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文明及其人性假定

关于人与制度的关系，邓小平曾经作过非常精辟的概括：好的制度把人变成好人，坏的制度把人变成坏人。这一概括本身就是针对制度建设而言的。在这里，好的制度不只是基于道义的好（善），还指能够适用于实际并且具有实际规范效应的好（善）。制度文明同人的文明本是一体的，但仍旧存在着侧重面的差别。人的文明往往是美德标准及知识化标准（当然是“德为先”），即以道德水准及知识文化程度来加以衡量，且总是从前提（动机）及目的来进行评价；制度文明往往是从规范及其效果上予以评价，尽可能避免基于前提（动机）及目的的评价。人的文明更多地诉诸并表达传统资源，制度文明则是现代政治文明的体现，因其重在规范，故决定着现代文明的基本状况。一种制度设计在人性上尽善尽美，但如果在实际操作上不可行，全然不具备规范评价意义，则未必是好的制度。因此，一旦发生规范方面的问题，即失范，首先需要检讨的是制度规范，而不是人性及道德问题。尼布尔那部《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的著作即是专门讨论这一问题的，只是他所说的社会正是缺乏制度文明规范的社会。制度文明的提升当然要考虑到提升人的文明（本章第三节予以专门讨论），但制度文明建设本身却是规范的建设，包括通过规范建设培植公民的制度伦理，形成关于契约、规则、秩序以及公共性的意识与责任。

制度本身也塑造着相应的人格模式。现代制度文明塑造的是独立、完整而真实的人格，不是依附和分裂的人格或极端自私的人格。制度通常分为理念、规范与评价三个环节，三个环节各有所司，并统一为制度文明体系。传统政治多是理念直接转变为规范，而现代制度文明则是规范对理念的实现与约束。传统政治大多是将作为理念的道德完人直接规定为规范及给予评价，形成至善的显规则，但这样的显规则在规范及评价上常常并不具有实践效应，因为真正发挥实践效应的其实不是基于道德完人的显规则，而是默许了人性复杂性及其私欲杂念的潜规则。而以这样的方式呈现的人格模式，常常是假君子与真小人的双重人格，也是君子与伪君子的分裂人格。

差不多每一个倒下的贪官都是一个分裂人格与两面派的典型。以下是一批落马贪官曾经在台上的反腐豪言：

周永康：我们不能做碌碌无为的庸官，更不能做欺压百姓的恶官和以权谋私、见利忘义的贪官。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对贪污腐败，我们是零容忍。

薄熙来：廉洁是一种幸福，做清官是大智慧。

徐才厚：我最大的缺点就是清廉。

苏荣：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

成克杰：一想到广西还有700万贫困人口，睡都睡不着啊！

李大伦（湖南郴州原市委书记）：从政为官三十年，回首往事心怡然。休言怀才谋大略，但愿清廉归平淡。平生只念苍生苦，富民强国求发展。历尽艰辛终不悔，一腔热血荐轩辕。

罗凤群（福建省上杭县原副县长）：“我若贪污一分钱，就将我开除党籍；我若受贿一分钱，就将我枪毙。并可一直枪毙到我的孙子”。

不少贪官在落马之后作了“真情忏悔”：

刘铁男在忏悔书中写道：“起诉书列举了一件件触目惊心的事实，在这些事实面前，我每每看到起诉书，都在反问我自己，这是我吗？怎么会到今天？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我都会想）这是哪里呀？我怎么会堕落成这样呢？”

王敏痛陈自己：“台上一套，台下一套，说一套，做一套；人前是人，人后是鬼”。

季建业的自悔：“我头上缺少党纪国法这根高压线，忘记了为人为官的底线，私念像精神鸦片，麻痹了我，使我灵魂出窍，闯下大祸；私念像脱缰的野马拉着我奔向深渊。”

上面这些落马官员的道德水准显然是成问题的，其分裂人格及表演可谓人格萎缩、节操尽碎、丑态百出。所谓“口言善，身行恶，国之妖也”，在制度文明的框架下，公职人员，尤其是高级公职人员，本身就要求具备很高的道德水准，应保持应有的人格标准，保持言行一致、率先垂范。但是，对贪官人格的义愤与攻伐，往往也会导致对制度建设本身反思的忽视。追思这些官员的贪腐行为，大多是从清廉、小贪到大贪，再到巨贪，直至深陷泥潭、万刧不复；反腐专家林喆则将贪官的一生形容为“苦难的童年、奋发的青年，成长的中年，悲惨的老年”，令人喟叹。很多官员在落马后抱怨组织没有及时提醒及警告他，看上去仿佛是组织的某一个环节默认了其从“好同志”到“阶下囚”的陡然转变。显然，在一位官员持续且不断加剧的贪腐行为的背后，总是制度监管的缺位，这是必须要反思的。

制度建设有其伦理基础，制度伦理考虑人性的复杂性，因此，不宜直接将理念化的道德至善作为直接的制度规范。在人性与道德的复杂现实状况中，人性及其道德水准总是处于参差不齐甚至动机不一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将理念的道德至善直接确定为制度规范，其结果常常是制度只能取得形式上的正义，实际上是无效与失范，并出现各种不正义的情形，如：怂恿或放任伪善及分裂人格，或鼓动投机者及小人得势，形成老实人吃亏、劣币驱逐良币的糟糕局面，甚至导致公众对制度本身的怀疑乃至失信。

因此，在制度文明意义上，应将道德的善与恶看成是人性的优点与弱点，并在制度设计上发挥人性的优点，限制其弱点，建立承认人性复杂性并规范私心杂念的显规则。当然，反过来说，也不宜以人性及道德的恶作为制度的依据，进而造成一种严苛高压、人心惟危的状态。如果制度真的建立在对人性的不信任的基础上，也会成为恶的制度。追求良法善治，更不应该设定公民的恶，而是要藉此提高公民的道德水准，形成追求向善向上的人性格局。

制度文明建设任重而道远。目前，潜规则的盛行依然是制度文明建设的障碍。对于公权运用而言，潜规则的最大特点就是公私不分且公事“私”做，把程序内的事务变成幕后的私下交易，于是公共关系也就转变成了私人关系，导致公权滥用。各种圈子、山头、团团伙伙、这个“会”那个“会”，多是为了巩固和扩大私人关系，投领导所好，只为方便公事私做；一时间，各种交际应酬、人情往来、吃喝玩乐、歌舞升平实际上就是为腐败铺路搭桥，为跑官攻关、买官卖官提供方便。潜规则的盛行无疑是与腐败与不正之风成正比的。潜规则有政治文化传统的渊源，有时候显得很有人情味，比如行贿受贿，潜规则下的信任关系也是一种信任关系，有时候还是很“铁”的关系，彼此心照不宣，一定集体内大家都腐败，大家便都安全，仿佛在一个集体内如果不腐败，就会威胁到大家。如此，腐败就总是表现为集体性的。潜规则之所以盛行，在于其所滋生并衍生的巨大或更大的利益与私欲收益：“小”成本换“大”收益，何乐而不为？但其直接结果，便是显规则的形同虚设，是公权的受损以及威信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启动了市场经济建设与改革以来，依然较多地受制于权力体制的约束，而且常常是不当的约束，由此形成了看起来依赖于市场、但实际上依赖于权力而控制市场的利益集团；在很多情况下，市场甚至成为权力的寻租空间，由此为贪腐行为提供了方便。因此，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形成一种消除利益壁垒、约束公权力滥用（即，有权就“任性”）的有效体制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