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中美新型军事关系的认知

中方对中美新型军事关系的研究是随着这一战略的提出而启动的。与美方相比，包含着中美新型军事关系在内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引爆了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军事战略研究领域的创新点，前所未有地激发起中国学者澎湃的研究兴趣和创新激情。由于军事关系具有更为强烈的政治敏感，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军事关系的构建是其中具有标志性的一环——在一定意义上，如果没有成功构建起中美新型军事关系就很难认定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成功。也正是基于这一现实，一些学者在研究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时始终将中美新型军事关系作为其研究的必然组成部分。目前，关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论文较多集中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研究，对于“中美新型军事关系”的专门研究相对较少，更多学者将中美新型军事关系纳入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一课题中加以研究和探讨。基于这一现状，本书所涉及的关于“中美新型军事关系”的探讨并不仅限于对中美新型军事关系的主题性研究成果，同时也部分来自于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为主题探讨的作品。

一、关于中美新型军事关系的内涵

“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是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正如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对包括中美新型军事关系在内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内涵所阐述的那样：不是消除双方所有矛盾分歧，而是确保合作始终大于竞争；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索取，而是双方共同的责任；不是搞“共治”或划分势力范围，而是促进国际关系良性互动；不是一个静止的目标，而是一个与时俱进的进程^[28]。军事关系作为新型大国关系的必然组成部分，具有丰富的内涵与外延。2015年6月，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在访问美国国防部与美国防部长卡特会谈时首次提出中美新型军事关系的核心内涵。作为与新型大国关系相适应的新型军事关系，其核心应该是“互信、合作、不冲突、可持续”：互信是前提，合作是目标，不冲突是底线，可持续是保障；没有互信就不会真诚合作；合作多了互信就会增强；有了互信与合作，才有可能不发生冲突，实现可持续发展^[29]。

中美安全竞争不是亚太安全的核心议题，一方面，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的安全竞争远未达到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程度；另一方面，中国也并无争夺世界领导权的意图，中国如不能进入亚太安全机制，美国的战略再平衡只能导致更大的不平衡，因此，两国有避免安全冲突的现实需求^[30]。理论的创新不是横空出世，中美新型军事关系的提出是建立在中国倡导的“树立亚洲安全观，也忠实地践行亚洲安全观，与各国走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中国是亚洲和平与安全的建设力量、积极力量、正能量”^[31]这一安全价值基础上，更是依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坚持和平而不是战争，合作而不是对抗，共赢而不是零和”的这一“超越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的全球观”^[32]；中美新型军事关系创新的内在逻辑在于“中国坚持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共赢的发展，通过维护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以自身发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亚洲和和谐世界”。因此，中国决不军事称霸，中国构建中美新型军事关系“追求地区共（同）和（平），而不是建立反美联盟，更不是取代美国称霸”^[33]；中国倡议构建中美新型军事关系既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领域概念，同时也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军事实践，坚持的是“持久和平的目标追求”，倡导“结伴不结盟”，秉承“互信包容”“相互尊重、公正客观、兼容并蓄”，“坚持对话协商的有效途径，加强沟通交流，聚焦共同利益，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地区安全构架，为维护地区和平繁荣提供保障”^[34]。

中国首先提出的中美新型军事关系这一理念具有划时代的创新性，它超越了一个世纪以来的冷战思维，超越了西方现实主义关于中美“修昔底德陷阱”的预言，超越了横行国际社会多年的“丛林法则”，它所引领的是符合世界爱好和平人民意愿的新型军事文明，它所彰显的是符合国际社会成长进步的必然步伐。“中美新型军事关系之‘新’，是因为其在中美军事关系史上史无前例，既不同于新中国成立后至中美建交期间以‘敌对’为特征的中美军事关系，也不同于1979年至1989年两国共同面对苏联威胁、以‘准盟友’为特征的中美军事关系，也不同于1989年后20多年来，以‘走走停停、时断时续’为特征的中美军事关系。这种关系是在中美两国实力差距缩小的背景下，以‘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目标的一种新型关系”^[35]。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学者注意到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外交理念的提出所具有的划时代意义，是中国对国际体系转型期如何主动积极创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思考，同时，这一理念的提出具有很强的问题导向，即，面对共同的问题和挑战，呼吁国家间建立一种新型关系来解决和应对^[36]。

二、关于构建中美新型军事关系的必要性

随着国家间相互依赖的日益加剧，和平、发展、合作已经成为国际政治的主题，但中美之间因新老矛盾的交织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需要找到一种新的关系架构避免对抗、妥处分歧、加强合作。中方深刻地认识到，“中美两军关系是两国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持两军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有利于增进中美战略互信，也有利于防范风险和管控危机”^[37]。尤其是新的历史条件下，“中美关系正处于非常重要的历史关口，推动两国和两军关系健康稳定地向前发展非常重要”^[38]。中美新型军事关系的构建意义重大，符合历史潮流和趋势。

其一，中、美两国关系的互动直接影响着地区地缘政治格局和全球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前景，“两军在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以及反恐、护航、维和等非传统安全领域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39]，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仍在扩大，但双方的摩擦也在上升，一些分歧的破坏性不容低估，其中两国的安全关系是分歧中最危险和最难以管控的部分，因此，“中美新型军事关系的构建不但事关中美大国关系的稳定与健康发展，也关系到地区安全稳定”^[40]。

其二，“一个健康、稳定、可靠的两军关系对于共同努力建设中美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具有重要意义”，构建中美新型军事关系将有效化解双方在军事与安全领域的相互疑惧，减少两军之间的误解误判，为两国关系互利共赢提供安全保障与力量基础，有助于推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

其三，中美新型军事关系也会对其他国家产生积极的示范作用，特别是有助于消除其他国家对中美对抗的担心，更有助于消除少数国家利用和“制造”中美矛盾以谋取一己私利的企图，从而对地区和平与稳定发挥积极作用^[41]。

三、关于中美新型军事关系中的安全互信

中方普遍认为，中美之间实现互信是构建新型军事关系的前提。但从现实来看，中美之间安全互信还有待提升，这成为构建中美新型军事关系的障碍。但学者们形成的共识是必须坦承中、美安全关系中的竞争因素，转变战略思维方式，带头摒弃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的错误做法，更加辩证地看待中、美两国安全关系互动的性质，坚持用利益攸关的共识、理性客观的观点、相互尊重的态度审视两军关系。

关于战略互信对构建中美新型关系的重要性，中方学者看法不一。多数学者认为互信的缺乏使中美新型军事关系难以构建。譬如学者张沱生就指出，战略互疑确已成为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重大障碍，正视与有效应对两国间的战略互疑，将是两国关系走向成熟的重要表现，建立中美战略互信的现实目标是做到相互尊重对方核心利益，清楚对方底线，努力发展信任措施，并在有共同利益的领域积极开展合作，竞争管理、危机管理与建立战略互信同等重要，总体来看，中美两国“互疑”并非处于历史最高期^[42]。但也有学者，如阎学通提出“认为双方没有互信就不能进行合作”的观点是错误的，“如果是这样，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根本建立不起来的。因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就是要建立在缺乏互信基础上的合作，以合作来增进互信，而不是以互信为前提展开合作，二者不能颠倒”；也有学者，如吴心伯辩证分析后认为，中美两军间存在积极互信和消极互信，积极互信是主动的，而消极互信是被动的，中美要构建新型军事关系就必须多促进积极互信，减少消极互信的举动。

两军战略互信度较低、战略互疑较深的原因在于中美两国间的结构性矛盾和地缘政治利益分歧。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中美双方力量差距相对缩小，美担心其在地区以至全球的领导地位受到中国挑战，美国则重新遏制、包围中国，由此带来的双方政策的“两张皮”现象和中美关系定位上的漂移性，由此而出现的美国的“两面下注”和中国的“两手对两手”的政策特点客观上导致了两军互信度低的状况^[43]。中国军事科学院中美防务关系研究中心主任赵小卓认为，军事关系是国家关系中较敏感的一个领域，容易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另外，中美军事交往存在“三大障碍”：对台军售、美军对我海空舰机侦察、美国2000年通过的《国防授权法》对中美军事交往12领域进行限制。“这些因素造成中美两军战略互信差，而这并非短期内能解决的”^[44]。

对于产生有限互信的主要责任者，中方学者认为主要是美方。具体表现为：一是涉及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安全的美舰机抵近侦察、美限制对华军售的法案和对台军售的问题；二是一些新的安全领域美方为掌握绝对领导权也不断对中国在这些领域的发展保持警惕，譬如网络安全、太空领域等；三是，较之美国对台售武、舰机对华抵近侦察、涉华歧视性法律等两军之间的老障碍，一些第三方因素引起的紧张是新问题，双方在互动过程中要更谨慎，避免分歧演变为危机。从可控性上说，新问题处于动态变化中，更有必要加强沟通^[45]。尤其是中美两国在亚太仍存在摩擦和冲突的可能。美国为推进其亚太“再平衡”战略，以一种更加积极的方式介入并主导该地区的各种“游戏”，美国加强了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其建立和维护的各种传统盟友关系、伙伴关系以及安全网络对发展着的中国呈现包围的遏制态势，这导致了中美双边关系和地区形势的紧张，使中美构建新型军事关系更添变数。但也有学者，如袁鹏，认为第三方对中美关系捆绑现象明显，中美无法对日本、菲律宾、朝鲜进行有效管控，直接导致双方在思考如何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时既充满期待，又非常痛苦^[46]。

对于中美两军之间建立战略互信的问题，张沱生提出，应当对两军战略互信做出明确的界定。其内涵应包括：相互尊重和顾及对方的重大关切，互不挑战对方底线和互不为敌；对对方的战略意图有基本了解和信任；有信心在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开展合作；在分歧、摩擦较多的领域建立起军事互信措施（CBM）；对话渠道畅通；彼此间的误解明显减少并能避免重大安全误判等。通过双方共同努力，两军建立这样的战略互信应是有可能的^[47]。

四、关于中美新型军事关系的构建路径

对于如何构建中美新型军事关系，中国军方高层领导人都分别在不同场合提出过建议。2015年6月，军委副主席范长龙访美与美国防部长卡特会谈时提出三点倡议：“一是密切高层交往。两军高层要常走动、多交流，加强沟通。二是加强务实合作，以具体合作支撑双方建立的一系列工作机制。三是管控风险。要避免误解误判。要积极推进‘两个互信机制’建设，争取在2015年8月底前完成空中相遇安全行为准则磋商，同时积极推进相互通报机制建设，可以深入讨论预防危机通报问题，并考虑先开展重大演训的通报。”^[48]总参谋长房峰辉也曾在中美高层访问时提出：“要将两国元首关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共识转化为两国军队的具体行动，认清和防止可能发生冲突的各种风险，共同做地区和平稳定的守护者和推动者。着眼构建中美新型军事关系，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加快健全机制，深化务实合作，拓宽交流领域，推动两军关系不断向更高层次发展。”^[49]在构建中美新型军事关系的路径方面，学者们在总结历史经验和考察当前国际政治现实的基础上，认为中美新型军事关系的构建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存在合理设置近期和中远期目标的必要。必须跟上客观现实的发展变化，“逐渐实现政策制订从‘最差场景’导向向‘最可能场景’导向、再到‘最佳场景’导向的转变”^[50]，总体上应该遵循“加强合作、控制分歧、减少误解、增加互信”，四者相互促进，做好前三者为增加互信打基础。着眼于近期目标，两军要将减少战略互疑，避免重大误判，防控危机风险作为首要目标，制定有效的危机管理机制。着眼于中远期目标，应争取使互利合作成为军事关系的主导因素，拓展在海上通道、外空、网络等非传统安全领域里的合作。赵小卓认为，构建中美新型军事关系，一方面要加强交流与沟通，提升合作水平，增进战略互信；另一方面要加强危机管控^[51]。

长期以来，中美两军关系较两国其他方面的关系明显滞后，战略怀疑深，合作少，往往因两国政治摩擦而发生重大变化（两军交往中止多达七次）、两军关系存在的“三大障碍”（美对台售武、美舰机抵近侦察、美国内歧视性法案）和“三大差距”（两国军力差距、任务差距、体制差距）。但辩证地看，那些最薄弱的环节可能恰是最有潜力发展和最有可能突破的环节。因此，可以采取加强军事交流，建立完善危机管理机制和战略稳定机制使双方存在的问题得到有效控制；其次，举行“小多边对话”，这样有益于扩大多边对话，譬如中美韩或中美日三边安全对话，因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同盟仍将长期存在，这是必须面对的现实^[52]。

对危机进行管理是构建中美新型军事关系的重要环节，因为能否构建中美新型军事关系是中美两国两军互动和实践的结果，“因此，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过程中，中美在未来要加强危机管理机制建设，妥善处理涉及中美双方的核心利益和非核心利益，要对相关利益的轻重缓急、优先等级等做好排序，共同管理中美因竞争而导致的紧张关系”^[53]。首先，“必须有一种机制可以让双方控制分歧点，扩大合作面”，但从中美机制建设来看，在议题设置方面相对失衡，总体上经济的比重偏大，安全议题分量相对不足；其次，在成果落实方面总体上“未见其影”，原则性的阐述多、承诺性的多，但主动落实的少；再次，战略互信仍是薄弱点^[54]。对此，金灿荣、赵远良提出力求在军事安全互动交流、应对全球共同安全威胁方面展开合作；力促战略安全对话，妥善回应和解决一些敏感问题、尖锐问题，最大限度减少军事猜疑的对峙，最大可能地缓解军事紧张的态势；不仅重视正式的对话机制，还要关注非正式的对话方式，形成“二轨道”的机制，将难点问题在“二轨道”对话中先行讨论和磋商。

对国际规范的战略运用也是建立新型军事关系的重要议题。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和美国加快“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以及伴随着东亚海洋领土争议的矛盾上升，中国有必要先从理论上梳理好国家领土利益、对外战略、国家的国际道德观、在国际规范认识上的各种矛盾关系，建立一个平衡性、统领性、有效性的大战略理论框架。我们需要有一个与中国地位、能力、形象、责任相称的综合性大国战略，有一个积极决策与协调国际规范的战略意识，能够在应对冲突与矛盾、构造地区与国际新秩序中发挥重要作用^[55]。

通过非传统安全治理促进中美新型军事关系的构建，着眼“共同问题”，增进战略协调。两国一些既有共同利益虽有所减少，但面临的全球性区域性共同问题却日益增多。由“共同问题”牵引的战略协调不失为今后两国在战略安全领域合作的新增长点。中美间联合开展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军事合作，是新型军事关系构建的重要推力。从提供公共安全产品的视角，亚太地区能否和平稳定主要取决于中美能否为地区提供安全公共产品，能否在国际体系调整变革的时期共同承担大国的责任，而地缘政治的竞争和冲突在带来新变数及不确定性的同时，也为中美两个大国提出了建立分歧和冲突管控机制的新命题。基于复杂的安全态势，有必要建立中美共同参与和共同治理的中美对地区分歧冲突的管理及管控机制，管治分歧、管控分歧，应对避免东亚地区可能发生的冲突危机^[56]。

五、关于中美新型军事关系的前景

对于中美新型军事关系构建的未来发展，中方普遍认为知易行难，面临着一系列严峻考验。一是中美在亚太的地缘战略博弈，美国着力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是导致中国与日本、菲律宾等的海洋领土争端更趋复杂的重要原因，“第三方因素”直接挑战中美军事关系；对此，中方既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同时又始终主张通过对话处理和解决有关问题。二是中美在网络空间规则制定上的博弈。对此，中方认为网络安全不应成为中美互疑和摩擦的源头，而应成为两国合作的新亮点。整体来看，中美利益交集在双边、地区和全球领域全面扩大，合作与碰撞机率同步上升，竞合博弈将更多发生在全球舞台，应当充分估计构建中美新型军事关系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以务实清醒的头脑与辩证科学的态度，从容运筹、稳健推进中美两军关系。三是中美海上矛盾。美国认为中国军力削弱了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军事优势并挑战美国主导的海洋秩序，因而加大印亚太地区的军事力量部署。虽然此举恶化了中国的安全环境，但中美之间的相互依赖和利益交融也超过以往，中美有加强海上合作的共同需求，且已经具备一定机制基础。如中国军事科学院中美防务关系研究中心主任赵小卓所分析的那样：展望未来，建构中美新型军事关系前景广阔，但道路曲折。之所以前景广阔，是因为两国在安全领域有若干共同利益；之所以道路曲折，是因为两国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文化传统等迥异，两国在长期战略互信不足的背景下构建新型军事关系，历史上没有可以直接照搬的先例^[57]。

部分中方学者对建构中美新型军事关系的前景持谨慎乐观的态度，认为中美两国都寻求维持总体合作局面，这决定了成功建构两军新型关系的可能性。尤其是对于基辛格提出的“共同演进”这一生物学概念表示认同。首先，承认中美是不同类型的国家，但地位是平等的，需要相互尊重。其次，中美共生共荣，相互之间并不排斥，相互依存大于相互竞争。再次，双方具有广泛的合作空间，可以成为“利益共同体”甚至“命运共同体”。最后，双方可以在合作中实现共同强大的目标。总体来看，中美两军关系稳中向好，在亚太地区竞合并存的关系不会“破局”，在全球治理层面两军将面对更广泛的合作机会，双方在明确利益底线、坚决斗争的同时，也会着眼长远、管控危机^[58]。未来中美新型军事关系的建设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权势转移的速度和方式、中美认知的汇聚过程、中美两国政策推动的力度，以及中美围绕新型军事关系建设在战略与利益层面上的博弈。

但也有部分学者对中美建构新型军事关系比较悲观。他们指出，当前中美军事关系是中美利益关系链条中最脆弱的部分，只要我们还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不可能与美国成为真正的朋友，就只能采取斗争的方式，因此军事上不可能好到哪里去。即使建立新型军事关系有可能，那也是长期结果。因此，中美军事关系的第一步应是朝着建立正常军事关系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