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引领国际治理变革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在当前较为沉闷的国际治理思想和方案改进现状中，中国给出的方案是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这是习近平总揽世界大势提出的一个重要理念，必将对未来国际关系发展和国际治理产生重要和深远影响。全面、历史、底线、统筹、共赢、共生等理念贯穿在中国构建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进程中，由此逐步彰显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的风格和气派。

第一，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大国外交理论，基于人性本善、和谐共生的政治哲学，而不是人性本恶、物竞天择的政治哲学。

人性本恶、物竞天择的政治哲学在国际治理的解决方案上以私、分、争、离、暴为主线，在实践中充满强权政治、分而治之、结盟对抗、武力干涉、黩武主义等，一定程度上成为西方内部关系以及西方开展与世界关系的主线和写照，其已经被反复证明是走不通的，不少西方学者对此常有反思，但是似乎很难求解。人性本善、和谐共生的政治哲学在国际治理的解决方案上以公、合、让、共、和为主线，在实践中主张共商协商、合而治之、结伴不结盟等，这种国际治理解决方式不仅仅只是中国与世界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的写照，同时也正在成为国际关系发展的潮流。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公、合、让、共、和的特色和品质体现在中国倡导构建的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各个领域。例如，在文明观上倡导文明的包容互鉴、多元共生，在发展道路上强调各国应并育不害、并行不悖，在安全观上主张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理念，在国家间关系处理上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发展与不同规模国家关系上践行主权平等、国际关系民主化理念，在经济外交上反对动辄实行经济制裁，奉行义利并举、互利共赢理念，在周边外交和对非外交中贯彻“亲诚惠容”和“真实亲诚”理念，在国际秩序建设上主张建设主权、平等、民主、法治的国际秩序，等等。

第二，从各国之间以及中国与世界的共通性角度出发，寻找国与国之间合作共赢的最大交集。

国与国合作如果重视“找不同”，合作的交集就会变小；国与国合作如果重视“找共同”，合作的交集就会扩大；如果更能学会“找共通”，合作的程度就会提高。从寻找共通的意义上扩大合作，基于万物普遍联系的普遍主义哲学，它可以超越“普世价值”国际治理模式的困境。中国文化重视“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这为保留多样性和差异提供了可能，但同时也重视万物相通，存在普遍的联系性，这又为万物在相互联系中实现多元共生提供了可能。“普世价值”国际治理模式则侧重将某一种文明、某一个国家的价值和治理模式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凌驾在其他文明和国家至上，试图改造和支配后者。中国的大国外交重视从双边或多边关系的共同利益、共同责任、共同命运出发，求同存异、聚同化异、求通存异。共通体现了一种合作共赢而不是零和对抗思维，国与国、文明与文明之间各有自己的独特性，保留各自的独特性符合文明发展的规律，有利于和谐共生；同时，在独特性之间也存在相同和共通的地方，而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的发展，各国之间共同的利益、责任和命运在增强，只有抓住并逐步发展壮大彼此之间最大的合作公约数，才能避免冲突对抗，构建出一种新型国际关系。可见，同样是普遍主义，但是两种普遍主义的国际关系实践的后果却截然不同，中国从共通角度出发追求的国际治理，为超越目前流行的、想方设法要改造他者的国际治理模式，从而推动多样文明之间和多种道路国家之间的合作提供了思想和实践方案上的新解。

第三，用“找朋友”的思维而不是“找敌人”的思维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找朋友”的思维就是结伴不结盟，“找敌人”的思维则是结盟对抗。结盟对抗政治的盛行，是过去国际关系和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悲剧所在。要走出大国关系的一条新路，就要摒弃结盟对抗政治的老路，以结伴而行的思路引领新型大国关系。构建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不能再回到冷战政治学中的找敌人思维上，而是应该回到合作共赢时代的结交伙伴的思维上。世界上有一种政治哲学，按照敌友二元对立的思维，将世界分成对立的两大阵营，这种政治哲学人为造成国际关系世界中他我对立冲突状态，有的时候，为了造成有利于己方的状态，甚至频繁在世界中寻找并制造出敌人，人为制造国际紧张局势，更为悲剧的是，这类国家往往陷入既在外部世界找敌人也在内部世界找敌人的“敌癖”状态之中。“找敌人”思维不是中国国际政治文化的主流，虽然中国古人说“……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但这是从防御性战略文化理解自身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在国家治理和中国与世界关系处理上，中国更为强调的是“国虽大，好战必亡”的道理。当代国际政治中军事结盟对抗是敌我思维支配下国际安全治理模式的代表，在日趋多极化的世界中，假设各国都被这种安全思维所左右，一个多极世界必然会在“找敌人”的模式下分化成对抗性的两极状态，从而使国际关系退回到冷战状态。中国为此提供的解决方案是坚持不结盟的国际安全治理道路，不反对由于历史原因存在的一些军事联盟机制，但是反对任何强化针对第三国的军事联盟行为。

第四，地区治理要走“合而治之”的道路，不能走“分而治之”的道路。

大国外交只有将自己的命运、责任和利益与更多国家及其人民的命运、责任和利益结合起来，才能产生感召力和吸引力。大国外交理论的气派和道义力量之一，在于支持其他地区的团结和合作，而不是利用所谓“离岸平衡”的均势理论，对其他地区采取分化瓦解的分而治之策略。今天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地区的混乱和冲突，与个别大国在当地实施的“分而治之”策略有很大关系，且这类大国精于此道，乐此不疲。这种外交理论如前所述，与其政治哲学中重“私”重“分”的精神一脉相承，但在重“共”重“合”的政治哲学中，一以贯之的治理之道则是“合而治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重“合”，在对外关系上将有利于对象国和地区的团结与整合摆在首要位置。比如，在对非政策上，西方擅长将非洲分而治之，而中国倾向于将非洲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同样，以斗争为基础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怎么也解释不了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而好以分而治之对待第三世界国家的西方外交理论，也很难理解为什么中国支持发展中地区的联合自强和互联互通。按照西方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国不应支持周边地区形成类似东盟这样的政治实体，因为大国应阻止身边出现一个对自身利益不利的大国或集团，但中国恰恰支持东盟的一体化进程，并支持东盟在东南亚外交中发挥领导作用。这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风范、气度和自信。

在合而治之成为地区治理潮流的今天，发展中国家地区治理是否只有欧洲一体化一条道路可走，还是还有其他治理道路可以选择？对于发展中国家所依托的地区来说，特殊的区情决定了欧洲一体化道路并不适应自身的地区合作治理，现实区情需要内部合作以及内部与外部的合作应该将着力点放在互联互通治理模式上。打通发展的瓶颈关键在于打通互联互通经络。互联互通是中国对地区治理模式的理解，互联互通强调合作共赢，是一个与欧洲一体化不同而更切合发展中地区地缘经济发展趋势的概念。“一体化”由于涉及主导权问题而难为人接受，容易在发展中地区大小国家间制造分裂和矛盾，“互联互通”不在乎谁控制谁，而重在人、财、物、智流动的便利和畅通，在求通中存异并发展，符合多样文明、多样制度、多样道路的国际关系现实。因此，互联互通逐渐成为非洲、中东欧、中亚西亚、拉美等地区发展的关键词，也会逐步取代过去一些西方大国针对这些地区奉行的分而治之战略，在联通中消弭过去分而治之政策的弊端。中国的经济外交已经积极参与到东南亚、非洲的互联互通进程中，这有助于后者的统一而不是一分再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