需要关注一定的对外政策话语是如何经历演变和发展的。也就是说，有必要研究对外政策话语的变化，并把它放在不同时期的对外政策话语文本（即互为文本）中加以比较和分析。对外政策话语被看作是在不同文本上彼此相联系的。一定的文本确立起自己的论点和权威，它是通过参照其他文本、直接引用或采纳关键概念和关键词而实现的。通过与先前文本之间建立起联系，新文本依赖于先前文本所具有的地位。不过，这种参照、阅读和联系其他文本的过程，绝不是重复或复制的过程，而是创造新的文本含义的过程。

如果说文化包括身份、语言和语言使用，而且正是由于语言使用，人们对所发生的事件赋予含义，社会的“现实”被重建起来，那么，含义所具有的这种不固定性、多层性和争议性，对国际关系研究意味着什么呢？

首先，它动摇了国际关系“知识”体系中话语霸权的根基。所有的知识创造都是与语言有关的社会及文化过程。尽管国际关系中存在着客观现实，但是，经过语言叙述出来的国际关系现实是被诠释、剪裁和处理过的“现实”，因此是相对客观的。作为知识形式的国际关系理论以及由这些理论所繁衍出来的概念和术语，乃是一定的社会及文化过程的产物，并且受到理论家所处时代和环境的限制。所有的国际关系思考和写作都是从一定的角度和观点出发的。每一种理论都是从一定的视角去看待世界的。某个理论家从某个角度所叙述的世界政治，会不同于另一个理论家从另一个角度所叙述的世界政治。这就是为什么在国际关系学科里存在着不同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原因。所有的理论都带有伦理和价值取向，而且是“为了一定的人，为了一定的目的”，因此也都具有局限性。^[37]从这个意义上讲，“有关人类社会的全部知识，乃是历史的知识”。^[38]

于是便产生一个问题。如果说人们所认识和理解的国际关系现实主要是由语言符号所建构起来的“现实”，那么，什么算是国际关系的可靠知识呢？不同的理论学派会持不同的看法。持社会文化理论者认为，它应该取决于这种知识是否能够给人类社会的进步和解放带来贡献。揭示国际关系“现实”的含义具有社会及语言建构特征，并不意味着否定国际关系秩序的相对稳定性，也不意味着国际关系就是完全杂乱无序的，或是完全没有规律可循。国际关系研究的“语言学转向”提醒人们，作为知识形式的国际关系理论，其意义在于它们为政治及社会的进步提供了指导和方向。持批评理论者更关注如何推动社会及政治秩序的变革，谋求对现存权力结构和秩序的重建。它强调人的平等、社会公正及正义，既倡导政治及安全共同体的建构，也宽容不同文化及政治差异的存在。如果说国际政治旨在寻求达成一致和理解，那么，国际关系体系应该转换成为一种沟通和对话的体系。安全需要通过国家间相互进行沟通，建构安全共同体乃是指建构对话的共同体。

其次，要想更加接近国际关系的最初现实，人们需要对不同的“现实”作出分析。弄清谁在叙述国际关系“现实”，谁的话语/文本，叙述者的身份是什么，叙述者处于何种环境、站在何种角度并以何种方式进行叙述。人们不仅要解读叙述者讲述了哪些“现实”，而且还要关注叙述者没有讲述哪些“现实”。换句话说，人们需要意识到自己所理解和认识的国际关系“现实”在多大程度上是接近真实的，还有哪些“现实”被忽视（甚至被刻意抹去）了。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可以发现叙述者对现实的看法和政治意图是什么，并观察叙述者如何通过话语从事社会实践活动。譬如，政治家和对外政策制定者如何利用（甚至操纵）一定的话语，去确立自己的政治议程或实现一定的对外政策意图和目标。包括他们如何通过话语建构“安全威胁”和“外交危机”。在一些研究者看来，所有的不安全都是由文化所造成的，或者说，所有的不安全都是社会及政治建构的结果。^[39]

当然，作为一种社会权力形式，话语不会单独或凭空生产含义。在国际关系领域，人们还需要观察话语如何与其他的权力形式（譬如经济、军事、机构等）交织在一起产生作用，观察它们之间如何相互利用、相互配合。譬如，在美国对外政策中，以总统为首的行政部门作为联邦政府机构之一，往往是美国国家安全威胁来源的主要叙述者，美国总统“控制着对危机定义的解释权”；他们更愿意在“安全威胁”和“外交危机”建构中采取主动，而不愿意对别人建构起来的“威胁”或“危机”作出反应。^[40]此外，美国的话语资源和军事资源经常相互利用，从事战争需要军事资源，但是发动战争则需要有话语资源为战争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正名。

再次，国际政治不仅是竞争物质实力的领域，而且还是争夺话语支配权的场所。从根本上讲，国际关系是一种依赖于语言的社会及文化建构。尽管国际关系经常会以物质暴力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在更多的场合，它与唇枪舌剑有关。国际谈判、条约、声明、决议、政策演说/辩论、领导人峰会、战争动员、小册子、集会上的高呼口号等，所有这些构成了国际关系。一定的语言还可以用来帮助建构国家自我和他者的身份，建构国家安全威胁来源，建构对外政策危机等。如果语言是人类观念和信仰的载体，那么，国家之间观念和信仰冲突的背后，实际上是语言使用的冲突。在国际关系中，一个国家往往对另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话语作出反应，因为话语本身被看作是行动的一部分。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话语发生变化，意味着它的实际对外政策开始发生变化。

国际关系“知识”既是不同的文本之间彼此互动的产物，也是产生国际政治冲突的一个场所。对含义问题给予适当关注，旨在认识和理解隐藏在各种“知识”背后的权力关系。所有的国际关系理论不仅叙述着世界政治现实，而且本身也在建构着世界政治现实。这并不是说国际关系研究就是对语言符号含义的研究，而是说这种研究离不开对语言符号含义的必要理解。

从国际社会发展的角度讲，要想把争夺话语含义的情形转换成为分享话语含义的局面，需要使含义产生的过程摆脱权力关系的影响。目前所倡导的把平等的沟通和对话作为产生和分享社会话语含义的一种途径，便是这种努力的具体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