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形态的整体发展

如果说建国之后到改革开放之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形态的基础奠定阶段，那么改革开放到党的十八大之前，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形态的要素生成阶段。要素生成阶段又可以分成两个时期：一是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四大召开之前，是要素生成的准备时期；二是从党的十四大到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前，是要素生成的推进时期。

作为后发国家，中国选择了党建国家，并由政党与国家力量来推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路径。这一逻辑不仅体现在计划经济时期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而且也成为改革开放之后现代政治文明形态生成的主导逻辑，正因如此，我们才做到了快速生成。由于我们是在较短时间内就完成要素生成阶段，因此，对于整体政治文明形态发展，客观来说，还存在着以下两方面问题：一是各要素功能发育不足，二是各要素之间有机化不足。

长期以来中国处于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状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为了实现现代化建设对组织化的诉求，我们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开放之后，经过一段很短时间的探索，我们作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因此对于中国来说，作为一种经济运行形态，市场经济是很新的东西，是通过政府培育出来的。相对成熟的市场经济体来说，中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从无到有仅仅20多年，因此，不论是政府与民众的观念还是各类制度发育，都很不到位。同样，在传统社会条件下更多是人治为主，计划经济时期也是以政策推动为导向的，因此，以依法治国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国家建设，在观念与能力等功能发挥上也不到位。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与依法治国的实行，政党需要创新，而基于前面那个因素发育不到位，当然政党创新也同样不到位。至于现代社会，更是在党的十七大之后才获得加速发展，不少方面还存在很多不足。

按政党与国家推动市场经济与现代社会发展的路径，一方面市场经济与现代社会由政党与国家培育出来，另一方面市场与社会发展了，倒过来就要求政党与国家必须适应性地进行创新与转型，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各要素之间以及整体政治文明形态形成有机化。但是，在现实中存在着两方面问题：一方面党与国家培育市场与社会，由此导致前者对后者产生了制约性关系，如果前者转型不足就可能导致对后者发展的阻碍；另一方面市场与社会功能发育不足，也导致对党与国家产生了一种依赖性，或者无力互动，由此更加导致前者转型与创新不足。这两方面就导致了各要素之间以及整体政治文明形态的内在有机化不足。

如果上述两方面问题不能得到有效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形态就无法走向成熟，并且还可能因此产生许多破坏性的负面后果，从而不利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因此，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共中央就开始着手解决上述两方面的重大问题，在提出了“中国梦”以明确目标后，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和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任务，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并且从十八大之后就提出了八项规定，推动高压反腐。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将上述战略布局概括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即所谓“四个全面”。

这就意味着，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形态发展，开始从要素生成阶段向整体发展阶段转变，由此“四个全面”既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布局，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形态实现整体发展的战略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