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性因素

影响中美军事外交的最基本的环境性因素主要有：双方利益的冲突与需求大小即利益强度、军事实力、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

一、利益强度

国家利益就是确保国家生存和发展的那些条件。国家利益的取向决定着一国发展的基本方向，而国家利益强度则决定了实现国家利益是否运用军事力量，以及以何种方式动用多大规模的军事力量。国家利益强度往往以利益受到保护的收益、利益损失、实现利益的后果，以及以何种方式运用军事力量实现利益作为依据。

中国的国家核心利益从主权、安全、发展三个维度对其进行了明确的界定：“中国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中国的核心利益包括：国家主权，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中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1]

相比之下，美国维护其世界领导地位的战略目标始终没有变，但其具体表述的内容处于不断演进中。美国历届政府都非常重视对美国国家核心利益的宣介，其政治话语较多采用“美国的持久利益”来进行总体性表述。安全、繁荣、价值观和国际秩序是奥巴马政府界定的美国国家核心利益。2010年5月，奥巴马政府发布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指出了美国必须应用战略手段来维护其四大持久国家利益，即安全、经济、“普世价值”和国家秩序。该报告将美国的国家利益界定为四个方面：（1）美国、美国公民以及美国盟国与伙伴的安全；（2）一个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在其中美国经济强大、创新、不断增长；（3）在美国国内和全世界尊重普世价值；（4）在美国领导推动的国际秩序内，通过更强有力的合作促进和平、安全和机会以及应对全球挑战。

从两国对自身核心利益的界定来看有其相似之处，两国都将安全和发展确认为国家核心利益，维持和平的外部环境以确保在全球化经济中实现不断繁荣发展，但也明显存在如下不同。

一是两者对提供安全保障的着力点不同。中国以国内安定和繁荣以及地区和平与安全来确立国家利益；而美国则认为这种安全保障来自世界实现普遍的民主、自由以及与美国相似的价值观念。中国更着眼于维护当下的和平环境，是内向且防御性的战略；而美国则着眼于将反恐与防止潜在挑战性大国崛起两个重点进行重合性地关注，是外向且进攻性的战略。

二是两国对国家核心利益受到威胁的认知有实质性区别。对美国而言，从主权、安全、发展三个维度来考察，相对于中国当前在主权、安全、发展方面受到的现实威胁，美国不存在这三个方面的现实问题，因此，维护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始终是其国家核心利益里的持久内容。

三是两国对国家利益维护的期望值有所不同。中国虽将自身定位为大国，但是一种颇具分寸感的定位，强调其间的限制性条件的存在，譬如：发展中的、还未实现领土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等。对中国而言，中国希望在做好自己的事情的同时也惠及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因此，中国定位的大国更强调影响力而非全球利益。而美国不同，美国不仅看重全球影响，更看重全球利益，其期望值更高更强烈。为实现全球领导者地位美国是不惜运用军事力量的，即美国国家利益强度的适用范畴远远大于中国。

这种利益强度的差异性既表明双方利益需求的互补，也决定了双方在照顾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需要更多包容共进而非对立博弈，在寻求发展与扩大双方共同利益中需要以互信为基础加强“非对称性依赖”，而非深怀戒备的试探性接触。

二、军事实力

双方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的强弱对军事外交成效具有重要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前，在太平洋战争接近尾声时，中国之所以成为了美、苏两国之间讨价还价的筹码，就在于实力外交法则里力量弱小者总是被动地接受利益分割的命运。今天中美两国军事实力的强弱决定着军事外交中的主动与被动，同时也影响着对对方军事外交意图的判断。

1.军事力量的变化

当前的国际战略格局虽然已经走出冷战格局，但就其具有决定性威慑意义的武器来看，仍然没有与核时代脱开干系。核武器作为“绝对武器”相对的一面成为构建全球化、相互依赖的国际环境的重要因素。正如《绝对武器》的作者伯纳德·布罗迪所反复指出的那样，原子弹并不是一种传统意义上的新式武器：原子弹打破了人类进攻和防御武器的循环发展规律的同时，却又建立了一个武器与战争关系的怪圈。人类所发明的各类武器原本是为了用于战争，但原子弹这种绝对武器使人类不敢贸然将其用于战争。原子弹从一定意义上改变了战争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战争，起码是核战争，难以或不可能成为实现政治目的的手段了。交战双方如果在战争中诉诸原子武器，不仅达不成既定的政治目标，而且还会毁灭政治本身。世界可能再经历一次不使用原子弹的大规模战争，但原子弹的阴影将会左右各方的战略部署和战术布局，从而形成一种全新的战争形式^[2]。

基于这一现实，无论是政治领导人，还是政治精英和民众，核时代的全面战争将是毁灭性的已经成为一种常识，这在避免大国之间进行暴力摊牌、互相为敌以至迎头相撞发挥着重要作用。中美之间非对称的核威慑态势理应成为军事力量变化的研究起点。

中美战略核威慑：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临近之际，与军方关系密切的美国著名智库兰德公司推出一份新的长达430页的《中美军力对比报告》。在这份以“计分牌”形式呈现出来的所谓“纯战争机器分析”的报告中，在中美战略核威慑一栏中，兰德公司指出：这次比拼的主要是双方经历首次核打击后的二次核打击能力。1996年以来，中国一直在提升核力量，发展了多种洲际弹道导弹，例如东风-31/31A 以及东风-5的多弹头升级型。海军也装备了第一种真正能威胁美国本土的巨浪-2型潜射洲际弹道导弹，装备在“晋”级核潜艇（094型）上。最后，作为核威慑力量的对比结论，兰德公司认为：尽管有了这些进步，由于核弹头数量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上，在第二次核打击能力方面中国仍然和美国相差甚远，美国到2017年也将具备高达13∶1的弹头数量优势^[3]。上述分析是基于以中国为未来战争对手的一种假设性分析，笔者无意对其分析数据的真实性进行评述，但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遵循自身的原则与规律，以国家安全和发展需求为导向。核力量作为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战略基石，中国始终奉行使用核武器的基本原则：“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无条件不对无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不与任何国家进行核军备竞赛，核力量始终维持在维护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4]。但是，为“慑止他国对中国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中国第二炮兵按照精干有效、核常兼备的战略要求，不断提高战略威慑与核反击和中远程精确打击能力也是中国实行积极防御战略方针，遏制与打赢战争的应有之义。

中美常规力量：尽管美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一直都在维持着一支技术先进的强大军队。但近年来其新装备也不断出现，并通过媒体宣示强大威力，在假定对手设计上多是剑指中国。譬如，2014年5月15日，美国《国家利益》杂志网站发表了题为“中国应害怕的五种战争武器”的文章，介绍了五种美国认为中国应当“害怕”的武器：第一种是“福特”级航母，鉴于曾在第一章内容里进行了介绍，这里不再赘述。关于对中国的威胁，文章提出“现代航母不仅对离开国境的中国海空力量是威胁，也能打击中国本土。这样的航母也时刻表明中国的技术劣势。从核反应堆到电磁弹射系统，再到一体化防空作战系统，美国航母展示着中国还未掌握的技术。”即使该航母对照中国既有军事技术具有如此之强大的优势，美国海军并未止步于此。2015年10月21日，美国《国家利益》网站刊登文章，鼓吹美国海军尽快建造新型的巡航导弹核潜艇来对抗中国的所谓“反介入/区域拒止”战略。该文称，美国海军正在开发“俄亥俄”级替代项目（OPR），而这种巡航导弹核潜艇将有能力取代航空母舰在美国海军中的中心地位。之后的四种武器分别为，F-22“猛禽”战斗机、“弗吉尼亚”级潜艇、B-2“幽灵”轰炸机以及F 35“闪电II”战斗机。文章在介绍每一种令美军骄傲的武器装备性能时，无一例外地将中国作为参照，最终总是以“瘫痪中国空军”“打击从新疆到上海的目标”“中国将没有一处是安全的”作为结论^[5]。

技术的现代化终将必然地，也必须地体现到一国军事力量的现代化进程中去。中美两国基于各自的技术基础都对自身的武器装备有所更替。但就现代化进程的发展意图而言，中国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武器装备的发展出于自卫，而美国奉行进攻性防务政策，因此，其武器装备发展的对手意味格外浓烈，尤其是近年来加速发展的远程武器、隐身战斗机和轰炸机、改进型潜艇和反潜作战武器，以及不断加大的太空战能力以及太空反通信系统。

种种迹象表明，美国对于中国军队合理的军事现代化发展的了解远不能支撑美国一些政客所炮制的“中国军事威胁论”。现实的情况是，在美国布署“亚太再平衡战略”以在亚太地区保持适度可控紧张的安全态势下，中美双方都有可能高估了对方的武装力量，从而引发2015年习近平主席访美时所指出的“战略误判”。

2.军事活动范围的变化

“我们所面对的国际环境是几千年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中国自身的变化也是几千年从来没有过的，这两个‘没有遇到过’碰到一起，就促使中外关系有一个全新的塑造。”^[6]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一个相对封闭、缺少活力的国家，逐渐转变为全球最为活跃的国家；中国军队也从传统的看家护院式的军队，逐渐转变成走出国门，不仅维护国家和平发展利益，同时也为世界和平与地区稳定作出重要贡献的军队。因此，“两个没有遇到”也包含着中国军队对外谋求军事安全合作的基本态势。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与国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格局加速形成，由此带来的安全需求进一步加大。对于中国的发展，美国等一些国家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分享了世界的和平红利，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增长，中国也要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其他国家也发出呼声，希望中国能够更多地担负维护世界和平的使命任务。事实上，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参加维和行动已经25年，成为维和行动主要出兵国和出资国。2015年，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上宣布：中国将加入新的联合国维和能力待命机制，并建设8 000人规模的维和待命部队。今后5年，中国将为各国培训2 000名维和人员，开展10个扫雷援助项目；今后5年，中国将向非盟提供总额为1亿美元的无偿军事援助。中国将向联合国在非洲的维和行动部署首支直升机分队。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的部分资金将用于支持联合国维和行动。尽管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军队坚持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的安全观，发展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军事关系，推动建立公平有效的集体安全机制和军事互信机制，积极拓展军事安全合作空间，营造有利于国家和平发展的安全环境”，但即使如此，中国军队对于世界和平敢于担当、勇于担当的做法仍被一度呼吁中国分担国际义务的美国政治家和相关学者误读，成为制造“中国威胁论”的新“论据”。

3.军费投入的变化

美国是世界军费第一的军队，而中国则是仍然进行补偿性军费投入的军队。

“暴力的本原是经济力量，是支配大工业的这一权力手段。”^[7]国防费被称为一国国防政策的显示器。尽管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美国联邦政府财政赤字不断攀升，为缓解财政困境，美国防部开始削减国防开支，但相较于其他国家，美国的国防费仍高居世界榜首。2012年12月21日，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了《2013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批准给国防部总计约6 330亿美元的预算经费。此外，获批的还包括供能源部使用的约170亿美元核武器项目经费，以及约880亿美元的海外战争经费^[8]。与此相比，中国坚持防御性国防政策，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根据国防需求和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合理确定国防费规模。2013年中国的国防预算为7 201.68亿元人民币（约1 143亿美元）^[9]，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仅为1.6%，而美国则超过了4%。中国国防费只占美国国防费的1/5左右，军人人均国防费还不到美国的1/8，由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低投入，目前的中国国防费开支仍处于补偿性增长阶段。

综合三个方面的分析，中美军事实力的差异深刻表明美方炒作的“中国威胁论”具有十分明显的虚伪性，对中国的军事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存在明显的战略误判。

三、国内政治

从本质上说，任何一个国家的外交都不可能不是它内部政策的反映；用美国史学家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 Beard）的说法就是：“不管怎样按照某种世界面貌来构想，对外政策总是国内政策的一个方面——一个不可逃遁的方面。”^[10]无论是美国的国内政治，还是中国的国内政治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中美军事外交。军事外交服务并服从于本国政治目标的实现。

中国国内政治相较于美国国内政治而言更多呈现单向度变化，既定战略目标确定后其策略和手段的运用相对稳定和专注。从国内政治因素来看，其影响因素较为单纯，其目标和手段具有统一性。譬如，改革开放前，中国国内政治斗争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这反映到中国对外政策上，就是强调用意识形态来划分敌友；也一度出现过度强调政治关系，而忽视了其他领域关系的发展。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基于对世界战略形势的判断务实推进了外交变革，其主要内容包括：外交政策的非意识形态化，独立自主不结盟政策的确立以及指导方针的根本性转变。这些转变包含着对国家利益的判断和认识，用发展的利益取代了革命的利益，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取代了战争与革命的主题，用彻底的和平共处和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发展了新国际主义原则，这就使中国规避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强调的国际主义原则与涉及他党内部事务的结构性矛盾。正是这些外交改革所产生的原则使得这一时期中国政府为避免美国打“中国牌”或者苏联打“中国牌”，在推进中美关系发展的同时，也能将与苏联关系正常化提上历史日程，这一切都做得循乎逻辑，有理、有利、有节。

近年来，随着世界经济和战略重心加速向亚太转移，美国持续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强化其地区军事存在和军事同盟体系，激化并打造中国周边海洋权益“争端链”，地区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活动猖獗，对中国周边安全稳定带来不利影响。这些安全环境的深刻变化与中国快速发展所遭遇到的一系列现实问题相互交织，使得国内政治的变化明显地影响着中国包括军事外交在内的对外政策。

首先是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国民积极参与国内政治的意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烈。这种强烈的参与意识同样体现在中国对外军事关系的相关政治议题上。从中国亿万民众热议的第一艘航母的远道而来，到中国参与的索马里维和行动，从中国军队首次赴利比亚撤侨到中国军队首次与外军联演联训、首次赴境外与外军的联演。中国军队现代化进程的每一步都牵动着中国老百姓的目光，中国军队每一次与外界的互动都成为人民群众对于中国军事与外界联系的政治性议题的关注。譬如，2009年10月，中国籍散货轮“德新海”号在塞舌尔岛东北320海里、摩加迪沙偏南980海里处被武装海盗分子劫持，这一事件引起了中国国内民众的普遍关切。当时的网络民调显示，事件刚发生时有逾九成的网民支持中国海军动用武力攻打索马里海盗。

其次是国内民族主义呼声愈益强烈，中国民众维护民族统一、国家尊严、主权独立的要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烈。譬如，2012年4月16日，日本右翼分子、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宣称，鉴于日本对钓鱼岛的“实效支配”可能受到“威胁”，东京都正考虑在年内“购买”钓鱼岛。随后日本步步紧逼，“购岛”闹剧不断上演。此举引发了中国国内民族主义的爆发。民间保钓人士开始采取行动，2012年8月15日，香港保钓人士成功登上钓鱼岛，插上五星红旗，宣示国家主权。2012年9月11日，日本政府与钓鱼岛所谓“岛主”正式签署岛屿“买卖合同”，购买金额为20.5亿日元（约合1.7亿元人民币），标志着日本当局完成了钓鱼岛的“国有化”。为抗议日本政府将钓鱼岛国有化，中国民众自发举行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在全国数十个城市先后展开。这一事件深刻反映出在新世纪的民族骄傲和近代屈辱这两个情绪的共同作用下，中国民众对于维护国家尊严的敏感和热情也日益高涨。这使得中国外交声音日益多元的同时不乏有强硬甚至极端观点，这些对中国军事外交不可避免地带来深刻影响。

再次是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愈益紧密，中国海外利益攸关区的安全保护对中国军队走向世界的要求愈益强烈。中国提出和谐世界理念，主张“坚持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秉持公道，伸张正义”^[11]。2011年，中国用十余天时间顺利撤侨35 000余人，海军远洋舰艇第一次穿过苏伊士运河，为撤侨舰护航，而中国空军运输机飞行机组也完成了第一次远程投送。但中国企业“走出去”仍面临着多重问题，其中投资目标国的政治风险占据首要位置。商务部数据中心资料显示，2011年中国在利比亚投资了50多个大型项目，合同额超过188亿美元，但因为利比亚战争，这些合同大部分无法履行。对此，中国部分智库和民众认为，中国不搞炮舰外交，但要有海外维权的能力，绝不能“一撤了之”，要加强国家海外利益攸关区国际安全合作，维护海外利益安全。

最后是新兴媒体的快速发展，使得置身其中的中国媒体难以排除外界影响。不同于传统的传播方式，网络传媒具有自由性、快捷性、交互性、开放性、海量性的特点。这一新技术平台在为人们提供获取信息和言论表达的新途径，化解社会矛盾、疏导社会不良情绪的同时，也面临着具有发达网络技术手段和强势文化输出手段国家的影响。譬如，《2011年中国互联网网络安全态势报告》指出：2011年美国以9 500多个IP地址控制中国境内885万台主机，有3 300多个IP控制境内3 400多家网站。其目的就是传播自己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以实现对中国“不战而胜”、政治重构的战略意图^[12]。

相对而言，美国国内政治的变化对中美军事外交的影响是极为显著的。从克林顿政府到小布什政府，再到奥巴马政府，总统的更迭也意味着其对外政策的更迭，尽管美战略思维上具有连续性、稳定性，但具体到对外政策上，即策略和手段的选择上因国内多重因素的影响而发生着明显震荡。譬如，克林顿上台后，在其第一任期内对华政策主要为1993年9月提出的“接触战略”，1994年5月将最惠国待遇与人权脱钩和1996年年中台海危机后推出对华政策构想^[13]。它并不想使中美关系走向对抗，而是使之趋于改善。而2001年小布什上台之初，小布什政府就将克林顿时期的“建设性伙伴”关系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关系，并下令全面审查中美两军关系和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与中国商定的两军交流计划，从而使中美军事关系全面“降温”。在美国总统更迭背后，至少有三大国内政治因素值得细致分析，以了解美国国内政治对中美军事关系产生影响的机理。

一是国会因素。国会的立场往往是美国国内政治态势的集中反映。因此，分析美国国内政治对中美军事关系的影响首先就需要分析美国国会因素。尤其是冷战结束后，冷战共识的消失使得美国国会在对冷战后主要威胁的判断、战略重点的调整等论题进行辩论中提升了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另一方面，冷战的结束也使得中美原有的战略框架不复存在，中美双边关系需要寻找新的战略支撑点。这些不确定性引发了整个20世纪90年代美国对华政策的前后不一、甚至自相矛盾的局面。在这一局面形成过程中，美国国会为其输送了大量负面力量。

譬如，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后，国会参众两院通过了谴责中国政府的决议案，要求总统发起对中国的国际制裁，这其中就包括中止所有美国对华军售、中止中美军事领导人的往来等内容。6月29日，众议院更是不顾白宫的反对，通过外委会主席法赛尔提出并要求把对华已经实施的制裁措施用法律形式确定下来。再如，1999年5月，在继1995年、1996年通过台海问题炒作“中国威胁”之后，以众议员考克斯（Cox）为首的国会调查小组，又炮制出关于“中国盗取美国核机密”的《考克斯报告》，极力渲染中国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威胁，再次对中美军事关系造成冲击。虽然美国三权分立的政治架构决定了国会影响力的有限性，但冷战结束以来的中美军事关系中，美国国会总体上起着消极的作用。

二是思想库因素。思想库在美国决策体制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不同于一般的学术研究机构，思想库（Think Tank）不以开发理论和从事学术研究为目的，而是通过影响社会观念、寻求对自己观点的支持以及影响政府政策等方式解决实际问题。它既为政府决策提供思路和主张，当政策形成后，又为政策的实施进行理论阐述和舆论准备；同时也是政府官员的储存库^[14]。美国思想库和行政部门、立法部门、司法部门之间的互动和交流被称作“旋转门”制度。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认为：“在影响美国外交政策制定的诸多因素中，思想库的作用最为重要，但也最不为人知。作为一种独特的美国现象，思想库塑造了近百年来美国全球战略的议程。”^[15]美国智库的涉华研究在冷战后进入到了一个大发展时期，并通过提出思路、论证方案和评估报告等形式更加直接地参与到政府对华政策中，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主要是针对美国对华军事关系的。譬如，冷战后，兰德公司对中国研究的重点仍然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军事力量的发展和海峡两岸关系等方面，其中空军项目部主要是研究对华军事政策。这些研究的着眼点主要是美国的军事安全和经济安全，贯穿其间的主要思路是认为崛起的中国成为美国的挑战者或对手，为美国政府制定各项对华政策服务。兰德公司坚持以事实为基础进行客观研究和分析为其研究宗旨，并以向客户提供不爱听的答案而独树一帜，这一特点同样体现在其对华军事关系的研究方面。20世纪90年代，在美国对华政策辩论呈现为“接触派”和“遏制派”并为此而争执不休时，1999年兰德公司空军项目部负责人扎尔梅·哈利尔扎德（Zalmay K.Halizad）牵头推出了论证报告（issue paper）《遏制并接触中国》，报告提出“遏制并接触”是美国最佳的对华军事政策，美国应在经济上与中国交往，在军事上做好预防性防范，无论中国是往美国所认为的好的还是坏的方面发展，美国都能应对自如^[16]。同年，兰德公司还针对《考克斯报告》提出了基于客观研究基础上的独立观点，兰德公司东亚问题高级专家乔纳森·波拉克（Jonathan Pollack）指出，《考克斯报告》“在窃取核材料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上，证据尤为不足。报告中模棱两可的判断和没有解释清楚的地方实在太多了。它的论据完全不符合一个严肃的文件所必须达到的要求。读者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该委员会在开始提出报告之前，就已经知道需要的答案了。如果这是兰德公司的一份博士论文，我会判它不及格”^[17]。这一意见对当时被“中国威胁论”充斥的美国政府和社会进行了及时有效的提醒。

无论是直接为军队服务的国防部体系内的官方军事智库，还是非官方的民间智库，都对中美军事关系的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引导和影响。这些机构之所以能够对政府对华军事政策产生影响力在于其研究方向与思维方式上能够保持相对独立，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兰德公司；当然，美国独特的“旋转门”人力流动机制也为其研究成果能够及时转化为决策实际提供了重要路径。相对而言，中方的官方和非官方智库建设起步较晚，要培养出自己独有的核心竞争力还需假以时日，其对中国政府对美军事关系的影响力也还不够强大。

三是媒体因素。在美国对华军事关系中，媒体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们对报道内容的选择及倾向性的观点表达都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制定，影响到中美军事关系的发展。譬如，在2001年4月中美“撞机”事件中，美国政府就曾直接散布各种诋毁中国的言论，试图通过美国媒体设计舆论。在关于如何解释中美“撞机”事件的原因和地点，以及应该采取什么解决方式的问题上，美国媒体都明显地与美国政府步调一致。

美国媒体因素对两国军事关系的影响不言而喻，正如美国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主任夏伟（Orville Schell）所指出的那样，“美国公众习惯于通过记者来认识中国，这方面的过多限制显然不利于两国深入了解。美国政府有时候也会这么做，两国都不应该那么做。这样做的代价实在是太高”^[18]。正因为中美之间不仅其军事关系受到媒体因素负面影响，其他领域同样如此，而“就印象、看法而言，由于这些失败的例子往往都具公共影响力，它们带来的后果是极其致命的，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现在一些美国人，尤其是一些政客对中国的看法严重阻碍着我们其他人去寻求两国可合作的建设性领域”^[19]。相对于美国媒体对中美军事的影响，中国媒体的影响力相对较弱。对于中美新型军事关系的构建而言，这一信号是危险的。理性客观地引导受众分析中美军事关系中出现的问题，从有利于中国国家利益、符合中国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的长远视角上来引导受众认知并理解国家军事外交决策才是正确的做法。媒介培养受众养成理性思维的方式也是一个大国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要素。除了战略上的倾向性问题，中方对外军事传播微观层面的技术性问题也需进一步改良，譬如对美军事传播策略上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协调、内容上故事性和说理性的兼顾、人才队伍专业素养的培养等。

四、国际政治

国际政治环境是对中美军事关系产生影响的另一重要环境性因素。国际政治本质上是一个体系化的概念，是单位、客体或部分经某种形式有规则的互动而联结起来的集合。基于这样的单位间互动，一个单位的变化会引起其他所有单位发生变化。这里主要涉及到两个问题，一个是国际格局，另一个则是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理解及其采取的态度，决定了国际政治对其军事外交政策的影响情况。

1.关于国际格局

国际格局对中美军事关系的影响是显见的。评估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状态，分析国家所处的时代与国际格局，是战略地运筹军事与外交的前提和基础。通过对国际格局与时代特征的分析，准确把握国家所面临的军事威胁及其威胁的样式，理性判断国家（集团）军事斗争的对象、性质、目标、敌友关系，并据此确定外交与军事力量建设、运用的基本方向，在对军事外交的战略指导上避免盲动或滞后。从根本上说，对国际格局判断正确与否，决定了军事外交战略运筹的科学性与否，决定了国际范围内的敌我友关系的划分正确与否。

国家作为国际体系中的独立行为体单元，受制于体系结构，即国际格局中的权力结构。冷战结束后，因原苏联及其所主导的东欧集团解体，国际格局合二为一，美国成为唯一霸权。然而，世界历史上没有千年的帝国，这是历史的规律。美国需要尊重这一规律，并做好最终成为“普通国家”的心理准备。以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作为现代世界体系的开端，从那时起，全世界各大陆都被纳入“现代化世界体系”的整体经济网络之中。现代世界体系五百年的历史蕴含着一个周期律：无论是西班牙周期（即伊比利亚半岛，意大利城邦周期），还是荷兰周期和英国周期，每个体系周期都是一百年。美国周期作为全球化历史中的一个阶段，也必然遵循着这样一个体系周期^[20]。

2014年5月31日，奥巴马在西点军校发表演讲，声言“美国的国力比任何时候都更强盛”。“全世界都期待美国出手相助。所以，美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国家……这是上一个世纪的现实，也将是下一个世纪的现实”。客观地讲，美国的实力并没有下降，只是上升速度降缓，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美国可能仍会继续强大，依然保有强国地位，甚至像奥巴马希望的那样继续保持世界第一。但是，不可否认，有一些变化已经发生，美国独步天下、随心所欲的时代已经开始谢幕。“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21]的时代潮流不可阻挡，世界正面临前所未有之大变局，维护和平的力量上升，制约战争的因素在增多。在可预见的未来，世界大战打不起来，总体和平态势可望保持。一方面，作为唯一霸权的美国主导国际体系的能力在下降，新的权力和权益再分配斗争中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又有新的发展；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因其自身力量的发展而愈益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活跃力量，积极作为，谋求在国际体系中的合理地位。

“中国同世界的命运紧密相连、息息相关，世界繁荣稳定是中国的机遇，中国和平发展也是世界的机遇。”^[22]对于中国而言，作为全球化背景下国际体系的一分子，中国已经成为现存体系的利益攸关者，中国的繁荣发展是世界的机遇，也是美国的机遇；在安全领域，中国希望通过积极拓展包括美军在内的军事安全合作空间，营造有利于国家和平发展的安全环境。“宽广的太平洋两岸有足够的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23]由于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已经不仅仅是中美双边关系，同时也意味着中美关系与国际秩序。换言之，中美两国关系如何首先取决于中美两国运用军事力量的方式，和平的？还是非和平的？而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不仅要保证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而且也要保证世界的和平”^[24]。中国重视与作为当前国际体系主导者的美国之间的关系，美国也应正确理性地看待中国的国际地位。当年，邓小平在强调美国的重要性的同时，也提醒美国人要正确认识中国的国际地位。1981年，他说，“对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发生错误判断的人，起码不会有一个正确的国际战略”。这句话今天对美国仍然适用。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中美两国间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关系也影响到了中美军事关系；选择对抗还是对话，选择突出军事外交中的军事功能还是突出军事外交中的外交功能，与国际秩序的维护息息相关。

2.关于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

国际组织指国家间的联合，包含一个由少数成员国组成的执行委员会，一个由全体成员组成的全体协商机制和一个由秘书长领导的秘书处^[25]。国际机制是政府间组织同国家一起，以共同关注的事务为基础创建和维持的国际准则和原则，这些国际准则与原则通常被称为国际机制^[26]。国际机制使得成员国联合起来，增进信任，从而形成合作习惯，提供合作平台，如信息收集、管理，在争端中提供帮助、在讨价还价和谈判中提供论坛，并在此平台上实施操作性活动。对于国家个体而言，国际机制的存在为更好地运用军事外交手段解决问题提供了可能性，而在还没有形成国际机制的领域则使得通过军事手段完成外交路径留下更多的空间。对于国际机制内的国家而言，对国际机制具有更多话语权和掌控力的国家在自身军事外交问题的解决上也就具有更多的策略弹性。

国际机制之所以对于中美军事关系会产生影响，是因为在国家角色建构中，只有通过在国际机制和规范的约束下发挥作用，其作为负责任大国角色的合法性、影响力才能得到有效提升。自冷战结束后，中国对国际机制的参与实现了从对规则的遵守到对国际机制的建设再到创新三个阶段。通过对规则的遵守，中国有力地驳斥了美国一些政客认为的中国会破坏现有国际秩序的看法；通过参与到国际机制的建设和创新，增强自身参与国际事务决策的能力，获得修改不合理规则的机会，同时，通过对机制成员国提供公共产品，使得其他国家从中国的发展中受益，这是提升中国负责任大国影响力的有效途径，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美国对中国崛起的疑虑；通过对国际机制的利用，增加美国和其他国家对自身行为的可预期性，减少摩擦，增加信任。譬如，不同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已经改变了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态度。此前，对派员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国持有相当保守的立场，认为“维和行动”无异于干涉他国内政，这种“消防队”式的救急工作只能起缓冲作用，无助于动乱或热点地区问题的根本解决。

改革开放后，中国越来越多地参与了联合国的维和行动。1980年年底，中国明确表示肯定和原则支持符合联合国宪章精神的维持和平行动。1982年1月起，中国开始交纳联合国维和部队的有关摊派。1984年第39届联大期间，中国第一次提出了自己的裁军提案——《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改变了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初参与联合国的裁军活动到80年代中期的多年间没有提出任何裁军提案的历史。中国代表在联大发言赞成加强联合国维持和平的努力，并阐述了中国对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原则立场，提出了七点原则看法：

中国支持联合国宪章原则的维持和平行动，这种行动是联合国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有效手段之一；维持和平行动必须应当事国请求或经当事国同意，并且要求严格尊重当事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当事国或者当事各方要与维持和平行动的努力合作，以寻求有关问题的早日政治解决；对于每项维持和平行动的任务权限必须明确规定，不得以此谋取私利和干涉别国内政；维持和平行动的授权归安理会；对于维持和平行动的费用要贯彻公平分摊、合理负担的原则；为加强维持和平行动，拟定指导方针或采取实际措施是必要的^[27]。

1986年，中国政府派人前往中东实地考察了“停战监督组织”。1988年9月，中国申请加入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特别委员会，彻底放弃“不介入”维和的传统立场，受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一致的赞同。美国《纽约时报》认为，这是“中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改变”。《泰晤士报》则指出，“中国从此融入国际社会，并肩负起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的重要职责”。1989年，中国首次派人参加维持和平行动，向联合国纳米比亚过渡时期及组团派遣了200名选举监督员。

加入维持和平行动特委会后的最初几年里，时而派出观察员，时而又谨慎地撤回联络员，中国开始小心翼翼地参与联合国的维和行动。中国的这一行为背后是针对国际政治中舆论环境的考量。因为，同样是执行“建设和平”任务，中西方理念差异很大。在西方国家及其主导的国际组织的官方文件中，“人道主义干预”“国家政治重建干预”等此类政治术语频繁出现。西方世界的“建和”理念是，把国家机构重建、选举、善治等内容作为优先事项，如出资建立法律援助中心、法院、警察学校、“善治办公室”等。而中国式的“建和”，则坚持对外关系的基本原则，强调不干涉他国内政，重视经济和社会发展对和平与安全的促进作用^[28]。但即使是这样，中国无论在“维和”还是“建和”方面仍然面临尴尬：一方面联合国及会员国期待中国作出更大贡献，出更多的钱，派更多的人，承担更多国际义务和国际责任；另一方面，一些会员国对中国崛起很是担忧，以中国维护联合国主导下的国际秩序作为炮制“中国威胁论”的噱头。