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外政策中的“邪恶论”

人们从为数不多但颇具启发的经验分析中发现，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在建构“安全威胁”方面，往往采取了各种不同的手段，包括对政治话语的操纵以及对国家身份的政治建构，旨在使本国采取的对外政策行为“合法化”及“正当化”。^[6]的确，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美国的政治家和战略家们在不同的时期寻找并制造了国家“安全威胁”的不同来源，包括冷战时期的苏联“帝国”、共产主义“多米诺骨牌效应”以及后冷战时期的“无赖国家”和“邪恶轴心”。这些威胁来源为美国不同时期的政府动用国家资源和发动战争提供了理由和依据。

美国的对外政策不仅是对外部物质环境作出反应，而且还是不断确立一种特殊主体身份的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对外政策是一种“确立自身范围”的政治行为，其对外政策话语往往受身份政治的驱使。^[7]事实上，美国不仅是一个地缘上的实体，而且还是一个政治文化实体。如果说文化不可避免地会影响美国的对外政策，那是因为文化确定了美国。它把美国与其他国家区别开来。那么，美国是谁呢？在美国“例外论”看来，美国从根本上讲有别于其他国家，因为它是由上帝所选择的地方。早期到达北美洲的欧洲定居者认为，他们是生活在由“上帝新选择的土地上”的特选民，并与上帝有着特殊的关系，“我们必须考虑到，我们应该是山上的一座城市；众目仰望我们”。^[8]19世纪中叶，美国小说家赫尔曼·梅尔维尔这样写道：“我们美国人是独特的选民——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以色列人；我们驾驶着世界自由的方舟……长久以来，我们一直是怀疑论者，怀疑那个政治上的救世主是否已经到来。但是，他已经来到我们中间，只要我们用言词把它表达出来。”^[9]尽管“特选民”“政治上的救世主”之类带有宗教含义的词语在一般的美国人那里不再使用，但是，这类词语所包含着的情绪和价值却一直延续到现在，并存在于美国人的意识形态和身份政治里。

到了20世纪，这类话语演变成为号召美国拯救整个世界的使命感。20世纪初，美国参议员艾伯特·贝弗里奇（Albert J.Beveridge）说道：“全能的上帝……把美国人民确定为特选民去最终领导这个世界的复兴。这是美国的神圣使命……我们是世界进步的受托者，捍卫着正义及和平。”^[10]到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说：“我一直相信，这个被祝福的土地以一种特有的方式与众不同，某种神圣的计划把这个大陆放在两个大洋之间，使地球各个角落的人们可以发现它——那些对自由具有特殊爱戴并鼓足勇气的人们，离开自己的家园和朋友来到这片陌生的土地。”^[11]冷战结束后，美国政府更是把复杂的世界简单地划分为由“文明国家”和“无赖国家”所构成。

历史上，把“他者”称为“邪恶”者，乃是美国对外及安全政策中的一个普遍特征。美国政府经常使用带有宗教含义的话语，以“善”字不断表达着美国“自我”身份，同时用另一个带有宗教色彩的词——“邪恶”——界定其他一些国家的身份。进入20世纪，尽管美国已经成为一个世俗化的国家，但是，有关“邪恶论”的道德及宗教语言继续体现在美国对外及安全政策的身份政治里。在主要的战争期间（譬如两次世界大战、冷战以及“反恐”战争），美国的政治家和决策者们通常把作为敌人的国家确立为“邪恶者”，并由此规定着作为“自我”的美国与这些“他者”国家之间社会关系的性质、美国所追求的国家利益和安全，以及为实现这些利益和安全所需要采取的新行动。人们尤其可以从美国总统的对外政策言论里读到有关“邪恶”的词语。威尔逊、罗斯福、杜鲁门、艾森豪威尔、里根以及布什父子等人，都发表过有关论述“邪恶”他者的言论。他们的政治话语不仅把一定时期里美国的敌人建构成为具有“邪恶”身份，而且规定了该时期美国对外及安全政策的主要行动和目标。这些话语声称美国如何代表着“善良”力量，并由此动员美国国民集合在“自由和民主”价值的旗帜下，参与同“邪恶”势力的战争。

1913年，伍德罗·威尔逊入主美国白宫。他在总统就职演说中赞扬了美国人的社会生活方式、物质财富和政治制度，然后提醒“邪恶与善在一起”，并向美国民众保证“美国有无限的优势去实现自己的命运并拯救世界”。^[12]1941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在总统就职演说中提到“邪恶”的破坏力量，指出美国有能力“消除许多邪恶的东西”，并鼓励国内民众恢复大萧条之后的信心。^[13]在这些讲话中，两个总统均使用了“邪恶”字眼，既想说明当时美国国内所面临的复杂难题，也想引导国民意识到美国面临着外来威胁。有关“邪恶论”的这番演讲和其他相关政治话语，分别成为他们后来动员和说服国内社会及政治力量、使美国先后参与两次世界大战的理由之一。

进入冷战时期，美国政府开始把寻找“邪恶”来源的目光更加明显地朝向国外。在对外政策方面，作为美国的敌人乃是明确的“邪恶者”。1945年5月8日，哈里·杜鲁门在全国广播讲话里宣布，“希特勒和他的邪恶同伙们”投降了，但同时提醒道“仍然还有许多事情需要做。在西方赢得的胜利现在必须在东方赢得。半个世界已经摆脱了邪恶，整个世界必须铲除邪恶”。^[14]这种“邪恶论”还体现在标志着冷战开始的“杜鲁门主义”里。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称“极权的种子被凄惨和奇缺所培育。它们在贫困和争斗的邪恶土壤里播撒和生长”，因此，美国必须从经济和军事上对希腊和土耳其提供支持，否则，共产主义将最终在那些曾与美国结盟的地区建立堡垒。^[15]根据“杜鲁门主义”，冷战是（以美国为首）作为“自我”的“善”与（以苏联为首）作为“他者”的“恶”之间在军事、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全面对抗。1959年7月，艾森豪威尔正式签署一份针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所谓“被俘虏国家周”议案，使其成为一项美国法律（P.L.86-90）。根据该法律，每年7月的第三周为美国呼吁“自由和民主”的日子。作为冷战的产物，该法律带有强烈的“反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色彩。尽管冷战时代已经结束，但该法律至今在美国并未被废除。

20世纪80年代，冷战进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最后较量时期。美国的对外政策实践包括继续使用意识形态语言激烈抨击苏联，拒绝与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搞缓和政治。在美国对外政策话语里，苏联继续作为“他者”被描述为“邪恶者”“现代世界的邪恶重心”。^[16]1982年6月8日，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在英国议会发表了他所谓的苏联“邪恶帝国”系列演说中的第一场演说。他以西方自由世界领导人的口吻，使用道德语言去安抚西方世界：“善的力量最终联合起来战胜邪恶。”^[17]他还利用“善将战胜邪恶”这类语言，为自己作出美国将提升与苏联展开核军备竞赛的决定寻找理由，并借此挑战那些对他的核威慑政策提出异议的人。次年，作为“邪恶帝国”系列演说的一部分，里根在佛罗里达州举行的一次全国福音派新教协会大会上发表演讲时称，“人们倾向于洁身自好，指责对方的过错，而忽视历史事实和邪恶帝国的侵略动机，只是称军备竞赛是个莫大的误解，将自身置于正义与错误、善与恶之间的斗争之外。”^[18]在这里，美国和苏联之间的社会关系被继续放置在一种道德上二元对立的框架里：苏联等同于邪恶者，美国则是善者的代表。里根显然继承了杜鲁门政府时期美国对外政策话语的遗产，认为冷战是一场“善与恶”之间的战争。在这场战争里，美国得到“基督教《圣经》和上帝的叮嘱”，并以全部的力量去反对苏联“邪恶帝国”。^[19]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世界格局发生深刻而重大变化。随着东欧政治巨变和苏联正式解体，冷战宣告结束。由于冷战时期敌人的逐渐消失，美国对外政策开始处于新的十字路口。1990年夏季发生伊拉克军事入侵科威特事件，它给美国确定冷战后新的敌人和新的安全威胁来源提供了机会。次年初，在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下，由美国领导的多国部队发动了一场海湾战争，将伊拉克军队从科威特驱逐出去。在美国对外政策话语里，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是“独裁者”和“残暴者”；萨达姆本人被类比为历史上的希特勒。^[20]海湾战争爆发之前，美国总统乔治·H·布什在一次全国宗教传播者大会上说，美国一直是一个宗教国家——也许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更是一个宗教国家。他引用《圣经》里关于“和平的时候，战争的时候”文字，把即将采取的海湾战争行动描述为一桩具有宗教含义的崇高事业，即善与恶，对与错，人的尊严、自由与暴政之间的斗争。不仅如此，美国和它的所有盟友乃是站在“上帝一边”。^[21]

21世纪初，“邪恶论”再度盛行于美国的对外及安全政策话语中。在世界政治发生重大改变的环境下，美国政府进一步确定它所面临着的外来威胁和敌人，并用文字将它们明确下来。“9·11”事件后，“邪恶”一词开始与美国追求国家安全和打击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在美国政府看来，反恐乃是与“邪恶”势力作斗争。事件发生后第三天，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前往位于首都华盛顿的国家天主大教堂，站在布道坛前宣布，美国要在全球范围内清洗邪恶，声称美国“对历史的职责是明确而清晰的：回应这些袭击，摆脱邪恶的世界”。^[22]2002年1月29日，布什前往国会山，发表他就任总统后的第一个国情咨文演讲。这篇演讲的大部分内容涉及“9·11”事件后美国所主导的“反恐战争”，即便是国内主要议题也被放在“战争”话语的语境里加以阐述。演讲中，布什首次提出“邪恶轴心”论。他称：有国家支持恐怖主义并谋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尤其是，朝鲜、伊朗和伊拉克“以及它们的恐怖主义联盟，构成了一个邪恶轴心，旨在威胁世界的和平。通过谋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些政权构成了日益严重的威胁。它们会把这些武器提供给恐怖分子，给予他们宣泄仇恨的工具。它们会袭击我们的盟友或试图恐吓美国。无论如何，若无视它们，所付出的代价将是灾难性的”。^[23]于是，美国政府把“反恐战争”的范围扩大到与这些国家的斗争。

“邪恶轴心”是由布什的首席撰稿人迈克尔·格尔森（Michael Gerson）杜撰出来的一个说法，而且是对先前另一名撰稿人所提出的“邪恶仇恨”说法的修改。布什演讲撰稿人大卫·弗朗姆（David Frum）在一本书里回忆道，他受命替2002年布什总统国情咨文演讲撰稿，其中一个主题是要突出“9·11”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后美国与“伊拉克的较量”。他重读了罗斯福总统在1941年12月8日的一次演讲中把珍珠港事件称为美国人“耻辱”日子的文献。从珍珠港事件中，罗斯福预感到美国可能会遭到来自纳粹德国更为可怕的袭击。^[24]于是，弗朗姆想到“轴心”一词，试图引导人们联想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以德国为首的法西斯“轴心国”。在一般美国人的理解里，“轴心国”通常由三个结盟国家所组成。为了凑成一个“轴心”，弗朗姆在伊拉克之后加上伊朗和朝鲜这两个被美国视为在核问题上的“制造麻烦者”。弗朗姆承认，这三个国家之间并没有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之间那种正式的联盟关系。不过，他声称，这三个国家之间有相似之处，即它们对西方权力不满，藐视民主。于是，他编造了一个“仇恨的轴心国”的说法。但是，弗朗姆的上司格尔森将它改为“邪恶轴心”说法，使它更加符合布什总统在“9·11”事件后经常采用的宗教语言。^[25]选择“邪恶”这个词，不仅强调“反恐”战争是美国和恐怖主义分子之间在政治和军事上的较量，而且还反映它们之间更为深层的道德价值冲突。不久，“邪恶轴心”说法正式进入布什政府对外及安全政策话语系统。

2003年春季，美国政府不顾国内外舆论的再三劝告甚至反对，再次发动海湾战争，对伊拉克实施军事入侵，但这次是在没有获得联合国安理会授权情况下进行的。在2004年的国情咨文里，布什再次使用了有关“邪恶”的语言。不过，这次他是为了鼓励在局势日趋动荡的伊拉克的美国军队士气，使其继续履行在那里的战争使命。

布什政府为扩大“反恐战争”范围，从语言上精心设计出“邪恶轴心”的说法，旨在开启美国全球“反恐战争”的新阶段。“邪恶轴心”论不仅表明布什政府意识到全球“反恐战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而且表明布什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思想开始发生重要变化，即如果想避免再次受到外来袭击，美国必须在敌人获得武器或发动袭击之前，先发制人地打击敌人。到了2002年夏季，布什总统在一系列的讲话中——譬如5月在德国的演讲，6月在西点军校的演讲——重申了美国先发制人地使用武力的必要性。不久，“先发制人”思想作为“布什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形式正式确定下来。

作为美国对外及安全政策的一种实践，“邪恶轴心”论起了如下的作用。第一，它告诉人们，这个世界上存在着黑白分明的“邪恶世界”和“文明世界”，不存在任何灰色地带。“文明”与“邪恶”之间水火不相容，也不存在着它们之间的任何对话。第二，它为美国在全球“反恐战争”中制造出新的敌人，确定“邪恶轴心”国家在政治身份上对立于以美国为代表的“善”的力量。美国把它不喜欢的国家、把与它利益和价值相冲突的国家说成是“安全威胁”来源。反过来，遭到美国指责的国家也会把美国的霸权主义视为它们国家严重的“安全威胁”来源。第三，它为美国政府打算对“邪恶”国家采取暴力行动提供了“正当”及“合法”的理由。现代美国总统大都意识到，利用具有宗教色彩的“善恶”二元对立思维，去建构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道德价值冲突，有助于美国政府动员国内外公众舆论，并动用国家战备资源，因为在美国和一般西方人的信仰里，“邪恶”乃是上帝的敌人化身，因此必须予以铲除和消灭。

不过，布什政府通过话语所做的这些事情面临着挑战。

首先，许多人质疑世界上是否真正存在着一个“邪恶轴心”。一方面，朝鲜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与伊朗和伊拉克并无直接联系；另一方面，两伊之间长期处于相互敌视状态，并在20世纪80年代打了长达八年的残酷战争。此外，就它们与“基地”恐怖主义组织的关系来说，伊拉克总统萨达姆是一个“世俗”领导人，对国内宗教团体实施过严厉措施，所以，与“基地”恐怖主义组织的任何联系应该会是“紧张对立的”；伊朗被美国认为是极端恐怖主义的主要支持者，不过，伊朗与恐怖主义分子的进一步联系显得也“不太可能”。^[26]据说，布什将伊朗称为“邪恶轴心”国家，曾令许多人感到惊讶，一度引起是否应该把伊朗从“邪恶轴心”名单中撤下、换上其他国家的辩论。^[27]如果说朝鲜、伊朗和伊拉克这三个国家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那就是它们均被美国政府列入“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名单里，而且它们都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并具有强烈的反美情绪。

其次，尽管朝鲜、伊朗和伊拉克在美国政府眼里是“无赖国家”，但是，这些国家在反恐问题上并没有与美国严重对立。事实上，“9·11”事件后，朝鲜政府发表声明重申反对恐怖主义，并签署了《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在伊朗，哈塔米总统谴责了“9·11”事件，并向美国人民表示哀悼。不仅如此，伊朗政府还令人意外地决定支持并协助美国对阿富汗塔里班政权的打击行动，包括逮捕了一些“基地”恐怖主义分子，甚至允许美国军队在伊朗领土上从事反恐搜索和救援行动。因此，有评论者认为，“美国在阿富汗的成功以及在卡布尔组建临时政府方面，伊朗的援助扮演了主要角色”。^[28]尽管伊拉克可能是唯一没有对“9·11”事件给予谴责的阿拉伯穆斯林国家，但是，没有证据表明萨达姆政权与“基地”恐怖主义组织有直接联系。

再次，美国政府在讨伐“邪恶”的名义下谋求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战争，这在国际道德及伦理上是站不住脚的。

从语言上把朝鲜、伊朗和伊拉克三个国家揉在一起，将它们称为“邪恶轴心”，使得东北亚和中东地区的不安全环境变得更为突出，也使得随后的美国对外及安全政策在这两个地区陷入难堪的境地。在东北亚，朝鲜本来正在逐步落实1994年与美国签订的框架协定，通过缓和步骤最终有可能停止它的核武器发展。然而，布什政府改变美国对朝政策话语及实践，使朝鲜半岛不安全局势再度成为世界政治中的一个棘手难题。在中东，伊拉克的核武器计划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已经受到重挫，并处于联合国机构的严格监督下。然而，布什政府执意发动伊拉克战争并军事占领这个国家，使成千上万的人们成为这场战争的受害者和牺牲品。至于伊朗，如上所述，“9·11事件”后不久，伊朗和美国一度在阿富汗战争中进行过合作。但是，“邪恶轴心”论消除了美伊之间进一步改善双边关系的可能，而且影响到伊朗国内的政治变化。

进入21世纪时，全球处于相对和平、稳定的局面，美国也在继续享受冷战结束以来的唯一超级大国地位。尽管布什本人被认为在国际事务方面经验不足，但这并没有妨碍他最终在2001年当选美国总统。不过，到了2004年布什竞选总统连任时，这个世界、美国以及布什本人均发生了很大变化。全球——尤其中东和东北亚地区——安全政治环境变得更加脆弱和危险。在美国国内，由于政府发动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并在朝核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许多美国人重新感到个人、家庭及国家处于不安全环境中。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是，这个国家更多地意识到，霸权不仅带来利益和机会，也面临着不断的挑战和风险。至于布什本人，他在这次竞选中则自称已经是一个“战争总统”了。

显然，利用“邪恶轴心”论谋求扩大全球“反恐战争”范围，引起美国与有关国家之间更为深刻的敌意和冲突。事实上，当美国政府把朝鲜、伊朗和伊拉克称为“邪恶轴心”时，这些国家会对这种说法的含义进行解读并作出回应，因为它构成美国政府对外及安全政策实践的一部分。后来布什政府放弃了“邪恶轴心”的说法，这从一定程度上说明，美国政府意识到，这种话语实践给美国对外及安全政策制造了麻烦和困境。

有关“邪恶”一词也反映在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的政治话语里。2009年12月10日，奥巴马在挪威奥斯陆接受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的演讲中，同样提到“邪恶”这个字眼，并为所谓“正义战争”进行辩解。在赞扬了甘地和马丁·路德·金的信念与人生之后，奥巴马说出一番充满现实主义理论色彩的话：作为誓言保卫自己国家的领导人，他不能只以甘地和马丁·路德·金的榜样作为指南，“我面对的世界是现实的世界，我不能面对美国人民遭到威胁而无动于衷。因为，切莫误会：世界上的确存在着邪恶。非暴力运动不可能阻止希特勒的军队。谈判不能说服基地组织头目放下武器。说武力有时是必要的，这并不是让大家变得愤世嫉俗——这是承认历史；这是人类的不完美和理性的局限。”^[29]

可以说，在美国对外及安全政策史上，美国政治家和决策者们往往把作为“自我”的美国和一定“他者”的外国之间的社会关系，放在一种善恶二元对立的道德冲突框架里加以看待。“邪恶论”一直贯穿于20世纪以来（尤其战时）美国对外及安全政策话语里。从北美殖民地时期开始，作为“自我”的美国这块土地就被认为是“上帝新选的地方”，是“善”的力量的代表。通过把“他者”叙述为与自己不同（譬如不同的社会体制、意识形态，缺乏人性，没有人权，异族），使得美国对他国的干预、入侵和暴力行为被声称为是对邪恶的清洗和铲除，是为了神圣的纯洁，因为邪恶的存在是一个威胁，要么将其摧毁，要么被其所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