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思考美国对朝政策

朝鲜核问题也许是当今世界政治中最为棘手的挑战之一。由于涉及各有关国家错综复杂利益并受制于不同因素的影响，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朝核问题是理性而明智的选择。六方（朝鲜、美国、韩国、日本、俄罗斯和中国）会谈仍然是解决朝核问题的重要多边外交对话场所；美朝双边直接对话也至关重要。在过去近20年里，在不同形式的多边和双边外交对话努力下，有关各方就解决朝核问题先后签署协定，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并发表共同声明和共同文件。

然而，朝核问题对话所带来的后果却是复杂的。从整体上看，朝鲜半岛的安全环境并未从根本上朝着和平与稳定的方向发展，倒是在一定程度上变得更加险峻并趋于恶化：“无核化”演变成为“去核化”。解决朝核问题的历史进程，明显陷入外交危机与缓和交替出现的冲突模式，而且似乎难以从中摆脱出来。有关朝核问题的报道、分析、评说甚至争论可谓汗牛充栋。^[38]这里不准备在这方面作补充或提供新的数据，而是提出一个反思性的问题：在世界政治中，沟通和对话日益成为解决国家之间矛盾和争端、处理国际事务的重要手段，为何在解决朝核问题上造成复杂的结果？具体地讲，为何朝核问题的解决明显陷入外交危机与缓和交替出现的冲突模式？通过外交对话努力而达成的协定、规范和共识为何显得脆弱？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这里提出两个相互关联的基本假设。第一，引发朝核问题的不安全文化环境并未从根本上发生改变，因此，通过对话努力而缔结的国际义务往往因更重要的国家利益和生存安全考虑而遭遇挫折，甚至被其取代。第二，目前存在着的有关国家之间的敌对身份，构成了这种不安全文化环境，而身份又是与安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因此，倘若朝鲜半岛不安全文化环境维持不变，朝核问题就难以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换句话说，解决朝核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打破目前朝鲜半岛的不安全文化僵局，使那里的“安全困境”被一种更为和平与稳定的环境所取代。在这个过程中，解决朝核问题的选择视角变得非常重要。目前采取的视角均存在着局限性，因为它们并没有指望从根本上去改变朝鲜半岛的不安全文化现状。因此，从根本上对那里的（不）安全进行重新思考是有必要的。

从历史上看，朝美之间存在着诸多情仇恩怨，并由此构成两国之间互不信任的重要渊源。19世纪中叶，随着疆域不断向西拓展，美国人日益把目光转向太平洋彼岸的亚洲，并参与当时盛行的欧洲列强争夺亚洲殖民地、迫使亚洲国家“门户开放”的激烈角逐，以便获取美国在亚洲进行自由贸易和通商的更多利益。在实现了对日本和中国的日益渗透之后，美国对东亚地区开始实施更为野心勃勃的帝国主义扩张。到了19世纪60年代，像英国、法国和沙俄等欧洲列强一样，美国通过强迫与一些亚洲国家签订不平等条约的手段，使本国在亚洲的商业利益和帝国主义行为合法化和制度化。但在试图强迫朝鲜王朝与美国签订通商条约时，美国人遭到朝鲜人的坚决抵制和拒绝。

1866年，美国船只进犯朝鲜沿岸。愤怒的朝鲜军民共同抵抗，击溃美国商船“舍尔曼将军”号，焚烧该船并歼灭了船上所有船员。1871年，美国派遣一支旨在报复朝鲜的远征队，以损失“舍尔曼将军”号船为借口，试图通过恐吓的手段，再次强迫朝鲜王朝开放港口与美国建立外交及贸易关系。在这场美国人称为“与异教徒的小型战争”中，美国人迫使朝鲜就范的企图再次遭到失败。^[39]当时的朝鲜仍属于中国清朝的一个附属国。不过，随着西方列强势力的不断入侵，日渐虚弱的中国难以维持它与朝鲜之间的册封关系，也无力阻止外国势力对朝鲜事务的干涉。在更为现代和强大的日本直接威胁以及中国清政府日益衰败的情形下，朝鲜最终被迫纳入欧美列强的口岸条约体系。1882年5月22日，美国和朝鲜签订了不平等的《朝美修好条约》，正式确立两国之间的经济及政治关系。根据条约规定，“若他国有何不公轻藐之色，一经照知，必须相助，从中善为调处，以友谊关切。”^[40]于是，美国人开始享有在朝鲜的居住和领事裁判权，美国传教士及宗教组织也大量进入朝鲜半岛活动。朝鲜则承担为美国来往船只提供停泊、救护、饮食和保护美国公民的义务。

尽管美国及随后欧洲列强势力进入朝鲜，但随着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之后，日本政府对朝鲜半岛的垂涎野心变得更加明目张胆。在这种情形下，朝鲜高宗引用1882年《朝美修好条约》条文，再三请求美国出兵相助，以阻止日本扩张主义行动。^[41]然而，出于对日本军事发展和快速现代化的庇护，作为帝国主义扩张的倡导者，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拒绝干预日本对朝鲜半岛的吞并企图，而是更关注美国在菲律宾的战略利益，指望把那里建成美国在东亚的重要海军战略基地。^[42]罗斯福政府对日本的这种顺从和放任，以政府文本的形式记录在1905年美日缔结的秘密协定（史称“塔夫托-桂太郎协定”）中。不过，两国的议会当时都被蒙在鼓里。^[43]在这份被视为日本明治时期版本的“美日相互安全条约”里，美国政府出于自身“国家利益”的考虑，默认日本对朝鲜的殖民统治和主宰，并以日本承认美国在菲律宾群岛的自由行动作为交换。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因失守承诺而对朝鲜作出的重大背叛。^[44]1910年，日本政府迫使朝鲜政府签订《日朝合并条约》，正式吞并朝鲜半岛并对其实施殖民统治和占领。

美国政府对朝鲜的第二次重大背叛，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从而也结束了它在朝鲜半岛长达35年的殖民统治和占领。1943年12月，美国、英国和中国三国首脑发表“开罗宣言”，决定在“适当时期”使朝鲜获得自由和独立。1945年2月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上提出，由美国、苏联等国共同托管朝鲜半岛。几个月后，日本投降成为定局。在没有考虑朝鲜人意见和看法的情况下，美国及盟国以北纬38度画线为界，把朝鲜半岛一分为二，由美军和苏军分别接受日本的投降，并同意在适当时候就朝鲜半岛的未来举行政治大选。然而，1948年8月15日，朝鲜半岛南部在美国的支持下宣布成立大韩民国，几周后北方也宣布成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从此，朝鲜半岛分裂成为两个国家。

1950年爆发朝鲜战争。它是冷战初期在亚洲爆发的一场“热战”。战争开始不久，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在仁川登陆，开始大规模反攻。中国人民志愿军应朝鲜请求赴朝，与朝鲜并肩作战。1951年，中朝方面与联合国军代表开始停战谈判，经过多次谈判后，终于在1953年7月27日签署《朝鲜停战协定》。在国际政治方面，这场战争给后来美朝之间及朝韩之间留下彼此深刻的敌意和仇恨。1968年1月23日，自称为美国海洋科学考察船的“普韦布洛”号，在朝鲜东部元山附近海面从事间谍活动，被朝鲜人民军海军俘获。由于俘获前美方顽抗，朝鲜海军舰艇奉命予以还击，打死一名美军士兵。船长劳埃德·马克·布克被俘后承认，他们是在接受了美国驻日本海军司令部的间谍使命后，侵入朝鲜沿海水域进行间谍活动的，并曾多次在朝鲜和亚洲其他地区沿海进行间谍活动。12月23日，美国政府承认“普韦布洛”号间谍船入侵朝鲜领海，并发表了书面道歉声明。此后，朝鲜宣布没收该船以及船上所有设备及武器，并将82名被俘船员驱逐出境。在朝鲜，被扣留的“普韦布洛”号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公开向国民开放，借以羞辱美国并鼓舞朝鲜人民的士气。“普韦布洛”号事件成为“美朝关系上的一件大事”。^[45]可以说，从“舍尔曼将军”号事件到“普韦布洛”号事件的近一百年里，朝美两国之间结下了曲折复杂的诸多历史恩怨。

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看，妨碍解决朝核问题的主要障碍，乃是朝鲜半岛的不安全文化环境。这里涉及解决朝核问题的视角问题。事实上，所有的安全问题都是从一定的视角加以理解和诠释的。政治家、决策者和安全专家们的想法和行动，通常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以一定的视角作为基础。对于同一个安全问题，不同的视角叙述着不同的事件“经过”，产生不同的理解，并赋予不同的含义。此外，一定的视角引导人们选择一定的手段，一定的手段引导人们采取一定的行动，一定的行动造成一定的结果。因此，如同其他研究领域一样，在安全研究领域，看问题的视角始终是至关重要的。需要指出的是，在一定的时期里，有些视角占支配地位，而另一些视角则处于边缘、被忽视甚至被搁置的地位。

以何种视角看待和处理朝核问题至关重要。然而，目前所采取的一些视角显然存在着局限性和不足。这里主要以美国在朝核问题上采取的政策为例。其考虑是，作为冷战后全球性唯一超级大国和“领导者”，美国不仅是朝鲜核问题的主要当事方，而且拥有处理该问题所需要的充足资源。美国采取何种视角和取向，其政治意愿如何，这些都直接影响着处理朝鲜核问题的进程和效果。对解决朝核问题过程中现存视角问题提出看法，不仅需要对朝鲜半岛（不）安全文化进行必要反思，而且旨在通过探索新的视角以拓展解决朝核问题的视野。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在处理朝核问题上大体遵循着两种主要视角。一种是所谓现实主义视角，认为朝鲜谋求发展核武器对美国及东北亚地区安全构成“现实”威胁，只有通过经济孤立和军事威慑才能够对其核计划加以遏制并使其就范。另一种乃是自由主义视角，相信与朝鲜进行经济接触并给予一定的人道主义援助，将有利于缓和朝鲜半岛的安全紧张局势，最终使朝鲜决定放弃发展核武器计划。依据这两种视角，产生出两种不同的政策手段选择。一种是军事/核威慑以及经济/金融制裁战略，即所谓“硬着陆”手段；另一种是“先给予后获得”的接触战略，即所谓“软着陆”手段。在处理朝核问题的过程中，上述两种视角以及由此产生的两种手段，在冷战后美国对朝政策中一直处于支配地位并被交替使用着。有时候，这两种手段彼此糅合在一起加以使用。譬如，“9·11事件”后，美国布什政府在对朝鲜采取强硬立场的同时，也奉行对朝实施“接触政策”，不过，它与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对朝“接触政策”有着明显区别。布什政府坚持美国对朝接触是在“多边”而非“双边”的框架内进行，而且这种接触在战略上含有强硬、不妥协甚至威胁的色彩。^[46]因此，以“国家为核心”的安全话语——像“国家利益”“权力均势”“安全生存/困境”“政权更迭”“核威慑”“经济/金融制裁”“外交接触”等——在很大程度上盛行于美国对冷战后朝鲜半岛（不）安全文化的理解和诠释中。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这两种视角以及由此产生的两种手段带来的后果却是复杂的。朝核问题并未从根本上获得解决，倒是在一定程度上变得更加险峻并趋于恶化。尽管包括朝鲜在内的各有关国家先后就确保朝鲜半岛安全与稳定、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目标达成书面共识——像《南北基本合意书》（1991年12月13日）、《美朝框架协定》（1994年10月21日）、《南北共同宣言》（2000年6月15日）、《朝美联合公报》（2000年10月12日）、《第四轮六方会谈共同声明》（2005年9月19日）等。此外，包括朝鲜在内的各有关国家，曾在不同场合以口头方式分别表达过确保朝鲜半岛安全与稳定、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目标的政治意愿——但是，朝鲜仍然从一个无核国家逐渐发展成为一个自称为“成功地”进行了核试验的国家。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朝鲜对自己分别于2006年、2009年和2013年的三次“核试验”行为负有直接责任，并受到来自国际社会的严厉谴责和必要制裁。

更具体地讲，如果说冷战结束以来朝核问题大体经历了五次主要危机的话——它们分别是1993—1994年的第一次危机，2002—2003年的第二次危机，2006年10月9日朝鲜宣布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所引发的第三次危机，2009年5月25日朝鲜宣布进行了第二次核试验，以及2013年2月12日朝鲜宣布进行了第三次核试验而引发的第五次危机——那么，人们从这些危机中看到一种紧张与缓和反复交替出现的冲突模式。正如有评论者指出，在朝鲜核问题上，“外交突破之后往往随之而来的是出现新紧张或另一场危机”。^[47]在这种模式里，朝核问题在复杂的地缘政治及历史积怨的环境里不断被社会及文化所建构。

第一，无论是朝鲜还是美国，它们均玩弄了“战争边缘”及“核边缘”语言游戏。1993年当朝鲜威胁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时，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长威廉·佩里称，“美国处于一场大战的严峻危险中”；^[48]朝鲜方面则说：“首尔离这里不远。如果战争爆发，首尔将变成一片火海。”^[49]2002年7月，美国国防部递交给国会的“核态势评估”报告内容被披露，其中明确把包括朝鲜在内的七个国家列入美国实施先发制人核打击的潜在对象，朝鲜对此反应则是威胁放弃与美国所达成的有关冻结核计划协定；同年9月，美国白宫正式颁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重申了对所谓“无赖国家和它们的恐怖主义同伙”实施先发制人打击的合法性；2003年初，朝鲜声称有可能发生一场“全面战争”，美国则威胁说，对朝鲜实施打击的“军事选择从来没有离开过桌面”。^[50]2013年3月7日，朝鲜外务省发表声明称，如果美国想要点燃核战争的导火线，朝鲜革命武装力量将行使对“侵略者根据地”发动先发制人核打击的权利，以维护国家最高利益。不久，朝鲜单方面宣布朝鲜停战协定“已经失效”，称朝鲜半岛进入核战争战备状态，并建议外国考虑撤离它们驻平壤的外交使馆。

从历史上看，美国是迄今为止的确在战争中使用过核武器的唯一国家，而且是在离朝鲜半岛不远的广岛和长崎使用的。朝鲜战争期间，美国有人曾建议把使用核武器作为美国“大规模报复”战略的一部分，但遭到杜鲁门总统的拒绝。1953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暗示，如果停战协定没有取得进展，美国将使用核武器。^[51]1958年，美国在韩国部署核武器，据称直到90年代初才撤走。^[52]但朝鲜方面并不相信关于美国从韩国撤走了核武器的说法。相比之下，朝鲜从未同意将苏联或其他国家的核力量部署在自己的土地上。此外，冷战后美国谋求研究和开发新一代核武器，并与它的东北亚军事盟国一起，在朝鲜半岛附近定期举行有针对性的联合军事演习。

第二，无论是朝鲜还是美国，它们均通过一定的政治话语将对方不断建构成为“安全威胁”的来源。长期以来，美朝之间一直相互敌视对方的政治身份，在冷战后的美国对外政策话语里，朝鲜一度被称为“无赖国家”“邪恶轴心国”。在朝鲜，美国则被视为“帝国主义纸老虎”“法西斯”国家。两国的媒体经常利用包括语言在内的各种符号，歪曲和诋毁对方国家领导人及政府形象。此外，划分朝鲜半岛南北的非军事区，帮助建构了一个具有威胁性的同族对方，使冷战气氛在朝鲜半岛被“冻结”至今。在韩国，1988年开始实施的、含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国家安全法》至今仍然生效；朝鲜则继续坚定地捍卫着本国政治体制，使其免受外来势力的颠覆。

第三，美国和朝鲜双方互不示弱，彼此强硬。不过，当美国的态度和行为软化时，朝鲜也相应地软化自己的态度和行为。无论是美国还是朝鲜，它们之间以何种方式发生社会互动，对朝核问题的缓和或紧张均产生直接的影响。1993—1994年期间，美国克林顿政府对朝鲜实施接触政策，双方通过“直接对话”，使第一次朝鲜核危机得到缓和。1999—2000年期间，克林顿政府再度对朝鲜采取双边“直接对话”的接触政策，两国高层官员实现互访，甚至考虑安排美朝两国领导人的高峰会晤。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及朝鲜核危机进一步得到缓和。2000年11月美国政治大选前夕，朝鲜党报《劳动新闻》称，朝鲜政府愿意与任何美国总统当选者进行接触。2001年朝鲜驻联合国常驻代表前往华盛顿，传达朝鲜政府希望继续推进朝美对话进程的意向，向“美国新一届政府发出非常积极的信号”。^[53]

与此同时，韩国政府实施的“阳光政策”也取得了一系列具体成果，包括2000年实现韩朝两国领导人的高峰会晤。“阳光政策”的创始者、当时的韩国总统金大中，因努力促进朝鲜半岛“南北之间的和平及缓和”而获得当年诺贝尔和平奖。

然而，“9·11事件”发生后，在新保守主义思潮影响下，白宫改变它对朝政策的方向，从言论及行动上对朝鲜采取了严厉而强硬的态度。首先，布什政府明确放弃克林顿政府时期的美国对朝政策，而是选择拒绝与朝鲜进行任何直接对话，只愿意与朝鲜在多边外交场合进行接触，而且不支持金大中倡导的“阳光政策”。其次，布什政府使用轻视的语言，诋毁朝鲜领导人为“侏儒”和“令人讨厌者”；^[54]2002年8月，美国副国务卿约翰·博尔顿在访问韩国期间称，朝鲜是“一个武装到牙齿的邪恶政权，包括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布什总统使用‘邪恶轴心’术语描述伊朗、伊拉克和北朝鲜，它不只是修辞上的华丽，事实上它也是正确的”。^[55]

于是，进入21世纪后不久，美朝两国重新返回到严重的相互不信任和极端的敌视状态。在随后的短短几年里，朝核问题经历了一系列的主要危机，即2002—2003年朝鲜称计划重启宁边核反应堆、宣布退出“核不扩散条约”，2006年朝鲜宣布“成功地”进行了一次地下核试验，以及2009年朝鲜进行了第二次核试验。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对朝政策立场及手段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美朝（以及朝韩）关系继续处于相互敌对状态。2013年朝鲜再次宣布“成功地”进行了一次地下核试验，引发朝鲜半岛发生新一轮危机，对东北亚的安全稳定构成严峻挑战。

看来，无论是现实主义视角还是自由主义视角，它们均不足以帮助人们充分理解和解释朝鲜半岛（不）安全文化的来源，因为它们忽视了朝鲜核问题处理过程中安全与身份政治之间的密切联系。它也是使持这两种视角的人们不断地陷入彼此相互埋怨和指责境地的一个原因。持现实主义视角的强硬派指责自由主义温和者所奉行的对朝接触政策是一种绥靖政策，批评克林顿政府时期美朝之间的双边“直接对话”以及韩国政府所推行的“阳光政策”。温和派则反驳说，正是因为强硬者的固执立场强化了朝鲜开发核计划的政治意志，而且没有给朝鲜核问题的解决留下足够的外交空间。

于是，几个在含义上相互关联的原因可以用来作为理解上述反复出现冲突模式的出发点。

第一，在不安全文化环境里，具有敌对身份的国家之间，往往存在着严重的相互猜疑、提防和不信任。美国及盟友在处理朝核问题上，无论是选择“硬着陆”还是“软着陆”，一直奉行一项长期不变的战略目标，即谋求从根本上改变朝鲜作为共产主义政权的性质。对于它所面临的直接敌人是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朝鲜则“理性地”遵循着一条在今天看来仍然奏效的国际政治逻辑：如果说一个核国家从未对另一个核国家发动过攻击，那么，朝鲜避免美国军事打击、确保自我生存的最佳途径乃是使自己拥有核武器。朝鲜谋求开发并拥有导弹及核武器技术，并不单是出于战略上讨价还价的目的，还有为了自身安全利益的考虑。在战争阴影的笼罩下，作为核军事大国的美国似乎没有理由要求它的敌人放弃发展旨在作为抗衡力量的核技术。美国政府通过军事手段对伊拉克和利比亚政权进行成功颠覆，这对朝鲜政府来说乃是前车之鉴。

于是，无论美国及盟友选择武力恐吓还是“阳光政策”，朝鲜则巧妙地采取“边打边谈”的传统战术，逐步获得它在这场安全战略“博弈”中所想要的东西。有评论者指出：“朝鲜在谈判中使用游击战术作为替代，但同时又使拒绝谈判者付出更大的代价。它依赖这类战略，从而保护了它的自我存在。”^[56]在这里，谈判被利用作为一种拖延时间的工具，它加深而不是缓解解决朝核问题的难度。

第二，在不安全文化环境里，敌对国家之间的对外政策话语往往帮助建构了它们之间相互敌意的身份关系。如前所述，在美国对外政策话语里，朝鲜一度被称为“无赖国家”“邪恶轴心国”。在朝鲜，美国则被贬为“帝国主义纸老虎”“法西斯”国家。双方媒体经常利用包括语言在内的各种符号，诋毁和歪曲对方国家领导人形象。这些都加深了两国在历史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怨恨和误解。

由于长期不变的战略和相互敌视，美国及盟友对朝鲜采取接触政策的基础变得非常脆弱，一旦出现新的紧张或危机，这个基础便会出现动摇甚至瓦解。它也使得谋求实现朝鲜半岛南北“统一”的意愿在概念和模式上被理解为具有不同的含义。譬如，美国和韩国的理解是，北方放弃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拥抱南方的市场经济和民主价值，绝不是南方被“统一”到北方的价值体系及生活方式中去。朝鲜意识到美韩接触政策背后“不战而胜”的政治意图，便会利用外来经济合作和人道主义援助，采取当年在朝鲜战争中行之有效的“边谈边打”战略，以“边执行边要价”“边谈判边试验”的办法对付美国及其盟友。

第三，在不安全文化环境里，冲突国家之间为确保自身的国家利益，往往不惜牺牲国际义务和承诺作为代价。尽管包括朝鲜在内的各有关国家先后就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目标达成书面共识，但是，由于根深蒂固的历史积怨，美朝之间经常指责对方破坏并违背在多边外交努力下所签订的声明和协定，使其履行进程屡遭挫折。事实上，作为手段的外交对话，它所期待的结果受制于对话者之间社会关系的性质。对于朝鲜来说，它依然记得历史上美国政府如何失守承诺、对朝鲜半岛做出过重大背叛。在美国人看来，朝鲜则是一个没有诚信的国家。

于是，在处理朝核问题方面，要想从根本上摆脱上述反复出现的冲突模式，扭转朝鲜半岛的不安全文化环境，有必要对那里的（不）安全进行重新思考。尽管并不确定这种新思考是否一定会给朝鲜半岛及东北亚安全环境带来更为和平的景象，但重要的是，它意识到，在处理朝核问题过程中，目前盛行的一些视角以及采纳的手段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和困境，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朝核问题的症结所在。

因此，在解决朝核问题方面，如果引入一种社会文化视角，它将拓展人们在解决这一棘手问题上的视野，并有可能寻找到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引入社会文化视角，并非意味着取代现存的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两种主要视角，而是把它作为对现存视角的一种补充。但是，与现存主要视角不同的是，社会文化视角引导人们关注安全政治所具有的社会及文化建构特征，强调国家安全和社会身份之间存在着的密切联系。

就安全政治研究而言，这种视角大体有以下几个基本假设：

其一，在安全政治领域，身份是至关重要的，并在安全/对外政策危机中充当重要角色。安全的含义不仅指包括领土疆域在内的国家实体完整，而且还涉及作为体现国家主体特征的自我政治身份。换句话说，国家安全/生存的含义不仅表现在物质方面，而且还与价值、政治制度以及意识形态有关。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既不是威胁安全的唯一（或最重要）的来源，也不是提供安全的唯一手段。

其二，无论是威胁安全还是稳定安全，它们都是一定环境下社会及政治建构的产物。在一定的环境里，国家之间通过一系列的社会实践（包括话语实践）对自身和别国的安全理念及行为赋予含义。换句话说，国家之间是否具有安全感（或威胁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两个国家之间以何种方式进行社会互动，包括彼此之间的语言表述。国家安全政策及战略的制订不仅受制于实际所发生的事件，而且还受制于政治家和决策者对威胁/危机来源所作的政治想象、主观判断和叙述。

其三，由于所有国家之间的安全政治关系既受制于它们所处的物质环境，也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因此，对“自我”安全利益的期待和实现，并不是在一个封闭的“自我”体系里进行的，而是依赖于与体系结构中“他者”的社会关系，包括对“他者”安全需求给予适当的考虑和满足。

其四，在解决安全政治难题过程中，进行有意义的对话是必要的，因为一定的对话是缓和甚至淡化身份政治之间冲突的必要工具之一。不过，国家之间在伦理上相互平等和彼此尊重对方，乃是确保取得有意义对话结果的先决条件。

具体地讲，如同个人一样，每个国家都具有强烈的自我身份感，这类身份感是在长期的文化传统、历史经历以及强有力的意识形态作用下形成的。身份构成一个国家的区别性特征，它帮助国家进行自我理解，确定自我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并规定着“自我”与“他者”之间社会关系的性质。也就是说，当一个国家感到自身安全受到外来威胁时，不一定是指本国的实际领土受到威胁，而是这个国家感到自我政治价值及身份受到外来颠覆的威胁。因此，身份往往成为“一个国家对外政策及安全战略的来源”。^[57]

根据社会文化视角，一个国家认为自身是否安全，是否面临威胁和危险，主要取决于本国与他国之间相互的社会实践。换句话说，国家的（不）安全感，与其说是“现实”存在，还不如说是国家凭借对外界环境的感知而获得的。譬如，美朝两国之间通过使用一系列的社会及政治话语，将对方确立为威胁本国安全的外来敌人。两国政治家和决策者可以利用重复同一类语言词汇的方式，从身份上把本国与对方区别开来，使这种由话语所建构起来的外来威胁或敌人成为美朝关系中的一种“社会事实”。由这种作为社会实践的话语活动所建构起来的相互敌视身份，成为国家之间不安全的一种来源。

于是，在社会文化视角看来，所有国家的安全问题不仅受制于这些国家所处的一定物质环境，而且受制于它们所处的一定社会文化环境。如果说国家之间的安全利益彼此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那么，确保本国的生存安全不单是一个遵循所谓“自助”原则的问题，它还涉及国家之间的安全伦理关系。具体地说，一个国家在谋求实现自我安全利益的同时，需要对别国安全利益给予适当的考虑和满足，把别国安全利益的实现和维护看作是自我安全利益实现及维护的一种延伸。国家之间彼此尊重、宽容并接纳对方差异，成为确保安全稳定及和平环境的必要条件。

社会文化视角还认为，国家的自我身份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在与其他国家之间展开社会互动过程中形成、维持和变化的。在这类社会互动过程中，国家可以通过社会实践及学习的途径，使自我身份发生改变或获得重新定位。譬如，一个国家如果持续地得到来自其他国家所给予的平等及友善对待——尽管它们之间并不是朋友——那么，这个国家有可能会以同样方式对待这些国家。在一定的社会及物质环境下，身份可以相对稳定，也可以迅速发生变化。一个得到重新定位的国家将重新确定它的自我利益和行动方向。

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之间的一定社会关系以及互动会给特定安全环境的稳定或变化构成不可忽视的影响。在世界政治中，安全概念如同其他基本概念一样，其含义在性质上乃是行为主体之间社会关系以及互动的产物。（不）安全文化的具体含义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在国家之间的彼此社会互动中获得并被理解。对话和沟通乃是这种社会互动的一个重要方面。

可以说，社会文化视角既吸收和采纳了传统物质视角中的合理成分，又考虑到安全和身份之间的密切关系，强调国家安全感及威胁感的社会及政治建构，以及国家之间进行有意义的对话在这种社会及政治建构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于是，以“人文社会”为核心的安全话语——如“社会环境”“身份政治”“安全/威胁建构”“话语政治”“平等对话”“宽容和妥协”“民间交流”等——被引入到对朝鲜半岛（不）安全文化的理解和诠释中。

根据社会文化视角，要想实现解决朝核问题，对那里的冷战后（不）安全环境进行重新思考是必要的。可以说，冷战后的朝鲜半岛存在着变与不变的双重环境。进入20世纪90年代，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东北亚的国际关系也开始出现一些调整。1990年和1992年，苏联和中国先后与韩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相比之下，美国和日本继续采取不承认朝鲜的政策。自战后以来确立的所谓东北亚地区“权力平衡”被打破。随着苏联消失以及中国对外政策的调整和变化，朝鲜感觉自己正在失去传统意义上的大国保护。与此同时，韩国和日本继续在美国军事核保护伞下。对于朝鲜来说，冷战结束不仅没有给朝鲜的安全带来保障，反而感到发生变化的东北亚地区国际体系对朝鲜的安全更为不利。如前所述，充满敌意的、过时的冷战状态，继续构成当今朝鲜半岛安全难题的主要来源，而且将东北亚地缘战略格局紧锁在传统的“安全困境”里。

作为对解决朝核问题的一种重新思考，社会文化视角以安全和身份之间的密切关系作为出发点，提出对处理朝鲜核问题过程中的两个方面——战略目标和手段选择——加以理解。如果维持朝鲜半岛不安全文化环境不变，朝核问题就难以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换句话说，解决朝核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打破目前朝鲜半岛不安全文化的僵局。从根本上讲，社会文化视角下处理朝核问题的战略目标维持不变，即谋求最终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它是包括朝鲜在内的东北亚各国具有的共识。不过，为了实现这个战略目标，至少需要从三个方面作出实质性的努力：第一，尽早正式结束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状态；第二，淡化甚至改变目前存在于美朝（以及朝鲜半岛南北双方）之间在身份政治上长期相互敌视的状态；第三，鼓励朝鲜积极从事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建设，使其和平地融入东亚地区一体化进程中。如果朝鲜最终能够并愿意回到国际社会，如果朝鲜的安全生存从机制上能够得到落实和保障，那么，它可能最终使朝鲜意识到，确保国家的安全将更多依赖于本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而并非一定要依赖于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从而使拥有核武器变成一件没有什么意义的事情。这些努力将有助于缓解甚至消除冷战后朝鲜对自身国家安全会被“颠覆”的恐惧，这种“恐惧”感和“不安全”感是朝鲜不情愿放弃自身核计划的主要理由。

在处理朝核问题过程中，社会文化视角提倡选择一种“求同存异”的战略手段。它强调美朝（以及朝鲜半岛南北）之间通过彼此积极的社会互动而逐渐建构起良性（而不是恶性）的社会关系，谋求认同，宽容差异。在具体的政策实践过程中，这种手段可以表现为以下几个相互关联的方面：

第一，美国和朝鲜（以及朝鲜半岛南北）彼此承认和接受各自捍卫的政治身份。一方面，美国（及韩国）对目前朝鲜的政治身份持宽容态度，而不是急于谋求改变它；另一方面，朝鲜也对美国（及韩国）的政治身份持接纳态度。这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一方把另一方既不视为‘他者’，也不视为与‘自我’一样，那么它们之间便有可能达成理解和一致”。^[58]由于目前彼此在身份政治上的深刻敌意是在过去长达半个多世纪里积累而成的，淡化甚至消除这种身份政治上的敌意也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做到，而是需要时间并通过有关各方积极的社会互动去实现。

德国和越南的例子似乎可以说明这一点。尽管前东德和西德实现了统一，但是，统一后的德国社会仍然使一些前东德人面临着自我身份危机，虽然冷战时期两个德国之间并未发生过战争。在越南，南方和北方之间曾发生过战争，最终由北方统一了全国。尽管如此，历史遗留下来的身份问题还残留于当今越南社会的一些人中间。淡化甚至消除美朝（以及朝鲜半岛南北）之间的敌对政治身份，将更加艰难并需要耐心，这不仅因为它们之间发生过战争，而且彼此建构起来的相互敌对身份在时间上也更为持久。

在这里，各自的历史/集体记忆将对彼此承认和接受对方政治身份构成严重阻碍。记住历史是重要的，但是，对过去的事件和行为给予原谅和宽容同样重要。在这方面，重建历史或对历史进行重新“叙述”变得有必要。有关国家（譬如美国、韩国和朝鲜）学者可以就特定时期的不同历史“叙述”展开交流，共同参与重建历史文本的项目。

第二，在不同层面继续展开有意义的对话，包括参与对话者彼此平等和相互尊重，以及对话的多渠道。在处理朝核问题方面，各有关方仍然抱有通过对话方式和平解决分歧的愿望。六方会谈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多边外交对话场所，美朝双边直接对话也至关重要。作为一种功能机制，外交对话为处理朝核问题创造了一种适宜的环境，但它本身并不意味着一定带来有意义的对话结果。美朝之间社会关系得到改善后展开对话所带来的结果，将从根本上不同于它们之间处于相互敌视状态下进行对话所带来的结果。

此外，有意义的对话不仅应该在政府之间进行（尤其鼓励政府高级官员之间的接触和会晤），而且还应该扩大到人民与人民之间。这类对话和交流将有助于淡化甚至改变长期以来美朝（以及朝鲜半岛南北）政府及人民之间在身份政治方面形成的相互敌视，逐渐扩大彼此之间的相互理解、沟通并发现彼此之间的可能相同（相似）之处。

第三，国际社会保持并扩大对朝鲜的经济合作及人道主义援助。有关国家应该采取旨在吸引和推动朝鲜对外经济开放的接触政策，而不是对它实施严厉封锁和孤立。朝鲜半岛的（不）安全文化不仅涉及国家的安全，而且还关系到人的安全。现实主义视角经常批评朝鲜因贫困和饥荒所带来的“不良人权记录”。然而，对朝鲜实施严厉的经济封锁/金融制裁，只会使那里的人权状况变得更加恶化。

这里尤其需要提及朝美两国民间的相互联系。2006年朝鲜宣布进行核试验引发新一轮危机后，在朝美两国民间出现打破危机、寻求外交“突破”的行动。应美国一家跆拳道杂志《跆拳道时代》的邀请，朝鲜跆拳道表演团一行18人于2007年10月4日抵达洛杉矶，开始为期两周的美国之行。这是朝鲜跆拳道运动员首次访问美国。一些西方媒体把朝美“跆拳道外交”与1970年初中美“乒乓外交”相提并论。就在朝鲜跆拳道表演团抵达美国的当天，美国纽约爱乐乐团宣布，该团接到朝鲜文化部的邀请，考虑于2008年初去朝鲜进行演出访问，并表示该计划得到美国国务院的赞成。10月6日至8日，该乐团团长率领一个小分队前往平壤，实地考察举办音乐会的可行性。由于小分队在国务院官员陪同下前往朝鲜，这更使得拟定中的音乐会带上官方文化交流的色彩。

同年，美朝关系史上还出现了其他的良性“突破”。根据有关规定，朝鲜驻联合国的外交官及其家属活动，仅限于纽约联合国总部周围40公里范围内。但在9月，他们被允许前往华盛顿特区并参观白宫和林肯纪念堂。10月底，朝鲜一艘货船在索马里外海遭遇海盗劫持，船员们在自救过程中得到来自美国军舰所给予的协助。朝鲜中央通讯社对美方表示感谢，称此次事件是朝美共同打击恐怖主义的“典范”。这在朝美海上合作方面也是史无前例的。朝鲜媒体的这番表态和报道也尚不多见。

就在2013年初朝鲜再次进行核试验，引发新一轮危机并与美国关系再度紧张的情况下，由美国哈林花式篮球队组织、美国全国篮球协会（NBA）前球星丹尼斯·罗德曼任团长的美国篮球代表团于2月26日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为期一周的篮球友好交流访问，并为拍摄一档节目取景。节目主持人沙恩·史密斯说：“现在（美朝）两国关系紧张，保持文化交流通畅很重要。”他说，这档节目将展现美国不是朝鲜的敌人，“开展一项我们都热爱的运动，这是正确导向。”^[59]稍早些时候，美国谷歌公司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也前往朝鲜访问。

朝鲜要求同美国展开直接对话，多次提议与美国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并谋求与其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这在逻辑上是可取的，看来也是合理的。如果实现美朝（以及朝鲜半岛南北）之间关系正常化，彼此尊重和承认对方的政治身份，那么，就其基础和性质而言，社会文化视角倡导的接触政策将完全不同于现存的自由主义视角倡导的接触政策。

事实上，同其他许多国家一样，朝鲜国内也在发生一些变化。有研究者观察到，朝鲜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国民经济调整及改革的政策和措施，包括引入具有激励成分的农业改革、放弃以国家为导向的分配体系、提倡更具市场特征的经营原则，以及借助国际机构、外国资金及国外师资力量，培养与国际接轨的本国优秀人才。^[60]据称，在摸索适合本国特色的改革开放方面，朝鲜试图综合借鉴其他国家的做法，既包括中国、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之路，也有东欧国家的转型经验，更有老牌西方国家的强国法宝。目前朝鲜改革把重点放在粮食革命、综合市场、吸引外资、矿产开发及信息技术上。当然，为了确保国内经济改革的正常进行，继续与国际社会的经济合作并获得人道主义援助，朝鲜应该避免在核问题上进一步做出引起争议或挑衅性的举动，避免使自身进一步脱离国际社会。

这些叙述从理念层面提出对朝鲜半岛（不）安全进行重新思考的必要性，并以视角问题作为展开反思的出发点。在指出现存主要视角面临一定局限性和不足的同时，将一种社会文化视角引入其中作为补充。该视角强调了处理朝鲜核问题过程中一个没有得到足够关注的方面，即安全与身份之间的密切关系。朝核问题作为社会及政治建构的产物，其演变和发展不仅受影响于一定的地缘政治环境，更受制于有关国家（尤其美国和朝鲜、朝鲜半岛南北）之间社会关系的性质，以及它们主体间的相互社会实践。应该说，对话和接触仍然是谋求最终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目标的重要途径（而不是目的），但是，缓解甚至消除美朝（以及朝鲜半岛南北双方）之间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敌视状态，则是使这些途径行之有效的重要基础和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