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上，中东地区（包括伊拉克）主要是大英帝国的势力范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英国殖民统治逐渐走向衰落。中东地区开始成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地缘政治的角斗场所。长期以来，美国政府对伊拉克的政策基本遵循着它在中东的总体战略理念，即美国政府对中东的三项主要关切：抵制共产主义势力在那里的扩张；确保中东石油不断运往西方经济市场；保护以色列的（国家）安全。建立在这些关切之上的中东政策，强调了美国需要支持和维护该地区的盟友，遏制和破坏不与美国合作的政权及社会运动。
对于美国来说，与中东许多阿拉伯国家不一样，伊拉克既是一个产油国，又是一个经常不与美国合作的国家。因此，美国政府对伊拉克的政策一直非常复杂。冷战初期，美国把伊拉克作为它在中东地区的一个桥头堡。统治了伊拉克30多年的费萨尔王朝一向坚决同西方站在一起，是美国在中东地区主要的依靠和扶持对象。美国以伊拉克为核心，在1955年促成了具有地区军事合作同盟性质的巴格达条约组织，旨在抵御苏联向中东地区的渗透，防止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的蔓延。1958年伊拉克发生政变，推翻了费萨尔王朝并建立共和国。美国政府决定对伊拉克新政权采取友好态度，以“阻止共产主义影响在这个国家的上升”。[1]由于历史原因，伊拉克政府于1961年再次提出对科威特的主权要求，但遭到英美政府的反对。当美国政府表明支持科威特独立时，美伊外交关系由大使级下降为代办级。1967年，伊拉克终止与美英两国的外交关系，理由是这两个国家在阿以战争期间“对以色列提供了空中及其他方面的支援”。[2]随着1972年宣布石油国有化政策，伊拉克再度与西方的关系陷入紧张，并开始转向寻求与苏联的合作。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美国失去它在中东长达几十年的一个亲美盟友——伊朗巴列维政府。这年，伊拉克开始进入萨达姆政权执政时期，而且被认定为是伊朗的主要敌人。为了遏制“伊斯兰革命”在中东的蔓延，美国政府不久后决定扶植伊拉克萨达姆政权。这一政策在随后爆发的两伊战争（1980—1988年）中得到体现。里根政府把伊拉克从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名单上除去，以便使伊拉克能够合法地从美国政府那里获得资助。当国际社会对伊拉克军队在战争期间使用化学武器提出强烈谴责时，里根政府却对此事保持沉默。
后冷战时期，美国对伊拉克政策再度发生变化。1990年，伊拉克出兵入侵科威特，美国总统布什先后签署国家安全指令（NSD-45，NSD- 54），在确保海湾石油及盟友安全的名义下，引用联合国一系列决议案和美国国会的授权，派遣美国军事力量把伊拉克军队驱逐出科威特。在随后的整个90年代，美国政府对萨达姆政权实施了严厉的经济制裁政策，防止伊拉克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签署国会“伊拉克解放条例”（H.R.4655），使其成为美国的一项法律。该条例称，美国的除恶政策是要“寻求推翻伊拉克萨达姆·侯赛因政权，并以一个民主的政府取代它”。2001年，美国发生震惊世界的“9·11”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它为美国政府实施推翻伊拉克萨达姆政权的政策提供了机会。
如果说所有的侵略战争需要寻找“理由”或者制造“借口”，那么这类“理由”或“借口”往往成为侵略者动用国内（外）各种政治及社会资源、使侵略行为“合法化”和“正当化”的主要来源。2003年，在全球“反恐战争”名义下，美国政府发动一场入侵伊拉克战争，旨在推翻萨达姆政权。人们看到，这场战争是在美国政府致力于实现某种“崇高使命”的名义下进行的。发动这场战争之前，美国政府充分地利用了本国意识形态和一系列的政治话语，对即将采取的战争暴力行为进行必要的政治及道德上的“包装”。因此，人们还看到，美国政府在操纵政治话语方面所投入的精力，并不亚于它对这个国家采取战争行动时所投入的精力。在通往发动战争的道路上，美国政府在国际和国内不同场合进行了一系列有系统的“战争动员”宣传，利用政治话语建构起一个迫在眉睫的“伊拉克威胁”，并动用美国军事力量推翻了由萨达姆所领导的伊拉克政权。在这个过程中，政治话语和战争行为之间密切地交织在一起。它为人们考察语言和国际关系之间的联系提供了一个案例。
在这里，重点不是叙述美国政府在伊拉克战争中所抱有的战争动机，也不叙述它所采取的实际军事行动，而是关注美国政府如何利用一系列政治话语为发动这场战争而进行的“战争动员”。以下主要选择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的政治话语并对其进行必要的分析，因为在美国政治文化里，总统职务不仅代表着一种权力机构，而且总统言论本身乃是政府言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由于“战争时期”美国总统的行政权力通常得到扩张，民众对总统的依赖也相应地加强，因此，“战争总统”布什的政治话语，对处于“战争时期”美国对外及安全政策的制订具有特殊的含义。需要指出的是，这里仅考察美国政府在通往发动伊拉克战争的路途中美国总统的“战争动员”话语，但这并非说在这个极为复杂的政治过程中，只存在着总统的政治话语。事实上，在是否发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广泛存在着各种繁杂、空前激烈的辩论（譬如来自美国国内的总统安全班子成员的话语、国会的话语、知识界的话语、新闻媒体的话语、普通民众的话语以及来自美国以外的全球舆论），它们相互交叉，相互影响，甚至相互抵制。所有这些都对布什的伊拉克“战争动员”话语构成了影响。
那么，布什是如何利用一系列政治话语进行“战争动员”，为发动实际的伊拉克战争寻找合法性和正当性的呢？回答这个问题的过程，乃是寻求揭示美国政治领导人的政治话语，以及这些话语在当代美国对外政策尤其危机和战争政策中如何起着重要作用的过程。这里提出一种研究假设，即美国总统布什把“战争动员”话语作为对伊政策的一项战略工具，通过把萨达姆政权叙述为一个迫在眉睫的“敌人”，将它“邪恶化”和“罪孽化”，不仅在美国民众心理上制造一种“恐惧感”，而且使美国政府在采取战争行动“更迭”一个主权国家政权、动用美国国内及国际社会有关资源方面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
任何语言都离不开它所处的语境，这种语境反过来赋予语言一定的社会含义。因此，要想理解布什有关伊拉克“战争动员”话语的含义，首先需要理解布什使用这类政治话语时所处的广阔背景。应该说，布什政府为发动伊拉克战争而安排设计的一系列“战争动员”话语，是在政治、经济及社会经历剧烈动荡的背景下进行的。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国际环境，另一个是国内环境。
在国际环境方面，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全球化”概念开始在更为广阔的层面进入世界经济及国际关系的话语系统。以西方自由市场理念作为导向的全球经济活动，日益打破旧的国家经济运行模式。资本主义民主、自由和价值观得以在全球更大范围内获得传播和推广。随着东欧政治剧变和苏联的正式解体，美国相应地失去它在冷战时期的明确“敌人”，继而出现自我身份感面临危机的状况。冷战时期，美国的“反共产主义”身份是在它与“苏联共产主义”之间的社会关系中所确定的。此外，尽管美国拥有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军事力量，但是，在一个失去东西方军事对抗的环境里，美国开始认为自己面临着来自欧洲和日本（以及潜在的中国）在全球经济、工业和影响能力方面的竞争。
显然，在“领导”西方世界长达近半个世纪之久后，美国仍然不愿意放弃自己的传统指挥角色。冷战后，美国主要通过两个途径重新确定自我在世界政治中的“领导者”身份。一是通过确定自身安全威胁的新来源。美国设计了旨在使美国继续有必要成为世界领导者的对外政策战略，即谋求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一种和平“新秩序”，它强调了美国军事和政治在抵制世界经济倒退和维护全球自由民主等方面的领导地位。那么，冷战结束后谁对美国构成了最大“威胁”呢？在老布什政府时期，它来自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在克林顿政府时代，它来自一批所谓“无赖国家”和以本·拉登为首的国际恐怖主义势力。2001年“9·11事件”后，小布什政府开始把这两者捆绑在一起作为构成美国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来源。需要指出的是，核问题一直是美国国家“安全威胁”的重要来源。如果说冷战时期美国与苏联在核军事问题上形成尖锐的对抗，那么，后冷战时期，美国则把核威胁来源转向它所建构的一批“无赖国家”身上。
重新确立自我“领导”身份的另一种途径，乃是美国政府通过采取一系列的军事干预和战争行动告诉世界冷战后的美国是谁。随着苏联力量的消失，美国政府的海外军事干预和战争行动变得更加没有“后顾之忧”。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政府通过向索马里、海地、波黑、科索沃等国家和地区派遣军事力量，告诉世界美国是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人权和自由市场经济的“捍卫者”和“领导者”。“9·11事件”后，布什政府强调世界进入一个国际反恐怖主义时代。为了进一步确定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在世界的“领导”地位，布什政府试图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和领导一个反恐怖主义联盟，并在这一广阔的国际反恐背景下，重新调整和确定它与自己的盟友和世界主要大国之间的关系，重新构想和设计冷战后美国的全球地缘政治战略安排。布什政府通过军事武力推翻了被认为与恐怖主义“基地”组织有关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并开始填补冷战后在中亚地区出现的军事政治权力真空。在这些过程中，战略和军事上的单边主义在美国东山再起，美国政府开始更多地关注自身在世界政治及安全环境中的利益和保障。
从国内环境方面看，“9·11事件”对整个美国社会及政治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作为美国宪法基础的三个核心价值——权力分立、公民自由以及联邦主义——受到不同程度的威胁和冲击。美国被宣布处于“战争时期”，这无疑增强了总统的权力：白宫和国会山的权力平衡关系被打破，美国政治的通常规则被中断，行政部门滥用职权的危险达到自“水门事件”以来的高峰。体现在美国宪法《权利法案》中的公民自由和社会秩序之间的平衡开始出现危机。一方面，这时的法院部门往往对行政部门的权力范围给予更为宽松的诠释，在和平时期被认为属于违宪的行为可能在“反恐战争”时期获得默认和批准；另一方面，公民自由尤其是一些少数族群的公民自由面临着发生转变的挑战。体现州政府和联邦政府之间权力微妙平衡的联邦主义在“反恐战争”时期也开始发生变化。此外，布什政府执政初期，一系列国内巨头企业如安然公司、世界通讯公司等相继出现金融丑闻。作为资本主义市场中的标志性物体，这些企业的倒闭不但挫伤了许多美国民众对资本主义商业诚信的信心，而且对美国联邦政府的监督和治理能力提出挑战。
不过，在“9·11事件”发生之前，布什本人还面临着一个更为棘手的个人难题，那便是在他的总统权力和这一权力合法性之间存在着冲突。也就是说，布什的总统职务在国内政治中面临着合法性的危机。这场危机来源于2000年底美国总统大选有疑问的选举结果。许多美国人认为，布什在那场政治大选中赢得不光彩，并被广泛地看作是一位“不合法”的总统。
总之，美国的基本核心价值危机、不景气的经济、公司/企业丑闻、有关的政治腐败和滥用职权现象，以及美国总统声誉自“水门事件”以来日益下降，所有这些使得美国一般民众对国家的政治权威日益冷淡，政治上的玩世不恭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这场伊拉克战争不仅是美国政府在21世纪初所发动的一场重要战争，而且是在美国一些政治领导人权力意志下发动的。后冷战时期，美国政府曾一度以较低的代价获得海外军事行动的成功：从1989年入侵巴拿马，到1991年的第一次海湾战争，到1995年的波黑战争以及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9·11事件”后美国政府发动的阿富汗战争并推翻塔利班政权，看上去也像是一场胜利。于是，布什政府轻易地相信，凭借使用武力和威胁使用武力相结合的手段，便可以将敌对国家政权全部收拾干净。美国国内新保守主义更是倾向于认为，美国政府所不喜欢的“独裁”政府是脆弱的，不会得到民众的支持。冷战后美国在军事、经济和意识形态领域的空前优势，促使布什政府决定把反恐战争界定为一场重要的战争。
为了说服美国国会和选民相信派遣青年男女奔赴中东前线并献身于战场是为了某种“崇高事业”，美国行政部门精心设计和安排了一系列在逻辑上似乎相互关联的“战争动员”话语，并通过布什的声音在国际和国内不同场合表达出来。在这里，总统的政治话语成为一种推动制订、形成和实施战争政策的战略工具。一方面，它建构了一个“文明的世界”和“邪恶的世界”，称伊拉克政权具有“邪恶性”和“罪孽性”。另一方面，它建构了一个美国“安全威胁”的来源，通过把伊拉克叙述为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把萨达姆政权建构为“敌人”。布什的一系列“战争动员”话语试图劝说人们相信，萨达姆政权对美国“国家安全”和“世界和平”构成了迫在眉睫的“威胁”，而消除这一“威胁”的唯一途径是美国必须采取行动，通过军事暴力手段对这个政权实施“更迭”，“解除”其“武装”。
在这个过程中，美国总统的政治话语大体针对了三类听众。一类是美国国内民众和社会。对于美国总统来说，如果能够把美国的对外政策确定为是为了实现某种人类崇高使命的话，那么它将有助于获得来自国内民众对政府动用各种资源的支持和理解。美国民众宁愿相信，他们支持政府的对外政策，实际上是在支持并致力于某种崇高的事业，而不一定是为了本国的自身利益。意识形态可以给决策者提供武器，去削弱和压制国内反对者的声音。总统政治话语试图控制国内大众话语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的思维走向。对官方政策的反对，不仅是表达对政府的政策的不满，而且构成对这个国家的不忠诚。
第二类听众是那些可能支持或阻碍美国发动这场战争的人们。美国总统精心策划一系列政治话语，旨在强调铲除“伊拉克威胁”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重申美国将捍卫“自由和民主”的国家目标和政治意志。一方面，它谋求赢得美国的盟国对这场战争的支持，另一方面，它试图说服国际舆论对这次战争行动予以理解，使国际舆论能够在美国入侵伊拉克问题上达成共识。如果美国政治家和决策者不能制造出一些在观念上自圆其说的理由，那么，他们所采取的战争行动将会受到国际舆论的压力、抵制和反对。从历史上看，发动战争的国家往往以肩负某种更为崇高的使命作为理由，为自己的战争行动“正名”。
美国总统政治话语的第三类听众对象是伊拉克民众。在这方面，“自由”“民主”等意识形态语言试图促使伊拉克民众接受甚至支持西方力量对萨达姆政权的颠覆，使当地民众把战争给伊拉克所带来的后果与其理解为是他们国家或民族遭受的失败和羞辱，还不如理解为给他们带来更美好的未来生活。总之，美国总统的政治话语旨在使被征服的社会自愿接受战争现实，这对于战争发动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否则，战争发动者必须长期依赖于使用武力威胁，这是一种代价昂贵、没有效果、产生反作用的方法。因此，设法说服被入侵国家的民众接受战争的现实是非常重要的。
建构“安全威胁”和“敌人”是美国对外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建构“安全威胁”和“敌人”的一种常见方法，乃是通过一系列的政治话语叙述，把“邪恶”的世界以及作为“他者”的敌人，同“文明的世界”以及作为“我们”的美国区别开来。在美国政治家、决策者和一般民众看来，敌人的定义是指那些反对或挑战美国或“我们的”价值的人。长期以来，“美国治下”的世界秩序里一个核心价值是“自由”。“自由”是布什叙述“9·11事件”后国际恐怖主义和伊拉克政权过程中反复使用的一个词汇：“9月11日，自由的敌人采取了战争行动反对我们的国家。”[3]“自由本身遭到袭击。”[4]恐怖主义分子袭击了美国，而美国是“自由的家园和捍卫者”。[5]萨达姆和“我们”不一样，他不赞成“我们”所赞成的东西，“与‘基地’组织一样，他憎恨我们热爱自由这一事实”。[6]
如果说有关“自由”的观念在布什的政治话语里占主导地位，那么，自由的含义是什么呢？一般地讲，在通常的用法里，自由可以定义为人具有从事决定和进行选择的能力和权利。从这个意义上讲，“敌人”对自由也抱有渴望。因此，布什需要在自己的政治话语里对“自由”这一概念赋予更加具体而特定的含义：在美国，自由的信条包括“人的尊严和权利、平等公正、有限的政府、法治”“个人职责、对他人的宽容”。[7]“他们仇恨我们的诸自由——我们的宗教自由、我们的言论自由、我们的投票自由、集会自由以及看法不同的自由。”[8]显然，这里的“自由”含义指西方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及价值。也就是说，自由的概念在意识形态上具有非常特殊的政治、社会及文化含义。袭击美国乃是袭击美国赖以生存和追求的各种理想。在这里，“我们”是热爱和平的，“他们”是不热爱和平的。于是，美国政府发动伊拉克战争是一件具有“崇高目的”的事情，即推翻萨达姆政权，把上述具有特定含义的“民主和自由”带给伊拉克人民。
此外，伊拉克政权对美国和世界文明构成了“迫在眉睫”的“威胁”。根据美国情报部门所提供的“证据”，萨达姆政权“不仅在是否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方面拒绝和欺骗了世界”，[9]而且使用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付邻国以及本国的人民”。[10]在联合国大会上，布什指控萨达姆政权自1991年以来多次违反联合国有关伊拉克问题的决议。这个政权成为“世界和平的威胁”。[11]“9·11事件”后，根据“布什主义”原则，区别敌友是以“站在他们一边，或者站在我们一边”作为标准的。[12]根据美国情报部门提供的说法，“长期以来，萨达姆·侯赛因与恐怖主义网络有着直接和不断的联系”，“伊拉克已经把制弹专家和制造伪件专家派往‘基地’组织。[13]伊拉克还向‘基地’组织提供生化武器培训。……伊拉克正在窝藏一个由‘基地’组织恐怖事件策划者所领导的恐怖主义网络”。[14]于是，布什本人作出判断，在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对美国构成真实而险恶的威胁。这个判断显然是在依据了美国情报部门所提供的情报基础上作出的，也就是说，布什本人相信了情报部门所相信的东西。通过这类政治话语，布什政府在国内外民众中间营造起一种对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产生恐惧的气氛。
在布什的“战争动员”话语中，萨达姆政权还被叙述为“邪恶者”。“9·11事件”发生后，震惊中的美国人一时不知所措，不知道该如何表述这突如其来的恐怖主义袭击。不久，人们找到“邪恶”这个词来形容“恐怖主义力量”，政治家和决策者将它纳入美国政治及对外政策话语系统。“邪恶”一词开始在美国公众的政治话语里频繁出现。当然，“邪恶”这一词汇不仅具有宗教色彩，而且还是一种“新世界”的话语。布什的“战争动员”话语把当今世界明确地划分为水火不相融的两个部分：“文明世界”和“邪恶世界”。“这些恐怖主义者并不代表和平，他们代表邪恶和战争。”[15]
在西方文化里，善恶是建立在宗教/精神对比的基础上的。相比之下，美国则是站在善的一边，并代表着善良。布什本人并没有把“美国善良”经常挂在嘴上，而是通过不断叙述美国如何与上帝取得联系并得到上帝的关照去说明它。在政治生活中求助于宗教力量，这是美国文化传统的重要部分，也是美国政府全球“反恐”政治话语中的一个显著特征。在布什的政治话语里，美国与上帝之间取得联系是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的。首先，“美国治下”的世界“新秩序”所表达的价值如道德、自由、平等、对生命的重视等，是与上帝所倡导的价值相一致的。“我们所崇尚的自由不是美国给予世界的礼物，而是上帝给予人类的礼物。”[16]其次，通过祈祷上帝给予美国人（“我们”）力量来说明上帝与美国在一起。布什讲话结束语的通常特征是愿上帝为美国祝福。“我们祈祷上帝保佑美国。”[17]“上帝与我们在一起。”［23］“在我们所有人的前面，愿上帝给予我们智慧，愿上帝关照美利坚合众国。”[18]布什试图利用一系列这类话语表明美国如何与上帝保持着联系。在西方文化里，上帝是普遍道德和全能力量的象征。倘若上帝站在美国的一边，那么，从逻辑上讲，美国在伊拉克采取军事行动就有了道德支持及其合法性。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布什的政治话语还试图通过两个战略性的步骤，把“敌人”的恐怖主义非法性和一般的伊斯兰教区别开来。一种步骤是使用一种明确、积极的语言去描述“他者”的宗教：穆斯林的确是好的、和平的、宽容的和进步的。“9·11事件”发生后不久，布什本人曾引用《古兰经》以表示对伊斯兰教的尊重，“伊斯兰国家的人民想要并应该得到与其他国家人民一样的自由和机会”。[19]这种宗教政治上的表态，在于试图避免激怒美国的穆斯林盟友们。对穆斯林的积极描述还表明美国是慈善的、尊重其他宗教的、心胸开阔的。另一个步骤是把恐怖主义行为与宗教行为区别开来：“敌人”的行动是与穆斯林的诸美德相对立的；“恐怖的面孔不是伊斯兰的真正信仰。那不是伊斯兰所倡导的”，恐怖主义分子是“伊斯兰的极端者，一直受到穆斯林学者和大多数穆斯林教士们的拒绝”。[20]在当代美国社会里，种族中心论和宗教偏见被指责为是不道德的、非法的行为，因此，作为一个政治家，布什对“其他者”宗教/文化给予一定的积极描述是明智的、必要的。
于是，美国与恐怖主义分子之间是“善与恶之间的冲突”。当布什政府把伊拉克确立为“邪恶轴心国”之一，而且把它与恐怖分子“基地”组织挂钩时，便意味着萨达姆政权被美国政府正式确立为“邪恶者”。在一次国内“战争动员”集会上，布什呼吁道：“我号召美国，如果你们加入与邪恶的战斗，那么，你们是在行善事。”[21]布什的“善恶论”不仅在美国“宗教原旨主义者和美国‘例外论者’中间”引起积极的反响，而且在非基督徒中间唤起“爱国主义”的热忱。[22]
建构“伊拉克威胁”的另一个方面，是将萨达姆政权的政治行为“罪孽化”。在布什的“战争动员”话语里，把萨达姆政权的政治行为“罪孽化”有几种方法。一种是把“敌人”直接称为犯罪者，譬如萨达姆是“谋杀者”“独裁者”。另一种方法是罗列“敌人”所犯下的罪状：萨达姆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反对他的邻国”“反对他自己的人民”；“他不能容忍美国”“与‘基地’组织有关联”，并且“一再无视国际组织”；萨达姆政权“对邻国人民和本国人民使用生化武器”等。[23]通过反复叙述萨达姆政权对人民的残暴，布什的政治话语试图揭示这个政权的非人道性和罪恶性，唤起一般美国民众以及伊拉克民众对这个政权的仇视和憎恨。
通过揭露萨达姆政权的“威胁性”“邪恶性”和“罪孽性”，布什的“战争动员”话语背后强烈地表达了一种“美国理想”，即美国有一种义务：作为冷战后全球秩序的“捍卫者”和“领导者”，美国不能坐视不管，而应该作为“解放者”把伊拉克人民从“独裁”政权统治下拯救出来，把“民主”和“自由”带入伊拉克。此外，这类颇具鼓动性的话语使一些美国人开始感到，伊拉克可能针对美国而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美国不允许最危险的国家统治者使用最危险的武器对美国构成威胁。2003年春季，当美国开始向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实施轰炸时，这一军事行动的代号叫做“伊拉克解放行动”。
布什的“战争动员”话语作为一种战略工具，被利用来为美国政府的“反恐怖主义”政治议程/目的服务。经过一系列的反复叙述，美国政府成功地将萨达姆政权描绘成为“文明世界”的“邪恶”敌人。通过揭露“敌人”所具有的“邪恶性”和“罪孽性”以及展示美国作为“文明世界”的代表者并拥有来自上帝给予的道德力量，美国政府为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寻找“正当性”及“合法性”。美国政府不久之后对伊拉克发动了战争，主要的、公开的理由是因为萨达姆政权“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且“与恐怖主义‘基地’组织有关联”。
然而，后来美国的一些有关调查报告说明，萨达姆政权自1991年以后没有继续搞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该政权与恐怖分子“基地”组织之间也没有直接关系。[24]2005年1月12日，美国白宫发言人证实，美国在伊拉克的武器搜寻小组经过近两年的搜寻后一无所获，已于2004年底悄然结束使命。也就是说，伊拉克在美国发动战争前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布什政府使用了“错误的情报”，并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美国国会、民众和世界舆论，建构了一个“邪恶”的敌人。
可以说，布什政府的“反恐战争”话语不一定是对现实的中立或客观反映，也不一定是偶然或意外产生的。相反，它是一种经过仔细推敲和严谨设计的语言战略。精心建构这些词语、假设、暗喻以及知识形式，旨在实现一系列重要的政治目标。第一，美国政治家和决策者通过操纵话语和制造叙述，谋求主张和维持他们的“反恐战争”政策，使美国政府入侵伊拉克的战争行动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第二，这类“战争动员”话语试图使布什政府的伊拉克政策免受国内外舆论的质疑和批评。第三，这类话语把对战争不满者或抗议者边缘化，以阻止和压制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不同声音，并通过不断宣扬美国的国家身份以及建构一个迫在眉睫的外来威胁，促使美国国民在这一时刻更加仰望总统的权威，聚集在美国政府的权力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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