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明逻辑

虽然，古典政治文明到了后期已经走向僵化，古典文明也出现了停滞，但是，在相对封闭的条件下，中国在长期的历史演化中也都只是出现“改朝换代”现象，而没有出现根本性的制度更迭，即使有所谓“外族”入侵，但是其也很快被中华民族的文化与文明所同化。古典政治文明、古典文明与中华民族都整体性地呈现出所谓“超稳定”特征。如果没有其他特殊力量冲击，也许这种“超稳定”特征还将长期存在下去，然而，鸦片战争爆发却打破了这一循环。

鸦片战争之所以会导致上述“超稳定”特征的终结，根本原因就在于鸦片战争实际上标志着现代化浪潮对中华民族的冲击，一方面使传统中国相对封闭的环境被打破，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新的现代文明以一种十分残暴的方式对传统古典文明的破坏^[4]，从而使中国自身传统发展逻辑由此而被终止。不过，如果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一现象也说明了在现代化浪潮冲击下，传统古典文明形态开始崩溃，导致其文明体的中华民族也因此走向了衰弱，而中华民族要能够走出困境，就必须通过发展现代文明才有可能实现重新的复兴。要整体发展现代文明，首先必须推动现代政治文明形态建立与生成，后来中国历史发展的事实也印证了这一关系判断。

在回应现代化浪潮的冲击过程中，清王朝统治集团中的部分成员发动了“洋务运动”，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在传统政治体制阻碍下，依然处处被动，为此他们又实施了“戊戌变法”，希望通过改革发展具有现代特征的政治形态，以服务现代文明的发展。然而，“戊戌变法”最终以失败告终，这就意味着从传统的古典政治文明形态与古典文明形态中直接生成现代政治文明与现代文明的路径，在中国无法实现。于是，辛亥革命就爆发了。

辛亥革命之后，建构现代政治形态成为中华民族建立现代文明的基础与前提。为此，通过模仿直接移植西方的议会制度，就成为辛亥革命后政治建设的第一次尝试。然而，袁世凯摘取了革命成果，说明了现代政治形态在中国的建立并非通过移植就能解决。现代化建设、民族独立与国家统一对社会组织化有着内在诉求，与传统小农社会的“一盘散沙”特征之间存在着内在矛盾，为此，寻求一种组织化力量就成为了现代政治形态建立的一个工具性前提。

在清王朝覆灭后，唯一具有组织化的力量就是军队，这就是为什么袁世凯能够摘取革命果实的原因。然而，这时军队却具有很强的“私兵制”特征^[5]，袁世凯死后，中国很快就陷入了军阀割据，从而意味着单纯以军队力量建构现代政治形态道路是行不通的。由此，兼具现代性与组织化双重特征的以中国国民党为代表的政党就登上了中国历史舞台。通过政党领导人民驾驭军队来建立现代国家的路径，就由中国国民党率先在中国开启。

然而，自身组织化不足、腐败无能与脱离民众等原因，导致中国国民党无法完成在中国建立现代政治文明，并带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这一使命最终历史性地落到了中国共产党身上。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并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形态，推动了现代化建设与发展，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任务不断获得阶段性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