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中美新型军事关系的认知

相对中国方面对中美新型军事关系的认知，基于不同的国家利益、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美方在肯定构建这一新型军事关系的重要性的同时，对这一概念内涵和责任的认知，以及如何采取措施进行建构方面都带有明显的美国式思维色彩。相对中国国内不断提升的研究热情，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提出伊始对美国学者的吸引力并没有被充分引发，相较中国学者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阐释，美国更关注具体内容。但安全领域中所涉及的两国军事关系却持续升温，无论是对于研究安全关系的学者而言，还是对其他研究领域的学者而言，中美各层面的军事关系都始终是一个颇受关注的话题。

一、关于中美新型军事关系的内涵

自美国领导人对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议题做出回应以来，两国领导人就此达成了一些基本共识：21世纪的中美关系必须避免大国对抗和零和博弈的历史覆辙，切实走出一条新路。美方对此的进一步阐释是，打破“崛起国与守成国必然冲突”的历史魔咒，建立基于“务实合作和建设性处理分歧”的大国关系模式。除了力避“大国”这样的字眼之外，对于中方提出的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三原则，美方进行了选择性回应。奥巴马政府认同不冲突、不对抗原则，譬如，奥巴马本人在给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书面致辞中说，美中可以向世界证明，两国关系的未来不会重蹈历史覆辙，两国可以携手应对21世纪面临的严峻经济和安全挑战，为建立持久信任、长期稳定、充满希望的美中关系奠定坚实基础。对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美方更关注具体项目、举措、行动，更关注解决美国面临的现实难题，而不仅仅是理论探讨。

不对抗不冲突首先是安全领域的不对抗不冲突，很显然，对中美新型军事关系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的强调在奥巴马的讲话中已有所表露。奥巴马连任后，时任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汤姆·多尼隆（Tom Donilon）在2013年3月在纽约亚洲协会发表的讲话中指出，奥巴马政府不同意中美注定要发生冲突的观点，认为构建更好的中美关系是有可能的，中美元首都支持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目标。尤其是2013年8月，中国国防部长常万全访美期间，时任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指出“今天我们要特别强调的是持久的、实质性的中美军事关系是中美牢固双边关系中的重要支柱”^[59]。

对中方提出的相互尊重原则，美方并没有做出回应^[60]。而对于合作共赢，2013年3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多尼隆在亚洲协会讲话中主要聚焦中美军事对话、经济关系和网络安全领域议题展开。对于中美军事关系，多尼隆指出，随着中国军事现代化步伐加快，中国在亚洲不断扩大的军事存在可能会增加美中在两太平洋地区发生军事摩擦或误判的风险。因此，双方要深化军事对话，应对双边军事关系中存在的不安全因素和潜在竞争。在网络安全领域，多尼隆强调所谓来自中国的网络商业窃密问题，之后的一次记者会上他又增加了朝核议题。2013年8月，常万全部长访美期间，美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帮办赫尔维（Helvey）表示，虽然美方对中美新型军事关系概念尚未完全接受，但中方所提内涵与美方想法大体一致。9月，中美第14次国防部防务磋商期间，美代表首次正式表示接受该倡议，称这是与白宫、国务院协商后慎重考虑的结果，并将“双方一致认为，在两国元首庄园会晤和哈格尔部长与常万全部长会面后，双方保持推进中美新型军事关系发展的势头非常重要”作为磋商最重要的成果写入备忘文件。此后，2013年11月20日，新任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Susan Rice）在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就美国亚洲政策发表演讲时又在中美军事关系中增加了东海争端、南海争端等议题。可以看到，美方对中美新型军事关系的内涵认知是一个不断丰满的过程，其议题处于动态增加的状态。

对于构建新型军事关系对于两国关系的重要意义，2014年4月，美国防部长哈格尔访华期间多次强调构建新型军事关系的重要性。7月，两国首次将“中美双方重申，将致力于发展中美新型军事关系”，列入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成果清单。在《2014年的中国军力报告》中，美国国防部表示，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框架内，“美国国防部力争继续与中国构建持久实质的两军关系”，并在行动上做出了积极回应，侧重在双方拥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加强合作、深入了解彼此机制以及增进在地区安全环境和相关安全挑战上的共识，并进一步表示2014年美国将继续推进上述三方面工作，发展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相适应的新型军事关系，同时重点关注持久实质对话、务实合作以及减少风险等三大领域^[61]。在美国国防部于2015年发布的《中国军事力量与安全发展报告》中，进一步阐述了美中构建新型军事关系的重要性，美国国防部认为：“中国是美国在亚太地区广大战略的一部分，美国要在这一地区着力建设一个稳定且多样化的安全秩序，一个开放和透明的经济秩序，一个自由的政治秩序。美国针对中国的政策是基于这一前提，它既涉及两国共同利益，两国需扩大在该地区的实际合作，同时这一领域又是两国利益的重合，需要很好地管控分歧。”^[62]

对于两国构建新型军事关系的目的，相较2014年的军力报告，美方先行设定的意味进一步增强，对于美国在亚太地区安全议题方面的两个“战略车轮”进行了清晰表述，提出，一方面“美国防部寻求继续建设持久的、实质性的中美军事关系”，美国鼓励中国为维持和平做出积极努力，另一方面，美方也强调要与其盟友和伙伴保持稳定关系，寻求建设一个伟大的国际社会，为此，美国将继续培养它们的力量，塑造态势，执行保持稳定的安全的亚太安全环境的概念。尤其是在阐述与中国构建新型军事关系时，突出强调美方对此的主导地位，即“监控中国不断升级的军事战略、原则和力量发展，并督促中国对其军事现代化项目更加透明”^[63]。2015年6月11日，中国军委副主席范长龙访问美国五角大楼，双方就两军需要进一步在共同利益领域深化务实交流、实际合作达成共识。

总体上，从美国官方意见来看，其对中美新型军事关系的内涵更多强调在双方共同利益领域深化务实具体的合作，其目的是敦促中国在当前国际秩序下发展，确保美国世界领导者地位。

相对官方的表述，美国相关领域学者的研究则为中美新型军事关系注入了更为丰富的内容。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在新作《论中国》中提出“共同演变（co－evolution）”的概念，明确表示中美之间不应是“零和关系”，强调两国要依靠紧密的（共生）联系，尽可能扩大合作，减少对立行为，在相互适应、促进合作中追求本国国内必需目标，实现共同演变、共同发展^[64]。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ick）认为，中美新型军事关系构建的意义在于，相互依赖本身并不能消除21世纪的问题和威胁，当前中美两国面临诸多的安全议题，新型大国关系的理念不能解答这些难题，但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探讨多种解决之道的机会^[65]。

当然，也有不少学者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概念的必要性提出质疑，尤其对建立中美新型军事关系的可行性持怀疑态度，对中方提出这一概念的动机做出负面推断。例如，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外交与能源事务专家凯特琳·坎贝尔（Caitlin Campbell）、资深军事与安全事务专家克雷格·默里（Craig Murray）认为，对这一概念的模糊界定，有利于中国达到中方提高管控危机的能力，并实现要美国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的目的，还有就是要求美国停止在中国的专属经济区里开展情报侦察的行动，减少对台军售，放松2000年美国《国防授权法》限制的对华军事合作领域。而詹姆斯敦基金会《中国简报》编辑彼得·马蒂斯（Peter Mathis）称，如果美国接受中国有关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提议，那美国就不得不放弃对台承诺，放弃争取人权，放宽对华敏感技术出口，调整美日、美韩同盟，停止支持通过联合国海洋法来解决南海争端等。他还对多尼隆2013年亚洲协会上关于接受中国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做法是否值得表示质疑^[66]。

二、关于中美新型军事关系中的安全互信

2013年8月，常万全部长访美期间，美国防部长哈格尔在谈话中指出，“我们的路径就是通过合作在两军间建立信任。”两国国防部长都确定了要进一步扩大双方国防部门交流和联合训练的力度^[67]。然而信任的建立需要持久务实的努力，而非一朝一夕之役。

对于中美新型军事关系中的安全互信问题，美国部分学者承认美中在防务领域里缺少互信。譬如，斯科特·哈罗德（Scott W.Harold）认为，军事关系是中美双边关系最为薄弱的关系，双方战略不互信主要体现在防务方面。多年来，美国军政领导人及一些政策分析人士都担心缺乏与中国军方的稳定接触关系将增大双方的误解和误判。华盛顿决心改善与中国的军事关系，同时呼吁北京致力于构建更加稳定的双边军事关系^[68]。但不互信并不影响双方的军事交流，双方存在化解分歧的可能性。譬如，乔纳森·波拉克（Jonathan Pollack）认为，“双方尽管有分歧，但都认识到两军关系在战略上的重要性，认识到这一关系对中美关系稳定、长期发展的重要性”，正因为此，双方有望利用战略安全对话的机会，拓展两军关系^[69]。

对于战略互信的效力问题，基辛格提出一个有针对性的问题：“战略互信能够取代一个战略威胁体系么？”他表示：“许多人认为战略互信一词本身即相互矛盾。战略家只在有限范围内依赖假想敌的意图，因为意图是可以改变的，主权的本质是不受另一权威影响而作出决策的权利。……亚洲国家认为与邻国处在潜在对抗状态。它们不一定在策划战争，只是不能完全排除战争的可能。……在这样一个国家体系中，外交的目的是寻求维持均势的关键因素。如果所需的安全保障可通过外交获得，国际体系就相对稳定。当外交失去作用，国家间关系就会日益着重于军事战略，先是军备竞赛，继而冒着对抗风险获取战略优势，最终走向战争。”^[70]

那么，中美如何避免对抗而寻求建立互信呢？罗伯特·佐利克认为，美国需要清楚地向中国解释，对华政策并不是如有些中国人所认为的是遏制战略。美国也需要解释美中关系战略构想以及为何美国和其他国家对中国令人担忧的行为采取“两面下注”政策。重要的是中美之间有共同利益，并都认识到这些共同利益以及共同培育的可能性^[71]。除了付诸对政策的诠释，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S.Nye）指出，美国如果把中国当作敌人，那就会树立一个未来的敌人；如果把中国当作朋友，那就有可能迎来一个更和平的未来。美中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可以通过合作解决网络恐怖主义和核扩散等问题，并应邀请中国参加军事演习^[72]。阿文德·萨博拉曼尼亚（Arvind Subramnian）指出，中美在共同叙事时经常相互猜疑，表现出不信任，对此，两国加强合作、重新评估和系统规划，力避有目的的讨价还价^[73]。罗伯特·曼宁（Robert A.Manning）在其撰写的《美国2025年前的亚洲延伸威慑政策未来》研究报告中指出，为推行美国在亚洲的“延伸威慑”政策，美国应采取的措施之一就是与中国建立综合的战略稳定机制，在海上安全、网络空间安全等方面建立行为规则，以避免发生误判和态势升级，密切美中军事对话，积极讨论核力量、网络、太空、情报合作，推动美中军事互信^[74]。

军事互信的建构是极为迫切的。芮效俭（J.Stapleton Roy）认为，缺乏安全领域里的战略互信，这是中美面临的核心挑战。他引用民意调查的数据指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为过去两年中美关系的主要议题是对抗而非合作，中美两国都宣称了自己的战略目标，但缺乏互信、行动不一，如果现在不立即着手处理，未来将会更加困难^[75]。

由中国东海“防空识别区”引发的讨论还包括，保罗·米勒（Paul D.Miller）认为，中国崛起无法改变，这是自苏联解体以来世界权力分配的最大转变。中国最近推行强硬外交政策，宣布在争议的东中国海建立“防空识别区”，在南中国海采取强势行动。首先，在钓鱼岛和南海群岛争议上，美国认为其确有战略利益处于危险之中：不是实际领土，也不是关于美国决心的认识，而是东亚的力量平衡。其次，美国不关心岛屿，但是应该关心中国如何崛起、如何“影响”地区安全形势。美国应该认识到中国正在试图以它的方式改写国际外交规则，这是对美国及其二战后制定的国际秩序的“真正威胁”。再次，中国的力量相对于美国正在增长，如果美中将会发生一场对抗，那么发生得越早对美国越有利。因此，作者提出，争议岛屿为美国按自己的方式对中国施加影响提供了绝佳的机会。仅有参与、平衡、遏制中国的地区战略还不够，还要善于利用中国的“失误”采取措施^[76]。

当然，也有学者对中美实现“战略互信”持悲观态度，譬如，丹尼·洛伊（Denny Roy）认为，中美在若干根本性战略问题上存在不可调和的分歧，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都想要和平，但又都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更多的“直率和坦诚”可能会带来更多的分歧和误解，更多的透明度可能会加重两国的相互猜疑，在中国看来，建立战略互信需要妥善处理彼此的核心利益关切，这意味着美国必须停止向台湾出售武器，停止对南中国海争端“干预”，而美国和韩国在黄海举行军事演习、允许达赖喇嘛访问美国等都被视为不尊重中国的表现，是在蔑视中国的核心利益^[77]。

三、关于中美新型军事关系的构建路径

美国学者较多地聚焦于中美新型军事关系构建路径的研究。

通过机制建设来构建中美新型军事关系是绝大多数学者的共同建议，只是侧重点各有不同。有的提出通过机制管控分歧。譬如，布鲁金斯学会中国问题专家波拉克认为，双方必须尝试建立一个比当前分歧更有长期价值的机制，需在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加大在这方面的推动力度，试图建立“行路守则”，确保短时间的分歧与争议不会影响甚至中断两军交往^[78]。

有的提出建立危机管理机制，既着眼于两军间的危机管理，还要加强对第三方的管理。譬如，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高级研究学院中国问题研究部主任戴维·兰普顿（David M.Lampton）在题为《新型大国关系：为中美关系建立持久的基础》一文中就指出美中两国目前都着眼于各自希望对方做的事而不是双方都必须做的事，双方需要在经济和安全领域加强合作，建立成功的危机管理机制，具体到措施上要进一步加强高层以及中低层军官之间的互动，把交流活动扩大到外交领域和学术机构，并在人道主义救援和危机处置中合作运用自身的军事能力，制订两国武装部队的“通用道路规则”；还要加强对与各自关系密切且关键的第三方的管理能力^[79]。

有学者强调军事领域对话交流的战略独立性，但也有学者强调应实现军事议题与其他领域议题的战略性统筹。譬如，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在其《大财注与黑天鹅——布鲁金斯学会对外政策研究学者对奥巴马总统第二任期的政策建议》中指出，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但同时也增加了战略风险，需要将中美政治军事对话整合为统一的战略安全对话机制，中美经济对话则单独进行；对于中美双方在军事领域的紧张关系采取主动措施加以缓和，如邀请解放军参与美国组织的各种军事演习；阐明美国在中国与南边国家领海争端中的原则政策，即美国在不涉及自身主权的国际争端中不持立场，并支持东盟与中国就南海行为准则展开对话，主张和平解决争端和保护航行自由等。但与李侃如的这一主张不同的是，芮效俭提出，应将各领域因素进行整体性地战略统筹，建立中美在太平洋地区的力量平衡不是一个防务问题，而是一个大战略问题，因而需要寻求一种更加全面的方法，通盘考虑外交、贸易等因素，军事实力只是其中一个部分。芮效俭认为，中美高层双方同意建立健全为避免重蹈历史覆辙的新型大国关系，为此，两国军队需要处理好几个问题：一是如何限制战略对抗升级；二是能否在操作层面建立可以满足中美基本安全利益需求、彼此认可的西太军事平衡。防止各方都想建立一种自以为正常且有利于已方的军事平衡，需要某种形式的彼此理解和克制^[80]。

美方学者认识到一些安全领域产生一系列新问题，需要对其重新“审题”，并重新回答。譬如，布鲁金斯学会中国问题专家卜睿哲（Richard C.Bush）认为，围绕网络安全、海事安全、导弹防御、太空开发和防止核扩散等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带出了一些新问题，当双边关系牵涉新问题的时候，就是双方都容易犯错的时候。对于这些新问题，双方需要找到足够的共同点，譬如，布鲁金斯学会另一位中国问题专家波拉克认为，能拿到战略安全对话上谈的问题都很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双方能否在这些问题上找到足够的共同点，在对话之后开展严肃、持续的沟通，以确保在对话上取得的成果能得到巩固，同时为下一次对话做准备^[81]。

对于以何种方式推进中美新型军事关系的构建，有学者提出了两军应相互克制并循序推进各议题合作的建议。譬如，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阿米塔伊·埃齐奥尼（Amitai Etioni）就中美军事关系提出了“相互确保抑制”的观点，认为美中两国都应采取这一措施，提出两国应当在武器开发和运用、网络空间安全、将中国邻国当作中立的缓冲区来对待的建议。与这一观点相近，美国科学应用国际公司副董事长刘易斯·邓恩（Lewis A.Dunn）^[82]认为，美中两国在21世纪面临的最重要的挑战是建立合作的习惯，但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网络领域活动都导致全方位的疑虑。解决这些影响战略稳定的结构性障碍及战略性脆弱问题，需要有一个在军事意图与能力方面建立相互再保证、在政治和战略分歧方面进行双向互动的克制战略。这一战略的核心是美中两国就各自采取的行动措施达成协议，彼此做出让对方放心的再保证，减少军事不确定性，并解决在战略规划、能力、理论和态势上的具体关切。为此，采取渐进式，先在1.5轨层面、后在官方层面上探讨战略克制的概念，接着在战略克制的“首要原则”上寻求一致，达成减少海上竞争风险、危机防范程序等初步相互克制的协议。然后，以达成互不使用核武器协议和信息交换协定为突破口，进一步推动核、太空和网络领域的相互合作克制^[83]。再如，爱威瑞·古德斯汀（Avery Goldstein）认为，为避免或减少中美对抗升级的风险，中美应该预先采取防范措施，主要包括关注双方重大利益关切，加强战略对话和政治交流；找出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分享危机处理经验；加强政策协调，健全沟通渠道，突出危机时首脑热线、快捷通信联系作用；深化两军交流，增加指挥官之间接触，在保守秘密前提下不断熟悉双方的军事体系和演练活动等提高危机管控能力的做法^[84]。

与多数学者持有的中美两军应当更加注重中下层军官交流的主张有所不同，罗伯特·佐利克认为，尽管中美之间有时会有军事交流，但没有达到适度水平，需要加强最高层面的有效的接触。大国间新型安全关系必然需要超越军事交流的更多合作，现在的对话涉及重要议题但太过于简略，接触频率太低且最高层面的接触有限。而最高层面的接触可能会达成战略决策，譬如历史上最有效的战略交流往往是小规模的，并在数小时的讨论中就世界观、利益和观念框架达成共识。中美之间需要真正高层战略探讨，这将会促进对历史观点、地理考量、经济因素、技术转移、政治制约、环境感知、国家利益以及寻求共同利益等议题的对话，有利于中美管控分歧^[85]。

对于中美两军之间军事交流不足的原因，罗伯特·佐利克认为，中美之间缺少联系网络，这种差异部分归因于结构上的不同：中国并没有设立综合考量安全、外交、防务乃至经济和政治因素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系统，所以，没有相应的中国机构可以开展政治军事讨论。

对于参与中美军事交流人员的选择以及交流方式，斯科特·哈罗德认为，要与中国建立稳定的军事关系，必须采取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结合的扩大接触策略，增加更多军事精英定期联系、兼顾低层次人员交流。这种接触策略要使北京感到有好处，如果切断这种联系，就会付出代价。当然，美军抓住这一与中国军队接触合作的机会，必须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避免增强解放军的作战能力、力量投送能力等。美国应该着眼于现实和未来，思考中美两军在哪些方面进行接触、如何进行合作等问题。改善中美军事关系需要一个过程，不会一帆风顺，但它终将有助于构建更稳定的中美全面关系^[86]。

总体来看，美方学者在研究中美新型军事关系构建路径时，强调机制建构、对话交流、提升合作层次的重要性，一些议题涉及中美两军双方不去做什么的否定式合作，另一些议题也对两军应当努力去做什么的肯定式合作进行了探讨。

四、关于中美新型军事关系的前景

对于中美新型军事关系的前景。有部分美国学者持审慎乐观的态度，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乔纳森·波拉克在接受新华社专访时说，中美两军关系已经取得较大进展，眼下已经处于一个稳定发展阶段，中美两军高层之间的相互了解也逐渐增多。他认为，目前双方希望进一步拓展两军关系，并赋予其更多内涵^[87]。2015年5月21日，负责东亚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拉塞尔在华盛顿召开的记者会上表示，他并不认为中美关系处于临界点；恰恰相反，他认为中美关系有着非常坚实的基础，非常光明的未来，中美有决心实现中美关系的全部潜力，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实现积极的议程的关键，在于处理这些问题领域时要头脑清醒、表达明确。

也有学者持悲观论调。美国学界有一种声音认为，在中美实力差距不断缩小的背景下，中国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倡议，目的是麻痹美国、拖延时间、延长“战略机遇期”，为最终超越美国争取时间。因此，将倡议看作“陷阱”，提醒奥巴马政府“不要上当”。以米尔斯海默为代表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随着中国经济和军事崛起，除非美国选择主动避让，否则中美冲突不可避免，因此，中美间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可能性极低。爱威瑞·古德斯汀认为，至少未来10年中国仍将弱于美国，中美发生竞争危机很可能升级为军事冲突。这种风险确实存在，冷战后中美多次危机表明这种风险正在上升^[88]。马克·伦纳德（Mark Leonard）认为，未来中美冲突也许不会因为两国“分歧”，反而恰恰因为两国“相似”或重叠。这种“相似”不仅表现在两国力量差距缩小带来的力量对比变化，还有两国在“共同利益”分配理论和方式上的差异，以及两国在推广全球影响力、构建世界秩序等方面的“相似性”。但当中美两国调整内外政策时，它们开始变得越来越趋同，这助长了竞争而非互补。中国一直太弱，处于守势，无力提出替代美国领导的世界秩序方案，但这种状况将会发生改变。中美将使用相同的术语解读世界和各自政策，如“秩序”“合法性”“增长”以及“责任”等。美中差异正在缩小，冲突倾向正在加剧^[89]。

珍妮弗·林德（Jennifer Lind）、达里尔·普雷斯（Darly Press）在其撰写的《中美冲突加剧的根源》（The Sources of the Sino－Amercian Spiral）文章中指出中国未来可能面临三种战略选择。第一，“富国弱兵”战略，即民生优先于军事的“极端”做法，有助于降低中美爆发冲突的可能性。第二，区域性战略，即确立中国在东亚地区的主要军事地位。该战略有两种版本：一是在维护现在自由经济体、不排斥区域内美国军事力量的前提下，提升自卫能力；二是借由经济实力的辐射和军事力量的提升，建构中国的“门罗主义”，成为东亚国家依赖的支配性“玩家”。第三，全球性战略，即超出区域范畴，构建同盟关系网，跻身为世界性政治军事力量，摆脱全球化贸易中利益分配的边缘化处理。这一战略的目标或有两种：一种是温和的，旨在保障中国的经济利益得到应有的尊重；另一种则是修正主义的，借机削弱美国的世界领导权，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作者认为，只要中国经济保持快速增长，中美爆发冲突的概率、频度仍是极高的。中国绝不愿在由美国操控的安全秩序中生存，因此不会选择极端温和的“富国弱兵”战略。两者冲突与双方采取的总体性战略无关，而是源自大国间相互猜疑和恐惧的博弈^[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