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形态基础的奠立

现代政治发展逻辑与中国政治发展逻辑的共同演绎，使中华民族选择了以政党力量领导人民，通过驾驭军队，完成革命任务，建立现代国家的路径。经过历史的进一步选择，这一历史性使命最后由中国共产党来完成。中国共产党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初步完成了革命斗争任务，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具体的建国过程中，一方面是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以其意志和纲领为主导，另一方面是通过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以及其他政治力量，就国家与政权等相关内容进行充分协商，最后通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方式予以确定，完成了政治建国的任务。而后，又经过几年准备，通过召开人大颁布了宪法，完成了法律建国的任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过程，不仅从政治上将各类政治与社会主体的关系与地位确定下来，从而形成了现实政治秩序，同时，还用宪法以法律方式予以确认，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体与政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及包括政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各类基本政治制度。这些制度的确立，充分体现了政党通过领导与整合政治与社会力量来确定国家性质与政权形式等，而后用法律方式予以确定的特点，标志着中国现代政治文明现代基本要素中的政党与国家要素基本生成，政党与国家之间关系基本确定，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形态奠定了基础。

然而，为克服现代化建设对组织化诉求与传统小农社会一盘散沙特点的矛盾，中国选择计划经济体制与单位社会体制，形成了社会一元化的高度整合，从而为现代化建设奠定了组织化基础。社会基础的组织化诉求与措施导致了两方面后果：一方面使社会高度一元化，社会主体性被严重削弱；另一方面使政治高度集中化，导致党政不分，进而使国家主体性严重削弱。这两方面后果就使政党原则成为国家与社会的建构与运行的唯一逻辑，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形态的主体要素也严重萎缩，社会要素严重缺失，国家要素刚刚生成也开始萎缩，最终中国共产党自身也陷入了危机。文化大革命爆发，标志着中国政治文明形态陷入了扭曲与危机。

如果将建国之后到改革开放之前这段时间独立出来看，我们似乎认为这一时期存在着比较多的问题：在建立国家根本与基本政治制度与社会制度之后，政治上很快就陷入了反右运动以及由此导致的党政不分，直至最后的“文革”爆发，经济上和社会上很快就面临所谓人民公社与大跃进以及随之导致的经济困难，直至最后“文革”爆发后的经济发展相对停顿。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一阶段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全过程来看，可以发现，一方面这些问题的出现在政治上是为了寻求国家制度背后的人民主体性内涵的实现方式而作的探索所导致的，在经济和社会上是为了满足现代化建设对组织化诉求所导致的。此外，这一阶段整体上为现代化建设与整体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总之，这一阶段不论是在经验和成果上，还是在教训和反思上，都为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