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处境下的中国道路

众所周知，20世纪80年代初，里根及撒切尔夫人联手开启了西方新自由主义的时代，而就世界政治的主导格局看，当今时代仍处于新自由主义及全球资本主义空间^[2]。中国虽也处于该空间之中，但是独特的中国道路应当在克服新自由主义及全球资本主义的影响，进而实现人类文明的当代重建方面产生积极影响。

这里需要对新自由主义的源流作一个概要性的梳理，因为这将有益于我们审视现代自由主义传统的变革，并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世界史理据。顾名思义，新自由主义是古典自由主义的复兴。古典自由主义是17、18世纪活跃于英国并影响法德及欧洲大陆的政治思潮，代表人物为亚当·斯密、李斯特、詹姆士·穆勒等；它强调个人的权利及私有财产，主张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思想及言论的自由，并要求限制政府及国家的权力；古典自由主义带有一定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实是早期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经过19世纪40年代早期资本主义的激烈矛盾（频繁的经济危机、劳资对立、个人与国家及社会的对立），尤其在经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激烈批判后，随着欧洲民族国家体系的全面形成，至19世纪70年代，自由主义从古典自由主义转向了以T·H·格林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新自由主义既承认古典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同时也强调国家干预，强调国家在减少失业及消除贫困中应发挥决定性作用，主张要在国家制度框架下理解自由，反对把自由理解为放任自流。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新自由主义”实际上逐渐成为英国及西欧的主流意识形态，至20世纪法西斯主义肆虐时期，则在美国扩展开来，成为美国国内政治意识形态的重要支撑。两次世界大战无疑阻碍了“新自由主义”的发展，但是，在世界大战及随后持续的“冷战”时代，“新自由主义”中的国家维度实际上被强化，至于20世纪70年代西方福利国家的兴起，则本身就是“新自由主义”持续影响的结果。

但是，“冷战”格局的持续又直接限制了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展。从古典自由主义到“新自由主义”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是同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及殖民主义乃至帝国主义扩张关联在一起的，但帝国主义及随后的“冷战”格局，实际上强化了资本主义社会国家与私人占有制的矛盾。“冷战”的格局本身就意味着“新自由主义”的危机，而朝圣山学社及新自由主义（即“新古典自由主义”）正是在二战结束及随后形成的“冷战”格局这一历史背景下形成的。新自由主义强调复兴古典自由主义，强调市场自由、自由竞争与资本主义私有制。早在1944年出版的《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哈耶克便指出集权何以必然导致极权主义国家，并将纳粹与社会主义国家看成是一种形式；朝圣山学社形成之后，哈耶克等人更加明确地批判社会主义公有制。但是，在“铁幕”大背景下，这样的批判并没有产生实践效应，而一旦破除“铁幕”，哈耶克等人的资源马上受到青睐，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资源^[3]。哈耶克等人的研究并非有着服务于时局的明确意向，但正是他们富于创造性而独立的研究，为近半个世纪以后里根及撒切尔夫人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提供了思想资源，也可以说是产生了一定的智库功能。

当然，自由主义传统本身就存在着突破“冷战”的内在动力。在新自由主义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批判中，实际上就包含着资本扩张的动因，一旦“冷战”终结，经济全球化开启，资本扩张便成为直接的事实。因而，20世纪80年代，里根及撒切尔夫人所推行的新自由主义，必然包含着全球资本主义的战略。然而，从另一方面看，当时封闭已久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客观上也需要打开国门，吸收外资，利用资源、人口以及土地等优势，实现本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在此意义上，新时期中国的改革开放，实是对新自由主义的积极而正面的回应。改革开放乃是中国重新走向世界的正道，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处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当然，改革开放完全不同于晚清时期被动的开放，而是在新自由主义及全球资本主义背景下，中国积极主动地借鉴并利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引进外来资本与技术，以实现自身的发展，它被明确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西方新自由主义的愿景乃全球资本主义空间。这当然不是均质化的资本主义，而必然是不平衡的，甚至可以再次巩固为帝国主义及殖民主义的全球资本主义。因此，新自由主义一方面表现为国内政治及资本主义文明的保守（其对内即称为“新保守主义”），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对外政治的激进及强势，迅速引起苏东剧变。就外部而言，苏东剧变乃西方新自由主义东扩的结果；就内因而言，则是苏东“冷战”时期形成的战时经济体系难以应对开放时代的结果，不仅如此，高度计划及集权的体系、人道主义问题、道德体系的自身坍塌，以及官僚组织的低效敷衍、消极无能及贪污腐败，不断加剧着社会失范及国家分裂。主动开放是外因，但苏东剧变主要还是内因的结果。从一定意义上说，戈尔巴乔夫的激进式的开放造成苏联剧烈动荡，但是，如果说苏联应当继续采取封闭措施方能阻止住新自由主义的侵蚀，则是更大的错误。而中国在面临20世纪90年代国内外形势时的明智且成功之举，正是继续坚持积极稳妥的改革开放，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由此避免了当时世界格局下可能的动荡。中国三十七年来渐进式的改革开放，已经形成了积极应对新自由主义的防御及免疫机制。

当代中国不可能步苏东剧变之后尘还有多民族国家传统方面的原因。苏东复杂纠结的族群、国家及地缘矛盾，自世界现代化以来，一直受到自由主义民族国家的侵蚀，剧变前更是受到新自由主义的裹挟。总体说来，新自由主义在苏东的扩展，乃是中断了的欧洲自由主义民族国家体系及逻辑在大半个世纪之后的强势扩展，民族国家的逻辑直接针对苏东超民族的共产主义传统，而苏东的传统体制也积弊甚多且积重难返，由此，民族国家逻辑占据上风，加剧了整个苏东的分化。但是，中国多民族国家结构有着统一的历史传统，有着相对独立的地理地缘政治空间，现代中国则形成了较为明显的国家认同与忠诚传统，在民族独立解放的过程中也有意识地同苏联区分开来，进而形成了独立自主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格局，因而，前苏联的解体注定不可能在中国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