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军事关系的“磨合期”（—年）

与国际政治的结构性调整同步，美国在平衡各方力量中确保其21世纪的领导地位，中国在相互依存的全球经济一体化生态中探索和平发展之路。“9·11”为两军关系的突破提供契机，中美两军交往在竞争较量中磨合前行。

正应了中国那句老话，“人间正道是沧桑”。中国的和平发展之路注定不会一帆风顺，中国寻求建立的公平、公正、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注定充满挑战。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对中美两军关系造成冲击背后，突显美国抱守世界“老大”，不能、不肯、不愿坐视中国和平崛起的霸权心态。尽管中国一再说明自己无意于争夺所谓的“世界霸主”。因此，新世纪的十余年里，中美两军在竞争中寻求合作，在摩擦中加深了解，难以准确描摹从“磨合”到“竞合”中美两军关系到底近了多少，但可以肯定从“挫折”到“磨合”规避了多个危机，管控了多次风险，地区安全稳定与世界和平因为这种变化而增加了更多确定性。

进入21世纪，随着世界格局转换、国际形势的不断发展变化，维护共同利益、维持地区安全成为中美都共同关心的重要问题。在经历过上世纪末中美军事关系的跌宕起伏后，中美两军都开始更加冷静地观察和了解对方，在既有机制基础上努力促进两军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与此前的“受挫”状态中的中美军事关系相比，此时的中美军事关系形成一种既“摩擦”又“合作”的状态，其交往领域不断拓展、交往层次不断丰富。

一、“9·11”后的中美军事关系

美国的战略需求是“9·11”后中美军事关系改善的重要内在因素。反恐被列为美国安全战略的第一要务。小布什政府调整了此前的对华态度，强调“美中两国保持良好的关系是多么重要”，表示“支持一个中国的政策，而且我也期望我们和平地消除分歧”，相信两国“可以建立一种非常具有建设性的关系”^[49]。

“9·11”事件后，中国在反恐战争中与美国进行了多方面的合作。尤其是继1992—1993年遭遇了第一次朝核危机、在国际原子能机构宣布中断对朝每年约25万美元的援助后，朝鲜宣布将立即退出国际原子能机构，并拒绝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核安全的连续性检查。2002年，朝鲜半岛再次出现核危机。小布什总统把朝鲜、伊拉克和伊朗称为“邪恶轴心国”，美朝敌对情绪加重。日美韩和欧盟决定制裁朝鲜，12月12日，朝鲜宣布立即重新启动核计划。在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中，中国起到了东道主、积极的参与者、美朝之间调停人的三重作用^[50]。中国在朝核以及印巴核问题上的合作受到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赞誉。2004年5月18日，美国国务院负责不扩散工作的助理国务卿约翰·沃尔夫（John Wolf）在国会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作证时说，随着中国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和经济大国”的崛起，美国需要与中国建立“坦诚的、建设性的合作关系”^[51]。

2002年10月，江泽民主席与小布什总统在克劳福德牧场会晤后两军恢复了自2001年“撞机”事件以来中断的正常交往。11月，美国海军驱逐舰“保罗·福斯特”号访问青岛，这是中美撞机以来美军方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2003年9月，美国海军“考彭斯”号驱逐舰、“范德格里夫特”号护卫舰访问中国湛江，这是外舰首次访问中国海军南海舰队的军港。而中国海军编队也应邀首次访问了关岛。10月28—29日，曹刚川国防部长访问美国，这是国防部长七年来对美国的首次访问。随后，中国中央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副总参谋长和海军司令员等相继访美，美国两任国防部长、继任参联会主席、海军作战部长、陆战队司令、两任太平洋总部司令等也先后访华。中美两军高层交流开始向制度化方向发展。

为加强两军互信，中国在增进军事透明方面做出了一系列努力。中国军队向美方开放了第二炮兵司令部、北京航空航天控制中心等一系列军事设施，并展示了新型主战坦克、两栖装甲车、潜艇、导弹驱逐舰和战斗机等先进武器装备，多次邀请美国军方人员观摩师旅规模的军事演习，如2003年8月在北京军区举行的“北剑-0308”装甲旅纵深突击作战演习、2004年9月济南军区“铁拳-2004”摩步旅对野战阵地防御之敌进攻战斗对抗演习、2005年9月沈阳军区“勇士2007”摩托化步兵师进攻战斗实兵实弹演习。

2005年是中美军事关系取得重大进展的一年，这一年的高层交流为之后中美两军在其他领域的交往做出良好铺垫。继美国太平洋司令威廉·法伦（Willian J.Fallon）于9月初访华后，美国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于10月18—20日访问中国。胡锦涛主席、曹刚川国防部长会见了拉姆斯菲尔德。拉姆斯菲尔德还参观了二炮司令部，双方就两军关系及两国关系深入全面交换了看法，双方一致同意进一步加强两军关系，特别是在院校教育、军舰互访等领域扩大交流与合作。

作为这次交流的预期成果，中美两军交流愈见频繁。

2005年11月，中国军方首次派出师、旅级指挥官组成的代表团出访美国，总参办公厅副主任张文达率团参观了美国太平洋总部驻夏威夷和阿拉斯加部队。2006年3月，作为对2005年中国中级军官代表团访美的回访，美国太平洋总部战略计划与政策部部长迈克尔·特蕾西（Michael Tracy）率领由太平洋总部陆军、海军、空军和陆战队20名中校和上校军官组成的代表团访问北京、上海、南京、杭州和宁波。同年10月，中国军队师旅级中级指挥员访问美国檀香山，参观了驻圣迭戈的美国海军“普雷布尔”号驱逐舰，并在彭德尔顿兵营观摩了陆战队训练。2006年9月，中国海军113号导弹驱逐舰跨过太平洋，与美国海军举行海上通信和编队机动演练，这是中国海军首次跨越大洋与世界强国海军同台竞技。除此之外，解放军还与美军开始进行士兵间的国际交流。其中备受瞩目的是2008年6月，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空军总军士长詹姆斯·罗伊（James Roy）率领首次由来自三军种的12名军士组成的代表团赴华进行为期五天的访问。代表团参观了一个南京的步兵营，同时还参观了武汉机械士官学校。作为回访，同年10月中方派出13人的“士官”代表团赴美访问。美方也多次邀请中国军方人员观摩“金色眼镜蛇”多国联合演习，并首次向中方开放了“英勇盾牌”海军联合演习。

这一时期，两军加大了机制性交流的力度。除国防部副部长级防务磋商机制外，双方进行了首次国防部特别政策对话和国防政策协调会谈。在国防部特别政策对话中，双方讨论了中国军队的武器发展、美军全球战略调整、台湾问题和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等具体问题。国防政策协调会谈则讨论了双方在专属经济区权利上的争议话题。两国军方还首次参加了2008年1月举行的第五次中美战略对话，双方就增进包括军事互信在内的中美战略互信交换了意见。

2007年11月，美国国防部长盖茨访问中国期间，双方同意建立国防部长直通电话，2008年2月29日，中美两国国防部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和美利坚合众国国防部关于建立直通保密电话通信线路的备忘录》，确定建立中美军事热线。4月10日，两国国防部长用直通电话进行了首次通话。这标志着中美之间的军事热线交流机制正式启动。军事热线为两国防务部门和军队领导人处理突发性事件、交换意见提出了新的沟通频道和对话平台。

在环境保护和军事档案合作方面取得新进展。除原有的军事环境保护合作外，2008年2月，中美国防部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和美利坚合众国国防部就查找朝鲜战争前后美军失踪人员下落开展军事档案合作事有关安排备忘录》，正式启动查找朝鲜战争前后美军失踪人员下落的军事档案合作。

2008年中国四川发生地震灾害时，美国军方积极向中国提供了军事卫星拍摄到的灾区图像，美太平洋总部派出两架大型军用运输机向中国灾区运送发电机、净水器和小型电锯等救灾物资。

这一时期中美军事交往中还存在对“对称和互惠”基本准则的认识差异，美军一直对中方存在战略猜忌，台湾问题的存在更成为中美两军建立互信的重要难题。关于中国的军力报告也成为这一时期对中美军事关系产生负面影响的重要因素之一。美国的《2000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第1202款规定，国防部应当“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前和未来的军事战略提交一份报告。该报告应当讨论中国人民解放军当前和未来可能的军事-技术发展，以及今后20年里中国的总战略、安全战略、军事战略及军事组织和作战观念等方面的原则与可能的发展”^[52]。除了2001年，美方一直发布中国军事力量的年度报告。只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军力报告对中国军事力量发展的态度有所变化。前四份军力报告对中国军事力量现代化表示关切的同时，认为现代化的目的是使中国在对台湾等可能的目标动用武力时可以采取的选择多样化，以及在台湾海峡的冲突中使美国的干预复杂化，报告带有敦促台湾加强军购之意。2005年，报告表现出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焦虑和疑虑，强调中国发展的不确定性，与之前报告的不同之处在于，这份报告认为中国现代化的主要动力并不仅仅在台湾，“如果目前的趋势持续下去，人民解放军的能力就肯定会对在该地区活动的别国的现代军队构成威胁”，并认为中国的国防开支已经“危及到我军事力量的平衡”^[53]。之后的几份报告都延续这样的论调，并渲染中国军事威胁。起自2005年的美方对中国军事力量的疑惧已经为两军最难以形成的军事互信埋下伏笔。因为，在此之后，互信成为了中美建构新型军事关系的最大难题。

二、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后的中美军事关系

奥巴马政府第一任期，随着美国从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中逐渐脱身，开始在亚太地区实施“再平衡”战略。但是，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美国经济持续低迷、增长缓慢，经济复苏步履维艰，财政赤字、失业率居高不下。2009年美国联邦政府赤字达到1.42万亿美元，高于2008财年的4 590亿美元^[54]。2011年美国GDP实际增长率为1.7%，比2010年降低1.3个百分点^[55]。美国自身实力的衰退必然会影响其全球战略部署。奥巴马上台后，美国开始大力推行海外军事部署的收缩政策。2011年年底美国从伊拉克全部撤军，标志着美国大大减少了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2012年年初，美国政府高调公布题为《可持续的美国全球领导：21世纪国防战略重点》的美军战略利益评估报告，转而以亚太地区作为其全球战略的重点。该报告认为，美国的经济和安全利益与自西太平洋、东亚到印度洋、南亚的弧形地带局势发展密切相关，对美国形成挑战与机遇混杂的局面。

在这一战略调整中，美国着力于三个战略支撑点的加强。一是为巩固和扩大在亚太地区的盟友与伙伴关系网。二是为不断加强在西太平洋的存在，竭力保持海上威慑和遏制态势。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乔纳森·格林纳特（Jonathan Greenert）1月10日称，美国海军将根据这一新军事战略进行军力调整，将把最好的海军力量部署在西太平洋，其中不仅包括最先进的空中力量、最先进的巡洋舰、驱逐舰、反潜装备，还包括最优秀的海军官兵。三是为针对所谓中国、伊朗继续“追求以非对称手段”对抗美国的能力，美国将继续加大对反潜装备、改进新型战略轰炸机、导弹防御系统及至空间作战能力的投资。

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展现了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到“从西太平洋和东亚地区至印度洋和南亚的弧形地带”的宏观趋势，其对华政策的内核仍是“遏制加接触”。基于这一对华政策基调，中美两军关系总体上向前发展，虽时有摩擦，但总体上两军交流保持畅通并未中断。

在奥巴马第一任期初期，美国对华政策展现出咄咄逼人的态势。譬如，2010年11月在黄海展开有“华盛顿号”核动力航母参演的大规模军事演习；仅自“天安舰”事件爆发到2010年年底，美韩两国就在朝鲜半岛周围举行了五场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

2011年1月，在中美两国元首的会晤中，美国奥巴马和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共同声明，健康、稳定和可靠的军事关系是积极、合作、全面美中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框架内，“美国防部寻求与中国建立持续的、富有实质内容的军事关系，鼓励中国与美国、美国的盟友伙伴以及更广大的国际社会进行合作，共同应对国际公共事务”^[56]。美方在其发布的《中国军力报告》中表明其对华军事接触服务的三大主要目标：“首先是塑造两国军事合作能力。这主要通过开展各类可加强和促进中美战术和行动层面互动的活动来实现。其次是推动双方军事部门相互了解，以消除误解，为对话提供共同基础。第三是助益两国高层共同应对全球安全环境和相关挑战。这种互动将有助于双方寻找共同之策，协同应对各类挑战，并为双方建立更有其对华‘遏制’策略变得更为灵活，态度也较为软化，具体政策上更加注重‘借力’，尽量避免与中国正面冲突，力求以间接和迂回方式‘约束’中国日益增强的实力，消解中国不断提升的区域影响力，呈现出‘灵活推回’特征。”^[57]

随着奥巴马政府为重振美国“领导地位”，开始了以“战略收缩”为核心的重大战略调整，美国在其后的一系列行动中都在落实对世界的领导方式，逐渐实现着“调解人、召集人、赋能者和维护者”的多重角色。在完成“战略收缩”的第一步之后，“伙伴能力建设”成为其后一时期的战略指导思想和突出表现。美国的军事行动没有停止，而是以更为隐蔽的形态出现。对此，时任国务卿希拉里曾经明确指出，美国将改变力量的使用方式，从更多对力量的直接运用，转变为对间接力量和影响的复杂、艰难的混合运用。美国的战略调整将一系列棘手国际问题一同摆到中国面前。

基于这一部署，美军加大了与亚太地区盟友和准盟友关系重构的步伐。譬如，深化美日“行动合作”与“动态防御”，筹建关岛联合军事设施，推进军事一体化。2012年，美日通过“美日安保协商会议联合声明”明确提出，美日同盟必须提高其遏制能力，但这种遏制能力要通过日本自身的努力进行强化，如建设一支充满活力的防御部队，强化其在本地区包括西南岛屿的防御态势；美日还通过紧密的双边合作，包括及时有效的共同训练、联合监视和侦察、共用军事设施等加强这种遏制能力^[58]。然而，显而易见的是，随着钓鱼岛争端的持续发酵，美日同盟的再加强以及对日本军事能力的强化都使得日本成为第三方因素从而对中美军事关系产生着负面影响。2010年6月，中日钓鱼岛海域撞船事件发生后，日本又单方面决定把位于与那国岛上空的中国台湾、日本“防空识别区”界线加以修改，擅自将“防空识别区”范围向西扩张22千米，一直延伸至台湾岛附近。如此，日本的“防空识别区”已覆盖我国诸多东海海域，而其中距离中国最近的地方离浙江海岸只有130千米。2012年9月10日，中国政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领海基线。第二天，即2012年9月11日，日本政府与钓鱼岛所谓“岛主”正式签署岛屿“买卖合同”，标志着日本当局完成了钓鱼岛的“国有化”。日本政府对于中国政府在法理上的警告有恃无恐，背信弃义，置之前两国形成的共识于不顾，一意孤行。如此情形下，中国被迫于9月11日采取实际行动，开始派海监船巡查钓鱼岛海域。而中方的这一做法实为被动形势下的一次主动作为，也标志着中国军事外交正在由“适应型”向“塑造型”转变，运用法理占据道义至高从而增强对国家领土主权和权益的维护。

与此同时，继美韩建立“2＋2”战略对话机制后，美国与菲律宾于2012年4月进行了首次“2＋2”对话，至此，美国已与亚太五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泰国）签署了军事同盟条约，除泰国外，其余四国均已建立了“2＋2”对话机制。除巩固双边军事关系外，美国在双边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关系网络。为此，美国积极运筹“美日＋1”机制，寻求亚太同盟的网络化。美日澳、美日韩三边对话机制稳步推进，三边联合军演趋于常态化、机制化。

南海也不平静。美国试图插手南海问题的意愿早在2010年的美国-东盟峰会上就表露无遗。美国在会上提出支持与美国没有关系的东盟与中国制定的《南海各方行为准则》。2012年5月，在第25届“东盟-美国对话会”上，美国再次呼吁为南海制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行为准则。同时，美国不断强化与中国存在南海争端的相关国家的军事关系。2012年6月，美国国防部长里昂·帕内塔（Leon Panetta）访越，声称美国要帮助区内盟国和伙伴国在“大部分为中国声称拥有的海域发展和行使海洋权利”，并谋求使用“代表美军痛苦的过去”的金兰湾为美军舰艇提供维修服务。7月，希拉里第三次访越，提出美国坚决支持沿海国家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的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拥有权利。在当年7月下旬的东盟论坛上，针对南海问题，美国明确表示支持越南。2013年4月，美菲进行了长达两周的“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在演习闭幕式上，美国太平洋海军陆战队司令特里·罗布林（Terry Poebling）中将透露，为“阻止亚太地区领土分歧的进一步扩大”，美国将协助菲律宾筹建达到“国家机动部队”水平的南海防御部队^[59]。

美国军事上遏制中国的意图愈益明显，力量愈益增强。2012年6月，时任国防部长帕内塔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上高调宣布，2020年前，美国海军力量在太平洋和大西洋之间的分配将从当时的5∶5转为6∶4，这包括6艘航空母舰、大部分巡洋舰、驱逐舰、濒海战斗舰以及潜艇^[60]。同年9月17日，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帕内塔自2011年就任美国国防部长以来首次访华。时任国家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习近平会见了帕内塔，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梁光烈与帕内塔举行会谈。帕内塔表示，此次访华的目的在于推动中美两国建立更加强有力的两军关系，他重申了美国在南海、钓鱼岛问题上不持立场，希望有关国家和平解决争端。他还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工程学院同学员互动，参观解放军北海舰队等。27日，中美两军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2012年度会晤在青岛举行。

在全球公域安全方面，中美之间也尝试进行接触与合作。2012年2月，美国希望与中国建立一条关于太空废弃物的热线电话，以避免飞行器碰撞和太空出现不稳定事件。2013年4月，美国国务院负责太空和防务政策的副助理国务卿弗兰克·罗斯（Frank Ross）呼吁中美建立太空安全对话机制。罗斯还透露，美国正在努力就太空安全问题与中国进行多边和双边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