贯穿于2013年6月以来的中美军事关系始终的主题是构建中美新型军事关系。自2013年习奥“庄园会晤”就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达成共识以来，中美两军已经围绕构建新型军事关系进行着多层面的探讨与尝试，并于2013年9月中美国防部防务磋商中以纪要的形式进行了确认。由此，中美两军关系的发展进入到了快车道，无论是高层交往，还是联合演习都明显增多。2014年，在国际战略格局和世界秩序的大变动、大调整——旧秩序尚未退出，新秩序远未建成的背景之下，中美两军能在既有军事交流基础上致力于建立不同领域、不同问题上的互动，尤其是中方逐渐适应对话与交锋并存、斗争与合作同在、右手相握示好左手准备搏击的阶段性过渡状态，实为不易。而2015年的中美军事关系则是“高开低走”，以两军高层交流良好开场，却以美对台军售这一两军关键性障碍的出现收尾，不能不让人感叹包括军事关系在内的中美关系的复杂性、交互性和多面向。种种现实再次提醒我们构建中美新型军事关系的道路曲折而艰难。两国利益既有共赢的一面，也有冲突的一面；既有推动两军关系成为朋友的一面，也有使两军关系成为对手的一面[61]。总体来看，体现出如下主要特点。
一、两军交往保持良好态势，但消极因素和积极因素交织并存的两面性愈益增强
2014年中美两军在致力于建设新型军事关系中实现了良性互动。在高层交往、防务磋商、专业交流、联演联训等领域开展了一系列交流合作，无论从交往深度还是交往密度，比冷战结束以来二十多年的任何时候都要活络。这一年的中美军事交流第一次成为两国关系的亮点，吸引着世人眼球。通过这些多样化、多层次的军事交流，中美两军间深化了务实合作，军事互信有所增强，军事交流的层级有所提升，突出地体现在两国海军的多次互访和相对频繁的联合军演上。尤其在联合军演上突破性地出现了多个首次。一次是2014年2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应主办方邀请，派出17人分队赴泰国，首次参与由美国、泰国军队共同主办的2014年“金色眼镜蛇”年度多边联合演习。另一次则是倍受各国关注的中国参加的由美方主导的环太平洋联合军演。中国共派出四艘军舰、两架直升机、一支特战分队、一支潜水分队和一支医疗分队，共计1 100余名中国官兵。还有一次是10月27日至25日，中澳美士兵首次联合举行代号为“科瓦里”的陆军联合演练，“演习的目标是学习如何在严酷条件下生存并作出成绩”，尽管只有25人参加，但这次演习被认为在三国军事合作领域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2015年的中美两军交往在2014年取得积极成果的基础上，围绕中美新型军事关系的构建，两军继续推动机制性交流、功能性交流的务实合作，延续了良好的发展势头，计划内的交流项目达27个。
在两军高层交往层面，2015年1月25日至28日，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维克斯（Vickers）来华进行访问，中方表示“双方加强沟通和协调，相向而行，特别是美方应切实尊重中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善处理涉台问题，推动两军关系继续向前发展”；美方在肯定新型军事关系将给双方带来益处的同时，提出“双方应进一步增加对话频率、扩大交流范围、深化务实合作，将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62]。两军高层就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共同推进中美新型军事关系进行了深入交流。2月21日，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会见了来访的美国陆军参谋长奥迪尔诺（Odierno），就两军特别是两国陆军的交流、互鉴互学、推动两国新型军事关系健康稳定地向前发展交换了看法。4月10日，中央军委委员、总参谋长房峰辉与美军参联会主席马丁·邓普西（Martin Dempsey）进行了首次视频通话，标志着两军互信向前迈进。6月8日至12日，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访美，与美防长阿什顿·卡特（Ashton Carter）举行会谈，首次提出中美新型军事关系的核心内涵应该是“互信、合作、不冲突、可持续”。2015年11月，按照2015年中美两军交往计划，美军太平洋总部司令哈里斯来华访问。
在两国海军交往层面，根据中美两国海军年度交往计划，2015年2月，中国海军舰艇长代表团赴美访问，时任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格林纳特（Greenert）会见了代表团。10月18日，美国海军舰艇长代表团来华访问，先后参观了中国海军辽宁舰、潜艇学院和指挥学院，并与中国海军部队和院校官兵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10月22日，中央军委委员、海军司令吴胜利会见了来访的美国海军舰艇长代表团，之后，中国海军一线指挥员代表团访美。
在联演联训层面，2015年1月12日至19日，中美两军在广州、海口举行了人道主义救援减灾联合实兵演练和第10次研讨交流，两军部队实现了混合编组、联合作业。美太平洋总部陆军司令布鲁克斯（Brooks）上将来华观摩了实兵演习。8月27日至9月14日，中澳美陆军在澳大利亚达尔文举行“科瓦里-2015”三边联合训练，中澳陆军于9月20日至28日在澳大利亚堪培拉和悉尼举行“熊猫袋鼠”双边联合训练。“科瓦里-2015”联合训练的课目包括野外捕食取火、丛林定位、庇护所搭建。联训增进了相互了解和友谊，深化了务实军事合作，提升了陆军部队前行任务的能力和实战化训练水平。2015年的11月可谓是中美两军互动颇为频繁的一个月。11月7日中国海军152舰艇编队访问美国，中美海军在大西洋海域举行首次联合演练。11月16日，美国海军“伯克级”斯特蒂姆号驱逐舰抵达上海吴淞军港，开始为期五天的友好访问。海军太平洋舰队司令斯威夫特上将随行。11月19日，中美两军展开第三次人道主义救援减灾联合实兵演练，演习在美军刘易斯-麦科德联合基地进行。这是中国陆军首次在美国本土举行两军联合军演。演习分为室内扮演和联合实兵演练两个部分，主要是以假想第三国遭受重大自然灾害、两国向受灾地区派出军队、实施人道主义救援为背景。对于此次联演，美方观摩团团长、陆军第一军军长斯蒂芬·兰萨（Stephen Lanza）中将说，联合演练有助于两军共建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应对人道主义救援和减灾挑战的能力，双方历次实兵演练科目趋于复杂，双方同步协调趋于成熟[63]。
在功能性交流层面，2015年2月1日，中国海军舰艇长代表团访问美国，参观了三所海军院校，双方进行了为期两天的座谈交流，重点探讨了中美两国海军在未来如何执行海上意外相遇规则，并交流了各自在一些非传统安全领域行动的经验和做法；3月26日，美国国防大学国家战争学院代表团来华访问，在与沈阳军区某团进行近距离接触后，对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有了更加直观的认识和更深入的了解。
应当看到，有利于中美新型军事关系构建的积极因素在不断增加——中美两军都有意愿推动两军关系沿着健康稳定的轨道向前发展，确保战略稳定。2015年2月，在美国国防部发布的《2015年涉华军事与安全发展报告》中，国防部宣称将致力于通过政策性对话和高层会晤建立持续的、实质性的对话；在共同利益领域建构具体的、可操作性的合作；掌控风险以消减潜在的突发事件或误判发生的可能性等两军互联举措。但是，消极因素也有增无减——随着2015年2月发布的新《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3月发布的新版《21世纪海上力量合作战略》报告，美方的冷战思维以及亚太军事部署给中美军事关系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样令人关注。
2015年2月，奥巴马政府发布新《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与以往有所不同，这份报告并未将中国列为美国未来主要威胁，强调美中两国虽然面临竞争，但冲突并非不可避免。然而，在此之后发布的新版《21世纪海上力量合作战略》报告则再次提醒人们，美国仍抱守冷战思维。3月13日，美国海军、海军陆战队和海岸警卫队联合发布了新版《21世纪海上力量合作战略》。这是美国时隔八年后首次对其2007年版海上战略进行修订。该报告全面阐述了美军设计、组织和运用海上力量支持美国国家战略、国防战略和国土安全战略的方式方法。在威胁判断上，该报告突出了国家行为体构成的传统安全威胁，明确将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等国列为主要威胁或挑战。在对其安全环境的分析中，用了较多的文字描述中国。一方面肯定了中国“展现出与崛起大国地位相适应的接受国际准则、机制和行为标准的能力”，但另一方面无端指责中国“在维护领土主张时……有导致误判甚至紧张局势升级的潜在可能性”[64]。在描述其面临的军事挑战时，美国新海上战略不点名地指责中国等国家在濒海和内陆地区实施的反进入/区域拒止战略，对美军自由进入海洋公域形成挑战。尤其是此次提出的全域进入概念，其实质就是要发展美军能够自由进入其他国家濒海甚至内陆的作战能力，其维持海上霸权的冷战思维显露无遗，而这将无益于中美军事关系的健康发展。对此，中方回应，希望美方采取公正立场，停止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为加强中美两军互信、推进新型军事关系健康发展做出切实努力[65]。
然而，美方不听劝诫，破坏言论继续。同月，美国第七舰队司令员罗伯特·托马斯（Robert Thomas）发表不负责任言论，建议东盟国家应该建立海上联合力量在南海进行巡航，并承诺第七舰队对此进行支持。此番煽风点火的言论无疑是在挑拨关系，制造紧张局势，无助于南海的和平稳定。
接踵而来的是美方于4月发布的新版《网络安全战略报告》。该报告公开宣示要强化进攻型网络威慑战略，并将中国列为潜在对象，渲染中国发展先进网络能力，对中国无端指责抹黑。4月下旬，美国总统特别助理、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麦艾文（Evan Medeiros）质疑中国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仪式，提出“一个大型阅兵仪式能够传递和解信息吗？能够促进弥补过去的伤痕吗？能够有利于展望未来吗？”对于此番错误言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耿雁生予以了反驳，指出，“如果不能正视历史，就可能重蹈历史覆辙，重演历史悲剧”，进一步阐明中国举办阅兵的和平目的是“为了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视和平、开创未来，显示中国和各国人民捍卫世界和平的决心和能力”[66]。接着，美国国防部5月8日发布的《2015年涉华军事与安全发展报告》更是重弹渲染“中国军事威胁”的老调，为两军互信增设障碍。
与此同时，整个上半年，美国的智库也纷纷发表报告、文章提出针对中国的战略反制措施。譬如，外交关系协会学者布莱克威尔和特利斯（Blackwill ＆Tellis）在报告《修订美国对华大战略》中提出了一个针对中国的全面政策调整，旨在限制中国地缘经济和军事力量对美国在亚洲和全球国家利益的威胁。其中涉及美国军事力量运用的建议主要是加强美国军事力量，包括加强在南亚和东亚的海空力量和在太平洋的弹道导弹防御态势，创建技术控制体系，和盟国合作以防止中国得到先进武器和关键军事技术，对于网络安全，提出要实施有效的网络政策，美国应该使中国因违反网络空间规则而承受更大代价，同时加强美国攻击性网络能力[67]。而在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the Centre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CSIS）的《再平衡2.0版》报告中则提出应当立即落实中美增进互信措施，推进共赢举措，同时要明确向北京说明采用“胁迫”手段或“削弱”地区规则要付出代价，并提出加强美韩军事能力，在菲律宾针对中国九段线提出的南海仲裁案上争取国际和地区支持。
从1月到6月，虽然中美两军高层和中层交流并未中断，态势向好，但这并没能够将中美军事关系固定在合作增信的频道上。美方不断有人就南海、台湾、网络、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等问题发出错误声音，引发消极因素持续发酵，这些都破坏了中美多年来经营构建的军事关系。
尤其是针对中国在南海的岛礁建设问题，中美之间进行了激烈的交锋。5月26日，中国政府发表《中国的军事战略》白皮书，首次明确提出“海外利益攸关区”的概念，同时对周边威胁进行点名，强调中国军队维护海洋权益、海外利益的战略部署，明确指出美国在针对亚洲进行军事战略调整，日本企图摆脱战后体制的发展走向，需要引起地区国家高度关注，有力地回应了美国在南海地区不断升级的军事挑衅。
5月30日，美国防部长卡特在香格里拉峰会上提出，“争议各方必须马上及继续停止填海工程，我们同时反对争议点任何进一步的军事化行动，我们都知道，不可能以军事方式解决南海纷争”[68]。对此，出席会议的中方代表赵小卓大校予以了驳斥，指卡特的批评没有根据、没有建设性，强调南海纷争数十年，区内一直和平稳定，这都有赖中国的克制。5月31日，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孙建国上将在香格里拉峰会发表主旨演讲时指出，南海局势总体和平稳定，“相关建设完全是中国主权内的事，合情、合理、合法，不针对任何国家，不影响航行自由，中方在南海的诉求没有变化，中国通过谈判协商，和平解决相关争议的立场没有变化，中方保障南海航行自由和安全的意愿没有变化，中方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目标没有变化”[69]。
9月，习近平主席访美前后负面声音相对缓和，但11月美军太平洋总部司令哈利·哈里斯（Harry Harriso）访华时再掀涟漪。哈里斯访华正逢美国军舰刚刚擅自闯入中国南海有关岛礁邻近海域不久。访华期间，哈里斯在北京大学斯坦福中心演讲时称，美军将继续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行使国际法赋予的航行和飞越自由，南海不是例外。与此同时，美国防部不具名官员声称，美计划每季度派军舰赴南海至少巡航两次。对于这些言论，中国军方高层、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和学者都予以了坚决反击。
二、机制性建设取得新突破，但美所持冷战思维迟滞中美新型军事关系构建
机制，作为一种交流范式，往往发挥着固化既有交流成果、激活潜在合作因素、抑制并消灭可能负面因素的重要作用。因此，对中美新型军事关系构建而言，这种“范式”的设计，不仅重要，而且必要。中美两国间已经建立了各类机制达90多种，而在军事领域仅建立了数量有限的5种机制，相对于两国总体机制数量仅占极小的比例，作为军事领域机制建设的短板，其功能性缺失可见一斑。
近两年，两军在安全领域里的沟通机制日益完善，譬如，两军沟通机制就有战略安全对话机制、国防部防务磋商机制、国防部工作会晤机制、国防部直通电话机制、海上军事安全磋商等机制。从取得的既有机制性成果来看，已经摆脱了简单而有限的议程状态。与此前的机制建构相比，中美之间的军事交流机制一是具有了愈益丰富的具体内容，内含更多具有可操作性的互动规则，从而能够为中美两军间的务实性交流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二是不再轻易被政治事件的干扰而中断，确保了机制作用的有效性。
2015年6月，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访美期间，两国签署了《中美陆军交流与合作对话机制框架文本》，这是两国陆军多年来签署的第一份合作协议，对于加强两国陆军之间的务实合作具有重要意义。根据这一协议，中美两国陆军将在人道主义救援减灾、联合国维和行动、军官教育、军事医学、工程兵等领域开展合作。下一步，双方将通过机制化的方式不断充实和扩大两国陆军合作。与此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规划部与美参联会战略规划与政策部之间也建立了对口交流机制。
2015年9月22日至25日，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与奥巴马总统重申继续努力构建基于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促进持续性及实质性对话与沟通，进一步推动中美军事关系发展。在2014年11月中美两国国防部长签署的“两个互信机制”谅解备忘录[70]的基础上，两国国防部就“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机制”新增“军事危机通报”附件以及“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新增“空中相遇安全行为准则”附件完成正式签署，同意继续就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机制的其他附件进行磋商，并深化人道主义救援减灾、反海盗、国际维和等双方共同感兴趣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显然，这些在中美新型军事关系框架下取得的机制性建设成果是基于中美认知的共同点：中美新型军事关系在两国总体关系构建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新型军事关系对亚太稳定意义重大；构建新型军事关系需要保持稳定持续的交流与合作。
然而，有共同认知也会有分歧，这些分歧对中美新型军事关系的影响是显著的，尤其是在刚刚过去的2015年，美方对构建中美新型军事关系的热情有所减缓。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是对中美新型军事关系的概念加以改造或者选择性接纳。除了力避“大国”这样的字眼之外，美方更关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框架下有什么具体内容。国务卿克里曾指出“中美新型关系需要实际行动”，国家安全顾问赖斯也曾强调，要寻求一种“可操作的”新型关系，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麦艾文提出，要开发一套新的互动模式和合作习惯。对于中方提出的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三原则，美方进行了选择性回应。奥巴马政府认同不冲突、不对抗原则，但对“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则持谨慎态度。
二是对于两国构建新型军事关系的目的，美方先行设定的意味进一步增强。美方希望通过新型军事关系加深与我的接触互动，以摸清中国的战略意图和军队发展走向，意在用其主导的国际制度和规则引导我军事现代化发展方向，使中国在其主导的国际规则和规范下行动。在2015年的《中国军事与安全发展报告》中对于美国在亚太地区安全议题方面的两个“战略车轮”进行了清晰表述，提出，一方面“美国防部寻求继续建设持久的、实质性的中美军事关系”，美国鼓励中国为维持和平做出积极努力，另一方面，美方也强调要与其盟友和伙伴保持稳定关系，寻求建设一个伟大的国际社会，为此，美国将继续培养它们的力量，塑造态势，执行保持稳定的安全的亚太安全环境的概念。尤其是在阐述与中国构建新型军事关系时，突出强调美方对此的主导地位，即“监控中国不断升级的军事战略、原则和力量发展，并督促中国对其军事现代化项目更加透明”[71]。
在具体议题上，美方往往关注“移动的目标”。相对于前些年美国所关切的伊拉克问题、利比亚问题、本·拉登问题和“基地”组织问题等，其关注的问题又不断转变为中国军力增长，朝鲜、伊朗核问题，海上通道安全，网络安全等。中方关注的领域是反“台独”、反对台军售、美军对中国的抵近侦察，以及美国在钓鱼岛、南海岛屿等中国周边安全问题上的立场、美国维持的亚太军事同盟是否针对中国等问题。
三是部分美国学者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概念的必要性提出质疑。譬如，兰德公司高级研究员埃里克·赫金博瑟姆（Eric Heginbotham）认为，两国关系很大程度取决于如何在现有交往中寻求肯定和拓展，而不是试图建立一种全新的关系结构。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伟（David Shambaugh）指出，中美关系的关键是管控双边竞争和纠纷，而不是提出“华而不实的口号”。美国学界以米尔斯海默为代表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中国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倡议，意在为最终超越美国争取时间。白邦瑞（Michael）在其新书《百年马拉松》中声称，中国长期执行“欺骗”战略，致力于获取西方技术，发展强盛的国民经济，最终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霸主”。
四是实力变化之下，美对两军良性互动前景缺乏信心。中美认知分歧表现多重，究根结底是美国作为当前国际社会的霸主对其世界领导权的维护和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日益和平崛起中必然上升的影响力和自身权益的合理诉求的冲撞。作为昔日霸主的美国不愿改变已经习惯的行为方式和领导利益，更不愿看到自身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生任何改变，而作为正在发展中的中国虽没有对美霸主地位取而代之或平起平坐之意，但任何一个经济上、国际政治上影响力不断上升的大国，其崛起都不可能是悄无声息的。对分歧的管控与和平治理的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美方是否真正具有和中国一样的大国包容理念和思维创新的勇气。至少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在中国整体实力上升的相对值与美国整体实力下行的相对值还没有相遇之时，美国仍握有中美关系的主动权。
三、积极探索新型安全领域的合作模式，但美方在传统安全领域的挑衅之举引发两军关系多波次震荡
在某些大国间不存在明显利益纷争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上，大国之间更容易寻找到利益共同点和合作的契合点。对于中美两国安全关系而言，这些新型安全领域为中美两军之间提供了新的合作平台和模式，更容易推动大国间构建安全合作的长效机制，培养安全互信，从而在根本上有利于维护国家利益和地区和平稳定。人道主义救援减灾、反海盗、反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产生和挑战，已经使得美国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依凭美国一己之力，按照过去“全球领袖”的方式继续行事已经无法获得问题的有效解决，国际合作的合理性越来越突出。位于美国华盛顿的新美国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曾在《中国登场：构建一个全球关系的战略构架》的报告中指出：“没有北京和华盛顿的联合行动，解决世界上最严重的问题（包括全球金融动荡、武器扩散和恐怖主义、气候变化、能源保障）是难以想象的。”[72]近年来，双方都致力于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致力于维护太空、网络、海洋等全球公域的安全。这些成为促进两军安全合作、提升军事互信的新的生长点。
譬如，2015年11月7日，中美海军首次握手大西洋进行联合搜救演练。中方参演兵力为刚刚结束对美国友好访问的中国海军152舰艇编队导弹驱逐舰“济南”舰、导弹护卫舰“益阳”舰和综合补给舰“千岛湖”舰，美方参演兵力为伯克级导弹驱逐舰“梅森”号和“斯托克”号，提康德罗加级导弹巡洋舰“蒙特里”号。为了中美海军在大西洋海域的首次演练，双方编队指挥员和各舰舰长在两天前还就演练相关事宜专门进行了一次磋商。双方都表示通过演练进一步提高了双方舰艇的协同配合能力，深化了中美两国海军的互信与合作。当然，在新型安全领域里新的掣肘因素也在产生。美方在太空、网络等安全领域里对中方的指责体现出美国对中国国家发展所产生的焦虑感在不断上升。以网络安全问题为例，2013年习奥会后不久即爆出斯诺登事件，最终双方同意在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框架下通过网络安全小组谈判解决分歧。然而，2014年5月，美国司法部以所谓网络商业窃密为由起诉5名中国军人，此举加剧了中美军事关系的紧张。事情发生后，中国外交部、国防部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要求其立即撤销错误决定。“棱镜门”事件曝光已经快一年，美方一直未就其对外国政要、企业、个人进行网络窃密和监听监控的行为做出清楚解释。中国自身是世界上最主要的黑客攻击受害国之一，中国政府和军队坚定维护网络安全，个别国家对中国政府、国防、重要网站实施攻击，这些证据中方是掌握的。与这一时间点相联的是，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Hugel）表示，美国计划于2016年将网络司令部网络部队人数增至6 000人。此举让人不禁作出联系：每当美军需要扩编网络战部队时，都会借机炒作他国网络威胁，为其发展进攻性网络作战力量制造借口。美方的这一“起诉事件”，与中美构建新型军事关系的良好势头背道而驰，严重损害双方互信。中国政府为此决定中止中美网络工作组活动，中美两军在这个框架下的对话交流也随之中止。
与此同时，美国在对台军售、美舰机抵近侦察和美对华军事交流限制及出口管制等中国国家主权问题上显得不依不饶，不断做出挑衅之举，使得中美军事关系出现多波次动荡。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高级研究员阿什利·特利斯和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罗伯特·布莱克威尔在一份名为《修订美国对华大战略》的报告中写道：“中国现在是，且在接下的数十年仍将是美国最重要的竞争对手。有鉴于此，美国早有必要对中国日益强大的实力做出更加连贯的反应。”据此，该报告提出“华盛顿需要一个新的对华大战略，该战略的核心应该是对中国力量的崛起进行制衡，而不是继续帮助中国崛起”[73]。但与此同时，两位研究者又提出，同时美国及其盟友应继续维持与中国的外交和经济联系。其中有相当部分内容对中美构建新型军事关系将产生负面影响。譬如，报告提出，“华盛顿应该加强美国海军和空军在南海以及东中国海的协调存在并增强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弹道导弹防御姿态”；关于对华军事技术限制，报告提出，“华盛顿应该更加注重限制中国获取尖端武器及重要军事技术的能力，美国应鼓励其盟友实施一个协调的策略，以限制中国获取包括军民两用内的所有技术的能力”[74]。
在南海问题上，随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推进，美挑衅中国底线企图制造海上事件的行为愈益频繁。继2013年12月发生“中美军舰南海对峙事件”之后，2014年8月19日又在距离中国海南岛220公里处发生了“美军机抵近侦察事件”。对于美国五角大楼发言人就此提出的抗议和不实指责，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杨宇军在回答记者问时特别指出，事件的实质是美军飞机对中方频繁地抵近侦察，事情的发生地“不是距离美国夏威夷220公里，更不是距离佛罗里达220公里，因此事情的是非曲直是显而易见的。长期以来，美军舰机对中国进行着大范围、高频度、近距离的抵近侦察，此举极易引发误解误判从而导致海空意外事件的发生，严重损害了中美战略互信和双边关系。这一事件再次凸显了美国对华军事政策的两面性，一方面，美方表示愿意深化中美两军关系，另一方面又不愿意放弃对华频繁抵近侦察，这种矛盾做法破坏了中美构建新型军事关系的良好氛围。
布热津斯基曾呼吁美国在南海“必须非常小心”，在美国扩大对华合作的大框架下，意外事件有着刺激双方潜在对抗情绪的风险，而双方可能会陷入其中。如果美中走向紧张或对抗，所有事情都只会变糟而不是变好。虽有著名地缘战略家告诫在先，但仍有美国官员认为，如果美国舰机不能在中国南海有关岛礁附近航行和飞行，就会发出错误信号，让人们误以为华盛顿会对北京示弱。但事实上，美在南海“秀肌肉”的错误举动十分危险。在航行自由并没有出现问题的情况下，美开展所谓的维护航行自由的举动是彻头彻尾的既无礼又无理的挑衅行为。不仅如此，美还鼓动东盟进行“南海巡航”，企图挑动南海问题复杂化。2015年10月27日，美国海军“拉森”号驱逐舰打着所谓“航行自由”旗号进入中国南海群岛有关岛礁邻近水域，并声称要将此类行动“常态化”。中国海军“兰州”号导弹驱逐舰和“台州”号巡逻舰依法对其进行了必要的、合法的、专业的跟踪、监视和警告。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在向美方阐明严正立场的同时，明确表示了中国的“四个不动摇”——不会动摇在南海的主权权益，不会动摇维护自身主权的坚定意志，不会动摇和直接当事方和平解决争议的努力，不会动摇和美国展开健康有力的双边关系的决心。10月29日晚，中央军委委员、海军司令员吴胜利与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约翰·理查德森（John Richardson）上将进行了9月中美两国国防部签署“两个互信机制”新增附件后的首次视频通话，对美海军舰艇27日擅自进入中国南海群岛有关岛礁邻近海域事件表达中方严正立场。国防部发言人杨宇军在10月19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强调，“中国军队担负着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任务，有坚强的决心，有足够的力量，也有很多的选项，应对各种安全威胁”，“中方一向尊重各国依据国际法享有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但是反对有的国家打着航行自由的幌子，损害沿海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利益”[75]。
如果说2015年10月27日美“拉森”号在南海“秀肌肉”表明美国在南海问题上既想当调解纷争的“中间人”，又想当翻云覆雨的“幕后人”的话；那么，11月4日，在吉隆坡召开的“10＋8”东盟防长扩大会议为《吉隆坡联合宣言》的签署处处作梗以防止中国与东盟各国达成一致则表明，南海问题已然成为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工具和重要棋子，其固守冷战思维，担纲南海和平“搅局者”的角色坚定。在东盟防长扩大会议召开前的10月20日，中国与东盟国家就已经在成都举行了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十次高官会，各方就进一步全面有效落实《宣言》、加强海上务实合作深入交换了意见，并在落实《宣言》框架下就“南海行为准则”进行了建设性的磋商，并取得了积极进展，这些举措对于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美不仅罔顾事实，行炫耀武力的霸权主义行径，而且，居然“搅局”中国与东盟各国就南海问题达成一致，严重侵害了南海地区和平与稳定。
对此，中国国防部发表声明称，中方本已就《联合宣言》内容和马来西亚及其他东盟国家达成共识，但个别域外国家不顾已有共识，企图强行在《联合宣言》中塞入不属于本会议讨论的内容，完全背离了东盟防长扩大会议机制的宗旨，损害了东盟在机制中的中心地位和主导作用。下午，美国防长卡特在新闻发布会上被问及“防长会无法达成联合宣言，是否因为美国在南海议题上做得太过火时”，卡特称，“原本就没有期望”各国能在南海议题上达成共识。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2015年12月10日，美国B-52轰炸机误闯南海中方有关岛屿邻近空域。中方守礁部队在第一时间采取了坚决果断的应对措施，同时通过外交渠道向美方提出了严正交涉。之后，美方向中方通报了调查结果，表示美军机的行为是“无意”的，不符合美军有关飞行标准，美国防部和太平洋总部将采取措施确保此类事件不再发生[76]。据路透社12月14日报道，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斯威夫特在夏威夷声称，纷争不断的南海存在军备竞赛的危险，有部分国家愈发试图借助军事力量解决领土争端。他还同时提及由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南海仲裁案。12月8日，美国将在新加坡布署P-8A反潜巡逻机。美海军军官表示，将在2018年之前在南海海域布置四艘濒海战斗舰的计划。
在对台军售问题上，美方公然违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破坏中美关系。2015年4月，美国国务卿克里在回复民主党籍众议员格里·康诺利（Gerry Connolly）有关《与台湾关系法》的书面质询时指出，台湾是美国亚太政策（包括“亚太再平衡”）的关键构成部分，美国将持续扩大并提升与台湾坚实而多面性的非官方关系。6月18日，美国参议院审查通过的2016年度国防预算法案，涉及邀请台湾参与军演的增修条文。其做法违背了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破坏了中美两军关系。
20世纪80年代，美对台军售规模较小，性能较低，在台湾问题上尽量避免采取刺激中国的行为。其售台武器的数目和性能基本维持在《八·一七公报》规定的范围内，没有大规模出售高性能武器。但冷战结束后，美对台军售规模逐步加大，武器性能较好。1992年9月，美国政府甚至决定向台出售150架F 16高性能战斗机。此举完全打破了《八·一七公报》的限制，使《八·一七公报》成为了一纸空文[77]。进入21世纪，小布什执政时期，美对台军售与美国国家利益、东亚安全战略实践及对华政策考虑相结合的趋势日渐明显，并全面提升了美台军事关系。奥巴马政府执政后，2010年1月30日，美国政府又宣布将向台出售旨在增强台军近海防御以及反登陆作战能力的包括爱国者-3反导系统、鱼叉反舰导弹、黑鹰直升机以及MHC 51鹗级猎雷舰在内的总值高达64亿美元的军事装备。2011年，奥巴马政府进行了第二次军售，包括升级F-16A/B型战机在内的总价值58.5亿美元的装备。美国政府的一系列违背《公报》行为、对台售武行动为中美关系的发展设置了严重障碍。与此同时，美在台军与美军太平洋总部之间建立直线通讯联络、派美军方人员进驻台湾与台技术人员一起管理和使用通信站，帮助台湾提高军事情报搜集与处理能力等。
2014年，美国再次出现了鼓噪对台售武的不和谐之音，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确认《与台湾关系法》重要性”494号决议案，美国国会通过《海军舰艇转移法案》，批准2014年12月向台湾出售最多四艘佩里级护卫舰，重申美国承诺维护台湾安全，包括对台出售军事武器。台当局表示同意购买两艘，并在评估后再通报是否购买另外两艘。
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表态和行为看似矛盾，实则一致：一方面，美国想将台湾问题作为制衡中国的一张底牌，又担心两岸一旦发生武装冲突美国则面临着是否进行武装干预的艰难选择；另一方面，美国为了保持其在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利益从始至终都不会真的不干预台湾事务，正如前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所云：“美国将不得不进行干预（台湾事务）。但那并不是为了一个分离的台湾，而是为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利益”[78]。
从冷战结束以来，美对台的整体策略选择来看，台湾对美国具有的工具性质不会改变；在台湾问题上，“美国的最大利益是中国台湾的‘独立’，尤其是‘和平的独立’。而次优利益才是维护台海现状。美国的这一偏好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不会有什么变化”[79]。这种矛盾心态与对中国的矛盾心态相应：一方面，美国担心中国的崛起会使其成为美国未来的潜在对手；但另一方面，中美之间保持稳定与合作有利于美国从中国获得巨大经济收益。因此，虽然美国清楚对台军售违反了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但从现实看，这一行为并不会轻易停止，而且从近年来的操作尺度上看，美对台军售以完成但并不会导致中美经济关系破裂为底线，这也是美国多年来从事对台军售在对华政策中的弹性空间的“成果”。美国的这一做法无疑向“台独”分子发出错误信号，增加了台湾海峡地区发生武装冲突的可能性，为实现和平统一、实现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提升了危险系数，成为横亘在中美新型军事关系构建中的主要障碍之一。
2015年12月16日，美国政府宣布向台湾出售总额约18.3亿美元（约合118亿人民币）的武器装备，这是奥巴马政府的第三次对台军售，也是近40年来间隔时间最长的一次军售。迄今，奥巴马任内的对台军售总额已经超过任何往届美国总统。此次美对台军售包括两艘“佩里”级护卫舰、“标枪”反坦克导弹、“陶式”-2B反坦克导弹、AAV 7两栖突击车、“毒刺”防空导弹及其他装备等。《华盛顿自由灯塔报》报道，由于再次对台军售，美国国防部甚至已经做好中国军方切断与美军事交流项目的准备，并且因害怕再次激怒中国，奥巴马政府此次对台军售不包括更加先进的F-16新型战机。当天，外交部副部长郑泽光召见美国驻华使馆临时代办李凯安（Li Kaian），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表面上看，奥巴马政府是出于减缓两岸军火库存的考虑，似乎是“规定动作”，但在台湾岛内即将进行地方领导人选举、政坛酝酿更迭的前景下，美方此次军售所包含的政治意味浓厚，想要“一石二鸟”——既起到牵制马英九在下野前拉近两岸关系的新动作，又要对下届台湾岛内执政者的两岸和对美政策起到先行塑造的作用[80]。
与此前美对台军售中国的反应有所不同，中方明确表示决定采取必要措施，包括对参与此次美方向台湾出售武器的企业——雷神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实施制裁，中国政府和企业将不会同任何此类企业开展合作和商业往来。国防部发言人杨宇军指出：“我们推动台海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策立场是一贯的，也是明确的。这里我还要强调的是，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向台湾出售武器。”[81]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美方行径违反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特别是《八·一七公报》原则，公然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损害两岸关系和平和台海和平稳定。美国在售台武器上的错误做法将不可避免地使中美两军关系受到影响。
四、第三方因素作用增强，美方利用同盟损害中国利益引发地区不稳定的风险进一步加大
2015年3月13日，美国海军、海军陆战队和海岸警卫队联合发布的新版《21世纪海上力量合作战略》首次提出印亚太地区新概念，提出印亚太地区（即印度洋—亚洲—太平洋地区）对美国及其盟国和伙伴的重要性与日俱增。美国的经济和安全与通过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巨大贸易密切相连。美国海上力量对这一地区的安全负有持久责任。新战略指出，由于美国战略注意力转移到了印亚太地区，到2020年，约60%的美国海军舰机将驻扎在该地区。美国海军将在关岛增加1艘核动力攻击潜艇，驻扎在新加坡的濒海战斗舰数量将增加到4艘，还将在该地区部署先进的多功能导弹防御舰船和朱姆沃尔特级导弹驱逐舰，以及F-35战斗机、MV 22鱼鹰运输机和MQ长航时无人机。而在作战能力上，首次提出全域进入新概念，并将全域进入列为美国海上力量必备的五项基本作战能力之首，另外四种必备能力为传统威慑、海上控制、力量投送和海上安保。在兵力运用上，更加突出前沿存在和前沿作战。美国海军将在2020年保持120艘舰船执行前沿存在任务，重点是在印亚太地区，目前约有97艘前沿部署在日本、关岛、新加坡和西班牙等地。美国海军将在西班牙驻扎4艘弹道导弹防御驱逐舰，并在2020年把驻扎在中东地区的军舰数量由目前的30艘增加到40艘[82]。
在描述其面临的军事挑战时，美国新海上战略不点名地指责中国等国家在濒海和内陆地区实施的反进入/区域拒止战略，对美军自由进入海洋公域形成挑战。新战略称，美国在加强“印太”的海军力量部署的同时，强化“印太”海上伙伴关系是其加大“印太”海上安全合作的重要举措。美方认为，当代世界海上威胁日益严峻，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具备足够的资源，或者仅靠自身力量可以确保整个海域安全”。因此，美国通过高层互访、海军访问、人员培训、武器和技术转让、联合军事演习等形式为推进和建构“印太”海上伙伴关系提供平台，从而提高彼此间的军事互信和协调性。通过海上力量合作，美国在打造的是一个“全球海上网络”。显然，美国印太战略是将其“亚太再平衡”战略和亚太“轴辐”安全同盟体系扩大到印度洋区域，实行两洋联结，通过交织的多个战略三角构建成大月牙形同盟与伙伴国网络。从地缘政治上来看，此举给这一区域所带来的必然变化是，印太地区由一超多强向多极格局演变，由于中国当前所面临的严峻的海洋安全环境，中美新型军事关系必然受到美国亚太盟友、伙伴等行为体的影响。而2015年美国的种种所为无不是在强化其盟友和伙伴们在中美军事关系和各种复杂的强弱关系中的重要作用。如美国一些学者大力鼓吹通过加强印度洋-太平洋伙伴关系遏制中国时所强调的那样，没有盟友的支持，美国就不能保护其在亚洲的利益。应增强中国周边的美国朋友及盟友的实力[83]。2015年，基于共同的战略利益，美国致力于加强同印亚太地区传统盟国，即日本、澳大利亚、菲律宾、新西兰、韩国和泰国的合作，继续发展与诸如印度、新加坡、越南、印尼、马来西亚、缅甸、孟加拉、巴基斯坦等国的伙伴关系。
在美国加大拉拢同盟和伙伴力度的同时，印太地区的部分行为体主动通过强化与美军事关系遏制中国的力度也在加大。
1.日本凭借日美军事同盟关系遏制中国力度加大
2015年4月7日，美国新任国防部长卡特首访日本时的主要任务就是重新修订《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并称东京和华盛顿共同的一个战略目标是让日本参加所谓的“集体自卫”，即当盟友遭受袭击时，即使这并没有对日本直接袭击，日本也能够进行战争援助。而后又在有关钓鱼岛和南海地区等涉华问题上大放厥词，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4月27日，美日外长、防长“2＋2”会议在美国纽约举行。双方发表了修订的新版《防卫合作指针》，其中声明将取消美日安保合作的“地理限制”。美日外长在记者会上称，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包括钓鱼岛在内的所有日本施政范围。美日两国防长称，双方同意继续帮助东南亚国家提高在南海问题上的应对能力，敦促中方遵守国际准则并发挥协调作用。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耿雁生强调：“第一，军事同盟是过时的产物，与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相悖。美日强化军事同盟，将安保合作范围扩展到全球，会对世界和平与地区稳定产生什么影响，值得各方高度关注。第二，美日同盟是冷战特定历史背景下的双边安排，应严格限制在双边范畴之内，不应损害第三方利益。任何妄图通过军事同盟扩充军事实力、遏制他国发展、谋求一己私利的做法，终将是徒劳的。第三，中方一贯主张和平解决争议，同时坚定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我们反对有关域外国家插手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议。任何人都不应低估我们维护正当权益的决心和能力。”[84]
在日本，安倍强行表决通过安保法案，为其出兵海外、军事介入南海事务铺平道路。9月19日，日本执政联盟控制的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强行表决通过安保法案。该法包括一个新立法和十个修正法。根据新立法《国际和平支援法》，日本可以随时根据需要向海外派兵并向他国军队提供支援。十个修正法统一打包为《和平安全法制整备法》，内容多涉及扩大自卫队海外军事行动任务和范围等。这是二战后日本在军事安全领域前所未有的举动，突破了和平宪法限制，意味着“专守防卫”安保政策发生重大转变。11月，安倍在与奥巴马的会谈中声称，将考虑派自卫队前往南海，并支持美国在南海的自由航行计划。11月22日，日本防务相忠武元再次对中国的南海政策进行指责。12月24日，日本政府确定史上最大规模的2016财年预算，总额为102.41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54 687亿元）。其中，防卫预算连续第四年增加，且首次超过5万亿日元。逐年攀高的防卫预算再次凸显安倍政权日益膨胀的军事野心。显然，防卫预算投入方向呼应了安保法的新要求。新2016年日本防卫开动重点进一步转入进攻型态势，转入强化日美军事一体化态势，其所作所为正在加剧地区军备竞赛，破坏地区安全稳定。
2.日本寻求在日美军事同盟的外围确立双边或三边军事关系网络
近年来，日本加强日印安保合作是21世纪日本对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日印于2008年10月签署了《战略安全保障合作联合宣言》，并于2009年12月签署了《深化安全合作行动计划》，从2010年起，每年定期召开外交与防卫部门的副部长级对话。2012年6月，日印在日本近海首次举行双边联合海上军演。2011年12月，日本、美国和印度在华盛顿启动了首次三边对话，2012年4月和10月三国又分别在东京和新德里举行第二、三次对话，这标志着美日印三边合作走向机制化。再譬如，为牵制中国在南海的正当维权，日本加强日菲军事关系，为菲律宾提供海洋巡逻艇，进行沿岸警备队人才培训，帮助菲律宾完善海上通信系统，强化日菲双方海洋安全合作，牵制中国的意图明显。日本政府提出希望能实现日韩防长会谈，并为自卫队与韩国军队实现互相融通燃料的《相互军需支援协定》奠定基础，并进而寻求由日美韩联合应对的体制以及与韩国签订两国共享防卫秘密的《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而美新任防长卡特访韩时则表示将极力推动美日韩三国强化军事和情报领域的合作。日本也在加强与美国及其盟友澳大利亚的军事合作。2013年6月1日，日、美、澳三国防长在新加坡举行会谈，三方就钓鱼岛及南海问题一致表示“反对任何试图强行改变现状的单方面行为”，并在会后发表了关于共享信息和通过联合训练加强警戒监视的联合声明，同时提出制订三国行动计划。
与日本忙于建构关系网络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日海空联络机制的相关工作走走停停。自2014年年底中日双方就处理和改善中日关系达成四点原则共识后，双方就机制有关问题继续开展磋商。6月19日，中日两国防务部门在北京举行海空联络机制第五轮专家级磋商。双方就建立该机制的相关技术性问题进行了进一步沟通，并达成了一些共识，同意加快启动该机制的相关准备工作。12月，中日海空防务部门海空联络机制一直没有启动。日本产经新闻报道，日本海上自卫队和美国海军已经决定2016年2月在南海举行联合演习，澳大利亚海军也首次考虑参加。
3.菲律宾气焰日益嚣张，借美拉日，妄图使南海问题国际化、军事化、美国化
2016年1月，菲律宾最高法院判定声称，美菲2014年达成的《加强防务合作协议》符合宪法，并且该协议是行政文件而非条约，不再需要经过议会批准。该协议的批准，将使美菲进一步增强军事合作的深度，给南海形势增添新的不稳定因素。该协议包括12个条款，主要内容是允许美军以轮换方式在菲律宾驻军，可以使用菲军事基地并对基地设施进行改建或扩建，还可在菲律宾预置武器装备。历史上，菲与美曾长期保持军事同盟关系。1991年，菲参议院废除了《菲美军事基地协定》，结束了美在菲93年的驻军历史。1998年，两国签订了《访问部队协定》，美国军事力量得以再次进入菲律宾。此次《加强防务合作协议》的签署，将使美国自20世纪90年代完全从菲律宾撤军后得以真正重返，也使美军能够在南海一旦出现危机事态情况下更迅速做出反应。此外，该协议要求美国帮助菲律宾推动其军事现代化，将使菲在军事能力，特别是海上态势感知能力上得到提升。一方面，美国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将菲律宾视为重要战略支点，另一方面，菲欲挑动南海问题升温，需要美国为其撑腰，增加与地区国家抗衡的砝码。迄今，美菲不仅启动了外长防长“2＋2”会晤，美国还承诺在海上态势感知、海上接触及其他与菲律宾领海和邻近海域有关的问题上加强对菲支持，形式包括提供武器装备、为菲海岸警卫队和海军提供培训等。在消除菲国内法障碍后，美菲协议落实的步伐将进一步加快[85]。2015年6月，菲律宾海军与日本海上自卫队举行海上联合军演，菲意图拉日本介入南海问题，刻意渲染地区紧张气氛，给南海局势带来了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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