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军事关系的挫折期（—年）

中美军事关系的分期存在于中美两军关系的延续之中。

与20世纪80年代两军之间的亲密合作相比，整个90年代对中美军事关系而言都是跌宕起伏，充满曲折和波澜——每每努力向好，却偏遇突发事件，使刚修复的中美军事关系再受冲击。这是一个在不断的摩擦中寻求合作支点的历史阶段。

然而，国际力量的变化以及中美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与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力量消长在参与到国际社会的新陈代谢过程中的同时，也在这个过程中获得机遇、发展或变化。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国际国内形势发生巨大变化时期。国际上，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两极对抗格局瓦解，冷战结束，国际关系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而国内发生政治风波，给中国正在推进中的改革开放带来冲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江泽民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之初寄希望于以政治、经济以及意识形态的诱导从而催化一位戈尔巴乔夫式的“改革”人物，通过各种渠道和媒介送来许多“改革”建议和方案。此番图谋遭到失败后即掀起反华浪潮，从政治、经济到军事、文化领域对中国实施了一系列封锁和围堵。这一时期，在军事外交领域，中国遭受到西方国家的重重围堵，外国军事代表团来华数量锐减，中国许多军事出访团组遭到拒绝，美国等西方国家甚至暂停对华军事交往，中止对华军售，中断军事技术交流，利用各种方式、渠道对我施加压力。

中国军事外交在西方继续冷战思维、继续对中国施压的形势下纵横捭阖，克服重重困难，不仅突破了西方国家的战略围堵，而且在军事外交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全方位的军事外交正是在这样一个极为困难的时期启动并有所发展的，为之后中国开展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军事外交奠定了坚实基础。而中美军事关系的特殊性也愈益凸显。

虽然20世纪80年代中美军事关系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蜜月”，但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冷战格局被打破，美国成为了一超独霸，维系这种合作交往的政治基础本就脆弱，更因这一变化而起伏不断。中美军事关系发生了一连串震荡与波折，可谓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89年之后美国对华实施制裁，中美军事交往陷入停滞；1995年，美国允许李登辉访美，在双方努力下刚有所复苏的中美军事关系再次受挫；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事件再次将中美军事关系降至冰点；2001年的南海撞机事件又使得中美军事关系波澜再起。作为冷战结束后对中国而言在对外关系中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军事关系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和考验，在20世纪90年代的十年间跌宕起伏，出现恢复、升温、受挫、再恢复、再受挫的曲折发展过程，乍暖还寒中中美两军间在多个交往领域开始了新的磨合。由于在这一时期中美两军关系的起承转合总是以高层访问作为转折性的标志，因此，高层访问是这一时期军事交往的主体性内容，同时在功能性交往、学术交流及机制性建设方面都有新突破。

一、1989年政治风波后的中美军事关系

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发生政治风波后，美国总统布什于6月5日发表声明，对中国的局势进行指责，宣布“中止一切中美政府间军售和商业性武器出口，中断中美两国军事领导人之间的互访活动”^[35]。6月6日，美国参众两院分别以100票对0票和406票对0票通过了谴责中国政府的决议案。虽然在此期间，国务卿贝克在众议院外委会作证时，呼吁国会缓和对布什政府对华政策的批评，但国会还是于6月29日不顾白宫反对通过了《对华制裁修正案》。该修正案要求把对华已经实施的制裁措施用法律形式确定下来：把出售武器的禁令扩大到警察装备，禁止对华出口侦查和控制犯罪的仪器设备；暂停实行由中国长征火箭发射美国制造卫星的协议；终止执行核合作协议，暂停出售核设备或燃料给中国；反对进一步放宽对华科技转让的限制等^[36]。7月14日，参议院也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七项对华制裁措施，附于《1990—1991财年国务院授权法》中。最后，经过布什政府与国会的协商，布什总统签署的法案中对华制裁措施主要包括：

·中止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对在华私人投资的风险担保和其他资助；中止美国贸易和发展项目中的对华援助；

·禁止一切对华武器和军事设备的出口（用于民用设备除外），禁止对华出口用于控制犯罪或犯罪监测设备；

·禁止使用中国的火箭发射美国制造的卫星；

·禁止对华出口可用于发展核能的设备和技术或任何可用于发展核武器的项目，这一条款所产生的影响是中止了1985年中美之间的核合作协定；

·要求总统同盟国协调一致，中止考虑放宽对华出口武器和高科技产品的限制^[37]。

从1989年6月到海湾战争爆发前的这一时期，两国虽然中止了副部长以上官员的访问，但在当时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中苏两国关系已经实现了正常化，制裁中国并不符合美国的全球战略和长远利益。基于这一考虑，美国寻求恢复两国关系的途径。1989年12月9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mcroft）作为布什总统特使公开访华。之后，中美关系出现了改善的趋势。然而，东欧局势发生的巨变使得美国开始重新评估世界的整个形势，“美国变得又不急于与中国改善关系了”^[38]。而苏联国内局势的动荡进一步使得中美合作的战略基础发生了深刻变化。

1990年夏季，伊拉克突然出兵入侵并吞并科威特，海湾危机爆发。随着海湾局势越来越紧张，美国决心对伊拉克动武。能否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成为美国外交上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而中国如何投票，成为美国能否合法出兵海湾的关键。1991年11月15日，自1989年中止与中国高层接触和互访后，美国国务卿贝克首次访华，实际意味着禁止高层往来的禁令的解除，与中国武官的接触与磋商也逐渐恢复。1992年，正值台湾海峡的形势趋于平静，两岸交流不断扩大时，美国总统布什于9月2日宣布将授权向台湾出售150架F-16A型和B型战斗机，这是自1982年以来美国向台湾出售的数量最大、武器性能最先进的一批武器。同时，布什政府还派遣美国贸易代表卡拉·希尔斯（Carla Hills）访台，使其成为美台断交后首位访台的部长级官员。刚刚有所回温的中美军事关系跌至谷底。

1993年1月20日，克林顿正式就任美国第42任总统，在对华态度上虽然表示重视美中密切合作，但在其第一个任期内认为中美双边关系已不具有全球性的战略利益，在对华政策上总体表现强硬。1993年7月至9月，美国陆续对中国进行了一系列的指责，这其中涉及军事外交领域的主要是：美国声称中国出售M 11导弹给巴基斯坦违反了自己承诺遵守的导弹技术控制制度（MTRC），宣布对华禁售卫星及其部件。

但克林顿政府的“大棒政策”仅持续三个月后就调整政策，开始的实施对华“全面接触战略”。这一策略调整的首要目的就是同中国各政府部门包括军队的高级官员进行正式对话，加强交流，以确保中美关系成为国家间的正常关系。1993年10月，美国负责地区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傅立民（Chas W.Freeman）应邀访华，这是克林顿政府在安全和军事领域恢复对华接触的一项重要措施。访华期间，傅立民与中国军方高层领导就地区安全、不扩散和中美军事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中美军事关系有所解冻，开始了缓慢而稳定的恢复。

之后一直到1995年李登辉访美前，中美两军高层进行了频繁的互访，1994年10月，美国国防部长佩里（William Perry）作为中美军事关系解冻以来访华的第一位美国国防部长到访北京。佩里之行标志着中断了五年之久的美中高级军事交流得以恢复，美中两国军队之间的关系得以重建。佩里访华期间，两国签约成立了中美军转民联合委员会，以帮助中国的国防工业转产民用产品，其首项任务将是共同更新中国的航空控制系统。佩里访华期间还在国防大学发表了对安全问题的演讲，他还跟中国一些军方领导人保持着私人关系，他认为“这将是发展良好关系的有利条件。中国人对他们所说的老朋友是很重视的”^[39]。在中美双方的种种努力下，中美军事关系呈现整体回暖的趋势。

然而，克林顿政府在推行务实的对华政策的同时又公布了一系列提升美台关系措施，从而使中美军事关系跌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最低谷。1994年9月，在美国国会的推动下，克林顿政府终于在1994年9月迈出调整对台政策步伐，这是中美建交15年以来美国首次调整其对台政策。不仅如此，而且在对台军售上也一再违反《八·一七公报》，其1993财政年度对台售武猛增至60.3亿美元，而在1990年，这一数据是5.1亿美元^[40]。对此，中方一直保持克制，中美军事高层也一直保持着联系。

尽管这一时期的中美军事交往摩擦不断，但两军在功能性交流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进展。

在军控和防扩散领域，1994年10月，中美签署《关于停止生产用于核武器的裂变材料的联合声明》和《关于导弹扩散问题的联合声明》。双方同意：美国取消1993年8月以来的对华制裁，于1994年11月1日起生效，中国承诺不出口《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所限制的地对地导弹^[41]。2000年7月和8月，双方举行了两轮中美军控与防扩散问题磋商，在谈判中均取得了一些进展。

在军事透明方面，1994年11月，美国防部情报局局长詹姆斯·克拉珀访问中国，这是1989年以来美情报官员和中国军事领导人之间已知的最高级别接触。12月，为落实佩里访华期间达成的防务透明倡议，美国国防部负责战略与需求的助理国防部长泰德·沃纳（Ted Warner）访华，向中方介绍了美国战略与预算情况。1995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助理熊光楷访美，向美方介绍了中国军队的国防战略和预算、军队编制情况，并听取了有关美国国防和全球信息基础设施的介绍^[42]。这些增强军事透明的互信之举都积极有效地促进了中美军事关系的向前发展。

在中美军事技术交流与合作方面，除了通过“中美军转民合作联委会”进行军转民技术合作外，中美之间还在全球定位系统和寻找战俘!战斗失踪人员方面进行了合作。1994年8月15日，中国国家测绘局局长访美，与美国国防测绘局签订一项有关全球定位系统的合作计划协议，即《中美测绘科技合作协定》；同年12月，美国国家图像测绘局代表团访华，与中方签署全球定位系统测绘计划。1996年，美国国家图像测绘局小组访华，帮助中国建立全球定位系统卫星跟踪站^[43]。1994年10月，一个美国陆军工作小组前往中国西藏进行寻找战俘!战斗失踪人员的活动，继9月17日寻找到二战时期美军一架“驼峰”失踪飞机及三具失踪人员的遗骸后，在中国方面的大力协助下，又在同一地点寻找到另外两具失踪人员遗骸。

在军事学术交流方面，1993年，由美国退役陆军上将科罗斯·比尔（Close Bill）率领的美国国防大学将官班和美国国防大学高级研究员、原美韩联合部队司令罗伯特·西尼沃德（Robert Sydney）上将（已退役）率领的美国国防大学将官班代表团分别访华。

二、台海危机后的中美军事关系

美方试图以最惠国待遇等让步作为事后补偿，以诱使中国吞下美国违反三个联合公报原则的苦果在接下来李登辉访美事件中表露无遗。这个典型的美国式“如意算盘”再次“失算”。

1995年5月3日，美国国务院就国会众议院不久前通过允许李登辉访美的决议发表声明说，美国政府不可能同意李登辉访美，因为这种访问会给美国的外交政策带来严重后果。然而，不到二十天，美国国务院在5月22日正式宣布，克林顿总统已决定批准李登辉“作为尊贵的校友于今年对美国进行私人访问”。中美军事关系因李登辉访美跌入建交以来的最低点。

美国的外交信誉再次丢失。而在此之前的中美军事关系的历史上，抗日战争时期的虚以委蛇、国共调停时的对蒋偏袒、冷战时大使级会谈中的舆论假象，在中美军事关系中美国已经数次丢掉了其外交信誉，而这一次的丢失再一次严重伤害了好不容易才恢复的中美军事关系。

5月26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宣布，由于美国政府宣布允许李登辉访美，损害了中国主权，违反了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给中美关系造成了严重损害，中国政府决定推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迟浩田原定今年6月对美国的访问。李贵鲜国务委员及空军司令员于振武也分别中止了对美国的访问^[44]。5月28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中国政府决定推迟中美“关于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和核能合作的专家磋商。美国军控与裁军署署长和负责政治、军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原分别定于6月和7月来华的访问也被要求推迟^[45]。

1995—1996年，中国举行大规模的台海军事演习，美国派出“独立”号和“尼米兹”号两支航母编队驶近台湾海峡，两军一度滑至对抗的边缘。这次严重对峙事件的发生使中美双方都意识到中美双方必须加强交流以实现必须的危机管控。

1996年3月台海危机后，中美关系的大滑坡在美国国内引发了辩论，美国政府和国会要员纷纷就对华关系发表讲话，支持对中国的“全面接触战略”，而美国学者则借大选之机撰写有关对华的政策建议，并来到中国听取意见。据统计，几乎所有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在1996年上半年都来过中国。为修复倒退的中美军事关系，美军方在这一事件后对促进中美军事交流做出一系列积极主动的修补努力。1996年6月25日，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斯洛科姆（Walter Slocum）访华，标志着由于李登辉访美而中断的中美军事关系终于开始重新恢复。就在他访华的前一天，1996年6月24日，美国总统批准了暂停1989年以来的对华防务技术出口的禁令，允许向北京出售美国制造的通信卫星。同年12月，中国国防部长迟浩田上将率领庞大的军事代表团访问美国，并决定建立两国国防部长磋商机制、商定中美军舰第二年互访等事项。12月17日，在迟浩田上将一行结束对美正式访问的第二天，五角大楼发言人培根（Bacon）称，现在美中关系已重新步入正轨。

1998年1月，美国国防部长科恩（William Cohen）作为中美建交以来的第五位在职的国防部长访华，中国军方安排他与其14名随从参观了北京附近的军事基地。1998年1月，美国国防部长科恩访华期间，两国国防部长还正式签署了《关于建立加强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的协议》。协定共包含九项条款，其中通过第二款对双方磋商机制进行了明确的说明。

（1）年度会晤，通常为期2—3天，介绍和讨论双方商定的议程。应由武官、国防部或其他外交渠道通告上述商定议程。会晤由双方每年轮流主办。双方代表团应由一名将官率领，成员包括国防部、外交部、各军事总部军官和文职人员，以及从事海上活动的专业官员。有关双方海空力量海上活动的议程可包括促进海上安全和建立互信的各种措施，如搜索和救援、舰艇相遇时的通信程序、对海上航路规则的解释和避免海上意外事件等。

（2）工作小组，由相关领域专家组成，研究和讨论双方代表团在年度会晤中商定的议程。

（3）专门会议，通常由国防武官、国防部或其他外交渠道商定后召开，磋商与各自海空力量海上活动相关的具体事项^[46]。

根据机制安排，两军于1998年7月14日在北京举行了关于海上军事安全问题首次年度会晤。至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之前，中美已在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框架内举行了两次年度会晤和三次工作小组会议，就海上军事活动的法律制度和海上通信标准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交流^[47]。

1998年6月底至7月初，克林顿总统访华时，与中方达成互不将各自控制下的战略核武器瞄准对方的协议备忘录，双方还就两军进行人道救援行动、协议展开沙盘演习、派员观摩演习、合作解决环境灾害等议题达成了具体的协议。同年，应美方邀请，中国军方观察员先后在美国阿拉斯加和夏威夷观摩了“对抗雷98-4”多国空军演习和“环太平洋－1998”多国海军演习。1998年12月，中美两国军队参加了香港举行的年度搜救演习，这是中美两国军队第一次进行的联合军事演习。在此之后的1999年和2000年两军又分别举行了联合搜救演习。

这一时期的中美海军交流虽有中断但也突破了多个首次。譬如，1997年2月20日，中国南海舰队导弹驱逐舰和补给舰组成的中国海军舰艇编队启航赴美访问，并于3月10日抵达夏威夷，这是中国海军继1989年4月以来第二次访问珍珠港；3月21日，舰队横渡太平洋抵达美国西海岸最大的海军基地圣迭戈港访问，这是中国海军舰艇首访美国本土；8月4日，美国第七舰队“蓝岭”两栖指挥舰抵香港访问，这是香港主权回归中国后第一艘访问中国领海的美军舰；9月29日，美国“尼米兹号”航空母舰首次访问香港，3 000名官兵上岸休息。至1998年年底，共有美舰5批9艘次访华，美国成为这一时期派军舰访华最多的国家。

这一时期中美两军间的学术交流较为稳定。1997年以来美国国防大学每年有四个将官班和一个校官班来华访问。中国方面也对军事留学持积极和肯定态度。从1997年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已派出数批校级军官团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短期进修。与此同时，中美两军就安全领域进行对话的平台也愈益丰富。譬如，1998年6月，中美两国军方在北京举行了人道主义救灾研讨会。1998年7月，由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美国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联合举办的中美安全问题研讨会在夏威夷檀香山市举行。此次中美安全问题“第三管道”对话的开通，说明双方安全合作重要性已为中美各界广泛认同。

三、中国驻南使馆被炸后的中美军事关系

1999年是中美两国和两军关系的多事之秋。

首先是美国对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和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的调整。其次，美国部分参议员一手炮制了考克斯报告，该报告指责中国在过去的20年中通过“偷窃”手段获得了美国军事技术中某些最机密的部分（包括核武器设计技术等），因此提出了限制向中国出口的38项措施。此事刚过去不久，美国又炮制了与其类似的“李文和案”。随后5月8日，美国轰炸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对此中国方面于5月10日向美国提出了最强烈的抗议，并提出以推迟中美两军高层交往，推迟中美防扩散、军控和国际安全问题磋商，中止中美在人权领域的对话为主要内容的措施。5月25日，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宣布取消原定于6月的科恩访华。1999年年底，美国国会通过了《2000财年国防授权法》及《迪莱修正案》，对两军在力量投送、军事训练、核作战、后勤等12个领域做出了大幅缩小军事交流规模的限制。

2000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熊光楷中将一行前往美国访问，并同美国国防部举行第三次防务磋商。这是“炸馆事件”以来中美军方高级官员首次进行的正式接触，标志着中美两军恢复高层交往。这次交流中，双方讨论了新千年领导人互访、军舰互访以及其他军事交流活动。但紧接着，2000年3月，美国宣布向台湾出售价值2.04亿的防空雷达设备和“霍克”导弹。此举使中美关系再次降温。

2000年10月，中国军方首次邀请了2名美军人员参加在中国国防大学举办的国际安全研讨班。2000年7月11日，美国防部长科恩应迟浩田部长邀请来华访问。会谈中双方签署了《中美国防部环境保护研发信息交流协议》。2000年11月，美国参联会主席谢尔顿在南京军区合同战术训练基地观看了一次旅级演习。这是中美军事交流过程中美军将领首次观摩中国军队的实战演习。中国驻南联盟使馆被炸后，中美军事关系一度陷入停滞，但与1996年台海危机之后有所不同的是，虽然中美军事关系因一系列事件受挫，但中美两军的交流并没有因此而完全停止。

2001年1月20日小布什就任美国第54届总统。小布什上台之初就将中美两国关系由克林顿时期的“建设性伙伴”关系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关系，以“预防性遏制＋接触”的政策取代克林顿政府的“全面接触”对华政策，并下令审查中美两军关系及中美两国商定的两军交流计划。4月1日上午，美国一架EP 3型军用侦察机在中国海南岛东南海域上空活动，中方两架歼-8战斗机对其进行跟踪监视。9时07分，当中方飞机在海南岛东南104公里处正常飞行时，美机突然违规飞行，向中方飞机转向，其机头和左翼与中方一架飞机相碰，致使中方飞行员王伟驾驶的飞机坠毁，王伟跳伞后失踪。美机未经中方允许，进入中国领空，并于9时33分降落在海南岛的机场^[48]。这一事件使刚有恢复迹象的中美军事关系再次受挫。

中美发生“撞机事件”，使本就处于低谷中的两军关系更是滑向冰点。这一突发事件发生之初，小布什总统通过媒介表现出强硬姿态，事态有不断升级之势，在强硬策略未见奏效的情形下，小布什政府调低调门，开始谋求外交途径解决。而当美军机组人员回国后，小布什的姿态又开始强硬起来，在讲话中称“我们刚刚经历的此类事件不能推进我们这两个国家间建设性的关系”，并在之后的媒体采访时作了“尽其所能协防台湾”的表态。两军之间的军事交流处于冻结状态。

这一年“9·11”事件发生后，小布什重新强调建立建设性的中美合作关系。两军关系开始逐渐恢复，美国战略重心转向全球“反恐”，向中国寻求支持的希望为两军关系的改善提供了基础。紧接着10月出现了朝核问题，美国转而向中国寻求协助。

这些成为中美关系峰回路转的重要机遇。之后，中美军事交流不断升温。尽管这一时期的中美军事关系“跌跌撞撞”，但这种曲折多变也使得中美双方都认识到保持交流与沟通渠道通畅的重要性，建构机制性的交流也就自然而然地提上了议事日程。正是在摩擦中，中美两军进一步拓展了交流领域，为进入新世纪的中美军事关系向前发展做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