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胁”建构作为一种政治战略选择

像美国这样实力超强的国家为何不断为自己寻找和界定外来（潜在）国家的“安全威胁”？甚至反复叙述世界上存在着（潜在）“竞争对手”和“敌人”呢？除了谋求为本国政府采取对外政策行动提供“合法性”及“正当性”目的之外，这类不断寻找、界定和叙述（潜在）国家“安全威胁”或“敌人”的做法，是否还隐藏着更为深层的政治目的？人们提出这些问题，是因为这类做法似乎有悖于现存国际政治的通常逻辑和知识。国际政治的通常逻辑和知识告诉人们，主权国家往往致力于消除——而不是建构——外来“安全威胁”；加强对“外交危机”的预防和管理，而不是制造“外交危机”；设法“化敌为友”，而不是四处树敌。

对国家“安全威胁”“外交危机”或“敌意”的判断、识别和界定，往往又是由本国政治家和决策者们最终作出的，这不仅在于他们享有更多的政治权力和信息资源，而且在于这类判断、识别和界定构成国家对外及安全政策制订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提出这样一个假设：如果说国家政府享有制定对外及安全政策的最后政治权威，那么，建构国家“安全威胁”“外交危机”或“敌人”，乃是政治家和决策者确立安全战略的政治选择过程，而且这种政治选择过程往往带有政治目的和动机。这看上去似乎是一个悖论：制造“敌人”和“安全威胁”者恰恰是那些“治国安民”的人。

其实，早在几百年前，一些欧洲人便揭示了西方政治文化里存在建构社会“威胁”的现象，并试图解释其背后的政治动机和目的。18世纪苏格兰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亚当·弗格森曾把国家之间相互敌视看作是促使社会在各个领域取得成就的一种动力来源。他认为，如果使国家公民面临着“共同危险”，那么，它有可能使国家内部产生凝聚力和形成团结的局面；政府可以借此把社会的不同成员更为紧密地动员起来，从而防止和避免出现社会分裂现象。^[30]因此，适当地保持“外部威胁”的存在，有助于政府确保国内社会的团结和统一。这种观点把存在威胁以及对威胁的看法视为是统一的。也就是说，当人们产生威胁感并对这种威胁感加以表达时，这种威胁（感）乃是客观而真实的社会存在。在这里，人们内在心理所感受和叙述的威胁，被认为与外界实际威胁之间存在着一致性，其实，威胁感和对威胁的叙述往往是人的主观活动产物。尽管如此，弗格森的看法还是颇有见识的，即从国家治理的角度讲，政府希望看到社会中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使国家公民集体感知到的“共同危险”。“安全威胁”既可以来自国内复杂的激烈竞争，也可以来自国外的暴力冲突。在弗格森看来，政府正是利用了安全威胁和冲突，并将其作为促使社会充满活力的工具。一个国家凝聚力的形成，乃是通过使国内社会和与其他国家关系之间保持适当的矛盾和紧张关系而获得的。这是一个颇有创建性的西方治国思想，它打破甚至颠覆了欧洲人的一个传统看法，即政府一直被视为维护社会安全和避免冲突的重要管理者。

弗格森的见解在西方思想界逐渐得到接受并获得发展。它大体繁衍出三个主要的理论假设。第一，人类艺术和科学领域的创新及创造活动，有赖于社会存在着一定的竞争压力、紧张感、危险感和不确定感等环境作为其推动力。相比之下，社会生活的可预见性和安逸舒适则会引起思想和文化上的懒惰、缺乏活力或自满自足。第二，社会凝聚力的形成，依赖于社会内部或外部面临威胁作为其推动力。如果一个社会不存在安全威胁，那么，它的凝聚力、活力和效率将会相对地低下。第三，尽管社会生活受到各种机会和人类行为的制约和管理，但是，使社会处于一定的威胁和紧张冲突环境里，将有助于政府加强对社会生活的管理和控制。此外，在建构国家集体身份和形成凝聚力方面，制造和叙述“他者”并划清“自我”和“他者”之间的界限是至关重要的。对安全威胁、冲突和敌人的反复叙述，乃是普遍存在于西方社会的一种政治现象。

德国社会思想家格奥尔格·齐美尔和政治理论家卡尔·施米特分别发展了弗格森的理论。齐美尔赞成从社会功能的角度提出冲突和敌人存在的必要性，认为国家以及社会个人的活力来自（国际）社会冲突所带来的挑战。或者说，安全威胁、冲突和敌人的存在是必不可缺的，因为它们可以刺激人们采取行动并增强社会凝聚力。在齐美尔看来，这也许是政治家的一种“智慧”，即通过建构一定的安全威胁、冲突和敌人，不仅达到凝聚国民、保持效率的目的，而且使国民感觉到，围绕在政府周围符合个人及国家的核心利益。^[31]于是，“先前的敌人消失后，必定会导致寻找新的敌人，使国民不断卷入冲突的威胁之中，从而保持一种有效的社会结构。如果不再有敌人的话，这种社会结构就有丧失的危险”。^[32]这些观点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弗格森对安全威胁、冲突和敌人作用的朴素理解。在齐美尔那里，安全威胁、冲突和敌人不再仅仅被看作是某个真实的客观存在，它们的存在和维持有赖于人们对其进行不断的寻找和叙述。

在施米特看来，从根本上讲，敌人是与“我们”不同的“他者”和“外来者”，并对“我们的生活方式加以排斥”，因此，“必须加以拒绝和打击，以便维护自我存在的形式”。^[33]敌人始终存在着，没有敌人就没有“政治”，因为“政治”的本质乃是敌我之间的残酷斗争。也就是说，敌人有其存在的价值和必要性，而且是人类政治生活中可观察到的一个普遍特征。施米特所想表达的含义是，敌人不仅是一个涉及身份的问题，而且还是一个涉及政治生活的问题。既然敌人的存在被看作是一种政治上的需要，那么，对敌人的建构和相关叙述在西方政治过程中就起着重要作用。对于西方政治家来说，使一个国家的社会内部“不断处于冲突和面临外来威胁状态”，将有助于维持这个国家的社会生活并刺激人们的创造性。^[34]

看来，欧洲近代社会政治思想传统里存在着这种观点：使社会内部处于适当的冲突，并使国家面临一定的外来威胁，被认为是维持国内社会生活具有活力，并刺激人们保持创造性的必要手段。如果说适当的威胁、冲突和敌人的存在具有社会及政治意义，那么，有必要对它们的存在加以维持使其不消失，而不是给予彻底解决。如果说敌人或者安全威胁的存在具有其一定的积极作用和功能，那么，一旦缺乏（或者消失）这种国家“安全威胁”或“敌人”，政治家和决策者有必要重新寻找并建构起新的“安全威胁”或“敌人”。依据这些观点，人们有可能对西方战略中建构“安全威胁”“外交危机”和“敌人”的政治实践活动进行更为复杂的理解。

随着“语言学转向”进入安全政治研究领域，产生了一系列在含义上彼此相近似的学究概念，譬如“安全的修辞结构”“危机话语”“语言游戏”“安全理性”“安全化”等。这些概念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语言哲学思想的影响，认为对安全威胁和敌人的界定和建构离不开对各种语言的使用和操纵；安全政治话语不仅作为叙述安全威胁或外交危机的工具，而且还是对安全政治现实赋予一定含义的社会实践。

在美国安全战略中，寻找和发现“安全威胁”和“敌人”的过程乃是一种政治过程。安全威胁、冲突和敌人的来源大体由国内和国外两个方面所构成。它们可以是自发性的，也可以经由社会及政治建构而产生。前者一般为普通民众所为，后者往往由政治家和决策者（以及知识精英）们所为。就后者而言，政治家和决策者进行国家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乃是通过对国家“安全威胁”来源或潜在“敌人”的叙述，在普通民众中间制造一种集体“恐惧感”。这类叙述的目的还在于建构和巩固政治家和决策者的自我身份，维持民众对政府的支持、信任和依赖，从而使政府对普通民众所采取的控制和管理措施“合法化”和“正当化”。对于政治家和决策者来说，寻找、界定、维持甚至培育这类“安全威胁”和“敌人”来源，可以加强政府施展权力的合法性和必要性。把“安全威胁”描述得越严重，把“敌人”描绘得越具破坏性和威胁性，政治家和决策者声称采取暴力行动的权力就越大，动用国家资源的理由也就越充分。^[35]

话语作为社会权力的场所，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有些话语比另一些话语更具有权威，那是因为更有权威的话语往往处于个人或机构权力中，或者已经作为机构权力的一部分。政治家的话语就是一个突出例子。政治家们被认为是在代表民众讲话，而且这种代表性具有宪法上的正当性。这种代表性意味着，政治家们会把世界的“真相”告诉民众，他们不仅掌握着情报和信息，而且可以方便地接近媒体。譬如，在国家安全领域，对“安全威胁”“外交危机”或“敌人”的确定被认为是属于政治家们的事情。在叙述国家面临“安全威胁”的过程中，占支配地位的话语——尤其来自政治家的话语——成为占主导地位的话语。在缺乏或不存在对这类占支配地位话语提出挑战的情形下，政治家们所叙述或建构的国家“安全威胁”成为一种话语霸权。也就是说，这类话语会得到大多数民众的认可，竞争的话语变得不存在了。

于是，对于美国政治家和决策者来说，确定什么是“安全威胁”以及谁是“敌人”往往是一种政治上的主观选择，而不一定是对“感知或现实”作出回应。^[36]于是，一定的国家不断地把另一些国家作为“安全威胁”和“敌人”的来源，成为一种可以理解的政治行为。这种“安全威胁”和“敌人”的建构在政治上还可以起到两个辅助作用。一是通过制造外来“安全威胁”，转移普通民众对国内特定事件或政策给予关注的视线，因为普通民众所关注的社会问题，往往是政府不想（或不愿意）解决的问题。二是把制造出来的外来“安全威胁”或“敌人”作为政治替罪羊，以避免去应对真正的社会及政治难题。有时候，政治家和决策者可能的确意识到敌人的存在，但是出于各种复杂利益的考虑，却不想把它描绘为自己的敌人。但是，政治场所里又需要有“敌人”的存在，于是便制造出一个作为替罪羊的“敌人”，它可能实际上是不具较大威胁性的个人、团体或国家。2002年，美国政府感受到来自恐怖主义“基地”组织的威胁。尽管该组织主要从沙特阿拉伯境内获得人员和资金的支持，但是，出于各种战略利益的考虑，美国政府不能把沙特阿拉伯确立为敌人。于是，美国政府转移打击的靶子，把对敌人的描述放在实际上并不构成严重威胁的伊拉克身上。^[37]政治家和决策者可以把他们不喜欢的东西制造成为“敌人”，隐瞒和回避他们不愿意承认和面对的真正威胁。

因此，有关“安全威胁”的话语不一定是对现实的客观反映；也不一定是孤立或偶然的叙述。相反，它有可能是经过仔细推敲和精心设计后挑选出来的一组词语、假设、暗喻、神话以及知识形式。通过对这类文化符号的反复使用，政治家和决策者们可以成功地制造出存在“安全威胁”“外交危机”和“敌人”的社会事实或政治环境。正如有研究者指出，“冲突不是世界政治中的自然特征，而是社会的建构，即产生于一定的社会互动关系中”。^[38]政治家和决策者可以对叙述以及叙述的内容和方式进行操纵，以便实施他们所希望维持或支持的国内外政策。他们还可以制造叙述，给自己的对外政策行为赋予含义及合法性。简单地讲，“安全威胁”叙述可以是经由政治建构、受符号权力操纵而形成的话语系统，旨在服务于并实现一系列重要的政治目标，包括使一定的对外及安全政策话语和行为“正当化”和“合法化”；保护政府的对外及安全政策叙述和行为免受来自国内外舆论的批评和谴责；通过将政策不满者或抗议者边缘化，使国内社会秩序得到规范；通过重申具体而狭隘的国家身份概念强化国民团结。当然，确定“安全威胁”难题不单是一个使用不同语言进行叙述的问题，它还是对一定的对外及安全政策制订的主体加以限定的问题，因为一定的对外及安全政策是由一定的政治家和决策者所确定的。

把不安全文化环境理解为社会、政治及话语实践的产物，这是安全研究中“语言学转向”的一个核心。通过一定的社会和政治实践，一定的（不）安全现象可以被建构成为（不）安全“现实”，并以此作为国家对外及安全政策制订的对象和依据。在具有“语言学转向”意识的安全研究者看来，国际政治现实并非是自然给予的，也不是客观存在的，而是人类以有意义（或无意义）的社会及政治方式加以建构的结果。也就是说，如果仅依赖“静态”的国际体系所提供的启示，就无法充分理解和认识国家之间的安全实践活动。反过来，正是国家之间的（不）安全话语实践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国际政治现实被理解和认识。西方政治家和决策者对自身所处的环境、历史以及人性给予叙述和诠释，并在这些叙述和诠释的基础上建构起国家的“自我”身份、“安全威胁”和“敌人”。^[39]

在讨论话语建构威胁方面，还需要意识到政治话语具有暴力和强制性的特征。在国际政治领域，国家之间经常发生唇枪舌剑、讨价还价的情形，它们构成国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种语言互动过程中，国家之间不仅在话语主导权方面展开激烈的争夺，而且彼此试图以强制性话语压制并征服对方，甚至给对方施加语言暴力，使“语言对政治的结果具有因果式的影响”。^[40]也就是说，政治话语不仅可以建构国家“安全威胁”和“危机时刻”，而且可以成为对“他者”的精神/心理施加暴力的一种工具。话语强制是一种政治战略，它通过语言叙述展示自我实力，从而给听者制造压制性结果。当行为体一方利用强制性语言向行为体另一方提出批评和挑战时，另一方是接受还是抵制这种批评和挑战乃是至关重要的。

在话语争夺过程中，各方都谋求使自己处于掌握话语的更有利地位。政治行为体在提出自己的观点和政策立场时，通常需要有正当的理由（包括有一定的思想及观念框架）作为支撑，以便堵住对方进行抵制的可能途径。政治不仅涉及强制行为和利益分配，还涉及对赋予词语含义主导权的争夺。由于国家之间的话语竞争不是在真空里进行的，而是受到具体的社会及文化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因此，它们都竭力使自己的观点和立场在（国际）公众眼里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在对语言加以使用时，需要遵循一定的语言使用规则，因为在一定的社会里人们分享着一定的语言叙述方式和词汇。因此，当国家之间处于话语争夺的情形时，它们均以创造性的方式安排和组织这些叙述规则，并将它们使用于不同的具体语境中。也就是说，它们并不是随意地使用语言，或者使所表达的语言无法被社会所理解。从根本上讲，对话语含义的争夺，不仅涉及物质权力的影响，而且从根本上讲还是行为体主体间彼此互动的结果。^[41]

于是，尽管话语创新从长期来讲是需要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但从短期看，其可能性是很小的。首先，话语的结构不可能处于完全的霸权地位或不断被重新建构，只有相对稳定的话语，才有可能建构一定的政治战略。其次，想象、设计和传播一种全新的语言叙述，需要投入物质资源、时间和努力。使用现成的常用语言所花费的成本会相对低。把一种不常见的语言使用转换成为民众所接受的常用语言使用，不仅需要一个时间过程，而且不能确定是否一定会成功。只有使用相对稳定的、常见的语言，才有可能使自己的观点和立场具有影响力和穿透力。因此，新的语言资源很有可能被淹没在现存盛行的观点和思维表达中。经常的、密集的沟通会强化习以为常的语言。于是，语言上的创新往往处于边缘地位，在这种边缘的位置，出现沟通的情形和机会相对较少。也就是说，语言使用者总是倾向于以成本低的方式去从事话语活动。

通过把话语作为社会实践这一话题引入国际关系研究，人们意识到，语言在国际关系中起着重要作用，并且在国际政治分析中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国际政治不仅是国家之间争夺物质实力及利益分配的领域，而且还是它们彼此争夺话语主导权的场所。或者说，国际政治不仅表现在对物质权力和资源分配的争夺，而且还表现在这种争夺是以对话语含义展开竞争作为基础的。国际政治包括各国（尤其大国）对分享的现实赋予何种含义所展开的不断竞争，即争夺话语主导权。

首先，国家可以通过设计出一定的对外及安全政策话语系统，去建构本国所面临着的外来“安全威胁”“敌人”“外交危机”或“外交事件”，从而为确立自我政治身份和动用国家战略资源、对“敌人”采取暴力行动提供合法理由和依据。一些大国试图通过赋予含义的方式，主导和确定对国际关系中主要事件的叙述，影响和引导国际舆论对这些事件的理解和看法；规定国家之间安全政治关系的基调，以便在推行本国对外及安全政策方面占据主导地位或具有合法性。在这个过程中，争夺话语方面的支配权成为国家对外及安全政策实践的重要方面。一些国家通过打压竞争对手的声音和语言的方式，将它们的话语边缘化，以突出和实现自身的对外及安全政策利益和目标。需要指出的是，维持一种占支配（甚至霸权）地位的话语需要付出不断的努力。经过精心设计、安排和整理的对外及安全政策话语系统，既为本国在对外及安全领域处于优势地位提供了可能性，也要求本国不断投入资源去追求、维持和确保自己的话语优势或主导权。

其次，在其他权力形式的作用下，国家可以凭借语言（而不是直接使用传统意义上的物质实力），迫使另一个国家去做它本不愿意做或违背其自身政治意志的事情。如果一个国家在安全政治身份上敌视或仇恨另一个国家，那么，前者往往会从语言上“诋毁”“破坏”甚至“铲除”它的敌人。在国际关系中，国家会利用语言从事各种对外及安全政策活动。一定的对外及安全政策话语，既可以作为促进安全环境的实践活动，也可以是制造不安全文化的来源。因此，国家之间非常在意对方作出的语言表述，对于较弱的一方来说尤其如此。在这个过程中，一国往往会对另一国的话语含义进行解读并作出回应，而不一定是对直接的“事实”作出回应。

再次，语言可以是制造矛盾和冲突的来源。语言使用和安全冲突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因果关系。看上去好像是理所当然的安全问题，实际上是国家之间相互诠释和建构的结果，而这种诠释和建构又是紧张的政治竞争的产物。揭示“（不）安全”含义的过程，乃是揭示充满政治和权力争斗的过程，而这个过程看上去是“客观”或“自然”的。于是，看似真实的“安全难题”实际上是话语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